国家意识 | 宋丽珏：以服务国家观为导向的外语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瞻望
作者简介
宋丽珏
宋丽珏，副教授，文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外译项目1项，教育部高教司教改项目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上海市精品课程《英汉-汉英法律翻译》主讲之一，获得多项上海市、校级教学比赛奖项。在《中国翻译》《中国法学（英文版）》《法律方法》《学习与探索》《外语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出版《非现实范畴研究》、《法律翻译新视野》、《明日世界》等专著译著多部。
以服务国家观为导向的外语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瞻望
宋丽珏
摘要:外语教育的内涵是在外国语言、文化、思维下的本我观照，其发展始终以服务国家观为导向。文章在回溯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瞻望其未来的发展目标。在历史上，伴随着近代国家观的萌芽与确立，外语教育也经历了清末的格局初成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热潮。之后，外语教育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勃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国际格局演变，当前重构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格局、通晓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各领域全球事务的外语专业人才。展望未来，基于阐释国际视野、国际规则与国际法话语之间的关系，在外语教学中设置国际法话语的相关元素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国家观；外语教育史；大变局；国际法话语
1. 国家观的演变
国家观的存在、发展不可能脱离历史语境和世界语境，无论是民族意识或是国家观念都是在中外交涉的全球化语境中产生并发展的。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的封建文化被西方文化激烈冲击，国家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自我认识中脱离，发展成为民族独立国家，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开始萌芽。在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后，民族国家的思想得到了宣扬，可视为近代国家观的产生。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统治，人民真正树立起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
随着全球语境的变化中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五百多年来唯一一个西方文明圈以外的全球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抑或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再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本质上都是“地中海文明”圈内列强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王文 2021）。从经济发展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几个重要层面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间的相互影响、剧烈碰撞势必进一步加剧。在“逆风”中崛起的中国，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和国家观念。当今的国家观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审视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使命担当、国家自信、爱国奋斗精神及找准自身定位的世界眼光与国际胸怀（李洁 2019）。可见，无论近现代还是当代中国的国家观萌芽、确立与发展均与中外交涉密切相关。
外语是中外交涉的基础，在历史上首先便是以“悉夷”“师夷”“制夷”的工具身份出现的（杨枫 2021）。外语教育更是兹事体大，国家间交往实则是进行跨语际实践，语言背后便是文化、制度的差异与碰撞。外语教育对于时代和国家发展的关切，直接影响专业发展的内涵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透过历史找寻外语教育服务国家观的脉络，如何在大变局的时代观照下，丰富外语教育的内涵，与国家观、时代精神的塑造互为作用，都是本文的意旨所归。
2. 国家观与外语教育的四次高潮
外语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国家观的演变互为作用，可以说国家观是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内驱动力，而外语教育亦始终服务于国家观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外语教育，脱胎于1862年成立的外语专科学校——京师同文馆（李传松、许宝发2006：1）。自此后百余年间外语教育经历了四次外语教育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内外交困下，晚清被动“应战”形成的近代外语教育格局；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庚子赔款后，由国家意识觉醒的精英群体所主导，留学浪潮与新文化运动交叠的民国时期；第三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内需所致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动求变；第四次是改革开放至今，外语教育已作为大众群体的通识教育，紧密参与并影响着国家发展。上述种种无一不与外部社会环境变化、国家命运发展，群体国家观的变化休戚相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发挥着推进历史的重大作用。
2.1近代外语教育格局初成：近代国家观萌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继而十六口通商。“天朝上国”的固有封建观念被打破，新国家观萌芽，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自此，中外交涉遽增，开辟租界，内地传教，公使驻京，订约修约，中外交涉日益频繁。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北京条约》签订，重新认定《天津条约》。内容有关两国交涉使用语文的规定，即两国交涉均使用英文或法文，暂附中文，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外语后，即停中文照会；此后各项文件或文词发生争议，均以外文为准（苏精1985:5）。彼时，中国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内乱纷扰，又涉外夷来侵，签订完条约的恭亲王奕与桂良、文祥三人联衔上书奏请筹办外语学馆，后为京师同文馆。自其设立后，便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机构。此后，1863年在上海成立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开设广州同文馆，1887年于台湾创办台湾西学馆，1893年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1901年后，陆续又开设了10家武备学堂。这些洋务工艺学校和军备学校，尽管主要开设工程技术与军事相关课程，但对于外语颇为重视，主要学习英语。这些学校的创办人主要是清末封疆大臣、各省巡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是由于国家内忧外患，由外及内被动推进。在这次外语教育的高潮中产生了严复、颜惠庆、顾维钧、邓世昌等一批接受并引介西学，兼具强烈国家观的思想家、翻译家、外交家、民族英雄。此时国家观尚在萌芽期间，了解世界而后自省便成为洞烛先机之士的共识，由此促成清末外语教育格局。
2.2庚子赔款与民国前后的出国留学热潮：近代国家观产生与发展
外语教育是留学教育的基础，留学教育为外语教育的发展和提升创造了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李传松、许宝发 2006：51）。1919年前后形成的第二次外语学习高潮与留学教育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此期间，有两类留学生群体最值得重视：庚款生（赴美）与勤工俭学生（赴欧）。与之前的纯粹被动学习外语不同，这一时期的留学活动，已经从由单纯的外部压迫导致的被动接受，发展成为外部与内部共同作用。日渐觉醒的国家观与民族意识在青年一代中内生为学习西方的动力。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于次年（1912年，亦称壬子年）成立，随即颁布《学校系统令》，允许高小可以开设外国语，是真正意义上从被动的外语教育模式走向了主动教育模式，英语为主，辅以其他语种。依据当时民国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而添设的外国语专门学校中规定了十门中心课程，以英语专业为例包括：英语、国文、言语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世界语等（李良佑等 1988：239，241）。此后，于1920年于上海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将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探索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罗亦农、肖劲光、曹靖华等从这里走出国门，踏上了赴俄留学的道路（李传松、许宝发 2006：46-48）。
2.3新中国外语教育的曲折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形成
从1949年开国奠基到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七年时间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形成时期，对国家所具的工具性、社会性、阶级性及历史性认识逐渐加深新中国初始时期，外语教育的中心随之几经改弦更张。1949年，新中国高举反帝旗帜，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英语教育随即陷入低潮。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从经济上，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中国新建与改建了大批工程项目，至1960年底苏联撤出专家，共计完成各类项目156项。各行各业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俄语教育自此备受重视，一股俄语学习的热潮随之兴起。但随着中苏关系的剧烈变化，英语教育重新被纳入国家建设的规划中来，出现了英语学习的复潮。1964年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明确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英语教学开始走上正轨，《纲要》同时建议成立外语规划小组，作为全国外语教育过渡性的领导机构。这些措施和看法均具一定的前瞻性，后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纲要》执行仅两年，但发挥了奠基作用①。
2.4开放中国的外语教育勃兴：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发展
自1978年至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开放中国经历了融合、发展和重释的过程，由“国家统治”转向“国家管理”，继而升华为“国家治理”，外语教育的作用更加得以重视，从精英教育转向通识教育。自1983年开始，党和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外语人才队伍总量高速成长。以英语专业建设为例，至20世纪90 年代中期已有两百多所高校设英语专业。在此期间，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推动国民经济加强国家发展。这是外语教育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面临重重考验，如师资短缺、培养模式单一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变得急需且紧要。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率先提出要开展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沟通，语言势必先行，促使外语教育又迈进了新阶段，增加非通用语种教育，积极创新课程体系是外语教育在此阶段的重要特征。同时，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可见，具有专业背景的外语人才与外语专业人才深度融合是为未来外语教育的发展之道。
3. 大变局背景下的外语教育规划
外语教育的发展从未脱离国家的发展而独存，学习世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在全球语境下认识当代中国是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大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评判“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做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在大变局”这一新的判断。如何理解大变局是外语教育首先要普及并掌握的重要时代背景，概括而言，大变局体现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大变局的基础是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根据IMF数据，中国2021年以GDP164.4万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其次，世界政治的“东升西降”。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黄惠康 2019：42）。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如何避免在与外界政治对话中的误解和误读，防止踏进外交陷阱是今后国际传播的重点，也应是新时期外语教育的重要关切。再次，科技发展是大变局发生的根本动力。历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与生产工具革新具有密切关联，人类历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存在本质区别，是建立在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网络与现实双层空间发生的（马长山 2018）。科技可能导致国际争端，中国高科技企业甚至受到其他国家采用极端手段打压。最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和新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潮流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全球赤字加剧发展，区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发展因素骤增，如何让西方听得懂、听得进是传播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关注点，更应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关切。
新的时代条件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具世界眼光与国际胸怀的国家观来审视国家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国际关系，主动将中国的发展融进世界发展大势之中以便更好地找准自身发展定位，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他国关切相联系，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李洁 201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其中，国际视野一直是外语专业教育的自然涵摄，而“通晓国际规则”却一直“栖身于”专业体系之外。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作用，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语教育中应充分认识并理解国际规则的真实含义，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亦可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也能避免产生争端后的解释无力。
4. 国际法话语与外语教学设置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②与其他话语相比，国际法话语更具普遍道德属性，因为人们通常将法律看成是公平的规则，认为国际法是由国际道德转化而来的（Ratner 2015：3488）。在团结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激烈较量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国际法首先是为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一套规则体系作为其行为规范和责任分配的依据，其次是为国家间纠纷提供争端解决机制（王江雨 2021）。
国际法话语是深刻理解国际关系，明确我国外交进路，丰富外语教育内涵，延拓外语教育边界的重要旨归。欧洲地区数百年来将基督教文明奉为圭臬，宗教信仰是国家对所谓“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进行主观划分的工具，从“欧洲中心”出发将其话语体系作为标准。西方文明观本质具有冲突性和优越性，如此文明观视阈下，在现实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引申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冯钺 2019），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桎梏在斗争与冲突之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外交思想，内含丰富的法律内涵和政策导向。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总书记指出：“从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七十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六十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③。运用东西方普遍认同的概念和表达，传播中国智慧和先进的文明观念均是外语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掌握比较系统的外交与国际法话语，包括语言型式与语义内涵，比如《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的基本原则，以及各类公约、条约、议定书、宣言等等国际法上的重要概念和实质含义，包括语言运用的特点。更应了解，我国在国际多边关系中遵循的国际法及外交的核心概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含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互不侵犯（mutual non-aggression）、互不干涉内政（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平等互利（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是外语教育所需也是必需。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的规划，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急需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通晓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各领域全球事务的专业人才（姜锋 2020）。外语专业人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而国际法话语作为国际规则的最高表达形式，其基本原则（包括其内涵）理应成为外语学习中的必要环节。掌握国际法话语也是培养外语人才的护国、卫国能力。
5. 结语
传统的外语教育一直遵循从词语出发，以文本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形成的专业习惯往往对语词细部过分重视，纠结于词语本身。而外语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脱离历史、民族、国家的“孤岛”。外语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四次高潮，无一不与国运跌宕（内忧外患）、国家观发展休戚相关。外语教育的昨日经历可为今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建设目标，为中国从融入参与，直至全面引领世界，做好外国语言文化的准备。
基于前述，外语教育不应也从未缺席中国的历史发展，应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外语教育的新格局。打好语言功底的同时，密切关注“海外中国”的动态发展。当代外语教育更需要在全球视阈下理解古今中国，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对比中外。新时代国家所需的外语人才，需要通识国际局势即通晓国际规则，掌握一定的国际法话语，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促进构建新秩序，以服务国家与社会为目标，打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外语教育。
附注
① 参见教育部网站. ［2021-11-25］. http://so.moe.gov.cn/s?siteCode=bm05000001&tab=all&qt=%E8%8B%B1%E8%AF%AD%E4%B8%93%E4%B8%9A
② 参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后主览毕曰：“胜负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费祎奏曰：“臣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败绩，自行贬降，正其宜也。”后主丛之，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1年，第53页。）各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联合国和国际法权威，善意履行义务。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宋丽珏. 2022. 以服务国家观为导向的外语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瞻望［J］.当代外语研究（2）：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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