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 | 孟祥春：“知识翻译学”命名与概念构建

作者简介

孟祥春

      孟祥春，博士、博士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包括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英译、葛浩文英译、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成果百余项。首提“翻译动理学”；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H CI)、Neohelicon (A&H CI)、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A&H CI)、《外国语》、《中国翻译》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发表报刊翻译专栏评论45篇；出版专著1部，教材2部，文化与文学译著10部（2017Springer出版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教育部与省社科、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等各类项目近20项；担任《当代外语研究》《南方文坛》《苏州大学学报》等多家核心期刊的译审或编审；承担国际会议口译一百余场，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福尔曼大学等举办讲座累计70余场。

“知识翻译学”命名

与概念构建

孟祥春

摘要:“知识翻译学”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根本理据，融通知识与文化，进而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围绕“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构建了一种基于知识并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构建，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为恰当的译名；如果沿着“知识之翻译学”路径构建，则“Transknowletology”可作为其可能译名。通过译名反向构建，可创造“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冲击”“知识-文化纠葛”“知识波纹效应”“知识翻译悖论”等一系列新概念与新话语，为“知识翻译学”提供更多的批评工具。“知识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界定“知识”，确立翻译标准，整合新的概念与话语，对自身进行“他者”观照，并以“格融”的言说方式介入国际学术，从而丰富、重塑国际译学。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命名；概念构建

1. 引言

      杨枫（2021b:2）首先提出的“知识翻译学”旨在“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是“翻译知识本体的发现与回归”。在标志着“知识翻译学”理论诞生的“宣言”发表之后，李瑞林、庞秀成、覃江华、张生祥、岳峰、蓝红军、陈大亮等一批学者围绕知识与翻译，着手对“知识翻译学”进行阐释或者后续构建，这种阐释与“接着说”的构建，成效初显，为这一新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多条可能的路径，并在中观和微观层面贡献了诸多思想资源。

      名正方能言顺而行果，任何理论的创立都离不开命名。对新兴理论来说，命名、包括译名的确立在本质上均是构建性的，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思辨性。理论与范畴的命名以及译名确立一般应遵循ABCDE原则：A代表accuracy(精确)，B即brevity(简洁)，C即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D就是definability(可界定)，E则是effectiveness(有效)。“精确”虽不排斥“缓冲区”（buffer zone）与“正在生成”（becoming）状态，但可以通过减少模糊空间来减少歧义，从而获得更加清晰的意义边界。“简洁”是概念和理论名称的灵魂，这也是各种“主义”（ism）与各种“学”（-ology）盛行的最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名之不简，行而不远。“概念化”与“可界定”是一个专名成为概念或理论的前提，如果无法形成概念或者难以界定，则讨论的前提不清，意义指向不明，从而会导致鸡同鸭讲式的众声喧哗。“有效”则是从“效果论”角度出发，从学理支撑、相关性、阐释力、效度（validity）与效能（efficacy）等维度评估其“应用性”（applicability）。理论与概念的“有效性”固然主要取决于其自身，但其命名、包括译名也至关重要，因为可以通过命名（包括译名）反观自身，甚至“命名”就是自身。 

2. “知识翻译学”的建构性阐释

      “知识翻译学宣言”千字左右，但纸短意深，可以用“觉”“本”“性”“跨”“融”“生”“用”“道”“术” “学”这十个字进行建构性阐释。 

      “觉”指理论构建自觉。“知识翻译学”从一开始便致力于构建一种基于知识又回归知识、自成一体又兼容其他理论的翻译理论，同时也存在发展成一种学科的可能。创立者构建“自觉”始于对翻译即翻译文化的反思，从而使翻译研究关注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两大核心研究对象，翻译学也因此成了研究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互动滋生的理论。

      “本”就是“本体论”。所有理论都绕不开学理“三体”：“本体”“主体”与“客体”。在“知识翻译学”中，“本体”并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本原”或者中国传统哲学所称的“本根”，而是“翻译之是”，也就是“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知识”被提升到了“翻译本体”的地位。知识客观存在，而“翻译这个‘安放天地’基本属性是‘知识’”（杨枫 2022：2）。此处“主体”是“知识人”，它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指一切参与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构建与重构（理解也是一种重构）、传播与再传播的个体与群体。其中，译者依然是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主体”。“客体”则是研究对象，“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与此二者相关的一切现象、行为、结果、机制、规律等均是其研究对象。 

      “性”即“本质”。在“知识翻译学”框架内，文化属于知识，翻译的一般本质是“知识翻译”，在此一般本质前提下，它还有诸多特殊本质，这是由翻译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虽然知识在翻译中具有“本根”或者“元”（与meta相近，但“元”的位置比meta高，外延比meta更广）特征，“知识翻译学”除了能够阐释“翻译”，还能够阐释知识经由翻译的跨语言、跨文化流通演进，但它本身不是也不追求成为元理论，而是与其他翻译理论、知识理论等并行不悖、共同烛幽，由“所以谓”到“所谓”（墨子语），从“迹”到“所以迹”（郭象语），以知识为基础和中心，明翻译所未明，蹈翻译所未涉。

     “跨”即“跨越”。“知识翻译学”就理论构建方式而言是跨知识体系的，具体来说就是跨越知识论与翻译学，同时吸收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维度和要素。“知识翻译学”具有翻译学底色，知识“地方性”与“世界性”互动必然是一种“跨”，即跨文化与跨语言，甚至跨意识形态、伦理及审美，是一种多元、多维、“全息”互动式跨越。因此，“跨”既是“知识翻译学”的特征之一，也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的方式。

     “融”就是“融通”。“知识翻译学”的融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与“翻译”的融合，进而是“知识论”与“翻译学”的融合；二是“知识”和“文化”的融通，因为“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杨枫 2021a:2），它在翻译中并没有颠覆或者取代文化，而文化也同样没有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与自洽性，这也再次证明“知识翻译学”并不追求成为凌驾于其他理论之上的更高的统摄理论（overarching theory）或者“元理论”（metatheory）；三是真、善、美的融合，这也意味着“真知”“善知”与“美知”的融合，同时也意味着作为方法的逻辑学、伦理学与美学的融通。

      “生”就是理论的构建性、成长性与衍生性。“知识翻译学”尚处于初始构建阶段。“宣言”已勾勒了最基本的概念、框架、路径和旨归，在此基础上，学界可以跟着说、接着说、对着说、立新说，通过阐释、增殖、重构、匡正等方式介入，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推动它的发展与成熟。譬如，在“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以及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等核心概念体系中，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具有阐释力的概念与话语，后文将举例阐发。

      “用”指理论的“应用”与“效用”。“知识翻译学”理论的“应用”与“效用”，或者说其阐释力与批评潜力与“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密切相关。在早期的跨文化交通与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一切“知识”与“文明互鉴”要素和现象几乎都与“知识翻译”和“翻译知识”存在关联，“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甚至是知识与文明互鉴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由此，“知识翻译学”在“知识翻译”和“翻译知识”那里获得了充分的阐释力与批评潜力。 

      “道”“术”与“学”三者高度相关，因此并置讨论。“道”此处指“理”。“知识翻译学”有扎实充分的“合法性”根基，即“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互动与变迁是翻译的不可动摇的先验原理，是所有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其他所有外部关系和联系无非是其具体表现或衍生特征，因此构成翻译学的基本问题”（杨枫 2021b:2）。这一论断可以用一种极简主义的方式概括为“知识构成翻译学的基本问题”，这正是“知识翻译学”根基性的观念。“术”指学术方法。“知识翻译学”从知识介入翻译，“知识”既是基础，也是对象，还是旨归，同时也是“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学”指理论与理论体系。通过“知识构成翻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观念可知，“知识翻译学”基于“知识”，落脚在“翻译学”，是基于知识又回归知识的翻译学，也就是一种植根知识（knowledge-rooted）、围绕知识（knowledge-centered）的翻译理论。前文提及“知识”具有多重身份，承担多种功能，包括“术”，因此在“术”的意义上，“知识翻译学”就是以“知识”作为方法的翻译学。 

      综上所述，“知识翻译学”阐明了翻译本体、翻译性质与研究方法，具有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维度，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并以“知识”作为理论根基、对象、性质、方法、视角等的开放、包容的建构性翻译理论。

3. “知识翻译学”译名问题及其反向构建

      除了前述的命名五原则，“知识翻译学”译名的确立还需要厘清五大关系：作为理论的“知识翻译学”与作为学科的“知识翻译学”之间的关系、翻译学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知识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知识”与“翻译学”的关系、“知识”与“同族”或相近概念的关系。 

      首先考察翻译学作为理论与作为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学科”包括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等，欧美主要国家也多为三级划分。门类不代表具体学科，只是学科分类，一级学科是“共性”学科集合，二级学科是构成一级学科的单元，可包含研究领域或者科目。英文的discipline 有“学科”之意，与“学科”内涵基本一致，但外延更广，除了“学科”，还有“知识分枝”(branch of knowledge)、“研究领域”(area of study, field)以及 “科目”（subject）之意。根据前文的阐述，“知识翻译学”首先是一种理论，也是discipline, 但目前尚不是汉语学科层级意义上的“学科”。当然，不能排除“知识翻译学”因其后续路径的重构或拓展而发展成为“学科”。

      其次考察翻译学与翻译理论的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不少学者称其为Translatology），其本义是“翻译研究”。它本质上是一个范畴，汉语称其为“学”，一是简洁，二是可以凸显其独立学科地位，而且其搭配功能更强。翻译学与翻译理论是包含关系，即翻译学包含翻译理论，后者从属于前者。“单数的翻译学”与“复数的翻译理论”可一语道出二者的关系。

      接下来考察“知识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汉语中，“学”既可以指一个学科，如“翻译学”；也可以指一个理论，如“文艺心理学”。“知识翻译学”本质上是一种翻译理论，它属于更大的“翻译学”范畴，这也意味着就其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而言，“知识翻译学”与“文化翻译学”“政治翻译学”“伦理翻译学”的地位是类似的。当然文化、政治、伦理这三者在翻译学中的阐释力远远比不上更靠近“本根”甚至就是“本根”的“知识”。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我们认为“知识翻译学”不是翻译学本身，而是一种翻译学理论。

      现在考察“知识”与“翻译学”的关系。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把握“知识翻译学”的关键。就其结构而言，“知识”与“翻译学”是偏正关系，前者修饰并界定后者，意思是以知识为中心、出发点和旨归的“翻译学”。沿此思路，“知识翻译学”虽关乎“知识翻译之学”，但不等同于“知识翻译之学”，而是“知识之翻译学”。

      最后考察“知识”与类似概念的区别。“认识论”（epistemology）即个体的“知识观”，也就是如何看待“知识”；“知识论”（epistemics）是对“知识”和信息加工的研究；“感知”（perception）强调官能的参与;“认知”（cognition）强调对世界和事物的感知与理解，凸显能动性；“知识”（knowledge）则是“感知”与“认知”等活动的结果。简而言之，epistemology与epistemics属于“观念”或“理念”范畴，perception与cognition属于动作与活动的概念化与静态化，但依然保留了较强的动作意味，knowledge则是作为客体或者对象的结果。

      厘清了上述五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更全面、深刻地探讨“知识翻译学”的英文命名问题。“知识翻译学”的可能译名包括“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epistemic translation studies”“meta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studies of knowledge”等。我们不妨从译名本身出发，反向构建，再与“知识翻译学”对比评估，从而评价译名效度。“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的意义切分是“knowledge translation / studies”, 也就是“knowledge”和“translation”捆绑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因此，它就是“studies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即“知识翻译之学”。“Epistemic translation studies”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epistemic / translation studies”，另一个是“epistemic translation/studies”。“Epistemic”意为“知识的”“关于知/认识的”与“知识论的”，源自希腊词根“epiteme”(“知识”)。前面提到的第一种解读首先确立了“translation studies”, 完整意义是“知识的/关于知识（认识）的/知识论的翻译学”。在“知识翻译学”中，“知识”是名词，前文提到，它承担多种角色，行使多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客体的“对象”，从结构上看，“知识”并不是对“翻译学”的描述或判定。在“epistemic/translation studies”中，“epistemic”是形容词，其意义与“知识”有诸多不同，它与“translation studies”形成一种修饰、描述或者界定关系。再看“epistemic translation/studies”，它在结构上与“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类似，意为“知识的/关于知识（认识）的/知识论的翻译之研究”。可见，“epistemic translation studies”无论怎样解读都与“知识之翻译学”差别较大。“Metatranslatology”是“元翻译学”，准确呈现了“翻译学”这一意义，但并未包含或者呈现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和维度，可视为对“知识翻译学”的某种描述、界定或者评价。另外，“translation studies of/about knowledge”（关于知识的翻译学）以及结构类似的译名虽然能呈现“关于或围绕知识”这一含义，可无论是about, of,还是on，都会大大缩减“知识”在“知识翻译学”中的多重身份和多种功能。即使如此，较之上述其他译名，“translation studies of knowledge”是最接近“知识之翻译学”初衷的。

      如此看来，“知识翻译学”的译名确立应另辟蹊径。笔者把“knowledge”和“Translatology” 融合，创造了“Transknowletology”这一术语，在与理论创立者讨论之后确立为“知识翻译学”的英文译名。这一译名的理据和考量如下：

（1） “知识”与“翻译学”的融合在译名里体现为“knowledge”与“Translatology”的融合，“Transknowletology”在意义、词性和结构上均契合“知识之翻译学”。这一译名排除了“知识翻译之学”（“knowledge translation / studies”）等理解，既包含作为名词的“知识”，又凸显“翻译学”属性。

（2） “knowledge”源于“know”，而后者又源于“gene”，本身具有“创造”“生产”“滋生”之意，恰好契合了“知识翻译学”所要研究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我们不妨从词源学上寻找理据。“Gene”诞生于20世纪初，源自词根“gn”和“gen”，有两层基本含义：“to know”（知）和“to beget”（生）。钦定本《圣经·创世纪》中写道：“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she conceived, and bare Cain”（Bible, Genesis, 4.1）。这句话的意思是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孕，生下了该隐。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了“know”的双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知即生（To know is to beget.）。在“宣言”中，杨枫（2021b：2）引用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著名论断，而这一论断的核心正是“生”（generation）与“生生”（regeneration）。由此可见，把“knowledge”融入“Translatology”，可以继续让“knowledge”承担前文提到的多种角色，行使其功能；同时“knowledge”的词根意义契合了“知识翻译学”中的“生生”这一核心观念。

（3） “Transknowletology”相对简洁易记，在学界的可理解度与可辨识度较高，相关领域的学者很容易因形见义。从发音上来看，“Transknowletology”中的“le”既可以读成［li］，也可以读作［lə］，恰好契合“Tranlatology”中“la”的读音［lə］。也就是说，从意、形、音上，西方翻译学者均可较为容易地通过“Transknowletology”来顾名思义，循名责实。 

（4） 较之其他可能的译名，“Transknowletology”的搭配更为灵活，应用场景更为丰富。它具有较强的衍生能力，可衍生出“transknowletological”（知识翻译学的）, “transknowletologist”（知识翻译学研究/倡导者）等词汇，从而获得更强的搭配能力。由此，用 “transknowletological”来修饰 “perspective” “school” “viewpoint” “approach” “dimension”等词汇就会水到渠成。譬如，“知识翻译学视角下的国家翻译研究”这一标题可以较为简洁地译为“N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 Transknowletological Perspective”或者“A Transknowletological Approach to N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综上所述，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发展，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就是准确的译名，其最为简洁的新创译名或许为“Transknowlogy”。如果“知识翻译学”意为“知识之翻译学”，则无论是“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还是“Transknowlogy”都有失偏颇。综合各种因素，“Transknowletology”较符合前述理论与概念命名五原则，其意与“知识之翻译学”多重契合。当然了，学术乃“公器”，理论与概念的命名效果要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评判，更要交给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但构建者自身的构建路径与旨归至关重要，学界通常也会“名从主人”。

4. “知识翻译学”的概念构建

      作为一个新兴理论，“知识翻译学”已具备基本的框架与核心概念。沿着“知识翻译学宣言”给出的翻译学路径，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构建，其中最重要的构建之一就是概念与话语构建。下文将围绕“知识翻译学”跨文化的“知识化生”举例阐述。

（1） “知识互动化生”（knowledge glocalization）

      这一概念照应老子的“道生”说，可作为“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高度概括，其本质是一种“知识互动”（knowledge interaction）。“知识互动”有别于“互动知识”（interaction-generated knowledge），后者是产生自跨文化互动的知识。这种互动是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互动，前者转变为后者就是“知识世界化”（knowledge worlding或knowledge globalization），后者转变为前者即“知识地方化”(knowledge localization)。

（2） “知识契合区”（area of knowledge identity）、“知识差异区”（area of knowledge discrepancy）与“知识冲突区”（area of knowledge conflict）

      此三者共同构成跨文化“知识化生”中的“知识同异谱系”（identity-difference spectrum of knowledge）。知识契合区指两种语言文化所承载的包含共核知识与共享知识的领域，同样，知识差异区与冲突区相应存在。“知识阙无”（knowledge void）也是知识差异的一种表现形式。

（3） “发生知识”（knowledge becoming）与“既成知识”（knowledge become）

      “发生知识”即获取中、理解中、构建中的知识，而“既成知识”（也可称为established knowledge）是指已获取、已理解、已构建，并融入个体经验世界的知识。

（4） “知识剪刀差”（scissors differential of knowledge）

      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均存在“知识剪刀差”，也就是“知识鸿沟”（knowledge divide）。抛却人口与资源体量等因素，国与国之间的强弱往往表现并可归因为“知识鸿沟”。造成个体、群体、国家之间“知识鸿沟”的原因是“知识的时空滞后”，简言之，就是此时、此地、此身的“知识阙无”或“发生知识”是彼时、彼地、彼身的“既成知识”，反之亦然。

（5） “知识逸脱”（knowledge deviance）

      在跨文化“知识化生”过程中，翻译的知识（translated knowledge）脱离其本来面貌即为“知识逸脱”。“逸脱知识”可能产生消极效果，但也往往具有增殖性（generative）与创造力（original）。刻意的“知识逸脱”在传统翻译研究中通常称为“创造性叛逆”（creative infidelity）。

（6） “知识冲击”（knowledge impact）与“反向知识冲击”（reserve knowledge impact）

      “知识冲击”是指在跨文化知识互动过程中来自一种文化的知识对另一文化的知识造成的冲击，同时，前者也可能会受到后者的反向冲击。此处，“冲击”是一个中性词汇。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带来了巨大冲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知识体系。

（7） “知识-文化纠葛”（knowledge-culture entanglement） 

      在知识的跨文化交通中，尤其在接受环节，完全基于科学的、零价值观赋予的“纯知识”（pure knowledge）几乎不存在。“知识”往往与“文化”相伴而生，形成复杂的纠葛。譬如，源语知识层面的“无灵论”与“无神论”与目的语文化层面的“有灵论”与“有神论”往往发生冲突。同一种知识在不同的文化里会也有不同的文化反应。因此，在“知识化生”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即文化（knowledge as culture）。

（8） “知识波纹效应”（ripple effect of knowledge）

      在“知识化生”过程中，尤其是在交通与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知识”一般会从“知识中心”（knowledge center）向“知识边缘”（knowledge periphery）传播，越靠近中心就会越早受到“知识冲击”，其冲击也越大，从而形成“波纹效应”。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中心”与“知识边缘”是一组相对概念，总体上的“知识中心”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知识边缘”，反之亦然。从总体的“知识边缘”（通常表现为弱势语言文化）向总体的“知识中心”的知识传播较为困难，可称为“边缘-中心知识传播”（peripheral-centr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反之则较容易，可称为“中心-边缘知识传播”（central-peripher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9） “知识翻译悖论”（knowledge translation paradox）

      跨文化的知识翻译会丰富彼此的“知识生态”（knowledge ecology），给彼此增加新的可能；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知识翻译又会让各国的知识趋同，“知识生态”的丰富性因此降低。换言之，知识翻译本身充满张力，它在丰富“知识生态”的同时又降低其丰富性。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互动演进。

      上述新概念与话语均是基于跨文化的知识翻译而构建的。在“知识翻译学”框架内，围绕其核心概念还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全新概念与话语，从而提供更多的理论与批评工具。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必然有与之相应的新概念与新话语，从而创造新的可能。除了新概念与新话语，“知识之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具体包括：合理界定“知识”，对知识进行多维阐发研究；在翻译定义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翻译标准；把新的概念与话语构建成能够自洽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实践，甚至介入其他学科或知识体系；“他者”观照，也就是以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体系为参照，反观自身。笔者拟另撰一文，从“翻译动理学”（Studies of Translation Dynamics，亦称“互动翻译学”Translation Interactology）（2018）出发，考察“知识翻译学”；以“格融”（comparative glocalism）(2021)的言说方式，主动介入国际学术，推动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知识翻译学”早日成为“世界性”知识，从而丰富甚至重塑国际译学生态。、

5. 结论

      “知识翻译学”以“知识”为翻译本体并赋予其多种身份，研究跨语言文化的“知识化生”。它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这一先验原理为根本理据，以“知识翻译”作为一般属性，融通知识与文化以及作为方法的真、善、美，进而跨越知识体系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形成“知识之翻译学”，也就是基于知识、经由知识、并回归知识的翻译学理论，同时具有一定的“学科”属性与潜能。对一种新兴理论而言，命名即构建，确立译名也不例外。“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即“studies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也就是“知识翻译之学”，与“知识之翻译学”差异巨大，但如果“知识翻译学”拟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发展，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就是准确的译名，而“transknowlogy”则最简洁；“epistemic translation studies”中的“epistemic”并不是名词性的“知识”本身，与“knowledge”有诸多不同，它无论是作为“translation”还是“translation studies”的修饰语，“epistemic translation studies”都与“知识之翻译学”大不相同；“metatranslatology”是“元翻译学”，范畴较大，但并未直接涉及“知识”内容或维度，充其量是对“知识翻译学”的某种描述或评估。融合“knowledge”与“Translatology”而成的“Transknowletology”契合“知识翻译学”构建中“知识”与“翻译学”的融合。其中，“knowledge”的词根为“know”，具有“知”与“生”意，恰好契合“知识化生”；这一译名衍生与搭配能力强，简洁易记，总体上符合理论与概念命名的“准确”“简洁”“概念化”“可界定”“有效”五大原则。围绕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跨文化互动，我们可构建“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逸脱”“知识冲击”“知识-文化纠葛”“知识波纹效应”“知识翻译悖论”等一系列新概念与新话语，从而丰富“知识翻译学”，为其提供更多的批评工具。为了进一步推动“知识翻译学”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合理界定“知识”，确立相应的翻译标准，把新的概念与话语整合成自洽的批评体系，对其进行“他者”观照，寻求以“格融”的言说方式介入国际译学交流，以丰富甚至重塑国际翻译研究的总体生态。当然，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这一路径构建发展，其理论与学科面貌都会呈现另外一种图景。

参考文献

Carroll, R. & S. Prickett. 2008. The Bibl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ng，X. 2018.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i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nto world literature: A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Peter Hajdu ［J］.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3):117-130. 

孟祥春. 2021.《天下月刊》翻译群体的中国文化译介［N］.中国社会科学报（12-27）：6.

杨枫. 2021a.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J］.当代外语研究（6）：2.

杨枫. 2021b.知识翻译学宣言［J］.当代外语研究（5）：2.

杨枫.2022.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定义与分类［J］.当代外语研究（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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