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学术 | 蔡基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 再论大学英语教学的专门用途英语定位

作者简介

蔡基刚

      蔡基刚，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语言学，学术英语和外语教学。现为中国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会会长、中国学术英语研究会会长。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国家语委重点项目1项。在国家级外语核心刊物上发表CSSCI论文130余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科学报》等发表文章30余篇。发表专著10本。根据学术志颁布的《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论文篇均被引76.04，作者H指数42, 列全国人文学科第11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第2位。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2020年版）列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第5位。

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再论大学英语教学的专门用途英语定位

蔡基刚

摘要:《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规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这一规定虽然对大学英语提出了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要求，但只是把其看成课程之一。本文认为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应该定位于专门用途英语，这不仅体现了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即它帮助学生更好地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而且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即它能促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掌握学科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鉴于大学英语学分压缩的现状，大学英语应取消通用英语和跨文化课程的必修课程地位。

关键词:通识教育；专门用途英语；工具性；人文性；跨文化交际

      2004年笔者发表“ESP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一文，提出我国公共外语必须实施从打基础的通用英语向服务学生专业学习的专门用途英语转移这一观点。十八年过去了，该理念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接受。截至2021年底，该文在知网被引1915次，足以说明受关注的程度。但两年前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无论是在大学英语教学定位，还是课程设置上，都将专门用途英语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将大学英语认定为通识教育，而专门用途英语（简称ESP）仅有工具性，没有人文性。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1. 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不是通识教育

      《指南》定义“大学英语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谓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译自“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时，有不少西方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类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提出通识教育观念，目的是培养学生将各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一书，提出大学教育可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种。前者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社会生活需要，后者则给予大学生某种专业与职业能力训练。那么，大学英语在高等教育中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这个问题涉及设置和开展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

      虽然2020年《指南》颁布时，高校大学英语学分已压缩至平均10学分，但仍占本科学分的近十分之一。高校为什么这么重视大学英语？就决策者来说，绝不只是因为英语学习是“跨文化的通识教育”，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而是因为：通过大学英语了解国外社会与文化，不仅效率低而且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只能大量投入学时与精力。如果真正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完全可以通过阅读大量文学、文化译著或浅近的原版小说来做到；而现在仅仅通过简写或改写的课文，或《英美电影欣赏》和《英美文化概况》等选修课，不可能实现对英美社会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理解，通识教育只能是徒有其名。大学英语即使达到高级阶段，仍然是一种去语境化的通用英语，这种通用英语不能确保学生具备本专业学习中所需要的英语能力。

      我们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用英语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从而更好地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专业院系师生，他们都会同意这一观点。现在似乎只有外语圈的人还在迷信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认为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还有不少外语学者认为，基础扎实的、高水平的通用英语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恰当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

      Wells（1992）认为各种科学认识的来源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和研究范式是不同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和知识的建构与传播虽然都使用语言，但除了共核的语法和词汇，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句法结构和话语方式。也就是说，表达方式都是随学科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发生变化。公务员、警察、司法官、护士、农业或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人士，虽然在工作时都使用英语，但都有自己鲜明的句法特色（Halliday et al. 1964）。Halliday等(1993)在比较了各学科的学术论文后证实科技语言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语言都很不相同。科技语言习惯使用联锁定义、专业分类、特殊表达、词汇密度、句法模糊性、语法隐喻和语义不连续性等表达方式，与文学英语完全不同。

      再以文献引用为例，文献引用是任何学科撰写研究论文都必须使用的方法，但就其引用频率和引用方式而言，学科与学科之间各不相同。Hyland(1999：352)对八个学科80篇论文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人文学科的文献引用频率远高于自然学科和工程学科。如社会学论文篇均引用频率是104次，而机械工程和物理学仅分别为27.5和24.8次。这或许和前者倾向于引经据典，而后者往往通过实验数据进行说明有关。除文献引用频率外，各学科在引用方式上也有明显区别。引用方式一般有两种：（1）作者凸显型，即被引者姓名放在句子中，尤其是句子开头的位置（如“某某人说”“根据某某人”）；（2）信息凸显型，即被引者姓名放在括号里，而不是句子中。Hyland (1999：354)统计表明，除了哲学学科（作者凸显型引用与信息凸显型引用之比是64.6：35.4），其他学科都是作者凸显型引用远远低于信息凸显型。这可能和人文社会学科知识构建的特点有关。哲学倾向于突出被引者的权威性，用其权威性和知名度加强论述；而自然和工程学科注重的是最新信息和实证证据，而非被引者的身份。

      除了学科与学科不同，学科内不同体裁文章也因交流目的、场合和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Biber (1988) 基于语料库对同一学科的各种体裁（如研究论文、实验报告、大会发言和操作说明等）的文本分析发现：不同体裁有不同维度（如表达交互性/单向性，信息抽象/具体，指称独立明晰/情境依赖等），有各自独特的篇章结构和句法特征。

      2022年4月13日，央视新闻记者朱赫(2022)的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争议。文章转述世卫组织的一篇报告指出：“尽管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疾病严重性有所下降，但其导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增加，出现了大量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例，为卫生系统带来了更多压力。在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死亡人数与之前峰值相似，甚至更高。” 世卫组织（WHO 2022）原文是“Despite the reduction in severity, the massive increases in cases with Omicron have led to large numbers of hospitalizations, putting further pressure on health care systems, and in some countries, similar or higher numbers of deaths when compared to previous peaks”。译文除了把cases with Omicron误译为新冠肺炎病例，其他地方没有错，但错在体裁误用上。如果这是一篇观点文章，选择性地引用这一段来说明和支撑自己的观点没有问题；但该文是一则新闻报道，是把世卫组织前一天（2022年4月12日）发布在《新冠例行周报》上长达11页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扼要介绍给中国读者。《周报》主要观点反映在其Overview（摘要）中：“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连续三周呈现下降趋势，在4月4日至10日一周环比下降了24%，而新增死亡也持续下行，本周比上周下降了18%（Globally, during the week of 4 through 10 April 2022, the number of new Covid19 cases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week, with a 24% decrease a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week. Also the number of new weekly deaths continued the decreasing trend (－18% a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week)。”然而朱赫一文对《周报》这一主要结论非但不提，反而抓住《周报》中某个细节予以突出，并用标题“世卫组织：奥密克戎毒株导致出现大量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吸引眼球。这样就把报道文章写成观点文章，犯了体裁混用错误，在中国读者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因此，一个大学生的通用英语水平再高，如果不了解自己学科或专业各种体裁特有的话语方式，还是无法有效汲取专业信息，更不用说能够写出合格的研究论文或新闻报道。从这个角度说，大学英语就是专业教育，只有开展基于学科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才能满足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正如Wilkins（1972）提出的,经过专门用途英语训练的学生,在将来从事的专业领域里,比起那些只接受普通英语教育的学生，能够更准确、更有效地胜任交际活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创始人杨惠中（2008：18-19）也指出，“如果把语言看作交际工具，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使用，那么英语教学都应该具有特定教学目标，这就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基本思路。譬如，学医主要是为了在医学领域进行交流，学外贸主要是为了在国际上做生意，学科学主要是为了在科技领域获取专业所需要信息，等等”。“多次大规模社会调查需求分析的结果都确认：我国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把英语作为交际工具，通过英语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专业思想，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在性质上就是专门用途英语”（杨惠中 2010）。

2.专门用途英语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指南》提出了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要求，但课程设置让大多数学校无法利用10个学分（160学时）进行浅近的ESP教学。《指南》规定三大类必修课程是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特别是通用英语要达到基础、提高和发展三级目标。也就是说，无论进校英语水平较差的还是较好的学生，都要至少选修两个学期8个学分的通用英语（128学时），另外还得至少选修2个学分的跨文化交际课程（32学时）。我们认为在中小学阶段，一是因为英语刚刚起步打好基础，二是除了参加中考高考，学英语没有其他实际目的，因此开展通用英语学习是恰当的。但进入大学后，有了高中学习背景，专注专业学习的大学生没有必要把基础英语作为必修课，更不必要求英语水平高的学生还要学习提高级甚至发展级英语课程。

      英语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学也是外语课程，但大学里却不再开设通用英语课程；亚洲的大学对英语学习非常重视，但是香港地区的大学也都没有通用英语课程的必修学分，只有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我们认为课程设置的第一原则是需求，尤其是学生的需求和专业的需求。我们随机在知网抽查了最近几年有关医学专业学生需求分析的文章，无不证明学生需要的不是通用英语而是医学英语。王霞（2016）在昆明医科大学2013级大三的196名本科生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虽然他们大学英语四级的通过率仅为20.24%（说明基础英语没有学好），但88.10%“认为开设医学英语课程非常有必要”。胡小倩等（2017）对180名口腔医学院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学生的调查发现，三个年级的学生普遍对于开设口腔医学英语课有着迫切需求，81%认为开设口腔医学英语课将有助于提高专业学习能力，包括获取更多的专业文献资源。周婧（2021）调查湖北科技学院2018级医学专业本科生共158人（其中仅58%的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85.5%学生认为有必要设置医学英语课程。

      我国外语界的资深前辈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戴炜栋（2001a:27；2001b：323）提出，“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不协调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这不仅造成令人遗憾的学习资源浪费，费时费力，而且引发了英语学习中的一种‘懈怠’”，“……把部分学习任务提前到中学阶段是切实可取的。以在西南某一师范院校所作的调查为例。笔者从不同年级的在校生中随意抽出四名同学，共16名，进行座谈。15名同学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在中学阶段打好听、说基础，不用在大学阶段再来补课”。程雨民（2002：11）提出：“我国面临外语教学转型期，即基础外语教学的重点将由高校转到中学。中学培养基本外语能力、高校结合专业进行提高。” 秦秀白（2003：81）提出：“根据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小学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通用英语’上；高校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专门用途英语’上。从长远角度看，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的主流应该是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章振邦(2003:2-3)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普通英语教学太长,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普通英语……高校英语教学迟迟不与专业挂钩,怎能要求学生毕业后走上需要专业英语的工作岗位能够胜任愉快?……在中学阶段，只要英语师资合格，教学安排合理，教材、教法得当，学生努力奋进，一般可以在普通英语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这样的英语基础的中学毕业生上了大学，应该可以直接过渡到专业英语的学习，而不必再学普通英语。” 陆俭明（2010）认为，“鉴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英语教学内容重复，建议对各学段的英语教学重新定位。如中小学英语教学侧重打基础，而大学和研究生英语教学应主要是ESP或学术英语”。这么多外语界公认的专家前辈呼喊了20多年，《指南》非但没有取消高校中的通用英语，反而更加强调通用英语基础级、提高级和发展级三个梯级课程。这似乎是因为外语圈有些人误认为通用英语取消后，仅靠专门用途英语学习是不能提高学生语言水平的，而且还会导致语言基础不扎实的后果。

     专门用途英语（ESP）根据不同目的，分成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无论哪一类，重点都是在语言而非内容，都是把专业内容作为媒介，学习特定领域里的内容知识是如何用英语表达的，又是如何用英语交流的。而且，由于学习材料和学生专业相关，因而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认为ESP课程无法提高语言水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指南》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但却忘了英语应用能力不只是指向日常生活，更是指学生专业语境（如特定场合、特定体裁、特定对象）的语言使用。例如，根据语法一致性原则，当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动词一般用过去时，而且主从句动词时态一致。但研究论文情况往往不是如此。

      One study found that skipping breakfast impairs certain aspects of cognition, such a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Pollitt, Lewis, Garza, & Shulman, 1983). However, other research by M. W. Green, N. A. Elliman, and P. J. Rogers (1995, 1997) has found that food deprivation ranging from missing a single meal to 24 hours without eating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air cognition.（Delancy & Solberg 2014：90）

      在这段文献回顾中，对单篇文献的报告动词一般用过去时，涉及多篇文献综合报告时则动词用现在完成时居多；但不管哪种情况，从句里的报告内容都用现在时，以显示对被引作者的尊敬，即用现在时表示过去研究对今天仍有一定指导作用。但在中国学生英文研究论文的实际撰写中，熟知并熟练运用这一规则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这说明，英语水平再高也必须结合具体学科、具体体裁学习英语表达，这才是真正的语言应用能力。

3.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中的人文性和课程思政体现

      《指南》认为大学英语工具性体现在通用英语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专门用途英语中“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方面；其人文性体现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和“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方面。这等于说，人文性是不能在ESP课程上体现，ESP只有工具性没有人文性。这明显是错误的。如果说人文性是指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和人格精神，那么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中更能实现这种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如日本高校给环境专业和化学专业开设的ESP课程是阅读科普原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此书1962年出版后唤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召开人类环境大会，并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作者通过一章又一章既专业又通俗的解释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事例来说明化学农药等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命的毁灭打击。阅读这一著作极大提高了该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我们知道，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包括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宏观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中的学术规范和话语方式等非意识形态的微观部分。对有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最迫切需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该学科或专业的各国科技人员所公认的学术规范和话语方式的学习和了解，即学科文化（disciplinary culture），而不是泛泛而言的社会和生活文化。如国外科技人员在科研论文中报告发现和结论，提出论文创新性时都是小心谨慎、留有余地，大量使用seem、suggest、may、might、probably等委婉语，而少用should、must、certainly等加强语，这就是学科文化。显然，如果学习了科研论文的学科文化，就会用特定学科或行业默认的国际话语方式处理语气，而不是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大量使用“必须”和“要”。这就是大学生最需要掌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学科文化的交际能力。文化自信不仅要坚持中国特有文化，还要学会如何变通话语方式，融入国际学科文化。

4.结语

      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和课程设置涉及我国几亿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一路过关通过各级英语考试，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从事专业学习、掌握研究方法和出色应对毕业后的工作？外语决策者不得不正视这样的拷问。三年前，笔者在一文中提出四个“不是用来”和三个“不能有效”：“英语不是用来打基础的，英语不是用来对付四、六级考试的，英语不是用来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英语不是用来提高跨文化能力的。一个本科生不能有效地用英语汲取他们专业的前沿信息，不能有效地用英语在国际上交流他们的科研成果，不能有效地用专业或行业共同体的话语范式进行听说读写，就会丧失专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公共英语教学不去或不能培养本科生这种英语学术和工作能力就是最大失职或失败”（蔡基刚 2019：5）。可惜，这一观点并未被《指南》所采纳。

      要培养大学生具备专业学习、研究和工作的英语能力，就必须对我国大学外语教育做战略性和颠覆性的调整，把通用英语教学全部设置在中学阶段去完成，大学生进校第一天开始就学习基于专业学习的ESP课程。我国大多数莘莘学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进入大学已学习十年英语，有这样的英语基础完全可以直接学习ESP课程：（1）通用学术英语：借助专业科普材料学习文献综述和文献引用方式；（2）学科技术文化发展史：如航空、医学和铁道发展史等；（3）学科应用文写作：如实验报告和工程说明等；（4）学科期刊论文写作。当然，对于少数基础差的学生可以开设一个学期的通用英语，但这一课程必须是选修性质而且是零学分的。

      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需要培养学科话语文化，而非社会生活文化能力。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专门用途英语上面。毫无疑问，这样的定位必将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评估乃至教师发展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变化。如大学英语教师再也不能和中小学英语教师一样是跨学科的公共英语教师，而是必须选定某个学科或专业（如医学、法律或农林），开展基于专业学科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蔡基刚.2022. 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再论大学英语教学的专门用途英语定位 ［J］.当代外语研究（3）：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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