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从问题与立场到传承与超越｜“外国文学中国化”笔谈之二

本文原文刊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

编者按：就“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而言，可分为“原初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两种形态。所谓“原初的外国文学”，指的是国外不同时期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其所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个人体悟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时，经过翻译、阅读理解以及讲授传播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备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色的新形态，也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三大本质性的特征：一是外国文学在救亡图存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中国，决定着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是在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国文学中国化”是个特定的概念和学术范畴。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近期出版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通过50多个专题，系统地、全方位地总结和揭示了外来文学进入现当代中国文坛并成为中国的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规律。该系列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现集中刊发几篇知名学者的评论文章，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从问题与立场到传承与超越

王立新

如果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畏庐刊行开始算起，外国文学进入国人的视线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程。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学人在将众多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汉语语境之中的同时，也经由对域外文学的研究和理论的引介冲决了主要以“宗经”“载道”为旨归的固有文学批评传统，建构起新的批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场绵延百年的文化运动的话，其规模之宏大、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在世界文学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站在21世纪前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回顾既往，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作为思想的、伦理的，还是审美的和方法论的外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深刻地参与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进程，或者说，它已然化为清末民初开启转型之旅后中国新文学历程、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的发展是社会历史文化进程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讨论外国文学中国化的问题，当然要将之置于中国社会摆脱老旧腐朽的封建帝制、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甚至要从19世纪中期以来直至20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对东亚和中国的冲击、影响和反应的内在逻辑下，来探讨其演变的动力和必然性。这方面学界已有大量深入的讨论，并且触及不同学科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背景下，文学界大量的有关中外文学交流、影响、接受、翻译研究以及文本比较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视阈和中国自身的主体性视角来看，无论是否明言外国文学中国化问题，事实上均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重要课题。这并不仅仅是在重申外来文化与文学进入异质文化语境后必然会发生不同层面上的融合变异、转化接受的规律，也是意在强调外国文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在实践进程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多维面向。作为近年来外国文学界思考这一课题的集大成成果，刘建军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对此做了系统、生动的诠释。以下从三个方面简略谈谈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与外国文学学科、课程的设置。

外国文学参与中国文学转型和新文学发展的进程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学科的设置、相关课程的开设密切相关。学界梳理、研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过程，一般从清末各地举办的具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特征的大学堂开始，而将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时间定于20世纪20年代，“外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提出：“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此科可先置英法德三国，以后再及各国）。”在1913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这一建议得到了回应和体现，文学门下八学科中不但明列“外国文学”，而且从英法德三国文学拓展到了梵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意大利文学，各国文学类别下除设置与国别文学相关的课程外，还要求开设希腊文学、罗马文学、近世欧洲文学史，后三种课程同时要求在国文学科中也要开设。这表明，最初的践行者们对将外国文学作为与中国传统国文学的对应、参照有着明确的认知。我国最早的外国文学教科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恰是受聘于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周作人在为国文门一年级学生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著的。而在此前的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就已经在东京出版了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两册。外国文学学科的设置、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和清末民初以降域外各国文学作品的不断译入，一方面既有利于文学门类独立地位的确立，提升了文学在整个国学传统中的地位，改变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文学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使“人的文学”“为人生的艺术”等主张融入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启蒙思潮之中。正如鲁迅（2005:68）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那些具有抗争、革命精神诗人时所言：“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 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 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终归要结合时代需求服务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在鲁迅对域外作家、作品的评价中，就已打上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思想烙印。再如，中国叙事文学源远流长，小说到明清两代已高度发达，然而域外小说的译介，不但带来了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叙事文体的迅速发展，而且突破了传统小说类型化的取材倾向，更多地转为对普罗大众、小人物、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志士的表现，特别是在反抗封建传统、批判国民性、追求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将政治救亡、人道主义、生命哲学的诉求纳入现代小说的思想主题之中。

第二，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与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型与建构。伴随着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还有域外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和相应的体系化的批评话语，既包括如何看待文学演进的规律的论断，也包括对文学创作风格、作品文本结构、作家、作品、读者之间关系的定义和分析，而且这两个层面均被主动、自觉地运用于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认识之中。从前者来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均以进化论史观重构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在他们所借鉴的国外理论资源中，达尔文、赫胥黎之于胡适，泰纳、勃兰兑斯之于郑振铎，泰纳、朗松、勃兰兑斯乃至普列汉诺夫等之于刘大杰均有鲜明的体现。1949年直至改革开放前，无论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研究界，曾长期由社会历史批评所主导，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对来自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颓废派等批评话语体系在较长时期中的认同和阐扬。改革开放后直到20世纪末，在中国学界一度曾掀起的引进西方批评方法的热潮中，本世纪20余年来在对西方批评界走向文化批评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的过程中，众多理论资源的引入和研究在经过复杂的消化、选择后，也对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处处可见的影响。从后者来看，百年以来，中国文学艺术批评话语的转型与文学创作的转型几乎也是同频共振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术语、概念，既是考察中外文学不同创作风格、流派审美风貌与精神特征的标志，更被纳入对作家、作品的审美观照之中；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认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观照，也从品鉴式、描述性的传统批评话语渐次转变为文本、结构、人物形象、隐喻与象征、符号与叙事等等分析性的话语体系。应该看到，在其通过译介进入汉语语境的过程中，必定融入了中国学人的创造性思考，正如李杜诗歌被分别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一样，当域外的概念被用于一种异质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批评时，实则经过了两种文化意蕴的融合和创造性的意义增值过程。

第三，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造就了一代代具有世界眼光、中外兼通的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与学者，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尽管间或有中断和低谷，但总体而言这百多年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潮时期。现代文学史上与改革开放后一批批游学海外、放眼世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研究者自不待言，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来看，中外文学界中学者的双向往来可谓盛况空前。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需求，其直接和间接的成果有目共睹。进入20世纪的二十多年来，外国文学领域的实践表明，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外国文学学者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里彰显得更为突出，为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望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一个多世纪，关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族叙事、关于亿万同胞如何平等而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繁荣富强是各个时代的主旋律，正是这一持续不断的追求使得“问题与立场”成为外国文学事业在中国推进、发展中的一个鲜明底色。在数字化技术使各民族文学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今天，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融入世界的急迫脚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都使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面对着人类社会发展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建设与人的关系、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以及文明互鉴与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认识，无不是既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又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进行对话提出的思想和主张，这一切都显示了包括域外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化中国化内涵的重要构成因素。显然，在外国文学与文化融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过程中，我们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既需要传承坚持中国“问题与立场”的优秀传统，又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超越既往，不断面对新的时代问题。这对创新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的中国化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系统思考的课题，《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无疑为这一探讨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鲁迅.20505.摩罗诗力说[A]. 鲁迅全集·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立新

王立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希伯来文学、古代以色列民族史、西方文学、比较文学。曾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院研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与近东学系高访学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王立新教授讲希伯来文学和西方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史论》（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等著作，主编《外国文学史<西方卷>》（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读<西方卷>》（高等教育出版社）、《弹拨缪斯的竖琴：欧美文学史传》（三卷本）、《圣经文学与文化——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等。2020年获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