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5月17日的那个“516兵团”：表错了忠心坑惨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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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少奇同志搬起了一块大石头，结果是砸了自己的脚。
这块石头就是“五一六通知”（见《5月16日，宣读《通知》的少奇同志不会想到自己就是赫鲁晓夫》)。
《五一六通知》通过时，中国的“文革”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了，因此这个通知并没有当天向全国人民公开，此文公开的时间是5月17日，但不是1966年的5月17日，而是1967年的5月17日。
1967年的5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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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7日晚七时，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教学楼。
如果是一年以前，这个时刻正应该是学生们埋头苦读的时间，如果有声音，也是同学之间低声的讨论学业上的问题，但从去年的四五月起，这个校园里就没有宁静的时刻了。
又岂止是北京钢铁学院呢？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安静的可以读书的校园了。
三楼西侧的一间小教室，因为正对着厕所，气味很不好，平时就很少有人去，现在就更没有人了，人们都到操场上去了。
小教室的灯是亮的，室内一片狼藉，到处是写大字报留下的废纸和墨迹。
十来个青年人围在一张课桌的周围慷慨激昂地在讨论着什么，如果你在场，不用去细听，也能猜得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旗号的组织。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Red兵组织是多如牛毛。
给自己的组织起一个什么名字呢？会议的召集人张建旗拿起一张当日的报纸，指着一年前的那个著名的《通知》说，我们的这个组织就叫“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如何？
他的提议赢得一片喝彩声。
“好，我宣布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正式成立，哈哈哈哈。”张建旗得意地大笑起来。
虽然都是同龄人，但张建旗明显要比其它人老成世故也胆大得多。
这不奇怪，张建旗是干部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曾是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曾是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
副部级和副厅级，在北京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他东北老家，那可就是高干，张建旗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也知道该怎么当领导。
此时，他的父母都成了黑五类，他想干点什么才会抹去自己身上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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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成立了几天以后，张建旗觉得这个名字还是不够响亮，于是就改成了“兵团”，半个月以后，北外的刘令凯也拉起了一支七八人的名叫“六一六兵团”的队伍，北京商学院的程镇华也组建了“火战纵队".
6月14日，这三个队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整编成了”首都五一六兵团”。兵团有一正二副三位司令，还有二十来位兵团战士，这二十来位，都是三个司令的室友。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的室友拉起了队伍，怎么好不帮个人场呢？何况在那个时候你要是不加入一个什么“军”或“兵团”，会有人把你当外星人。
如果你看过本号的《路遥走了28年了，可路遥笔下的人物还活着，路遥就没有死》就该知道，农村孩子王卫国（也就是路遥）这时候已经是“红四野总部”的“军长”了。
“首都五一六兵团”成立了，他们要干一票大的，此时的刘已经打倒了，还有谁是大的呢？毛？开什么玩笑，林？这玩笑也开不得，那就是周了。
五一六兵团之所以选择周，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1967年2、3月间，戚本禹公开说：老人家的司令部只有五个人，毛林陈(伯达)康江。
没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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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第一仗是把张建旗于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
大字报称周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五一六兵团"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的，一个是刘的，还有一个是周的”。“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是旧政府的人，我们不要听他的”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老人家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此时的少奇虽然还没死，但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跟死也只差一口气了。而没死的赫鲁晓夫指的是谁大家都心照不宣。
“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敢这么干，其实是受到了关锋、戚本禹的暗示甚至指使，但他们还是猜错老人家的心思，老人家此时还不允许有人来打倒周。
是的，除了周，还有谁能收拾眼下这个乱摊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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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老人家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周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第一，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倒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他又说，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
虽然周反对“五一六”扩大化，但他并没有出面制止这种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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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8月27日，谢富治在接见工代会委员时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陈康江张谢等分别讲话。
康提出，“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
因为有了老人家的表态，1970年1月24日，林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
李海文在《彭冲在“文革”中》一文所说，“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有13万余人。”。
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的《校史》上写道：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受迫害的人之多，后果之严重，是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校定性为“五一六”的有396人，而其时，全校教职员仅688人。列为“五一六”的，占教职员总数的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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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师范学院，专案组为了取得口供，大搞逼、供、信，那个阶段打人打得特别凶。世界经济研究所在清查运动中搞车轮战，对审查对象进行轮番轰炸，喝令交代问题。专案组曾让一个“五一六”分子长时间地站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不许睡觉，逼他供出同伙。最后那个人实在受不了就自杀了。
经济所张守一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国家经委、计委的造反派组织“斗、批、批”（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站），并任该组织的副站长，结果在清查运动中被定为“五一六”骨干分子。审查期间，他被拳脚、棍棒打得实在受不了，想一死了之，于是摘掉电灯泡，把手指捅进插口。可那天他恰巧穿的是胶鞋，与地面绝缘，结果没电死，把一根手指烧黑了。活着挨打，死又死不成，最后他只好编造故事，把自己参加的那一派说成是一个完整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
最惨的是数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冯宝岁。1968年10月，冯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进而隔离审查。11月中旬的一天，专案组的人让冯宝岁脱掉毛裤，然后把她带到法学所。一共有14个人参与了对她的殴打，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那些人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上，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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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清查“五一六”运动从1970年4月开始，到1974年5月正式宣布结束。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残酷，危害之深远，全国闻名。全市有2.61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作为怀疑对象上“大名单”受到审查的人不计其数；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多达250人，超过1967年夏天武斗高潮中死亡人数的7倍多。至于在清查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
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江苏，那么全国一共有多少“五一六分子”这恐怕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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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21日夜，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
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李震是不是真的畏罪自杀，我们不知道，但李震死后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也随之冷却了。
李震以他的死，救了很多人，这是真的。
只是那些为向老人家表忠心却表错而死的几十个年轻人和被莫名扣上“五一六”分子帽子而被迫害的几十万人，是不是有点冤呢？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