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不同于《围城》人物的知识分子
►《围城》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封面。来源：Wikipedia
作者按：
我很佩服钱钟书的学识，但对他的少作《围城》，则和晚年的他以及钱临照、许良英等科学家一样，并不满意。我相信，书中人物并非凭空虚构，其特点很可能来自钱钟书早年，尤其是他困于沦陷区时的所见所闻。
但在一本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书中，几乎全无器宇轩昂的人物，还是难免会让自诩为知识界中人的我所不满。
考虑到书中的故事还是发生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现代公民人格快速形成的抗战期间时，这种不满感更加强烈。因此，2003年7月初，于全面抗战爆发66周年前夕，我在《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反映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的习作。
十几年过去，我又陆续获知了不少新的相关史料。譬如，为准备抗战，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35年慨然出仕，主管全国的“国防设计”；地质学家丁文江到南方去勘探能源，不幸于1936年因煤气中毒而长逝。抗战期间，物理学家束星北为国军研制成功首部雷达；清华大学助教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为八路军制作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留德学生龚祖同放弃答辩，到西南参加军事光学仪器的制造；昆虫学家周尧愤然中断在意大利的学业、告别意大利女友归国，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参加抗日军队；药理学家张昌绍谢绝美国哈佛大学的挽留毅然归国，为保障军民的健康，在“万分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磺胺类药物临床药理研究和中草药抗疟作用研究；等等。2011年赴剑桥大学访学时，我更是见到了李约瑟当年拍摄的成百上千张中国科教机构、人士的照片，以及他系统介绍中国科学家可歌可泣的故事的《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和《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两书。
在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的时候，特将未删节的原作初稿奉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科学界曾经有过一批既明智又慷慨的男儿。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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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现，很多人都能信口道来：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了原子弹和计算机；英国科学家研制出了能够探测飞机的雷达系统；苏联科学家在牢狱中设计出了多种飞机；德国科学家一方面排除异己，一方面研制出了导弹……
但对于中国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大多数人并不知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民族精英的中国科学家干了些什么？
►林可胜 ，1897—1969，生理学家，1942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美国科学院院士。来源：《中国近代学人像传》
和姨父伍连德一样，英籍南洋华人林可胜也是一位医学奇才。27岁时，他就已经从英国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28岁回到祖国，立即被聘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此后，在他和同事吴宪的领导下，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不但成了中国生理生化科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还在全世界都拥有了一定的声誉，林可胜本人于1942年在中国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即是一明证。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被日军占领。但作为美国的产业，协和医学院当时并没有被日本人接收，而且仍有从美国而来的经费，所以研究依然可以继续。但林可胜坐不下去了。南下把子女送到老家新加坡安置好了之后，他又只身北上，到武汉组建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不久后，他又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建立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厂之外，还培养了大量战地医护人员，并先后向全国各战区派出了100多支救护队。这些救护队改善了“活像一幅地狱图”的伤兵收容所的医疗状况，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邢其毅 ，1911-2002，有机化学家，198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熊卫民摄于2001年8月11日。
1937年，邢其毅年仅26岁。作为美国的博士、德国的博士后、诺贝尔奖得者的学生、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已经做出了重要发现的青年化学家，他不能不意气风发，不能不渴望自己在科研领域大展宏图。但是，在他踏上祖国国土后仅仅几个月，残暴的日军就对中国开始了全面的侵略。淞沪会战开始之后，不但科研工作不可能再进行，身居上海的他更是直面死亡的威胁。
科研虽然已经无法进行，但不能让科学的火种熄灭。在化学所所长庄长恭的要求下，邢其毅开始主持化学所的“搬家”行动——将化学所图书馆中的重要图书以及一些贵重仪器伪装成衣物装进100多个大衣箱，然后经上海法租界、香港和越南海防，将它们辗转运送到当时的大后方昆明。
历经艰险到达昆明之后，虽然什么都得从头开始，邢其毅还是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考虑到交通断绝后原产于国外的药品将难以运送过来，邢其毅开始到边境采集金鸡纳树皮，对这种治疗疟疾的天然药品进行分析，并于不久后写成了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河口金鸡纳树皮的分析》。
当时我国西南几省疟疾相当流行，邢其毅在后方所做的这种研究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但他仍不满足。受一个同学的影响——听到日军侵华消息之后，该同学从美国赶回中国参军，并战死于抗日前线——他要到抗战第一线去！而当时的新四军也急需药学人才。于是，经以前在上海结识的地下党朋友的介绍，他又历经艰辛、拖妻挈子从大后方来到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驻地。随即，他被安排到位于安徽天水的华中军医大学，在那儿一边教书一边制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邹承鲁，1923-2006，生物化学家，198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熊卫民摄于2003年2月28日。
对于多次被日本兵赶得颠沛流离——从沈阳到北平，从北平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和昆明——在沈阳上小学时亲历九·一八事变、在重庆念中学时又遭遇重庆大轰炸、在昆明念大学时又不断要躲避日本飞机的邹承鲁而言，日本侵略者着实可恶之极。可除了痛恨，当时小小年纪的他又能干些什么呢？
1944年时，情况有了变化。经过几年的相持之后，日本侵略者又再次对国民政府的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军丢了几十个城市，损兵折将数十万，一时大为恐慌。为了提高作战士兵的素质，国民政府号召“10万知识青年从军”。虽然对国民党的统治一向不满，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念四年级的邹承鲁慨然响应，投笔从戎。
►年轻时的邹承鲁。作者供图
到部队之后，他被拉到印度受训——学开汽车。1945年上半年，他和战友们一道开着汽车沿滇缅公路回到了昆明。但略有遗憾的是，他未能亲赴前线干掉几个日本鬼子，因为，到昆明后不久，抗日战争就胜利了。随即，他退伍离开了部队。幸亏如此，否则，我国就会少出现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
►吴大猷，1907-2000，物理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来源：Wikipedia
在诸多热血科学家积极奔赴抗战前线的同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后方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长的吴大猷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并不时头降炮弹的“后方”，若全凭工资，教授们不但无法从事研究，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必须做点兼职借以维持生计！做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梅贻琦校长的夫人曾试图外出做女工，结果无人敢雇，只好自制糕点外出寄卖；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则挂出了“闻一多制印”的招牌——多少还保留了一点雅气；而做理论物理研究的吴大猷实在无艺可卖，把从香港、上海带来的值钱的东西通过摆地摊全卖光后，只好兼了一个最为“俗气”的行当——养猪。
可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吴大猷仍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但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等著名物理学家，他本人还于1940年出版了《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这不但是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还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物理学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
限于篇幅，本文对抗战时我国科学家的介绍只能是挂一漏万。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在全民抗战的时代，我国科学家要么直接奔赴前线，要么竭神殆智支撑抗战乃至整个国家。虽然在那段时间他们基本没有极其重大的科技突破，但确实解决了大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不管是上前线，还是居于后方，他们都普遍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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