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问题该如何启齿？从王小波的拷问社会学说起
撰文 | 牛夫人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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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读王小波的作品，尤其佩服他的想象力。可王小波似乎对问卷调查没有好感，这让常与调查数据打交道的我略感失望。想来，一个学者没有必要把一位作家对学术的批评放在心上，但我觉得王小波的《拷问社会学》的确犀利地指出了问卷调查的两大难关：
“其一是如何找到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
王小波
在王小波看来，后一个问题在研究性行为等敏感议题上基本无法克服。因此，调查员不得不采取施加压力来“逼供”：
“如果问卷涉及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边，对他（或他）进行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若在没有官方施压的情况下，调查员就不得不采用“死磨”来劝说受访者作答，而这样闹出来的笑话就更大：
“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
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14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
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同性恋和兽奸者。
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
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有说实话。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会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王小波讲到的这两个事例倒是不假，但接着他就开始浮想联翩：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晕，在他身上装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最终，问卷调查在王小波笔下变得恐怖起来：
“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他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
无论是“吊打”还是“拷问”，只怕是王小波的添油加醋。毕竟，当年他读过的那些调查方法教材太陈旧，而他所嘲笑的美国性社会学家们所做的那次调查也较显外行。其实，调查专家早已针对如何提高问卷调查中敏感问题的应答率做过专门研究，而从这些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指导性策略也已收录到了当今的调查方法教材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办法可以改进采集敏感问题的问卷设计。
首先，什么是敏感问题？敏感问题是指很有可能会让一些受访者感到被过分打扰或难为情的问卷题，比如王小波提到的性行为，再比如一般社会调查中常涉及的家庭收入和财产。通常，在接受问卷访问中，受访者倾向于拒答这类问题；若他们感到拒答也同样难为情的时候，他们也许就会故意提供一个错误的答案。
尽管对敏感问题的问卷数据采集难度较大，但并不是说结构化问卷不能提问这些敏感问题，以下是美国调查方法教材中提供的一些指导性建议，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建议，我用William Parish主持的“中国人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下简称CHFLS）中关于性生活的一些问卷题来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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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开放型而不是选项闭合型题型来提问敏感行为的频率。一方面这样不会损失测量的精度，另一方面不会给受访人造成一种印象——选项构成了行为频率分布的参照标准——他们若选择高频率或低频率的选项会不会显得不正常？比如，让我们来比较以下两种方案：
开放型题型：“您和您现在的爱人，第一次过性生活的时候，您自己是多少周岁？”[请连续按两个数字]_______
闭合型题型：“您和您现在的爱人，第一次过性生活的时候，您自己的年龄属于下列哪一组？”
（选项为A. 20岁以下 B. 20—24岁 C. 25—29岁 D. 30岁或以上）
在上述开放型题型中，我们采集到的是一个连续型变量，而在闭合型选项中，我们只能获得一个四分类变量，后者精度不及前者。不过更重要的是，闭合型题型很可能会让选A或选D的受访者感到不自在，他们也许会想如果是20岁以下发生了性行为，会不会太早了？而30岁以上才发生性行为，会不会太迟了呢？
2. 使用长题干而不是短题干来表述题目，这样会让受访者感觉没那么突兀，长题干中包含了更多的列举也会帮助他们回忆答案。比如这道CHFLS的问卷题：
“有些人，在过性生活之前，总是首先爱抚对方，包括拥抱、亲吻、抚摸等等。您觉得，您现在的爱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选项为A.很充分 B.不够充分 C.一点没有）
这样表述是不是比“您现在的爱人在性生活之前对您爱抚得充分吗”要更委婉？而你也会更明确哪些情况属于“爱抚”？
3. 使用熟悉的词语来描述敏感行为，理由同2。试想你向已婚人士提问性生活的问题，你可以这样提问：“在过去12个月之内，您与现在的爱人，平均多长时间过一次性生活？”或者，如果调查的对象只有在婚人群，你也可以含蓄地用“夫妻生活”来替代“性生活”，但如果你若问：“您与现在的配偶一个月交配几次？”面对这样的表述，受访人多半会觉得你没把他当人看。
4. 题干中使用一些表现“宽容”姿态或情景的引导语来减轻受访人作答的心理负担。常用的引导情景包括以下四种：
“人人都一样[everybody-does-it]”，例如“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真的结婚了。请问您是否在与现在的配偶结婚前也是同样的经历呢？”
“假定行为已发生[assume-the-behavior]”，例如“与您有性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已经超过六个月以上的人，一共有几人？”这里，就识趣地避开了一些尴尬的前提性问题：“到现在为止，您有没有与人维持性关系超过六个月以上？”以及“您是否与多个人维持过超过六个月以上的性关系？”
“权威认可[authorities-recommend-it]”，例如“中国有句古话，叫‘劳色伤身’，就是说男人过性生活的次数很多，就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您觉得，男人真的会‘劳色伤身’吗？”常用的同类情景还有 “专家认为…”或“心理学家发现…”等。
“情有可原[reason-for-doing-it]”，例如“有些人自己不想过性生活，但是为了满足对方，只好比较勉强地过性生活。在过去12个月之内，您自己有过这种情况吗？”
5. 尽量提问更长一段时间（比如一生）的行为或很久以前发生的行为，而非近期行为。毕竟，人们在承认很久以前的行为时的难为情程度要更低。不妨想想，好些名人会在公众面前主动提起年少轻狂的荒唐事，却怕被狗仔队抓到昨夜的去向。比如，下面这道题对时间的处理就很巧妙：
“您自己上一次做人工流产，是在多长时间以前？”
（选项为A.一年之内；B.二年之内；C. 超过二年之前；4. 没有做过人工流产）
6. 把一个你关注的敏感问题与一个（些）更敏感的问题放在一起，让你关注的那道题在相互比较之下，显得没那么敏感。人们对敏感程度的判断会受到情景的影响。这里请容许我编造一个场景，假如你要问受访人“有没有约过炮”，你可以先问其“有没有卖过淫或嫖过娼”。
7. 如果你既要提问概要又要询问具体细节，先提问概要性的题目，再提问具体的细节题。
8. 考虑利用日历或记账法来采集敏感信息，比如建议受访人自己对这些行为做记录。国家统计局的城乡收入调查就是采用了记账法，他们培训受访人把每日家庭开销和收入都记录下来。
9. 尽量采用受访人自填问卷[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来采集敏感信息。让受访人将自填问卷放入密封信封，或采用计算机化调查的随机回答技术[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让访员不知道受访人的填答。在CHFLS的调查中，在进入性生活问卷模块时，都是由受访人自己使用电脑来回答，访员是无法知道受访人的填答。有时候，让受访人最尴尬的是访问互动，而不是答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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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即便是改进了问卷设计和采用保护受访人隐私的调查手段，我们仍然不能保证受访人都能愿意并且如实回答这些敏感问题，但是在上述的问卷设计中，我们既没有“拷问”，也没有“吊打”。社会调查不是严刑逼供，而只是采集代表性样本数据的有效手段。尽管问卷调查是不是采集能反映敏感行为总体分布信息的最优手段尚存争议，如有关消费或网络行为的大数据可以实现在不知不觉中记录某些群体的敏感行为信息，但调查却仍然是目前阶段一般研究者获取代表性数据的最常用手段。
王小波知道社会调查有时不靠谱，但他不知道的是，真正做社会调查的人知道问什么是不靠谱、怎么问才会更靠谱。
参考文献：
Groves, R. et. al. (2004) Survey Methodolog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Sudman, S., Bardburn, N. (1982) Asking Ques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王小波，2012，《拷问社会学》，《一只特立独行的猪》（72-76页），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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