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同性恋与共产党
“
前言：
这一期的他山之石栏目选了一个敏感的话题：美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左翼传统。本文系何春蕤《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一文的第一节《同性恋与共产党》。
自三十年代起，美国便由于对苏联的担忧而滋生出反共情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正是应这种思潮而生的。但凡威胁到美国一贯秉承的价值观的思想，都被斥为“苏联泊来的颠覆思潮”。在民权运动兴起之前，美国的社会风气极度保守，因而工人维权、妇女解放、少数族裔平权、同性恋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 Movement，沿用此称呼系历史上的习惯）等等竟同属“共产主义的威胁”。如同何春蕤所言，这些同属“不可言说的政治秘密”。
必须说明的是，五十年代的美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庸，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自居正统的垄断一脉相承，因此对于同性恋解放都是一概斥为“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行为”。这个简单粗暴的解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原则。关于这个话题，请参考Purple过往的一篇推送：他山之石|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
（当然，随着苏联的衰落，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被打破了。若不计某些具有“特色”的“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转变了对待LGBT群体的态度，他们终于意识到，支持LGBT运动中的激进派来反对异性恋霸权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最正确的表达方式之一。小编以后会专门整理这方面的言论。）
然而，在美国五十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最早将同性恋解放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的组织，却正是由美国共产党成员哈利·海伊（Harry Hay）牵头的马太辛社（Mattachine）。在这个团体中，他与其他几位同样具有“共产分子”和“同性恋”双重身份的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运动中习得的左翼传统融入了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将它上升为激进化的政治议题。这个社团最早的活动取得了不小的影响力：他们帮助LGBT群体进行了一系列法律上的维权行动，甚至首次试图将相关议题引入地方选举，而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后来由于反共思潮愈演愈烈，内部缺乏强力的领导，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压力下，社团便走向了撕裂，放弃了早期的激进政治底色，从此影响力渐渐减弱了。但是它曾经带来的激进政治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马太辛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造成了政治影响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社团，而哈利·海伊因此被誉为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先驱。
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LGBT运动
或许依旧不无启发。
除了它带来的激进政治传统以外
它还能给予我们两点启示：
其一
真正的共产党人必定应当是LGBT运动的支持者。
其二
它似乎为中文语境中的“同志”称谓
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注脚——
不论身份如何
激进左派都应当是站在一起的同志。
1950 年代美国政治高压气氛之下，性与政治、同性恋与共产党经常同时成为个人生命中不可言说的祕密，也因而常常成为沉默的空白。
在所有的西方同性恋历史叙述中，1950 年代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等人利用逐渐形成的恐共心理，组成“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对政治异议份子和同性恋大加迫害，这个史实是耳熟能详的。但是这一连串的政治迫害为什么会把同性恋也视为迫害对象倒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难道同性恋和政治异议在那个历史时刻有什么特殊关连吗？
这样的关连又会在同性恋运动的形体和发展上形成何种建构？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美国反共思潮的代表人物。
当然，反共思潮开始于麦卡锡登上政治舞台之前。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指出，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广泛投入，迫使它在内政方面采取许多突破原有社会成见的政策和做法，例如女性与黑人都首度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劳动生产的行列，也拓展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参与，性别秩序和种族秩序因而出现重大调整。
1945 年战争虽然结束，战后许多地区的快速赤化（包括中国）以及苏联在东欧的扩张，都令美国忧心忡忡，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窜升为美国国内的首要考量。学者指出，在这种紧缩的氛围中，同性恋凝聚了性别和国族汇集时的动力，被视为扰乱了社会的性别秩序，而且在政治象徵的层面上标记了国力（男性力量）的弱化，因此成为战后美国国族营造工程中亟需被扫除的重要目标。政府的说词则是说同性恋者道德感薄弱（也就是说，个人的性道德可以直接扩大为其一般道德状态），而且容易因其不名誉的性行为而被有心人勒索，可能因此泄露国家机密，是国家安全上的风险(security risk)，因此必须去职。事实上，一切“腐败的、堕落的、动摇常规的”行为（包括同性恋和色情）都在当时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
统计数字显示，1947 到 1950 年间军队和政府单位中开除了将近五千名疑似同性恋身分的员工。同时，在美国介入韩战的关键时刻，联邦政府也决定设立“忠诚委员会”来调查联邦僱员与所谓“颠覆份子”之间的来往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包括与共党分子的来往、阅读反美杂志与书籍、支持 1948 年左派总统候选人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 的进步党、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对黑人友善、或者奇装异服，都成为值得监控的对象，稍后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运作模式就建立在这些具体措施之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且在白色恐怖高峰期的1953 年下令，以后政府的僱佣程序必须查明申请者的性偏好取向，风气所至，连对同性恋表达友善态度的学术研究也难逃一劫，195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获悉金赛的性研究中心遭受思想调查之后，就立刻终止了对金赛的经费补助。政治氛围的紧缩加剧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造成对同性恋更为不利的社会环境。
这个历史叙述凸显的是：同性恋者在白色恐怖中被当成整肃排挤的对象，是出于右派政权的阴谋罗织，同性恋是政治高压之下的无辜受害者。当然，这种描绘或许可以为同性恋的不平境遇赢得同情和支持，但是它同时也倾向于以简单的“压力反弹”模式来解释同性恋运动在 1950 年代之后的蓬勃发展，因而抹去了同性恋运动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些复杂面向，将性倾向从与其他社会因素之纠葛中孤立出来。本文则将指出，1950 年代同性恋认同的“组织化”和“运动化”，和当时比较激进的同性恋者本身的左翼政治异议立场──而不仅止于他们的性身分认同──紧密相连。事实上，以最明确的例子来说，1951 年在洛杉矶首创成立同性恋地下组织马太辛（The Mattachine）▼1以推动同性恋自我意识和认同的五位同性恋者，之所以能有此突破──不但开始认识到同性恋议题可以作为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议题之一，也意识到同性恋身分有可能作为动员异议的轴线──其中很重要的启发来自于这五位同性恋者本身作为（当时受到严厉政治迫害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在当时氛围中所蕴涵的政治压迫。另外，他们推动同性恋认同时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和战斗构想，则大量得力于他们在之前左翼政治异议抗争经验中的累积。换句话说，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形塑运作，和早期成员的激进政治异议身分紧密相连，这对后来性认同运动的渐次动员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2。
▼1在马太辛（1953 年改组后正名为Mattachine Society，马太辛协会)出现之前当然也有其他类似组织，只是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纽约和洛杉矶的 Vetera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 就曾经在 1947 年私下印行内部流通的刊物Vice Versa ，来延续战争动员期间建立的同性恋人际关系网络。马太辛协会的前身 International Fraternal Orders for Peace and Social Dignity（又称 Bachelors Anonymous，名称可能来自同性恋组成的 Bachelors for Wallace 助选团体）在 1950 年也宣称是一个“服务和福利的组织，致力保护并促进社会中雌雄同体的少数人”
▼2这段历史的研究因为性质特殊，而且十分敏感，其实在大部分史家的写作中都是简略的带过，只有深具左翼立场的 John D'Emilio 做了比较完整的资料收集。
美国共产党党徽。
它是镰刀锤头图案的变形：
齿轮体现出美国当时具有一个强大的产业工人阶级。
这当然不是说性倾向认同和某种左翼的政治立场有本质上的正向相关性。事实上，当时受到斯大林思想影响的美国共党组织以及大部分毛派团体对同性恋并不友善▼3。教条的左翼立场一向认为同性恋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妄想用个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引致失志与挫败，在这种党内教条高压之下，左翼的同性恋者在党内并未出柜。以创建马太辛协会的灵魂人物哈利·海伊（Henry Hay） 为例，他早年加入激进剧团，在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场合中以深具政治性的戏剧表演来激动人心，1934 年 Hay 加入美国共产党，但是当时的共产党对所谓“性偏差”（同性恋）也采取和一般人一样的谴责态度，因此 Hay 一直没有想过可以融汇他的性身分与政治身分，也就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加入性身分的抗争，并在他的性身分意识中加入左翼的视野。1938 年海伊和一位女性党员结婚，开始他长达 14 年回避性身分出柜的生涯。这种暗柜状态一直要等到 1948 年共产党推出亨利·华莱士竞选美国总统以对抗杜鲁门政权的冷战政策时，才在新的动员活动中掀起性认同出柜的契机。
▼3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本来设立了一些非常进步的、开明的政策，在婚姻、性、教育上都有前所未见的突破性新措施，因此二零年代就已经形成共识，不让国家的权力涉入私人生活领域，而边缘情欲如肛交、同性恋等也都不再被视为罪行。可惜，斯大林建立他的独裁政权后全面扫荡异己，1934 年同性恋再度成为罪行，1944年堕胎重新被视为非法，连离婚都有可能要罚款。风气所至，其他各国的左翼组织也都展现类似的紧缩。
马太辛协会的发起人
哈利·海伊
激进政治的动员活动常常带出新的人际接触与合作，因而开启新的视野眼界；美国的同性恋性认同就正是在左翼政治激化震荡的氛围中出线的。
1948 年 8 月 Hay 参加一个进步人士的小派对时无意间发现在场人士竟然都是同性恋，当谈话题目飘向当时华莱士的竞选活动时，海伊和身边的几个人就半开玩笑的开始设计如何在华莱士的政见中加入性隐私权的条款，以便动员更多非共产党的同性恋者支持华莱士的竞选。
这个在无意中因玩笑交心而浮现的小团体（戏称为 Bachelors-for-Wallace）后来并未具体发展，但是在广泛发掘更多进步政治潜力的长远目标下，左翼人士首度在概念上由“激进政治身份”的框架出发，来思考“边缘性身份”的可能浮现与运作，因而使得性认同首度戴上运动的意义内涵，被视为有可能发展成为组织同性恋者以及推动有关同性恋政治议题的社会因素。不久之后，海伊透过在左翼的“人民教育中心”教音乐的工作而结识了查克·罗兰（ Chuck Rowland ）和鲍勃·赫尔（Bob Hull），发现三人不但同为同性恋，更同为共产党员，后来又认识了激进社会意识舞蹈家鲁迪· 杰恩雷什（Rudi Gernreich） 以及为二次大战日裔美国人权益而战的戴尔·詹宁斯（ Dale Jennings），这五个在政治和性身分上都是双重的“同志”▼4而且同有大量运动组织经验的人，因工作和兴趣相似而经常碰面，终於在 1950 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成立祕密结社马太辛协会。
▼4本文将以加了引号的“同志”来指涉左翼政治认同和同性恋认同在个别主体身上的合一。
这个地下结社从每个角度来看都是个忠于左翼传统的组织▼5，不但有阶层严谨的权力结构，而且积极援引左派的社会分析，把同性恋视为“受压迫的文化少数”，认为一定要透过同性恋本身的集体行动才可能改变社会结构中对同性恋的排挤迫害。在具体组织方面，这个小团体也遵循着左翼发展组织的模式，以在众多地区渐次发展读书讨论小组来吸引其他“同志”加入。另外，左翼的渊源也使得马太辛从一开始就认定应该与劳工组织和其他少数族群密切合作。海伊在成立前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成立宗旨就认为应该积极抗拒美国的法西斯倾向，而且要和别的社群合作，争取全世界所有少数民族（包括同性恋）的自由。这种把同性恋视为“少数族群”之一而且和更广大的弱势社群同命的看法，在性身分尚未公开出柜、尚在孤立隐讳中挣扎的历史时刻出现，实在是对左翼思考的一大延伸。
▼5创始的五位成员都有丰富的受迫害及抗争经验，如海伊的激进剧场经验；罗兰在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工作时就遭受反共检验；詹宁斯曾为加州的日裔权益而努力；杰恩雷什逃离了奥地利以避免纳粹对犹太人和左派的迫害。这些激进的政治抗争经验与他们个人长年隐藏的同性恋身分，共同塑造了他们认识迫害的角度。
左翼的思想和实践渊源更进一步使得这个日渐扩大的祕密组织在遭逢具体迫害时，选择採取与公权力对抗的政治行动，因而渐次塑造了新兴同性恋运动的激进气势。
1952 年 2 月，由于詹宁斯落入洛杉矶警方预布的陷阱被捕并将被起诉，马太辛的核心“同志”们一方面通过海伊的共产党关系聘请著名的激进律师乔治·施贝利（George Shibley）前来为詹宁斯辩护，另一方面计划动员群众形成集体行动去支援詹宁斯。可是大部分讨论小组的一般成员在面对法律时还是拥抱“唯法律是从”的主流观念，认为詹宁斯若是被捕就一定是真的有罪▼6，因此抗争的动机很低，核心“同志”于是采行共产党一贯的抗争策略，组成一个“禁止诱陷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Outlaw Entrapment)，借着亲手派发的文宣传单来诉求广大群众的关切。也正是在这些挑战警察权威的文宣传单中，左派同性恋首度以性倾向为基点，发展了“单刀直入、说服力十足”的公开论辩语言，来向群众说明，“诱陷”会对所有人──而不是只有同性恋──的人身自由造成威胁。
▼6这种缺乏行动力的表现可能需要历史原因来解释。毕竟，“50 年代早期尚无任何大型的示威行动以支持个人对现状的挑战，也没有什么广受人注意的次文化来合理化另类的生活方式；相反的，整个同性恋亚文化中都弥漫著一股不安的、脆弱的气氛”。
在这个深具突破性的公开论述行动中已经可以看到 Mattachine的运作性质明显超越了过去各种同性爱(homophile)组织以联谊为主的活动层次以及屈意迎合以融入主流的低调态度。因为，即使在高度紧张的麦卡锡白色恐怖年代中，以共产党“同志”为主的同性恋运动仍然从它左翼的传承中吸收了毫不妥协的挑战态度和深刻的结构分析，以强势的文宣凸显性身分，进行积极抗争。此外，在论述策略上，马太辛虽然从性身份出发，却没有画地自限，而是以公民权(civil rights)的伸张来串连同性恋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抗争位置，企图动员更大更广的不满和参与。在 1950 年代政治高压中就已经出现的这种抗争态度和自我定位，不但明确标志了马太辛协会初期的左翼色彩和立场，也为其后的激进社会运动提供无限启发。
“禁止诱陷公民委员会”的强势论述抗争策略后来证明是成功的。1952 年 6 月陪审团最终无法定罪，检察官也在重审之前撤销告诉，詹宁斯的案子因此成了同性恋地下组织发展的转折点。官司之后，军心大振的核心“同志”决定著手成立另外一个以教育社会为宗旨的公开组织马太辛基金会（Mattachine Foundation），以基金会的正当形式来中介并扩大地下组织的影响力，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同性恋杂志 ONE 于 1953 年元月开始发行，同时同性恋者大批加入 马太辛协会在各地的讨论小组、会员人数暴增，到 1953 年 5 月时，已增至两千人，遍布各大城市，而随着人数增加，小组活动也开始多样化，除了讨论之外，由专业学者组成的讨论小组也开始着手研究同性恋在文化各层面中的存在，以增加同性恋的正当性。▼7
▼7马太辛过度快速的成长也使得组织的运作倍受压力，讨论小组的领导阶层往往缺乏足够认知和调教就披掛上场，使得组织的共识和向心力日渐单薄；同时，核心成员海伊和罗兰也开始辩论是否要重组马太辛协会成为一个开放的地上组织，还是维持某种封闭性和纯净性。不过，在核心成员尚未达成共识之前，1953 年的马太辛协会大会就已经改弦更张，把左翼的成员全部赶出了领导阶层（下详）
组织扩展和建立门面的措施固然使得马太辛在吸引新人和推动各种计画的过程中得以避开因为组织本身过度秘密所带来的可疑形象，但是面对组织要开放到什么地步的问题，面对“公开”和“秘密”之间的抉择，“同志”们却有不同的局势评估。虽然同为激进的共产党同志，罗兰和赫尔等人倾向进一步扩大地上组织，他们觉得马太辛协会已经在三年中创造了足够的友善氛围，左翼“同志”应该在这个扩张的时刻主导重组马太辛，以便更加开放会员的招募并维持左翼的领导地位。创立元老海伊则对广开大门多所疑惧，因为他认为当时热切加入的新入会者只是赶热潮，只是想在万一自己触法时得以藉组织的支援脱身，而并没有意愿投入支持一个长期奋战而且激进左翼的同性恋运动。这个内部意见的差异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逐渐达到高峰的白色恐怖氛围很快就紧缩了核心“同志”挥洒左翼政略的空间。
马太辛的罕见合照。
从左至右依次为哈利·海伊（左上）
康拉德·斯蒂文斯（Knorad Stevens）
戴尔·詹宁斯
鲁迪·杰恩雷什
斯坦·威特（Stan Witt）
鲍勃·赫尔
查克·罗兰（戴眼镜的人）
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
摄影师为詹姆斯·格鲁伯（James Gruber）
这个紧缩的动作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右派人士对马太辛当时开始采取的激进策略所做的回应。左翼的核心“同志”在 1952 年底詹宁斯案之后组织蓬勃成长的大好前景中，继续採取积极的政治策略以提升同性恋议题的可见度，甚至企图把它带入即将进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发信给当时洛杉矶教育委员会的候选人，指出公立学校的教育为同性恋青少年学子制造了许多压力和悲剧，并要求教育委员候选人表达立场，承诺当选后在辅导疑似同性恋学生时会采取中立的立场；同时他们也发信给市长候选人和市议员候选人，提醒他们注意洛杉矶市警察单位一贯对同性恋者所採取的诸多非法处置。这些积极的战略把 马太辛协会 这个同性恋组织推上了正面与权力结构角力的位置，不但在概念上，更在政治诉求上，正式结合了性身分与政治策略，是左翼同性恋政略的明确出线。
这个强势的作为成功的凸显了同性恋议题，但也吸引了周遭好奇而不怀好意的媒体关注。起初核心“同志”向候选人发出的信件并未得到太多回应，但是组织的快速成长却引起有心人士的关注，1953年初洛杉矶镜报的一位右派专栏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以舆论为名向马太辛的一般成员提出挑拨，以迫使这个同性恋组织（在麦卡锡白色恐怖的时刻！）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表态。这篇文章以极为不友善的语调质疑马太辛向候选人的游说，指称这是一个“诡异的新压力团体”，没有任何的正式登记，而且其顾问律师在“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表现得非常不合作。文章因此暗示，同性恋“是被社区蔑视的一群，他们很可能会集结在一起以求自保，最后也可能形成极大的力量”，不过由于同性恋当时被视为“安全风险”，这篇文章因此警告成员小心，因为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颠覆份子都有可能轻易的把同性恋组织转化成一个“危险的政治武器”。
这篇充满暗示的文章在白色恐怖高峰的 1953 年初出现，也就是当麦卡锡的“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来到洛杉矶调查共产党的活动时出现，确实有其严重意义。同性恋身分和政治疑虑之间的可能关连，过去只是在政府的政策中以抽象的、含混的语言浮现，但是此刻在这个敏感时刻，这篇专栏文章描写眼前同性恋身分的具体集结行动极可能是可疑政治活动的掩护，日渐普及而活跃的马太辛组织内层层隐讳的运作模式更证实该组织的可疑威胁性。此外，这片疑云也在马太辛内部形成巨大冲击，在政治恐慌之下，许多晚期加入的成员强烈要求组织中央明确说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核心“同志”则在众方压力之下筹划召开大会，预备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浮上台面后的组织形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核心的左翼“同志”被要求在政治立场上“出柜”的时刻。讽刺的是，出柜的压力竟然来自那些百般保护自己的暗柜性身分的同志（同性恋）。公开抑或祕密、左翼抑或保守、此柜抑或彼柜的决战因此爆发。1953 年 4 月 11-12 日，马太辛协会在洛杉矶普同教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使得核心“同志”深深感受到政治立场出柜的压力。虽然核心“同志”已经宣布不寻求在新的领导架构中任职，一向主张组织地上化的罗兰仍然在会前发表声明：“不管什么结局，我们都反对任何以 马太辛为名的组织发表任何非共产主义立场的声明。如果一个组织以宣示效忠国家为入会的条件，作为个人，我们坚决拒绝和这个组织发生任何关连。我们的立场是，和“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面抗争，是我们的圣战，是符合我们利益的”。罗兰的坚持，表达了核心“同志”对左翼政治新年和边缘性身份之间历史性连结的执着态度。由于马太辛的活动力和积极抗争主要建立在核心“同志”出自左翼立场的结构分析和抗争经验之上，虽然面对周遭压力要求左翼“同志”在政治高压氛围中冒险“出柜”（左翼政治立场的暗柜）以转移外界对同性恋性身份的政治猜忌，核心“同志”仍然表明他们希望马太辛协续结合同志身份和左翼政治异议的殷切期望。
可惜会议的结果并不如核心“同志”的期望。出席大会的人数大约是一百人左右，男女都有，对他们而言，这是有史以来同性恋的第一次集体出柜——而且可以是边缘性身份和左翼异议政治立场的同时出柜；然而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历史时刻，把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联切断，抹去这两个身份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培力历史，却已经成为许多成员的共识。创会的核心“同志”在 1953 年 4 月第一次的会期中似乎成功的缓和了各方压力，但是在 5 月的会期中，新的领导人物肯尼斯·伯恩斯（Kenneth Burns）、玛丽莲·列赫尔（Marilyn Rieger）、哈尔·科尔（Hal Call） 成功出线，用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反共教条语言在左翼的“同志”身上投下可疑的阴影，以此把后者拉下领导位置；科尔并且公开要求在组织章程中加上“反对可疑政治立场”的条款，因为“我们已经被外界当成共产党来攻击了”，这个新的条款据说将可保障组织“不受共产党的渗透”，并保障同性恋不必承受眼前的政治猜忌。这个提案虽然最后并未通过，但是恐共的气氛已经非常明显。新当选的领导班底成立了以反共为基调的“协调会”(Coordinating Council)作为决策中心，採取低调的、融入主流的组织和活动策略，同时维持对会内共产党份子一定程度的“关切”。据说立法委员会的主席大卫·芬恩（ David Finn）甚至在 1953 年 5 月大会后两星期就已经把马太辛协会的宪章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备查，并向该局说明了他自己和其他的成员是如何努力的在组织内“清共”。此外，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协调会”竟然违反大会决议，单方面的以组织名义发佈文宣，宣布马太辛为一个“坚决反共”的组织，并且强调“同性恋…不会试图推翻或破坏社会既存的制度、法律、道德，而是要融入社会，做建设性的、有价值的、负责任的公民”。这个政治立场的宣示在 1953年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或许保住了同性恋组织的存续，但是这个高度局限的存活状态也立刻重新塑造了马太辛的性质和方向。到 1953 年 11 月时，新的领导班底已经成功的扫除了创会“同志”所留下的影响和风格▼8，把组织更名为马太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而且把工作目标限制为联谊活动，在主流化的趋势中锁定吸收那些已经有社会身分和影响力的人，组织的机动性和激进性都有明显的削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没有社会分析、没有策略讨论，“他们以为只要除去偏见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方式”。这次换血大行动当然也激化了另外一些成员的回应。一个月之内，大批的组织工作人员及会员因为认同核心“同志”的政治理念而相继辞去职位，到了 9 月，北加州甚至有大批会员退出了组织，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想搞运动的人”和那些只想“被社会尊重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不管如何，不一样的组织色彩当然会吸引不一样的主体加入组织，也会排挤另一些主体与组织保持距离；Mattachine 的换血行动清掉了早期左翼“同志”的异象和方向，柔化了激进运动的冲力和活力，但是也把未来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契机留给了更边缘的“同志”▼9。
▼8这次的“清党”对创会元老而言，不但是组织上的挫败，更是人生的重大打击，赫尔后来自杀身亡，詹宁斯彻底退出运动，罗兰酗酒以终，只有海伊持续活动，终究在 1970 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看到理想的再生。
▼9女同性恋则在 1955 年组成了名为 Daughters of Bilitis 的联谊组织，但是在类似的氛围中，这两个团体的性质都有颇为明显的阶级倾向。
马太辛协会的历史转折显示，1950 年代个别同性恋者在一定的集体历史脉络中的政治及社会涉入，使他们得以援引其激进化、政治化的模式和资源，在新的集结意义中形塑并浮现自身的性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座落在具体脉络中的社会意义轴线，这个新近浮现的性认同也必然同时会受到脉络中其他社会力的折射渗透而多样化∕分歧化，至于这个多样化∕分歧化会以何种面貌和操作出现，会不会倾向于多元民主式的联盟合作，还是寻求单一正统形象的纯净化，那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了。在1950年代政治氛围的激化中，性认同的某种程度的出柜，选择了以排除左翼成分和左翼路线来呈现自我以赢得正当性；马太辛创会“同志”所遭受的“政治身份出柜/性认同身份出局”就是这个同性恋身份“纯净化以便主流化”过程的标志。
马太辛协会或许希望在自身的形象中清除早期进步“同志”的痕迹，但是同时遭到压抑的却是早期“同志”所开创的论述资源和新的抗争气魄：结构分析、积极抗争、自我骄傲、集体行动、串连结盟。这些标明一个活跃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记号，终究在下一阶段的左翼运动中再度开花结果，促成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再度蓬勃。
多元性取向与性别
LGBTQI
反歧视微信号：thupur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