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纪实摄影师解海龙把镜头推近女孩儿苏明娟，记录了一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
有人对解海龙说：“是你的照片为希望工程真正打开局面。”
希望工程于1989年10月开始实施，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足够的关注，捐款不足1千万。
这张照片发表后短短几个月，善款超过一个亿。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很多人好奇，希望工程之后，解海龙去哪儿了？
解海龙算了算，他在部队三年多，连续三十七个月没有休假。当兵的日子既辛苦又枯燥，唯一一件新鲜事，是战友探亲时带回一台华山牌相机。大伙儿很兴奋，解海龙尤甚。夜里熄灯后，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研究相机的结构，很快学会了怎么上胶卷、怎么摁快门。第二天午饭后，全连的战士一起上山拍照。大家拿出刺刀，绑着武术带，还牵出大狼狗，在树林中表演格斗。一直拍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才下山。所有人都期待成片是啥样，谁知照相馆洗出来全是白板——因为拍照时曝光没搞对。解海龙自责：“当时我就傻了，大家都在嚷嚷浪费感情。”退伍之后，解海龙一直想拥有一台相机。但在70年代末，想买一台相机得下血本。解海龙在工厂上班十几年，工资不高。改革开放后，他涨了工资，单位一次性追补一年的工资差额，发给他70多块钱。他紧攥着这笔钱，想是给爱人买一块手表，还是给孩子买一件衣服。爱人跟他说：“不然你给自己买件大衣吧，整天在外面跑挺冷的。”他犹豫片刻，跟爱人说：“不如买一台相机，咱们每天都可以拿它照相，给你照，给咱孩子照。孩子现在一岁了，如果从现在开始，照到他20岁，照到他结婚，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集，咱们把这个影集交给他的时候，这是多珍贵的一笔资料啊。”爱人同意了，解海龙又凑了点钱，花87块5毛钱买了台海鸥牌照相机。有了照相机，每次拍完照还得出去放大、冲洗，也是成本很高的事情。解海龙又萌发一个愿望——买一台放大机。每天下班后，他就跑到柜台上看，摸摸自己的口袋，又悻悻离开。店员都笑话他：“那人又来了。”直到一天，解海龙看到同仁医院门口排了好长的队。他问了问身边的大哥，才知道是某单位组织义务献血：“给点面包鸡蛋，补助50块钱，还有三天假。”解海龙眼睛冒了光：“能不能我替你献血？吃的你留下，补助给我，你回去还可以休假。”大哥同意了。解海龙拿着献血的补助去买放大机，店员跟他说：“哎呀，总算有钱了。”凑足了装备，解海龙准备大干一场。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到摄影学习班听课。每天晚上九点钟放学，老师骑自行车回家，解海龙便骑车跟在后面，一路上交流摄影问题，直到老师家门口都不舍得走。一张获奖作品是《爱与乐》。他在文化馆附近抓拍一个小女孩在吹泡泡，吹完了泡泡，母亲抱着她，她伸手去抓。解海龙说：“这个照片反映了计划生育好。”还有一张获奖作品，主题是《祖国的春天》。他跑到工地上拍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长城饭店。照片把周围的古建筑与现代的长城饭店作对比，起名叫《古与今》。解海龙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技巧：“你想获奖，一定要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生活美好，妇女儿童。”
工作之余解海龙经常出没“北京广角影会”。广角影会的创始人是摄影师刘加瑞，那时玩摄影的大多是富家子弟，刘加瑞主张更多普通年轻人投入这个领域：“用广泛的角度，记录人民的生活。”广角影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波澜，前后成立了十个地域分会，年轻人摄影的热情空前高涨。刘加瑞带着这帮子弟，想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展览，却被婉言拒绝：“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展馆，可广角影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刘加瑞坚持道：“这些年轻人凭借一股热情潜心学习。买不起相机，他们就拿别人的照片一遍遍模拟，想象自己身临其境会怎么拍。终于有了相机，不管风里雨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省几餐早饭，省几趟车钱，都想方设法买一个胶卷。这帮年轻人感动了我，我才为他们说话来了。今天，也让我感动你们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上衣，露出心脏位置一个大大的U字型伤疤：“这是我先天性心脏病留下来的手术疤痕，二尖瓣狭窄，瓣膜关闭不全，上两层楼都心慌气喘。但今天为了他们，我拉下脸恳请你们，满足他们的心愿吧。”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被刘加瑞的坚持感动，加上广角影会的作品出色，破格让他们在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举行影展。解海龙作为广角影会的活跃分子，深受刘加瑞的器重。刘加瑞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让解海龙带着大家外出创作。可在他看来，解海龙更适合做组织宣传工作，而不是一个优秀的摄影人。有一次解海龙拿着获奖作品向他报喜，却遭到批评：“这些片子虽然美，但你不觉得有点浅吗？藏则深，露则浅。如果长期这样，你要考虑自己是否适合摄影创作。”刘加瑞顿了顿，又说：“你的摄影基本功虽然扎实，但掌握技巧后又去迎合比赛，这些比赛要什么你给什么。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你要明白，摄影更大的作用在于记录，在于传播，给人以感染和思考。”解海龙头一回被人这样否定，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回家之后，他找来刘加瑞推荐的刘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格的摄影作品，看到纺织厂童工、战火和移民的纪实照片。他静静坐了一会儿，起身用报纸把自己的奖杯包起来，塞进床底下。不久后，一个外地人找到解海龙，请他指点摄影。大提包一拉开，咵嚓一下，倒出来2000多张照片。大小不一，有的皱皱巴巴，有的曝光不准确，有的构图有问题。按照专业标准，肯定不是好照片。解海龙问：“这些照片拍的什么意思？给我讲讲。”那人说：“凤阳那边有花鼓戏，我拍他们的民俗。后来看那边的农民特别苦，孩子吃啊、上学啊都有困难，所以我从那开始追踪，从1979年拍到了1989年，整整十年。”解海龙被镇住了，当场选出100张照片，跟那人说：“我们要给你办展览！”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1991年3月5日学雷锋日。解海龙带着相机到街上，看到戴红领巾的孩子在擦栏杆，解放军战士给路人理发，还有社区服务队免费修理自行车。他没有拍照，而是被书店门口的两行字吸引住了，上面写着：“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询问后，他才知道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公益活动。活动发起后，送出去几十万封募捐信，才收到二十万元捐款。解海龙一听就激动了，这不就是自己之前想做的题材吗？1990年的冬天，他和朋友到乡村采风。晚上6点多钟，他看到一个孩子拿着小煤油瓶，背着破书包上夜课。当时，他便萌生了拍摄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冲动。朋友说：“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拍了片子就能发表。你一拍这个，容易发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土老破旧，老少边穷。灰色的、阴暗面的东西多，人家会说你对社会不满。”解海龙急了：“面子，谁的面子？这帮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解决，以后就是到处抢到处偷。现在少盖学校，省下的钱将来就得盖监狱啊。”思绪拉回到当下，解海龙对负责人说：“请允许我以摄影的形式，做希望工程的志愿者。”
和希望工程协定好目的地后，又和文化馆请了一年长假，解海龙踏上了旅程。因为没钱，他一路上能省则省。有时借宿在老百姓家，有时住两元廉价旅店。一顿饭只花两毛钱，一毛钱买饼子，一毛钱买鸡蛋汤。尽管路上很辛苦，可一看到学生的身影，他便两眼发亮。在安徽金寨，他看到几个小孩背着破烂的书包，便跟了上去。一个小孩问：“叔叔，你为什么跟着我们？”解海龙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学校。”另一个小孩问：“叔叔，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多兜？”解海龙说：“这是摄影背心呀。”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只镜头盖。小孩儿们很好奇，纷纷围了上来。解海龙注意到一行人中个头儿最小的女孩，询问她的名字。女孩说：“我叫苏明娟。”因为口音太重，解海龙没有听清。他一边伸出手心，一边问女孩：“你会不会写字？”女孩在他手心里一笔一划地写起来。搞清楚后，解海龙模仿女孩的口音：“原来你叫苏明娟啊！”逗得几个孩子哈哈大笑。聊开之后，解海龙知道这些小孩每天上学要往返二十四里路。他在心里粗略地算了一下，读完六年小学，他们得走两万多里路。这路上要爬山，还要过河。他和孩子们来到一间寺庙改造的学校。学校特别破旧，只要有微风吹过，木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解海龙看到上课时的苏明娟，她握着笔，盯着黑板。那双眼睛特别大，特别亮，既有对知识的渴望，又有说不出的忧愁。他立刻换上80mm-200mm的变焦镜头，抓拍下这个画面：“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感觉！”“如果我只拍那种拖着鼻涕、衣服烂烂、惨兮兮的孩子，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救。我想拍出一种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精神。”他从金寨县去南溪镇。在一间昏暗的教室里，解海龙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光头的小男孩。小男孩渴望知识的眼神，一下子吸引住解海龙的注意。他托稳相机，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几个孩子齐刷刷看向他，他露出一个歉意的眼神，赶紧猫着腰退出教室。在山东省黄石坡，解海龙看到一个捏着粉笔头，在大石板上照着书本写字的女孩。一只小羊拴在旁边的树上，乖乖吃草，也不惊扰它的小主人。解海龙看着稚气又工整的笔记，久久难以迈开脚步：“以地为席，以天为幕。这个孩子在一块大石板上编织自己的梦想呢。”再后来，解海龙来到河南省新县一个学校。他从裂开的窗户纸上偷看，老师在讲台上领读：“山石田土，日月水火。”孩子们在下面大声跟读。一个小男孩眉头紧锁、脖子上青筋暴起，好像要把全身力气都注入到朗读中去。过于专注，以致于流出两串鼻涕都浑然不觉。他不仅大声朗读，还挥舞着手臂：“竖，横折，竖，山！横，撇，竖，横折，横，石！”动作比周围同学幅度都大，一不小心就撞到别人。趁着孩子手速慢下来，解海龙赶紧透过裂开的窗户纸拍了一张照片。下一秒，他的相机包就被老师抢了过去。老师一边盯着窗户纸，一边质问他：“你做什么？”解海龙才发现自己过于投入，把原本已经破洞的窗户纸捅得更破了。在落梅河乡野菊坳小学，他认识了一个叫作朱冬明的老师。朱冬明刚来山区的时候，不知道条件这么苦，吃土豆蔬菜要自己种，喝水要到河里挑，柴火还得上山去砍。房子透风漏雨，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会被蚊虫叮咬。解海龙问他：“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忍受九年？”朱冬明笑着说：“孩子太懂事了，他们总是悄悄地关注我。夏天一开门，我就看到一把把扎得整整齐齐的驱蚊草摆在门口，冬天一进教室，就看到两颗烤熟的小土豆放在桌上。”解海龙留意到朱冬明的抽屉，被一堆大大小小的借条占据了，写着“某某学生本学期欠朱老师学杂费若干元”。解海龙问：“这些钱他们还得起吗？”朱冬明说：“还不上，他们就给我背来几捆柴，或者给我扎两把扫帚。你看，这么多扫帚，我大概一辈子用不完了。”临走之前，解海龙给朱冬明拍下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朱冬明刚完成家访，出门后他的肩膀上多了一个打了补丁的土布挎包，那是一个孩子交的“学杂费”。何文广在当地教书30多年。有一天山里下了大暴雨，他发现两个学生没来上课，担心他们出了什么事，撑起一把破伞便去找学生。到了夜里十二点，家人不见他回来，打起火把沿路寻他。村民在悬崖边的老树上发现了一把伞，顺着藤条爬下去，发现摔得血肉模糊的何老师。何文广被送到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村民和学生用两块门板把他的遗体抬回村里。由于走得突然，家里没有准备棺材，他的学生们带来家里最好的木料，连夜赶制了一口棺材。解海龙在跋涉途中听说这个故事，当即想去给何文广上坟。当地干部劝阻他：“一路过去要100公里，还下着大雨。”解海龙心里很堵，说什么也要去，但登上山顶那一刻，他却突然平静了，对着起起伏伏的山峦拍了几张照片，心想：“何老师，请你放心，孩子们一定会有书读。”在湖北省红安县周七家小学，一场大雨过后，教室满是泥泞。解海龙准备拍下师生下大雨淘水，坚持上课的画面。老师发现后，抢他的相机，抽他的胶卷。接着，孩子们跑出去喊人，三四个老师和一个校长进来了，一大帮人围攻他。他赶紧抽出介绍信，上边写着“团中央”，这群人才停下来。解海龙很生气，但他也理解当地居民的反应：“他们认为我会添麻烦，不会真正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拍完走了，拿人家当例子，最后说人家一大堆不好，真正钱来了也到不了他们手里。”历时一年，解海龙走遍了12个省，100多所学校，形成2万多公里的路程，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承认贫穷有什么羞耻的 ？不为改变贫穷而努力才是可耻的。”
馆长看着还没烘干的照片，被苏明娟大眼睛的照片吸引住，当即掏出50块钱：“太有震撼力了！我捐，我要把钱捐给照片上这个女孩。”希望工程也看中了这张照片，将它印刷成宣传照，贴遍了全国大街小巷，一时间吸引来了很多捐款。希望工程的志愿者们每天忙着登记、汇总、入账、跑邮局。那所赶走解海龙的周七家小学，也盖上了希望小学。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举起一张大照片，里面是解海龙拍的《放羊的女孩》。华仔说：“大家看，她瘦瘦小小的，头发麻黄，身体细弱，她像小猫一样蜷在大石板后面干嘛呢？她在写作业。再看小羊，习惯了小主人每天在这里做功课，懂事地陪着她，不吵不闹，乖乖吃草。”讲到这里，他哽咽了一会儿，接着说：“请大家给我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给这个女孩子送一些纸和笔，别让她在石板上写字了。”演唱会结束后，刘德华捐了40万元，很多人在他的倡导下也跟着捐助。有人问解海龙：“为什么愿意拍摄这样苦涩的题材呢？”解海龙说：当我的影像给城里人、富人看的时候，有些人感动了，想做好事，盖学校、买东西，我就是个架桥的。中国人容不得别人生活得比自己难，看到别人家过不去，心里就不好受，愿意拿出一点来帮人。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是谁呢？是社会。”多年之后，“大鼻涕”胡善辉成为一名军人，“小光头”张天义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大眼睛”苏明娟成为银行干部，更多孩子因为希望工程改变了命运。解海龙拍了那么多张著名的照片，但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一个白血症小孩的照片。那个小孩得了白血症，正在找脊髓配对。他父母听说解海龙拍《大眼睛》，让苏明娟改变了命运，希望解海龙也为他们的孩子拍一张照片。母亲一看解海龙来了，跟女儿说：“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女孩唱了起来，解海龙静静听着，为孩子拍下了照片。照片发表后，他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找那个女孩。护士说：“你不知道吗？前天已经死了。”解海龙在门口呆住了：“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你。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你没有还人家。”
1998年张北地震，5月阿尔山大火，7月湖北抗洪救灾，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有解海龙的身影。但近十年，人们很少看到解海龙再出作品。他在做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像调查。他做了一张提问表格——家里有几个人？老婆在哪儿？工资多少钱？有没有劳保？跟家里面用什么方式通信？打电话？写信？还是上网？多长时间打一次电话？什么时候到城市的？做几年工？是第几次打工？以前干过什么？现在干得如何？像希望工程一样，他想把握人物身上“希望”的瞬间。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总是：“你希望得到什么？”在北京，他拍了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那人四岁时，父亲出车祸撞死，妹妹不满一岁。母亲不堪生活重负离家出走，把兄妹俩扔给爷爷奶奶。他考上高中，却无法继续上学：“我不能让爷爷奶奶继续受累了。”哪里能挣到钱，他就往哪里去，不管危不危险都要尝试。到了北京，他在某家电器行当空调安装员，一天最多能够安4个空调，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每次听说有电器工人高空意外的新闻，他都胆战心惊，但为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解海龙问这个工人，你现在的希望是什么？“他说：“我还在攒钱，我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钱攒够，把我妹妹从延安带到北京，来看看她坏掉的腿，能不能矫正。”在青岛，他拍了一个粉刷墙壁的小伙子。小伙子干了十一年的“城市美容师”，戏称自己是“蜘蛛人”。有一次在粉刷墙壁时，看到房间里冒烟，拴着绳子的他蹬破窗户跳进去把火扑灭，还救了一个老太太。电视台都报道他是个好人。解海龙问他的希望是什么？他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十一年，如果你们说我是好人，那就吸纳我吧。”摄影评论家顾铮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剧烈地变革，但纪实摄影却陷入了相对的沉寂。”
一帮广角影会的成员去医院看望他，刘加瑞说：“我才五十多岁，我还想工作，必须做这个手术，最后一搏。手术成功了，我还可以和你们再干几年，如果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看你们都成长了，都接上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解海龙眼眶湿润，在手术室外死盯着红色指示灯，默默为老师祈祷。但那天，刘老师永远地留在了手术台上。解海龙觉得五雷轰顶，把手指头塞进嘴里，用牙齿拼命地咬着，脑袋一片空白，耳边是乱糟糟的轰鸣声。“解海龙！解海龙！”医生连续叫他好几次，他才从悲痛中惊醒过来。医生递给他恩师留下的一封信：“我觉得大家一起拿着相机记录社会，记录时代，反映人民的生活，这个方向是对的。要坚持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
部分参考资料：
[1]、《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解海龙
[2]、《我要上学》，解海龙
[3]、《解海龙：请别再谈“大眼睛”》，大师
[4]、《专访纪实摄影家解海龙》， 系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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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叉少
不知不觉，又来了好多新朋友，感谢大家对叉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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