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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史家 | 忆江西著名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二三事
周銮书，1933年生，江西吉安人，逝于2007年5月19日。1950---1952年，就读于国立南昌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现代革命史专业进修。曾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纂委员会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小组社会学组评议委员。1983年始，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社联主席、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致力于江西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兵略 兵制 兵争》、《庐山史话》、《景德镇史话》、《千古一村——流坑历史和文化的考察》、《天光云影－周銮书文集江西卷》、《天光云影－周銮书文集史学卷》、《众妙之门－中华传世作品三百篇编注》、《天光云影－江西历史文化散论》等著作。
銮书先生在《庐山史话》中提到“敷浅原”即“庐山”，而家父则认为“敷浅原”即“德安”。家父曾撰写《敷浅原在哪里》一文，参加1979年在庐山召开的省历史学会学术讨论会，随后在《地名知识》和《江西历史文物》上发表。学术争鸣是正常的，但家父在文中的措辞甚为激烈，缺乏平和商榷语言，一般人难以接受。我想，家父的文章当时一定刺痛了銮书先生。
1982年5月，我当时26岁，在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与全省27位同仁一起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全国中南、西南九省地方志培训班”，座谈时大家一致感觉到江西与其它省比较，省里对地方志重视不够。于是，我受大家的委托给白栋材省长写了一封信，建议省里成立“江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江西分会”、统一全省各地地方史志编纂机构名称、再版一批我省地方史志中的善本和珍本等事项。信发出后的几个月，省里举办全省地方志编纂培训班，德安县志办左家池参加培训，课余拜访他的本家左行培老师，左老师说你们这次培训班举办多亏了孙家骅小青年，是他给白省长写了信才促成对方志编纂的重视。事后，江西师大一位熟悉和关心我的老师告诫我：“你以后再不要提给白省长写信的事了。”当时年轻不懂事，现在想来当时真是捅了马蜂窝。我想，当时銮书先生收到白省长批转我的信，一定觉得不爽。
1986年，庐山白鹿洞书院着手恢复建制，我推荐朱瑞熙先生(蒙文通的关门弟子，范文澜的助手——《中国通史》第5、6、7卷主笔之一)为白鹿洞书院院长，一是考虑朱先生是朱熹的后人，二是朱先生是全国宋史研究中的有后劲的中坚(后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 长)。但没想到这是犯了大忌，大大伤了江西学术界的自尊：白鹿洞书院院长还要请外省人，难道江西就没有人吗？
以上三件事，一是家父是直接得罪了銮书先生，而另外两件事是我让銮书先生作为主管江西社会科学和文化的领导很没面子。1989年2月，我调任庐山白鹿洞书院主持工作，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銮书先生持有成见，可能不关心和不支持我的工作。但，没想到的是我以凡人之心度了銮书先生的君子之腹，他从未提过这三件事，以博大胸怀接纳我，包容我，关心我，支持我。从那时起，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君子”。
我1989年2月调任庐山白鹿洞书院作管委会主任兼书记，雅称“洞主”、“山长”。白鹿洞书院在“文革”前后长期属农垦部门，1979年才划归文化系统。我将白鹿洞书院工作定位为“文物管理、学术研究、办班教学、园林管理、旅游接待”五位一体，全面振兴启动。第一年的学术活动，銮书先生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年中到白鹿洞书院3次，姚公骞先生作为省社科院副院长到白鹿洞书院5次，留下“一年周公三进洞、姚公五进洞”的佳话，这也足以说明銮书先生对白鹿洞书院的重视关心和对我的工作的全力支持。
1998年1月，我从庐山文化广播电视处处长任上调省文化厅任省文物局副局长主持工作，6月兼任省博物馆馆长，时年43岁。銮书先生此时已退休在家专心江西文化学术研究，他担心我自恃是省委主管领导推荐和年轻气盛，又怕我不知省里的水深浅而吃亏，于是用老子《道德经》中“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肆)，光而不眺(耀)”16字告诫我，后来朱受群先生将此16字书成条幅送我，我也一直学习老子的智慧，低调做人，认真做事，方正而不剪割万物，兼收并蓄而不刺伤他人，正直而不过度，光明而不耀眼。同时，銮书先生在江西文化文物学术事业方面，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古村落保护和利用、文物保护和利用、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等等诸多方面给我以指导。几年之后，銮书先生发现我尽力做了一些事，又觉得我有太多想做而又限于制约做不成事的状况，怕我的精神和健康受到伤害，又送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八个字，并亲书“用行舍藏”条幅，使我能够根据事物环境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工作。
銮书先生与犬子晓晨也是忘年交。2004年，正值电视剧《走向共和》热播又突叫停，我带正读高三的晓晨陪銮书先生去吉安考察古村，他俩在车上一路畅谈各自对剧中人物的评价，在古村探花碑前合影。此后，銮书先生每出版一本书，除送一本给我外另送一本给晓晨，称“贤侄”并附上鼓舞语句。2006年3月3日在给我的信末特别写到：“晓晨想已赴京上课，他读后(按：指《众妙之门》)有何意见，也望告之”，可见銮书先生若谷的虚怀。晓晨也将上大二时出版的《范振华雕塑》，送给銮书先生指正。銮书先生希望青少年加强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更好地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出版《众妙之门》之后，又计划与晓晨合写一本《理想之门》，以激励当今青少年。銮书先生对晓晨说：“我拟提纲，你查资料写初稿，再由我修改定稿。”由此可见他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担忧和期待，以及对晓晨的培养和提携。后由于銮书先生病情恶化住院卧床，书稿未能启动，晓晨一直以为憾事。銮书先生对我和犬子的交往，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关怀”。
銮书先生对家乡江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文一章、古人今人，在他的讲稿、文章中，尤其是《天光云影——周銮书文集·江西卷》、《天光云影——江西历史文化散论》中表现出无限的情怀。銮书先生的研究除史学、军事、政论之外，更多地是对江西文化的研究、赞美、宏扬，先后出版了《庐山史话》、《景德镇史话》、《江西赞歌·四言韵文》，主持出版了《江西历代名人传》、《江西古文精华丛书》、《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考察》。銮书先生这些关于江西文化的论述，至今乃至今后都将助推江西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在銮书先生住院的最后生涯，起煌主席邀我一同去医院看望。銮书先生临终前与起煌主席说的三件事：一是江西古村落的保护；二是江西申报世界遗产；三是去世后不搞任何仪式。令我意外和感动。
2007年5月19日，我正率团刚到美国在旧金山考察，接到銮书先生二儿媳妇的电话，告之銮书先生去世的消息。尽管我对銮书先生来日不长早有思想准备，但一旦得此消息还是倍感哀痛，与銮书先生熟悉的同行者也为之哀伤。回国后知道銮书先生上午在江西医院去世，下午火化。第二年清明节前，我和同事王琴红、王小明在萍乡出差返昌路经吉安，与吉安县吴巧娥副县长、文化局长等人一起，给銮书先生扫墓，当我看见墓碑上只有銮书先生的生殁年和立碑人，其正高、正厅、三届全国党代表、著述等身的人生辉煌亮点竟然无一字表述，再次令我震憾，使我悟到了什么才是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