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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方便诸君资考最新学术动态，了解史学研究前沿，瑶湖读史小编特整理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目录。希冀该整理对诸君的学习研究有所裨益，如有纰漏，烦请批评指正。[图源：mall.cnki.net]主办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社长：余小江总编：戴利朝副总编辑：方兴出版周期：双月核心期刊

《史学月刊》2022年第3、4期旧文新推｜你有一份考研复试大礼包待签收……旧文新推｜关于考研，你应该知道这些首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暨“江右史学新秀奖”

由许冠三对“新汉学”代表人物的枚举可大致一窥“新汉学”的治学旨趣——与“高抬考据，轻视义理”的“乾嘉范式”一脉相承。与“新汉学”相对的“新宋学”，陈少明认为其更多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7]

原文经压缩后刊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1期，初稿完成于2019年6月，二稿提交于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所和古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历史思想”学术研讨会（2020年10月23—25日，北京）作者：王刚陶渊明独爱菊吗？——周敦颐与陶渊明文化形象改造问题探微作者介绍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已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要致力于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一、问题的提出：“陶渊明独爱菊”是建构的“事实”宋代大儒周敦颐有一篇著名的哲理小品《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1]当读者流连于它的深刻思想，优美文辞，并几乎以之为“常识”的时候，不知是否想过：通过这一文本所获取的某些知识，与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简言之，它只是一种观念的建构。年深日久，习焉不察，遂以其为事实。那么，此文建构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核心就是——“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独爱菊”吗？揆之于史，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所否定的，不是陶渊明的“菊之爱”。陶氏爱菊，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并非可以由此推断出，他不爱其它的“水陆草木之花”。也就是说，“爱菊”与“独爱菊”不能划上等号。事实也正是如此。翻检《陶集》，陶渊明在咏菊之时，常常有“松”的存在，如《归去来兮辞》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和郭主簿（其二）》则曰：“芳菊开荣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松菊”成为了陶渊明的标配。此外，陶宅旁有五棵柳树，陶氏因自号为“五柳先生”。由此，与周敦颐时代相近的著名画家李公麟作《渊明东篱图》，据苏东坡的题诗可知，画作之中，“疏柳”、“黄菊”相映成趣。[3]当然，有人或许会说，周敦颐所论的，是“水陆草木之花”，“松”、“柳”是树木，而不是花，故而可不论列。那么，有没有与菊一样地道的花卉类植物，它们也是陶渊明的所爱呢？有的。不仅有，而且还不在少数。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饮酒（十七）》：“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拟古（其一）》：“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腊日》：“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里面所出现的桃李之花[4]、兰花、梅花，都植于门前、窗下，与五柳相映，显然是渊明的心爱之物。此外，还有人所熟知的桃花，除了《桃花源记》的描写，在《拟古（其七）》中，有“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的句子。既然陶渊明在爱菊的同时，还爱着各色其它花卉，那么，怎能说他是“独爱菊”呢？更妙的是，陶渊明甚至还爱着周敦颐最为推重的莲花，他的《杂诗（其三）》，就是专门的咏莲之作。[5]不仅如此，与“独爱菊”相关的另一句：“菊之爱，陶后鲜有闻。”也是可以提出质疑的。按照《爱莲说》的逻辑，陶渊明之后，少有爱菊之人。可是，唐人元稹就曾作《菊花》一诗以表达喜爱之情：“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白居易则满怀深爱地唱和道：“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6]与周敦颐同一时代的梅尧臣，也以爱菊而闻名，写下了许多咏菊之作；欧阳修则常携朋至家赏菊会饮，并在一首唱和诗中吟道：“京师谁家不种花，碧砌朱栏敞华屋。”[7]此诗所呈现的，不仅是文人雅士的风流，更重要的是，既然“京师谁家不种花”，正可见在当时种菊、赏菊之盛，不是士大夫们的专利，早已成为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东京梦华录》载，在北宋首都开封，当重阳之日，菊花“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8]面对以上的种种事实，“陶渊明独爱菊”显然成为了一个问题。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一种新解，认为在《爱莲说》中的“独”，不是“仅、只”这样的常义，而应解为“特别”。也就是说，“独爱菊”是指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而不是仅仅喜欢菊花，同理，周敦颐“独爱莲”，也意为特别喜欢莲花。[9]但问题是，“爱菊”与“爱莲”之“独”，是相对于“甚爱牡丹”的“甚”而言的。“甚”，就是“特别”的意思。[10]如果“独”与之同义，那么，它们的区分在哪里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文手法也太不讲究了，与周敦颐一代大儒的身份绝不相符。还可注意的是，“甚爱牡丹”者是“众”，“众”的对立面为“独”，“独”与“众”相对时，它的意义只能落实在人群的“少”甚至“仅有”之上。又怎么可以有“特别”之义呢？此外，据《太平广记》卷二六四，晚唐时有无赖将元稹的“不是花中偏爱菊”纹之于身，并配有“持杯临菊丛”的画面。[11]既然市井皆知，以周敦颐的才学，岂能不知元稹之诗？由此，要表达“特别”之义时，何不直接援用“偏爱菊”呢？既语义贴切，又符合用典习惯，何必要用意义曲折，易生歧义的“独”字呢？还可一说的是，“不是花中偏爱菊”在宋时，有时作“不是花中唯爱菊。”如晚于周敦颐的南宋绍兴刻本《白氏文集》就是这样，而时代稍早于周敦颐的李和文，也在他的书信中引过此诗，作“不是花中惟爱菊。”[12]“唯（惟）”、“独”意义相近，如果不用“偏爱菊”，要坚持用“独”的意义，为什么不直接沿用“唯爱菊”呢？如果再追问下去，还会有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事实上，“陶渊明独爱菊”自产生以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它的出现，不仅关乎着陶渊明“爱菊”这个事实的能否成立，更极大地改造了陶渊明的文化形象。周敦颐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映了他的哪些思考？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论题，与其说是“陶渊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周敦颐问题”。但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为“常识”所遮蔽，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与关注。就笔者目力所及，现在还没有深入的专业性研究成果。[13]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一粗浅的分析，以就正于方家。二、周敦颐文本与周敦颐其人：误读还是别有情怀？前已论及，周敦颐建构了“陶渊明独爱菊”的“事实”及新文本。但它的产生，原因何在呢？这是周敦颐的一次误读吗？误读，在学术史上常有发生。它的出现，应从两方面去找原因：一是所读文本的性质；二是解读者的性情及知识理解力。就文本的性质来看，出现误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由文本的错讹或缺漏所致。但是，自宋以来，陶渊明诗文中的问题，主要是异文方面的争执。而“独爱菊”，不是某一句争讼的诗文，它只是周敦颐的概括。只要陶集基本完整，桃李、兰、梅、莲等相关诗文存在，是不应该出现重大偏差的。二是权威的遮蔽。什么叫权威的遮蔽？《爱莲说》中对陶渊明的讨论，就是典型例子。后世为什么不对周敦颐的论断，做正面、系统的纠正呢？因为周敦颐太权威了。但是，在周敦颐之前，对于陶渊明的诠释，没有这样强大的文化力量。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权威的遮蔽而误读陶渊明。三是所读文本本身的性质，对于理解的准确度会发生影响，以至于走向误读。在阅读中，理论性越强，内在寓意越丰富的文本，就越难体会。例如形而上的知识，还有一些诗文的隐喻及用典，你以为自己懂了，可实际上很可能离题万里。陶渊明好懂吗？不好懂。他的诗文背后的意蕴与思想，要真正理解实非易事。但是，“独爱菊”不属于这类情况。它是一种事实呈现，在本质上不存在理解困难，只要材料清楚，就可以直接推定。由此，就文本层面来说，周敦颐面前应该没有任何障碍或困难。只要正常研读，就不会得出“陶渊明独爱菊”这种违背事实的结论。那么，误读的原因，就必须到解读者身上去找了。正常情况下，解读者致误的原因主要在三方面：一是知识水准。也就是说，不具备阅读能力。但是，周敦颐是这样的人吗？以他的智慧和知识水准，这样的可能绝不存在。二是解读者的粗疏。很多学识渊博者在读书时也常会犯错。原因何在呢？读书不细心，匆匆忙忙就下结论。可是，周敦颐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仅以学闻名，更以干练的吏才受到推许。他头脑清晰，有极强的条分缕析能力。在潘兴嗣的《周敦颐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评价：“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为学“尤善谈名理。”总之，无论为政还是为学，严整、周密、清晰，是周敦颐的特色。这样的一个人，对于陶渊明“爱菊”之类的简单事实，又怎么可能会误读呢？三是对研究对象的熟悉程度。一个人不管学识多高，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出现错误，是毫不奇怪的。但问题是，周敦颐对陶渊明不熟悉吗？“独爱菊”是因陌生而产生的误判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后世的理学家穷究性理，对于诗文则相对隔阂者，往往有之。因为那些道学先生们，“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薄文苑为词章”，“摘索不出一卷之内”。[14]可是这样的“腐儒”，怎可与周敦颐相提并论呢？在《周敦颐墓碣铭》中，妻兄蒲宗孟有这样的评价：“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颠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周敦颐是理学大师，但他没有头巾气，同时也是一位寄情山水的诗人。也就是说，周敦颐既有常人所知的“穷理尽性”之一面，还有着充满自然追求及艺术精神的另一面。对于这一面，蒲宗孟深有感慨，他说：“至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当有高栖遐遁之意，则世人未必尽知之也。”“未尽知”的，不仅是周敦颐的山水情趣，以及好“弹琴吟诗”，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人气质与陶渊明颇为神似。据度正的《周敦颐年谱》，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去赣南就职，“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因堂前有溪，周敦颐命名为“濂溪”，这就是著名的濂溪书堂，周敦颐由此被后世尊为“濂溪先生”。这一桩重大事件，参与者是潘兴嗣。周敦颐与之相约，“异时”将在濂溪之上“歌咏先王之道。”那么，在潘兴嗣的眼中，应约“咏歌”的濂溪主人，是怎样的形象呢？潘氏《题濂溪》诗云：“归来治三径，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愿言与君寿。”在《和茂叔忆濂溪》诗中，则这样吟咏：“忆濂溪，高鸿冥冥遁者肥，……素琴携来谩横膝，无弦之乐音至微。”[15]三径，来自于《归去来兮辞》的“三径就荒”，而五柳，则是陶渊明的自号。至于“遁者肥”，亦与陶渊明有关。宋儒黄徹曾说：“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16]而“素琴”、“无弦之乐”云云，更是著名的陶渊明典故。《宋书·隐逸传》载：“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在潘兴嗣的眼中，周敦颐就是当下的陶渊明。如果说潘氏所论，还只是一人之感受。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同时代的苏东坡诗作。东坡与周敦颐的次子周焘关系甚好，在赠诗《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中颂道：“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17]对周敦颐的定位也是当代陶渊明。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周敦颐的陶渊明形象，是颇为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诗人气质，即便不是特别熟稔陶氏诗文，无论如何也不会陌生。出现误读，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需一提的是，周敦颐为文的特点，是言简意深，他存世作品总字数7000不到，却给后世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在《通书后记》中，朱熹对他的作品有如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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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今言：汉廷处置废帝刘贺的决策依据和用意江右史学｜黄今言：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江右史学

FULFILL（蜂房）读书会“正大史学新秀”

旧文新推，助力考研！一开始的我们总盼着考研的日子早些结束，总以为那是真正的快乐。一开始的我们总觉得毕业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们都还年轻。可是，当结束了考研之旅，当为大学时光画上句号时，我们才知道，毕业季承载着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留恋。曾经最想逃离的自习室，如今却是最不舍得离开的地方。那里，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那里，承载着我们最初的梦想。如今，我收拾行李即将离开我最爱的师大，可是，我想把最珍贵的“它”留下来……当你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考研……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准备？看什么书？刷什么题？……今天！瑶湖读史要给考研君们送上大福利了！！想知道学长学姐们考研成功的小秘诀吗？欲知详情如何~请看下文！小编有话说为了满足诸位考研君长久以来的心愿，以及为诸君提供考研干货，做好考研复习工作，小编用尽各种方法，拿到了咱们文旅学院14级部分优秀学姐学长们的联系方式！！！（激动脸+1）并且，进行了独家专访！！（激动脸+2），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学长学姐们宝贵的考研经验吧~你准备好了吗？

首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暨“江右史学新秀奖”论文评选活动通知鉴于目前国内疫情形势及学校相关防疫政策，本次论坛和评奖活动无法在原定的3月份举办。经与多方沟通、协商，会务组最终确定将于4月8日-10日举行。届时如因疫情发展依然无法举行线下会议，本次论坛和评奖活动则转为线上进行，时间不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1会议时间4月8日（星期五），全天报到。4月9日（星期六），全天开会。4月10日（星期日），离会。2会议报到地点白鹿会馆（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在南昌站和南昌西站下车后，均可乘坐地铁2号线换乘1号线抵达（1号线，在奥体中心站下，再由2号出口出站）。3会议费用承办方承担参会老师和学生的食宿费，往返交通费请自理。住宿标准：昌外参会学生每2人一个标间，带队老师每人一个标间（或单间）。会议议程将在会议前通知。会务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温海波：18649633505王

来源：《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3期作者：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作者介绍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在《近代史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多项，主要论著有《民初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等。

本期预告系瑶湖读史社出品，欢迎广大师友前来读史系列活动指导交流！

编者按为方便诸君资考最新学术动态，了解史学研究前沿，瑶湖读史小编特整理了《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目录。希冀该整理对诸君的学习研究有所裨益，如有纰漏，烦请批评指正。《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目录（1）新书新刊丨李平亮《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会变迁》出版（2）新书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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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来源期刊历史文献研究《齐职仪》与官修政典的兴起黄桢（4）关于史书对“制诏某官”的删改与复原——以汉代为中心孙梓辛（22）《唐惠昭太子哀册》复原研究

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谈王阳明方志远：“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三不朽”好书推荐

编者按为方便诸君资考最新学术动态，了解史学研究前沿，瑶湖读史小编特整理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目录。希冀该整理对诸君的学习研究有所裨益，如有纰漏，烦请批评指正。[图源：mall.cnki.net]主办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社长：余小江总编：戴利朝副总编辑：方兴出版周期：双月核心期刊

亚从“以经为史”到“经为史纲”——论章太炎经史观念之转变贾泉林外国史学西方古代史学源流辨析杨共乐心态、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乔治·勒费弗尔的心态史张

区域史研究的多元可能与持久魅力——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线上召开温海波

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首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暨“江右史学新秀奖”论文评选活动（第一号通知）学术交流

李平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04-01ISBN：9787520378093内容简介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以团练、地方自治和议会制为特征的政治变革，赋予宗族组织、

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会议预告会议主旨：工作坊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发起，旨在提供一个学术合作及人才培养的平台，围绕闽浙赣区域史研究的困惑、前沿、趋势等，通过具体研究成果，分享心得，深入交流。会务联系人：温海波

来源：《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年05期作者：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编者按严谨合理地制定图书馆法律规范，有利于图书馆形成简洁高效的管理模式和科学的规章制度并以此保持良好的运转。探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备案法规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现代图书馆的运转方式。作者简介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崇尚以自由开放之精神做学问，以尊重历史之理念教书育人，鼓励学生以独立思考之追求积极上进。《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等课程深受广大学生喜爱。民国时期图书馆备案的演变及成效图书馆备案是民国时期图书馆法规的要件之一，是图书馆取得合法身份的必要程序，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依据，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法治化进程。了解民国时期图书馆备案制的演变及其成效，对认识我国图书馆的法治化进程，不无积极意义。

来源：《北方论丛》2020年第2期P94—P102作者：张小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原责任编辑：张作成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张小忠｜文摘要：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43期纪要共探《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2021年5月11日下午三点，瑶湖读史社蜂房读书会第43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629办公室如期举行。本期阅读书目为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其一，江公所歌《骊驹》，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14］（卷八八《儒林传》，P3610-3611）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41期纪要共探《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21年4月17日上午九点，瑶湖读史蜂房读书会第41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629办公室如期举行。本期阅读书目为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会议伊始，引读人朱少溥按章节对全书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本书以身体-空间-制度为线索。导言中有比较关键的一句话：“各种政治目标的实现，往往受制于某些非政治因素”，这些非政治因素就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描摹的地方传统、人际网络和利益牵系。这句话强调了现代政治建设过程当中，从前被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地方与民众也具备能动性。周永生老师指出了本书的贡献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借助西方理论尤其是福柯的政治与知识-权力等概念，更易理解书名中的“再造‘病人’”与“空间政治”。专题式的写作使得章节衔接度不高，但各章问题意识较强，便于深刻理解具体问题。书中对产婆等边缘人群、组织的研究体现了人类学式的“理解他者”的叙事方式。但作者无意间认同“手术非中医所擅长”有些自我东方化：“西医的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是现代性事件”的表述强调手术和中医传统的断裂，而据李建民老师的研究，中医亦有自己的外科手术传统。今人用现代医学的理念去理解传统中医实为跨时空的“翻译”，我们当如费侠莉所强调的尝试回到中医传统自身的语境。“地方感”的产生并不一定如杨老师强调的来自西方的介入：如沟口雄三便把“辛亥革命通过各省独立实现”追溯到了明末黄宗羲的“乡治”观念。传统中国社会处理地方治理事务亦可成为“地方感”的来源。中西医之间有冲突亦有融合：胡成即提到早期西方医疗传教士使用中药治病的记录；冲突的发生有时是从业者或政治力量刻意突出的结果，在医疗的实践层面，我们能够看到中西医互相借鉴甚至融通的面向。万心老师通过解释本书的标题以及解答“什么是空间”对本书进行了详致的解读：“病人”打引号，因其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文化性的。疾病的隐喻将民众的健康与国家民族的兴替联结，反细菌战事件中，国家借助作为帝国主义象征的细菌实施社会动员、进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造“地方感觉”就是变革人们的传统观念及行为，如1929年在国家自身建设要求下废止中医：中医的经验性和近巫性与近代的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格格不入。再造“病人”，亦是现代医学对有耐心的病人和国家对守纪律的病人的需要，使得两者合谋，借助对方的力量完成对公民的规训。杨老师通过梳理地方社会网络中人们对医疗卫生机制的接受和国家的法制化观察现代政治，而这种卫生机制的推进往往不得不根据地方感做出调整。第二章和第七章谈到的“空间”应理解为“近代”，“空间”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来自福柯的权力和空间理论以及布迪厄的“地方感”，主要强调西方知识进入中国是双方的妥协与互动。空间是编织着的各种权力网络，对身体进行规训和控制，比如医疗空间。高度行政化、制度化的空间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卫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使得卫生医疗运动超出其自身，成为特殊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的活动，万老师结合自己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指出，新中国政府发动群众的血防运动，把余江县从“病态社会”变为“健康社会”，此后许多血防机制被固化，也成为当地的文化特色。读书会讨论现场李彬老师指出，本书的研究基础多来自作者从前研究儒家知识分子的材料。本书成书之时，国内医学史研究正在起步，本书覆盖了很多医生角色而没有深入，写得既厚又薄，但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选题。在关于中西医论争的背景问题上要注意概念：“中医”古今异义，使用传教士的话语加之西方知识、制度与技术的阐释框架来解释传统医学存在不少“比附”的情况。儒学和中医的命运很相似，难兄难弟，但明清儒生鲜能对医学进行深刻解释，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本书所代表的科学史方向，试图厘清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流传、再造和影响的脉络，是新史学发展的光明大道，大有可为！郭淇斌老师通过思考“如何重写本书？”一一列举出本书的讨论对象，并指出杨老师在诸般取舍中，还是有当讲未讲的部分：如西医中在民国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医师，晚清的太医院和医药承包商；作者思维比较跳跃，在写作中使用了西方的理论来串联；若仅从医疗史角度研究，应区分医生、药物、病人、医院等要素。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讨论了内史和外史的书写有什么高下：老师们指出史学研究者在写作学科史时受到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限制，但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照数据背后的人。两种研究都有意义，最好是两者兼通。最后鼓励同学们开展利用多种语言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其次是政治变动与民众的感觉：不管是日军对民众的轰炸还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只有真切地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关联其切身利益，民众才会“感觉”到所谓的变动与事件。郭淇斌老师指出，这种切身的体感反映出民众生活规律的“常”与“变”之间的落差。朱少溥补充道，本书的三、四章即讨论了兰安生模式下三级卫生保健体系在卫生试验区的铺开加强了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即体现在对百姓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产婆、阴阳生形象与功能的扭转。最后是疾病与现代政治的关系：万心老师以血防为例，国民政府在血防上无所作为，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消灭血吸虫、爱国卫生运动等作为所造就的不同结果（个体的身体状况、社会的精神面貌）使得民众在政治上更信服新中国的政府。周永生老师通过介绍福柯对古典政治（使用可见的、惩罚性的权力）和现代政治（通过知识传达非暴力的控制，个体接受知识的同时也不自知地接受规训）的划分，指出现代人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规训和控制时，也应意识到个体仍拥有自主选择的空间、甚或创造性地消解现代政治的压迫。了解政治实践的基层实态是我们理解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讨论细菌战时，杨老师也意识到社会动员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配合。

［31］艾冲.唐代江南地区诸都督府建制的演变——兼论唐后期节度使府建制［A］.唐史论丛：第十一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首先，这种观点与宣帝分封刘贺于海昏的原意相悖。前引史料说明，宣帝是借鉴舜封象的历史经验，“骨肉之亲，析而不殊”，把刘贺分封为侯，远离故地，到社会经济落后的地方，以示惩罚，而不是希望刘贺“早夭”。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38期纪要共探《制造汉武帝》2020年3月16日下午三点，瑶湖读史社蜂房读书会第38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522研究生教室如期举行。本期阅读书目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除此书以外，辛德勇先生的著作还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石室賸言》、《祭獭食蹠》、《未亥斋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中国印刷史研究》等。本书以讨论汉武帝晚年民生凋敝、社会发展严重受阻下的政策转变为开端，辛德勇先生以严谨的逻辑、犀利的笔锋呈现出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点：一、文中用较大篇幅对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论轮台诏》进行回应，否定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向的史学定论；二、从史源学研究和后现代史学解构的方法出发，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并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读书会开始前，引读人王乐萱首先以提问的形式调查大家对汉武帝的了解程度，与会同学踊跃发言，其中马涵同学提到了汉武帝在年轻时“金屋藏娇”的轶事，与此同时，其他同学也对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汉废帝刘贺的生平经历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接着，王乐萱对该书作者、书目内容及本次读书会两位指导老师做了简要介绍。在对《制造汉武帝》一书进行简单介绍后，王乐萱提到本书的主要论点：辛德勇从史料撰写的时代与作者意图出发，细致爬疏、层层深入，在参详了种种史料记载后，指出《通鉴》所据《汉武故事》不足凭信，从根本上否定了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向的存在。同时，对于太子刘据被废黜的种种原因，辛德勇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之后，王乐萱抛出了一则值得深思的问题供大家探讨：有价值的史料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吴方浪老师认为有价值的史料首先要“真”，因为“真”是历史学者在研究方面基本的操守与信念，在“真”的基础上，要分析这则史料对自己的论文写作以及课题研究是否有一定的帮助，是否能够辅助证明自己论文中的主要论点。陈雄老师在问题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书记载应该求善还是求真？与会的同学们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多数同学以及陈老师本人都认为史书记载应该求其善，因为在官修史书当中，充斥着统治阶层希望万代遵循的价值，希冀这些价值取向传之后世，例如在《史记》《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便融入了自己对于个体的善恶判断以及为政观念。读书会讨论现场为了使大家对戾太子自刎的前因后果更加清晰明了，吴老师在史书记载中摘录了汉武帝施政方面的重要举措，吴老师对其中利害关系的深刻分析促使与会同学逐渐厘清了王位争夺时存在的利益纠葛。同时，对李夫人、钩弋夫人、卫子夫等宫闱人物身后的隐藏势力进行细致剖析后，吴老师指出这场嗣位争夺战的受益者可能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子刘髆与其后成为汉昭帝的刘弗陵。此外，老师还指出，随着皇后卫子夫与汉武帝之间信任的逐渐磨灭，其昔日的宠爱也不复存在，因此太子刘据被废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后的失宠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为政思想上，刘据所信奉的公羊学派与汉武帝的执政风格存在着较大的冲突，这让从前认为太子刘据与自己很相似的汉武帝对其愈加疏远，产生父子隔阂。但同时，吴老师也指出，汉武帝从未下过诛杀戾太子的诏书，因而传统理解的汉武帝对于戾太子的恨之入骨可能与历史的真相存在着一定的出入。关于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变，书中也提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对以上内容，王乐萱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作为一名帝国的统治者，汉武帝在制定政治方针时应紧扣当下发展状况。例如在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时，将税率由“十税一”改为“三十税一”，这样的政策转变符合从军阀割据混战、豪强各自为政到建立起大一统政权的时代要求。再如西汉初期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指导，经济恢复的举措也与时代脉搏共振，故在研究统治者施政方针之转变时，才能较客观而全面地看待。这次《制造汉武帝》读书会，每一位与会者都在现场交流中感受到了思想的交锋与知识的火花，相信汉武帝的形象将在与会同学心中更加鲜明立体。与此同时，同学们也从史料的探微中逐渐拼凑起有关汉武帝时代的面貌。希冀每一代历史人都坚持自己之于知识的操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作者：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原责任编辑：谢维编者按SPRING《临时约法》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的一项重大立法成就，备受学者关注，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临时约法》中的条文出发，而此文通过研究制定《临时约法》的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来探讨《临时约法》的有效性，令人耳目一新。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与《临时约法》的效力一般认为《临时约法》的制定和颁布是南京参议院最重要的立法成就之一。它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华民国过渡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了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的立国原则，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笔者翻阅有关资料发现，关于《临时约法》是否有效的问题还有不同声音。1912

在交流中长知识在宋城上跑田野2020年12月18日-20日，第二届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文交流会如期在宋城赣州召开。会议圆满举行，完全达到了促使同学们互勉共进，砥砺成长的效果。交流会结束后，20日一早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与会同学游览了宋城赣州，从军门楼、郁孤台、八境台、蒋经国故居、宋浮桥、皂儿巷、新安书院、董府，一路走来，短短数小时历宋元明，经清至民国，真正体验了如何走出书斋、走向历史的现场。在这走马观花式的“田野学步”中，学生们虽然步履蹒跚，写下的随记也是文法稚嫩，但却留下了他们在“学术长征”路上的一个重要脚印。而这个印记的落脚之处，正发生在赣南这片革命的红土地上。两校师生合影孙潇：在结束昨日一天的学术报告之后，今日有幸能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游览赣州的史迹。在江南宋城，我们踏上了建于宋代的古城墙，层层的青苔和深浅不一的城砖向我们昭示了这段古城墙所经历的历史。从宋代直到民国，历史不断地变迁，古城墙也几经翻修，古城墙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一种史料。从古城墙上的青砖上，我们能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人对古城墙的修补：“瑶前谢绍熊”“小甲······”“乾隆······”，甚至还有乡约的刻写。触摸青砖上的字，仿佛溯回到那段时光，不同朝代的人在古城墙边做着不同的事。游览古城墙时，就似泛舟在历史的长河中，近千年的历史在眼前慢慢展现，着实令人流连忘返。

然而在时人眼中，万牲园更多被看作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本文由西洋镜丛书授权推送撰文：林峥（中山大学）

茶歇本科生专场（二）15：35-17：00每位报告人限时10分钟，每场评议5分钟，开放交流10分钟主持人：吴星皓1、余晓青（赣南师范大学历史学18级本科生）从福山寺势变看婺源士绅阶层权力建构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36期纪要共探《中国绅士》2020年12月1日下午三点，瑶湖读史社蜂房读书会第36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629办公室如期举行。本期阅读书目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剖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本质特征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指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根由所在。在本次读书会中，围绕着中国绅士与传统社会的关系，以及书中的方法及概念，老师和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引读人林奇祺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于费孝通及《中国绅士》的认识。他强调社会学在产生之初是为了研究不同的社会的，社会学家与自己研究对象有天然的界限，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要把这一“殖民学科”转变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就要求社会学家回到自己家乡做田野，即要体现中国的山川风物，也要体现社会人类之关怀。这些色彩在《中国绅士》中也能够体现。《中国绅士》其实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著作，而是费孝通从自己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中选了部分章节，又增加若干内容口述给美国雷德斐尔德夫人，再经由雷德斐尔德夫人整理编撰后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本书是费孝通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土腐蚀和乡土重建的反思之作，有很深刻的时代关怀。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地的实地调查，对于实证研究已经有很深入的探索。在此书中作者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中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费孝通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但与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相比，费孝通此书更长于田野调查，少了“历史味”，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绅士群体面貌的讨论更为详细，可以作为补充。读书会讨论现场接下来廖华生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他初次阅读《中国绅士》的感受以及对中国绅士的思考。廖老师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初次阅读《中国绅士》时感觉费孝通的研究缺乏精深的考据，并没有像历史学家一样对某一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尤其与张仲礼先生的研究相比这种差异更为明显。但何以费孝通的研究能够如此知名？在梳理了费孝通的学术脉络之后，他明白了这其实反映了不同学科方法之间的差异。社会学关注的是现实社会，而历史关注的是过去，费孝通更多的是在“讲故事”似的给我们展现他的考察所得。廖老师同时也告诫同学们，读书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并矫正错误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读书不能只局限在读书本身，也要了解作者的学术背景，不但要读作者本身的著作，更要读他老师的，甚至学生的著作，理清作者的学术脉络，才能体会著作的妙处。同时，读书要读一串，除了费孝通、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瞿同祖、吴晗等先生的研究也要涉猎，这样才能领会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方法。而不同学科之间也在不断地学习，例如，我们历史学就可以向人类学学习田野考察的方法，这也是人类学方法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廖老师还以自身研究经历为例为大家分享了人类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妙处”。廖老师首先举了文献的产生的例子。任何文献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尤其是民间历史文献，其背后所关联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与这些人群紧密联系的是他们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我们在解读文献时，如果不去了解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不去探讨它们所在的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文献的解读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需要走进历史现场，去感受风土人情。虽然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并且自然环境可能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我们并不能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但对于乡村而言，其变化还是较小的，并且历史文化也可经由一代代人通过口述与文本等形式不断传承。我们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可以还原一些历史的面貌。当然，坐而论道似传授田野调查的方法是相当有限的，想要真正领会田野调查的妙处需要同学们亲自走进田野。谈完本书的方法论之后，廖老师对社科文献出版社版的《中国绅士》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的《中国士绅》两个译本做了辨析，并对中国绅士谈了自己的看法。廖老师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版本的出版先后。《中国绅士》与《中国士绅》整体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在书中，费孝通对何为绅士只是做了描述性的阐释，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历史角度来看，绅士和士绅本质是相同的，绅士（士绅）阶层分为两大块，即绅和士。绅有比较高官衔或学衔，而士的学衔较低，二者可视为一个部分的上层和下层。翻译由“绅士”转变到“士绅”表明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将“士”置于“绅”之前，其实是在强调绅士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本由下层绅士行使其功能，同时下层绅士又占绅士群体的绝大多数，而上层绅士相对而言与百姓较为疏远，对于地方事务，上层绅士也不直接出面。我们在读史料时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许多地方事务，例如打官司、为地方争取福利等都是由下层士人，尤其是秀才承担的，而上层绅士也会署名，但这些只是象征性的协助，他们并不会出面，因为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很“掉份”。在讨论环节，引读人林奇祺首先就何为绅士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林奇祺借用杜赞奇“保护型经纪人”的概念理解绅士。作为保护型经纪人，绅士代村民收税，以使社区免遭国家政权及营利型国家经纪的无理盘剥。直至近代之前，作为乡村文化网络的中心，绅士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望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使得他们担任保护型经纪人义不容辞，也能够带领乡村免于营利型经纪人的层层剥削。同时绅士通过伦理权力控制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政治权力。随后吴丽欣同学引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相关内容对中国绅士的构成、权责等方面的讨论进行了补充。作为“四民之首”，绅士享有自由见官、赋役优免、礼仪优待、法律“豁免”等特权，同时也承担着诸如兴办公益事业、排解乡里纠纷等社会职责，充当政府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根据绅士所从事的职业，可将其划分为官僚、幕友、商人、地主、教师等类别，并由此得出绅士总人口尽管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但其人均收入（约90两）却是普通百姓人均收入（约5.7两）的16倍的结论。但这些数据应该夸大了绅士劳务收入的部分，并且这些绅士的构成大多数为“穷秀才”。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书,

第二届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入选论文公示时间：2020年12月19日地点：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省赣州市黄金校区）截至12月6日，本次论坛共收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来稿21篇。经过多位专家匿名审读、评分，再取平均分排序，选出10篇论文参加此次论坛。限于经费与会议规模，其它论文只能忍痛割爱。无论参会与否，同学们都可根据评审意见修订论文。参会同学在完善论文后，请在15号前发送终稿到投稿邮箱（jxnuhistory@126.com），并准备15分钟的PPT汇报。本次论文交流会得到院系相关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在匿名评审环节具体得到以下老师的鼎力支持，他（她）们分别是张小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林秋云（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周永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郭淇斌（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陈雄（湖南大学历史学博士）、邹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黄倩（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等，谨对以上老师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入选论文公示如下：请入选同学加入本群，方便日后事宜：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查看全部论文分数及其评审意见。本期编辑：朱少溥编审：温海波

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5期作者：张小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原责任编辑：潘清编者按史家在阐述历史时，囿于材料的匮乏使其在叙事时采取一定的历史想象构造历史图景，但这种补充和辅助的真实可靠性有待商榷，而历史想象在历史叙事中如何发挥功能也值得追问。此文将聚焦于历史想象的性质，探究其所蕴含的相关史论问题。虚实之辨：历史想象的认识论探析摘要：历史想象存在事实与图景两层面的认识论问题。就史实而言，历史想象以真确描述已发生的过去事件为前提，旨在确立证据的关联性和情境式的推论，诉诸可证实性原则；历史虚构则不受此限制。就图景而言，历史想象专注于由事实到图景的诠释性关系，构建有意义的叙述体。历史想象契合了情境主义的认识论，但这决不意味历史图景的任意建构；而是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彰显了情境中的人类行动。由此，历史想象的虚实之辨绝不止于评断史料多寡、证据有无的纯逻辑判断；亦关乎史家援入的概念图式、时间加工和主体视角等因素。关键词：历史想象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35期纪要共探《金翼》中的社会生命2020年11月17日下午三点，瑶湖读史社蜂房读书会第35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629办公室如期举行。此次阅读书目为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今年适逢林耀华、费孝通、瞿同祖等诞辰110周年，读此书恰是对前辈的最好礼敬。该书是小说体的人类学著作，以主人公黄东林的生命历程与大历史相互交织为主要线索，叙述了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黄家与张家两个家族的发展历程。本次读书会主要围绕《金翼》，同时参考林耀华弟子庄孔韶的《银翅》，以及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几本相关著作。老师与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引读人杨文珊首先介绍了林耀华先生个人的求学经历与创作《金翼》的学术背景。林耀华自1928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始，深受吴文藻人类学本土化学术思想的影响，在硕士期间恰逢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1940年，林耀华先生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美陪伴患病妻子期间根据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黄村及所在县、乡、镇（今福建省古田县境）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离开中国前在1936年和1937年最后两次田野工作，写成了小说体《金翼》。参考刘永华老师近期在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生命史与大历史的交错——《金翼》生命叙事的一个解读”的讲座思路，杨文珊随后梳理了本书的大概线索，刘老师主要是以《金翼》主人公黄东林的生命历程为例，从大历史的角度谈个体生命与大历史的交错，个体与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从这个观点出发，本书主要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即主人公黄东林的个体生命历程；暗线即大历史，指从辛亥革命前夕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前进脉络。线索大致为：辛亥革命之前，东林的青年时期，也是其通过从商逐渐发迹的人生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这是小哥（林耀华原型）出生的第二年，黄村人误以为“长毛子”（1850-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进村，此次革命对黄家影响较小；北伐战争与国民政府的成立后，国民政府进行了盐政改革，这对东林店铺影响巨大，东林凭借掌管盐仓的特殊身份在地方提升了其地位声望，人际关系网络进一步扩展；到1930年代初的福建地方军阀的混战，其破坏遍及全省，黄村和湖口镇数次成为战场，黄村从未遭受过如此巨大的灾难，作为最富庶的人家，金翼之家尤受劫掠之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东林的投资的柏木生意破灭，店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路军于1933至1934年发动的福建事变，古田县人民再次蒙受巨大的苦难；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以江西为根据地的共产党也逐渐向闽西扩展，黄家人面对红军活动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全家人一起前往福州避难，东林带着店员躲进地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迅速扩张的形势迫使黄家全家撤回老家黄村，东林此时也已经年逾古稀，全书篇章也进入了尾声。对于黄张两家最初的共同发迹，到最终迥然各异的命运结局，引发了我们对人生与命运的深刻思考，而贯穿全书的个体生命史与宏观大历史之间相互的塑造与渗透，也正是我们理解《金翼》的关键。读书会讨论现场梳理完成本书线索之后，温老师提到人文学科著作一般可分三步阅读。首先明确书中内容的本来面目，即拎出线索，弄清基本事实；其次关注书中内容的引申，主要是提取各章关键词和核心议题，梳理相关议题的学术脉络，发现书中有没有对整个学科的方法论启迪；接着可思考书中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意义。其次，温老师还提到注意《金翼》的不同版本，学术著作有的都可能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之间会有不同的差异。要是条件允许，英文水平不错，可参看英文原著，即使有中文译本，原著也更加地道。温老师还引导同学们对比《金翼》与《乡土中国》在写作叙事上的不同，同时，通过《金翼》中的不同苦难记忆，还引导大家对传统中国的“儿童”议题进行相关讨论。此外，书中含有大量关于节日礼俗的描写，故涉及明清以来礼俗下移问题。温老师谈到明代大礼议之争对于乡村礼仪变革的影响，尤其是对基层社会的礼俗生活的影响。《金翼》第四章中对于张家新人婚礼程序的大量细致描写，引发大家对其中法器、筷子、镜子、五福袋等婚礼要素的讨论，温老师提醒大家注意礼俗细节中所暗含的人类学意义，它们都可在仪式过程中解读。引读人通过比较阅读《江村经济》，同时补充分享了婚姻礼俗在乡村中人际网络关系网的构建中重要的功能。《江村经济》中提到农民经济衰落时期迫不得已的“小媳妇”制度，也就是童养媳制度对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危害，《江村经济》里对结婚宴会作用有这样一段解释：“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已经改变了的婚姻礼仪当中，所请客人的名单通常已经缩减。这使原来较广的亲属纽带变得松散。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一俟经济条件许可，就要恢复正常的结婚程序。为了维持传统的礼仪，甚至有许多人宁可推迟婚期或借钱也要把婚礼办得像个样子。”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礼俗场合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与文化功能。在黄村，办一个体面像样的婚礼也是每个农民一生中追求的事情，同时婚礼程序也十分繁杂，花费的物力与财力也不容小觑。在交流讨论了上述几个主要问题之后，进入自由分享阶段。林奇祺同学谈到本书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问题，他提到林耀华写的一段话：“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他认为就存在论来说，中国人原不是个体本位的，无论君亲师友，还是天地族群，都是人依社会连带关联而实现的自我构成。关于本书线索，他认为传统乡土社会农业生产是常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处于贫困的状态，所以需要有商业的补充，张黄两家其实都是围绕致富这个目标的。但是，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商业并不能稳定，所以农业才是乡土社会的常态，似乎农业商业关系和也可以看成《金翼》的一个线索。李容同学随后发表了自己对这本书的感想，她通过阅读，得知《金翼》表现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水，比如：出生的时候需要求得他们信仰的神的保佑，陈靖姑庙；婚礼的程序复杂，需要避讳很多东西；人死后也需要有多种仪式后方可入土为安。而现在的大多数的年轻人都缺少一种耐心，缺少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大多的文化都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想要抛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仪式感，知道自己到达哪个阶段，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事情。欧阳晴、吴丽欣等同学提出了对书中的“命运”的看法。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命”的信仰，人们会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归结于上天的奖励或惩罚。东林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与姐夫芬洲的自怨自艾、消沉低落相比，他把上天降下的惩罚转化为动力。无论是官司缠身还是五哥去世，东林虽然悲痛，却迅速振作起来，并进一步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确立新的平衡。命运并非决定一切，而是个人影响之后的发展。在总结部分，老师与同学们还就以往蜂房读书会读过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等不同类型的“大历史”进行了相关辨析。此外，对于林耀华本人的个体生命史也进行了相关的补充讨论，就此更加加深了对《金翼》的理解。指导老师：温海波引读人：杨文珊阅读书目：《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记录整理：杨文珊下期蜂房读书会将于2020年12月1日下午三点在名达楼2629举行，阅读书目为费孝通的《中国绅士》，指导老师为廖华生，引读人为林奇祺。推荐阅读：读史书单

欣逢江西师范大学八秩芳华，瑶湖读史特此新开校庆专栏，推送本院前辈学人的访谈、文章或口述回忆。专栏既是向老先生们致敬，亦借此契机以启后学。希冀后来者坚守学脉与传承，不忘来时路。在新时期提倡的新史学研究精神的号召下，江西师大历史系率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地方史教研组，但初期并不具备深厚的地方史研究基础，地方史研究仍以传统中国通史既定框架和结构为前提。1986年，地方史教研组改为地方史研究室，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地方史研究不断深入，由初期比较独立的江西政区逐渐转向传统时期的基层社会或具体问题。时光荏苒，筚路蓝缕四十载，方得今日硕果累累。立足当下，师大学子更应潜心向学，孜孜以求。本期向大家介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西师范大学的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机构、主要成果和资料，以飨读者。文章写于近二十年前，诸多人事变更，许怀林教授已退休，黄长椿先生已故去，周秋生先生已退休，《江西省大志》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江西全省公藏谱牒目录》编目工作已完成并出版，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所整理的六种材料大多也已出版。来源：《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注：原文载于《天光云影·周銮书文集·史学卷》，周銮书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号删除。周銮书，1933年生，江西吉安人，逝于2007年5月19日。1950—1952年，就读于国立南昌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现代革命史专业进修。曾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纂委员会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小组社会学组评议委员。1983年始，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社联主席、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致力于江西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

欣逢江西师范大学八秩芳华，瑶湖读史特此新开校庆专栏，推送本院前辈学人的访谈、文章或口述回忆。专栏既是向老先生们致敬，亦借此契机以启后学。希冀后来者坚守学脉与传承，不忘来时路。去年春天，借着江西师大文旅学院编修院史的机会，有幸拜访年届八十的黄今言教授。黄老师惜时勤勉，每日工作到凌晨两点，翌日七点起床。他既同我们讲他的老师谷霁光先生在清华读书时，三年只看过两场戏，又教导我们怎么做读书卡片。今年夏天，黄老师惠赐《谷门问学的回忆》授权我们推送，将谷老治学的门径与为人的原则悉数条陈，以启后学。黄老师对谷老的感怀，以及他自身所体现的为学传统，令我们印象深刻。本期向大家介绍秦汉史方家黄今言先生的访谈，以飨读者。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4期采访整理：温乐平（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吴方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原责任编辑：张欣

编者按为方便诸君资考最新学术动态，瑶湖读史小编整理了2020年9月更新的部分历史学类核心期刊目录，其中包括《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等期刊。望整理对诸君有益，如有问题，欢迎批评指正。《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目录[图源：mall.cnki.net]【专题研究】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赵庆淼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孙红梅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李小波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与清末政局潘崇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景菲菲王明与新民主主义王也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蒋建农习仲勋对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贡献任贵祥17世纪中叶英国突发性事件应对问题研究于文杰；丁亮试论美英对德国科技资源的处置（1944—1954）王颖鹏【环境史研究】宣泄与净化：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

Eliot）牧师开始向印第安人传教，还把《圣经》翻译成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并建立了“祈祷之城”，印第安人与白人相邻而居，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农业技艺。与此同时，托马斯·梅休（Thomas

黄今言：谷霁光先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成就黄今言：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本期编辑：朱少溥瑶湖读史出品

张艳国：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张艳国

9、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推荐理由与上面的《老子、庄子》一样，上海古籍的这本《荀子》篇幅适中而不失权威，为很好的入门之书。如果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则需再看其他相关成果。

正在返校，“停课不停学”「读史书单」系列为读史人吹响复学号角。本期我们邀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杨长云老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推荐阅读书目。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