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张艳国：学与思的追求

copyright@ 本文原载于《理论月刊》2000年第3期，由作者授权转载，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2011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学与思的追求

——写在《张艳国自选集》出版之际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能在而立之年出版一本学术文集，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高兴的是，在各方面的支持下，自己的多年努力没有白费，取得了成果并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但我深知，路还很长，而我只是刚刚起步，因此，绝对不能骄傲。这正如业师章开沅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的：“自满乃是学者停滞的开端。”一时的成功，只不过证明暂时的领先，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而已。在发展的过程中，每向前走一步，再回头看看，很有必要。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告诫人们要善于在每一阶段进行总结，以便不断取得新的收获。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检讨学与思的追求，既于己有益，又可予人借鉴，应该乐于为之。本文就做一点尝试吧，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01

1981年的夏天，我考入有“华东花园”美誉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对于一些落第的考生来说，我是幸运的。但是，那时我对于历史学并不十分中意，而做着文学家的美梦。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不务正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刊，包括一些文学名著，也尝试着写了一点譬如微型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杂文随感之类的习作，尽管并不十分理想，但却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为我热爱写作打下了基础。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杂志上我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一篇长文，深深地为司马迁的敬业精神、不凡人格和坚强意志所折服。至今不能忘怀，当时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时我才知道，历史学原来有这么深奥的学问，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值得一位学者去献身。从此，我对于历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慢慢地进入了自觉的境地。今天看来，我的这个小小转折，意蕴着人生意义。

“丽娃河畔曾读书”，我至今感到骄傲。母校历史系人文荟萃，硕学鸿儒，群星璀璨。吴泽、苏渊雷、戴家祥、郭圣铭、陈旭麓、夏东元、王养冲、谢天佑、陈崇武、李巨廉、艾周昌、王斯德、王家范等等诸教授，学有专长，术有专攻，为一时人杰。虽然其中有的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滔滔宏论，德懿风范，永远萦绕在我的脑际。他们的教诲，无论是从治学的理论，还是从治学的方法论角度讲，都成为我求学致思的智慧源泉。母校历史系的先生们治学学风严谨，自成特色，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其特色尤其以做大题目、进行理论分析为突出和见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史专家将这种治学风格与方法界定为“海派”。不管人们对它如何评论，但是，对我来说，经受四年的教诲和磨练，我获益非浅，深受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以后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映现出来。

虽然如此，我的入门还是从由实而虚、由小到大开始的。写到这里，不能不令我想到我永远尊敬和感激的林正根教授。他是带我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人。

林老师教通史课中国古代史的中段，因此，我们在大一就已经很熟悉了。他讲课很有特点：一是讲得细。刚进校的大学生哪里懂得了那么多，不懂的东西只好课后去找资料，细细消化。林老师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二是抓得紧。他经常在晚上走访学生寝室，既能及时回答学生的疑问，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起到督促的作用。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敬业爱岗的品德，要靠自我牺牲精神来支撑。三是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刚进校的大学生哪有什么科研能力？但是，林老师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万事开头难，只要将学生引上道，用研究的方法想问题，他们也会有识见，也会很快提高。开始，我真觉得写论文难，有畏难情绪。林老师鼓励我，说我有思想，能想问题，只是写作不得法，只要肯学，日后定有长进。他让我鼓起勇气，并嘱咐我，学习中有疑问，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以后，我真的给他打扰甚多，他也果真不厌百问，诲人不倦。在我初学的几篇习作上，曾经留下了林老师一串又一串密密麻麻的批改文字。后来我发表的几篇有一定影响的考实性论文，如《司马迁行年之商榷》、《司马迁下狱宫刑考辨》、《李广为何不得封侯》、《宫刑本名及其别称小考》、《论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的缘起》、《论汉武帝时代的军种、兵源及士卒组织》、《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研究》，等等，就是林老师细心指导和修改的结果。在我对考实性问题有很大兴趣后，林老师及时指出，我应该加强理论学习，以便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理性认识水平。譬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难学，林老师鼓励我、辅导我从大一到毕业反复学习了两遍。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他对我也有严格的要求。他关于将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教诲，使我至今受益，殊不知，林老师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谱写园丁之歌的呵！当时，林师母身患绝症，卧床不起。林老师既要照顾家庭，又有科研任务，还要在教学中搞加时赛，真是不容易！

大学四年，除了在学业上的收获外，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加深了对“老师”这个神圣字眼的认识和理解。这正如我在拙著《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老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没有老师，人类文明就会漆黑一团。”形成这样的看法，正是基于近30年来我同老师之间的深厚情感所生发的理性认识。

02

在大学毕业之际，我又一次受到幸运之神的呵护。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从事学术编辑和研究工作。《江汉论坛》杂志，在学术界是一家老字号，素有威望。编辑队伍学术水平整齐，很有学术朝气和活力。加上编辑部制订了“以编为主，以研为辅，编研结合”的编辑方针，因而他们个个编有所成，学有专长，令人羡慕。主编荣开明研究员，专攻哲学与改革问题，很有成就；高映轸研究员是知名的房地产经济学家，成果丰富；何浩研究员身残志坚专治楚史，影响很大；中青年编辑也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牺牲休息时间，在研究上不甘落后，作出了成绩。他们既是我的榜样，又是很好的鞭策。当时我就暗下决心，瞄准学术前沿，找准研究问题，迅速进入角色。

当时我发现，一场全国规模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热”正悄悄地在学术界兴起。在认真分析了研究动态以后，我相继写成了《论史学思维模式的演变》《论史学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学的危机与现代化的抉择》等论文，并且很快在《求索》《江汉论坛》《社会科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随后被一些报刊转载。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看来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对头的。

1986年秋，又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在安徽歙县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会上，我慷慨呈辞，居然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是知名学者陈启能、蒋大椿、吴廷嘉和于沛等先生的鼓励，不啻是最高奖赏。此后，我辛勤耕耘，写出了40余篇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论文，并有很高的转载率。这些论文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的主要成果在1997年出版的拙著《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中得到了反映。这只是表明我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与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道路很长，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有赖于同行继续努力。

当然，对于原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中国文化问题，我并没有放弃。吴泽先生在青年史学社主办的一次讲座上曾经教导我们：“史学研究并不欣赏猴子抓包谷的做法，而注重积点成面、集腋成裘、融会贯通的方法。古往今来的史学大家，无不既是专才，又是通才。”同时，我认为，搞史学的专题研究，既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检验，又有利于提高自己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理解。十几年来，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课题：一是同周积明教授主编《影响中国文化的100人》。本书由武汉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8年再版，并多次获奖。通过研究，我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与历史上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乃至产生持续影响的重大人物有密切的关联；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他们对中华文化所生发的持续性影响，映现出中华文化延绵不衰的生命力；因此，研究精英文化对于揭示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机制，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二是主持中国传统家训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94年我主编的《家训辑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社会反响很好，1996年被再次印刷；后又编著了《家训选读》，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家训虽然只是一种相对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存在的俗文化，但是，它却是中华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渠道和文化形态，有巨大的文化功能和文化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家训进行批判和扬弃，吸取其中有益的文化内容，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是大有可为的。三是同曾成贵研究员主编《资政史鉴》“为政”卷。本书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大型图书《资政史鉴》中的第一卷。通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确立，有特定的东方地理基础和历史条件，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式与内涵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其发展历程自有特点，其基本内容自有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对它展开研究，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此外，我还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中国近代文化诸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上主要内容和看法，在《张艳国自选集》中有所反映。

我热爱我的科研事业，虽然还说不上达到痴迷的程度，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说缺它不可。为了我热爱的事业，我几乎全部牺牲了业余时间，从来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有时在梦中有所发现，随即起床记下，从不懈怠。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汗水换来了一份收获。十数年来，我已经出版专著3部，合著1部，主编5部，副主编3部，参撰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求是内部文稿》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半数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各刊全文转载，数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主要科研业绩也陆续被《中国当代青年学者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张岱年主编）、《中国人物年鉴》（北京·1998年卷）等书刊介绍。

在成长的道路上，确实需要顽强拼搏，内因太重要了。但是，并不总是洒下汗水就有收获。好花还靠护花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很重要。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就曾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我从一名大学生迅速成长为青年学者，当然得力于组织的爱护和培养，但是我特别感激我敬爱的导师夏振坤教授。

夏老师在湖北社会科学院主政十多年，十分注重完整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培养和造就一代青年人才。我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学者连续三次被破格晋升学术职务（1989、1992、1997），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历史文化教授之一，夏老师有关键性的促成之功。青年人才健康成长，是夏老师最大的心愿。他乐意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我深有体会。1993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合作撰写的专著《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探索》。刚好第二年评选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虽然夏老师已有许多适合评奖条件的论著，但是，他毫不犹豫地申报我们合写的这一本。他不仅甘做青年人成长的推力，而且经常呼吁社会力量也做青年人成长的铺路石。他在“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总序中说：“当前，我们正面临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更新的频率，急剧加速！这对于我们学术界梯队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要打破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传统思路，加快新生代的崛起。为此，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加速成长，倾注更大的力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更大的舞台，为他们披荆斩棘，摇旗呐喊！不如此，加快梯队更新，便是一句空话。”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的进步、成长，得益于夏老师用心栽培、用力呵护；但是，他对我思想上最有震撼力、在学识上最有启发性的教诲却是关于治学与做人一致性的论述。夏老师有他自己的信条，在《夏振坤选集》“写在前面”中说道：“爱我中华，守我人格，与人为善，于己寡求。我的治学目标也由此而立：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他经常用他的格言教育我、影响我，让我将做学问与做人统一起来。过去我做学问，一凭兴趣，二为生存需要。后来，我慢慢地懂得：人是主体，是治学的载体，人的意志、精神、道德、理想、情操、胸怀等等，关乎治学甚大；做人要讲人格，治学要有韧性，人品低下的人做不出高档次的学问。现在，我能够将学术兴趣、个人理想、社会责任融为一体，不断提高人生理性，并且渐入治学的佳境，就是受到了夏老师的驯化。

从单纯地找问题、想问题、写论文，到明确治学与做人的关系，担负起学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就是我的演变，这就是我的成长历程。

03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经历多年的治学实践，遍尝艰辛，甘苦自知。如果说有什么体会的话，倒是真有几条陋识：

一是要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就好比打仗抢先占领了制高点，出师即获主动。章开沅先生十分重视“前沿”的重要性，他在回顾学术历程时指出，当时投身于辛亥革命研究，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在建国后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不可绕过，必须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予以解答的重大学术问题，换言之，辛亥革命研究，就是当时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前沿课题；不仅如此，章先生指导学生步入近代史研究的大门，也强调紧紧抓住前沿课题。知名青年学者马敏、朱英教授在中国近代商会与社会变迁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据他们自己的回顾，就是得益于章先生关于抓前沿领域课题的教诲。无独有偶，青年知名学者陈锋教授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时，也认为，他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成绩，得益于导师彭雨新、黄惠贤先生指导他抓前沿性课题。由此看来，在科学研究中存在这么一个定律：取得突出的科研成就，往往是从前沿领域起步的。知名的中国家族史专家徐扬杰研究员在其学术自述中说，他步入家族史领域，就是在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何兹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从抓前沿性问题着手的，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前人对前沿性的问题没做多少工作，所以，“只要下笔就可能是新东西”。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这是由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不抓前沿性课题就难以取得突破。

二是要善于吸取别人的智慧。吸取别人的智慧，也就是不断获得营养。医学上常说，不善于吸取营养，就养不好身体。治学也是这个道理。吸取别人的智慧，有重要性，则正如大科学家牛顿所谓：“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吸取别人智慧的前提，首先是要识人之长，取得这个本事的前提就是要及时并善于掌握学术动态。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在总结治学经验时说：“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要有所作为，言人所未言，在科学研究中有所突破，首先在于对研究领域的熟悉和了解。古人陶渊明的诗云：“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遗迹，事事在中都。”讲的就是吸取前人智慧的重要性。当代大学者胡绳教授在其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是这样既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前人以及同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他进行学术创造所生发的重要帮助：“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可见，创造性劳动本身包含着善于吸取别人的智慧这一道理。

三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想在学术事业上做出成就来，重要的是立志与守恒。所谓立志，就是确立奋斗目标。合理而恰当的奋斗目标，有重大的人生意义，因为没有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谓守恒，就是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勤勤恳恳，持之以恒地向着既定目标行进。守恒，对于成就事业至关重要，龟兔赛跑的寓言发人深思。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学问大家，无不是处理好立志与守恒的典范。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训子说：“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颜之推勉学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古代读书人的功名事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立志、守恒，就能做到勤学。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在回忆其治史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他也以各种方式避免冲击，没有中断学习和研究历史。著名先秦史、史学理论专家佘树声研究员在回忆其治学经历时，生动地写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月，遭到非法关押和拘禁、劳教、流放，他对学问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他说：“我给母亲写信希望能把《诸子集成》寄来。书寄来后，我利用撵野鸡的空隙，坐在包谷地里，将书和笔记本摊在腿上，边看边写，仍在做着当右派前拟定的写一部《先秦两汉思想论丛》的旧梦。”有志者，事竟成。这就是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最好回报。

我不敢夸口说以上体验有什么普遍意义，但是，这几条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管用的。我深知：做人与治学，是一辈子的事情，马虎不得。这正如古人屈原的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做人有高要求，治学有大目标，我要不懈努力。继续按照我自己订立的格言严格要求，艰苦探索。我的格言就是：“三戒”、“两知”、“一心”。

三戒，就是要戒除追名逐利，戒除浅尝辄止，戒除钻牛角尖的不良作风。

两知，就是做人贵知耻，做学问贵知不足。《论语》上说，“知耻而止”，“学而后知不足”，真正是金玉良言，足称学人良训。

一心，就是有一颗做人的良心，有干事业的雄心和信心，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大学毕业之际，陈旭麓教授的赠言：“说良心话，干近情事，做本色人。”我至今不忘。

正是基于这样的格言，故我在《张艳国自选集》“后记”中写道：“往者已矣，来日正长。书生意气，做人本色。夫复何求！”

作者携夫人与其2020届弟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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