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张艳国 石嘉：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机构的“江西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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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本文源自《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作者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嘉，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本文由作者授权推送，特致谢忱！图片均来自网络。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机构的

“江西调查”研究

文 | 张艳国  石嘉

摘要：文化渗透、情报刺探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二战场，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日本在中国成立大量调查机构团体，日本驻华领事馆、满铁、兴亚院、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等为典型代表。这些调查机构团体曾深入江西内地踏查，全面刺探江西地理、交通、社会、政治、经济、工商、农业、矿产等各方面情报，调查范围遍及全省大小50余府县并深入偏远乡村。这些调查资料，客观上讲，对于中国近代史以及江西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近代日本“江西调查”的侵略本质。

关键词：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机构；江西调查

张艳国

石 嘉

文化渗透与谍报活动是日本侵华重要手段。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开始在中国成立各种调查研究机构，以“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势”为由，实则加紧搜集中国各地情报。他们通常组建所谓的“探险队”或者调查机构深入中国内地开展实地考察，然后将调查报告上报至日本高层，为日本当局制定侵华政策提供重要情报。日本专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机构团体众多，外务省、农商务省、参谋本部、满铁、兴亚院、大东亚省、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等皆为代表①。既往研究成果，较少关注近代日本在华调查机构及其谍报活动，偶有涉及者，则更多关注满铁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对于其他调查机构团体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对于日本的“江西调查”研究更为鲜见。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日文档案，梳理近代日本在华调查机构，论述近代日本“江西调查”情况，并分析此种调查的侵略实质，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日本调查资料的重视。

一、近代日本在华调查机构团体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加紧搜集周边国家情报，为日后殖民扩张做准备。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曾指出，日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有着特别重要而又紧密的关系，欧战结束后”，中国“更成为世界问题之中心，日本“人宜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尽早熟知”中国“国情民物。”[1]（序言）三宅雪岭更是指出，应向亚洲大陆派遣学术探险队，开展东洋文化、生物、地质学、人类学的研究。[2]（P25）日本试图通过对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大陆进行实地探查，掌握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并将此种谍报活动视为与欧美逐鹿中国的“重要使命”。日本官方、军方、商界、学界，出于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目的，相继派出浪人、军人、商人、记者、学者、学生，深入中国内陆腹地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形成第一手调查报告。甲午战前，日本根据这些踏查曾绘制包括朝鲜、中国东北和环渤海在内的军用地图，详细标识这些地区的每座山丘、每条道路、每支河流、每个渡口，对中国地理国情了如指掌。[3]甲午战后，以掠夺、侵占中国为圭臬的对华调查，无论从调查范围还是调查内容都较以前有了极大拓展，从日本留下大批第一手调查资料即可见一斑。

近代日本涉华调查资料较为系统者，主要有七种：第一种是学者、官员、商人、军人、浪人的个人踏访记录，如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竹添光鸿、冈千仞、安东不二雄、宇野哲人、内藤湖南等人的中国旅行日记、随笔；第二种是日本驻华领事在其驻地的社会经济调查，以领事报告最为著名；第三种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机构及其地方事务所调查；第四种是兴亚院及其各地联络部、出张所（办事处）的在华调查；第五种是“末次情报资料”，即日本侵华军北平情报机关对中外报刊以剪报形式所做的中国调查，累计数千万条；第六种是日本各实业团体，如银行、会社等在华经贸调查；第七种是东亚同文会及其在华创办学校，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1]（序言）

上述调查资料大抵通过专门的调查机构负责搜集和调查。明治维新后，日本陆续在中国沿海、沿江乃至内陆城市开设领事馆，以此为据点搜集中国经济贸易情报。与此同时，各种民间调查团体也不断涌现，如1877年大久保利通在东京成立振亚社，1880年长冈护美等人在东京成立兴亚会，1889年荒尾精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1891年副岛种臣成立东邦协会。[4]甲午战后，日本侵华欲望进一步高涨，欲尽早推行“大陆政策”，必先充分了解中国，在此种动机支配下，日本国内掀起研究、调查中国的热潮。如早稻田大学与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分别组织同人会和同明会，主要讨论与中国有关问题。[5]1897年，犬养毅等人在同人会和同明会基础上成立东亚会，近卫笃麿等人成立同文会，这两个团体成为东亚同文会的早期雏形。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趁机在东北扩张势力，先后成立两大“国策会社”，即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一战以还，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混战而无暇东顾之机，不断强化北进和南进战略。此时的“北进战略”仍以调查和渗透为主，相应的调查团体也不断出现，如大东文化协会、东亚研究会、东方文化学院等。据满铁调查统计，至1928年日本在华调查研究机构达到34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在华调查机构仍不断增加，据日本东亚研究所统计，抗战后期日本仅在东北的调查团体就达到31个，而在关内的调查团体则达95个，较此前增加数倍。[6]

满铁将日本在华调查机构分为六大类：“财团法人（协会式团体），学校为背景之研究组织，官方机构，公共团体之机关，特殊银行会社，杂志社。”[9]（P1）财团法人式调查研究团体，代表有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及东洋文库，此种团体有特定创立目的和相当的资金为基础。以学校为背景的研究式调查研究机构，代表有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成立的东亚经济研究会，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组成的“支那学社”、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与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联合成立的南支南洋经济研究会、东京商科大学根岸佶研究室、立命馆大学的东洋文化学会、大仓高等商业学校的东亚事情研究会等，均属此类。客观的讲，部分研究团体着眼于学术研究，其它的则仍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官方调查机构，代表有外务省属亚细亚局、通商局、条约局、情报部、文化事业部、驻华领事馆和参谋本部第六科、铁道运输局国际科、商工省商务局贸易科、商工省矿山局地质调查所、北海道厅产业部商工科（即上海海产贸易调查所）、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科、朝鲜总督官房文书科调查系等机构，此种机构主要目的是在华搜集各种情报，为日本当局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信息，带有明显的侵略渗透色彩。公共团体式机关，代表有大阪市产业部调查科、大阪府商品陈列所调查科、神户商业会议所调查科等，此种机构特点在于为日本当局提供中国方面实质、有用的经济情报。特殊银行会社式调查机关，代表有日本银行调查局外国调查系、朝鲜银行东京总裁席调查科、朝鲜银行京城总裁席调查科、横滨正金银行调查科、东亚经济调查局等，此种机构主要任务除了进行实地经济调查外，还在于培养、提升银行职员的经济常识。杂志社，代表有“支那”时报社、外交社报社、国际法外交杂志社、日本殖民通信社，以及前述东洋协会的《东洋》、东亚经济研究会的《东亚经济研究》，等等，此种杂志社或杂志主要刊载、发表对华问题论说、中国相关调查研究等文章。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即开始在江西开展实地调查，其调查机构团体主要有日本外务省及驻外领事馆和东亚同文会。进入20世纪后，随着日本调查机构的增加，日本在江西省的调查机构更多、调查范围更广、掌握江西省情也更细。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二、日本驻九江领事馆调查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在中国各地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官员。1872年1月，日本在上海开设领事馆，成为首个驻华领事馆。10月，上海领事馆作为本部监管镇江、汉口、九江、宁波四口业务。[7]此后，日本陆续向其他口岸派驻领事。至甲午战前，先后在福州、香港、厦门、天津、牛庄、芝罘、汉口、广州等地开设领事馆。[8]甲午战后，日本陆续在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口开设领事馆，其势力扩张到长江中上游地区。日俄战后，日本又在东北设置大量领事馆，至一战爆发前夕在东北新增11个领事馆和4个领事分馆，另外还在关内增加长沙和南京2个领事馆。[9]一战期间，日本极力在中国内陆腹地新增领事馆，先后设置九江、济南、赤峰、成都、郑家屯、昆明、宜昌领事馆。至1925年，日本在华设置总领事馆13个、总领事馆分馆6个，领事馆23个、领事馆分馆3个。[10]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基本完成在华领事馆布置，形成“总领事馆——领事馆——分馆——出张所”的层次有序的布局，从中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深入到内陆腹地。对比同期欧美列强在华设置领事馆情况，亦可窥见日本在华势力之强。据1936年日本外务省调查，英国在华设有18个领事馆，法国和美国各设15个，德国设有8个，而日本达到55个，远超各国数量。[11]

日本驻华领事馆以办理外交事宜为幌子，实则加紧搜集中国各地情报，包括经贸、商业、财政、交通、工矿、农业、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外务省依此调查编篡发行领事报告，每段时期冠以不同刊名，并将其呈送日本内阁、参谋本部和其他机要部门参阅，形成一套完备的领事报告制度。日本领事报告系统、定期刊行始于1882年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篡发行的《通商汇编》（1882年7月—1886年12月）。此后外务省通商局先后发行《通商报告》（1886年12月—1893年12月）、《通商汇纂》（1894年2月—1913年3月）、《通商公报》（1913年4月—1924年12月）、《日刊海外商报》（1925年1月—1928年3月）、《周刊海外经济事情》（1928年4月—1943年10月）、《外务省通商日报》（1935年4月—1943年10月）。1983年，日本雄松堂整理出版明治时期的日本领事报告，即《通商汇编》《通商报告》《通商汇纂》。1997年、2005年，日本不二出版社先后整理发行大正时期的日本领事报告，即《通商公报》和《日刊海外商报》，目前仅剩昭和时期的领事报告《周刊海外经济事情》尚待整理出版，全套领事报告若整理出版，总数将达500卷以上。[12]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即开始“关注”江西情况。1885年，日本在汉口成立领事馆，负责搜集华中地区经济贸易情报，其中包括江西省情报。1915年，日本设置九江领事馆，以九江为据点，搜集江西全省各种情报，尤重经济贸易调查。自1909年开始，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送《九江贸易年报》，并由外务省通商局负责发行。1909年贸易年报分为绪论、输入贸易、输出贸易、结论等部分。[13]1911年，汉口总领事馆再次报送《九江贸易年报》，其内容涉及贸易概况、外国输入品、输入日本品及对日贸易、对外输出品、航运、最近三年贸易比较、重要品输出入情况、船舶进出情况等方面。[14]比较1909年贸易年报，此次年报在内容上有所拓展，增加九江港输入日本商品情况以及对日贸易状况等内容。日本驻九江领事馆设置后，其调查更为详尽，如1916年贸易年报涉及总论、输入、输出、金融、内地转口贸易、交通、铁道、关税收入等部分，调查内容由贸易扩展到金融、交通、关税等其他方面。[15]日本在九江设置领事馆，方便了日本在江西的调查，日本驻九江领事馆每年定期向外务省报送九江港贸易年报，直到1936年5月报送最后一期年报，其调查内容不仅涉及九江港贸易情况，还囊括整个江西省经济、贸易、社会、交通等各方面情报。[16]

日本驻九江领事馆调查是以九江港为据点，进而辐射江西全省范围；调查内容侧重经济贸易，并兼顾整个江西省情调查，诸如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及其职业情况，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长，衣食住行状态，气候和卫生情况，商业贸易及市场，工业及矿业，农业及畜牧、渔猎业，金融及度量衡，交通及通信，九江租界及外国人杂居地，江西省公私设施，土地房屋的买卖及租赁合同、价格及其惯例，普通劳动者及仆婢工资，食品及日用品物价，日本人在江西省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驻九江领事馆成立以后，不断加强在江西的经济渗透与情报刺探活动，尤为重视开发和利用江西农矿、交通资源。日本驻九江领事直言不讳道，日本在华贸易、企业、交通和其他事业较欧美诸国稍逊一筹，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产业、交通等事业较欧美国家起步晚，发展对华贸易、企业较迟，加之中国排日风潮此起彼伏，日本人在江西经营的“事业”并不理想。因此，日本外务省提出将其活动据点由九江延伸至南昌，农业上派人深入江西地方收购土特产品，诸如烟草、樟脑、白麻、麻布、陶瓷器、矿产、茶油、桐油、木材等资源，以备今后发展日本人相关事业；工业上利用江西农矿资源优势，发展棉丝纺织工业、制纸、制糖、火柴、制粉、瓷器加工染色等事业；交通上控制扬子江干流的水运，赣江、锦江等内河航运，南浔铁路的运营管理；加强对庐山水力电气事业、九江仓库及大市场、制冰事业、学校医院建设、精米业等领域的介入与渗透。[17]

三、东亚同文会的“江西调查”

1898年11月，东亚同文会成立，近卫笃麿担任会长，长冈护美为副会长。该会在东京成立本部，在中国、朝鲜设立支部，以中国为经营重点，先后设置广东、北京、福州、上海、汉口、南京等支部。东亚同文会主要目的是培养大批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问题的日本谍报人才，进而在中国开展所谓的“大旅行调查”。[4]为此，该会先后创办南京同文书院、上海同文书院、天津同文书院、汉口同文书院等学校，其中上海同文书院影响最大，曾培养4000余名精通汉语的日本学生。[5]东亚同文会利用这些学生深入中国内地踏查，刺探各地地理、交通、风俗、政治、经济、贸易、商业、金融、工矿、农业等情报，所得调查报告必须上报日本高层，为其制定侵华国策提供信息。[18]东亚同文会依此调查编纂多部大型丛书。[19]东亚同文会的江西调查资料，主要收录于《中国经济全书》《中国省别全志·江西卷》和《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志》等书中。

《中国经济全书》，是上海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指导、动员200多名书院学生参加，从1901年开始，前后历时7年，深入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最后整理而成。其内容包括农政与土地权利移转、劳动者、资本、物价、财政等19大门类，共计12卷。这套资料分别介绍：江西水运情况，包括水运路线、水运船只、航运公司、运输量统计等；铁道情况，包括铁路沿革、管理组织、铁路工事、沿路状况及铁道的影响；邮政情况，包括各地邮局分布情况、经营公司、运营情况、发送路线等；矿产情况，包括煤矿、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锡矿、铅矿、非金属类矿产等分布情况，尤重视对煤炭产额、运输、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调查；江西商帮情况，调查了上海、汉口、湘潭、天津等地的江西帮情况。此外，还详细调查了江西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农业特产、工业制造、商业贸易、城市发展等方面情况，其调查重点集中体现在地方商业和经济领域。

《中国省别全志》，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于1907—1916年间，前往中国各省实地调查，将其调查资料整理编辑而成，包括广东、广西、云南、江西等省志，共计18卷，举凡各省市场、对外贸易、都市、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气候、生产事业及工业、商业机关、商业惯习、货币金融、度量衡等无不涉及，成为当时最为详尽的地方志。江西省志，收录江西调查资料包括江西省发展现状，包括历史沿革、行政区划、面积与人口、地理环境、日本和英国的势力；通商口岸及贸易，重点调查九江港情况，兼及江西全省贸易；都会，调查全省50余个府县的地理环境与人口、城市及市况、农工商业、交通、市民生活程度、城市建筑、饮水等方面；交通及运输机关，包括陆运及水运，南浔铁路、萍株铁路运营情况；邮局及电信，涉及各府县邮政管理局、一等局、二等局、三等局、代办处、电信设置情况；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含纳省内烟草、米、杂粮、茶、麻、砂糖、蓝靛等经营情况；工业及矿产，言及省内主要工业，以及江西省煤炭和其他金属矿产情况；进出口商品，详述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商业机关，叙述各地牙行、会馆、商会、公所等商业机关设置情况；金融货币及度量衡，详及各地金融机关、通货、度量衡情况。

《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旅行日志》《大旅行调查报告书》，是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各地旅行、考察后所撰旅行日记和调查报告，继承东亚同文书院衣钵的爱知大学收藏大量原始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目前该校已整理出版33卷，大批调查资料尚待整理出版。《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旅行日志》亦有不少关于江西的调查日志，如东亚同文书院第6期学生调查赣北及赣南人口、特性、语言、货币、饮食、习俗、名胜古迹、城市街道、市民生活水平等情况，[20]，第8期学生，调查高安、南昌、吉安、赣州等地地理环境、人口民情、自然资源、金融机关、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等情况。[20]。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江西的旅行调查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抗战时期有关江西的调查报告书有：《江西省物产上市交易状况》《江西省交通状况调查》《九江县教育复兴状况》《南昌县的财政》《景德镇陶瓷器的商业调查》《南昌的工业》《江西省德安县的财政》《南昌方面物资上市状况》，以及南昌县家族组织情况等[21]，前述调查涉及江西社会、文化、教育、财政、交通、资源等各方面。

东亚同文会在江西开展了持久、广泛的调查活动。从调查时间看，东亚同文会成立初期即开始重视江西调查，并且持续到抗战结束为止。究其原因，日本认为江西地理位置特殊，江西的商业地位虽然不及湖北、江苏，但在华南地区却占据枢要地位，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向中国内陆腹地发展的重要门户，毗邻日本的“势力范围”福建省，而且省内农矿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引起日本的“瞩目”。从调查内容看，东亚同文会起初较为重视江西的经济、商贸调查，其后则将重点放在农业、矿产、交通方面，因为日本在江西的“特种利权”主要体现在铁道、矿山领域，以及九江至南昌间的汽船业，此时日本已经通过借款的方式操纵了南浔铁路、汉冶萍公司，并以此为据点妄图控制整个江西的矿产和交通。从调查范围看，不仅全面调查江西各府县，还深入农村踏查，对各地地理气候、物产资源、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信息可谓了如指掌。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江西旅行调查”，实质上扮演了典型的谍报角色，是日本当局“经略”江西重要的情报来源。对此，日本当事者也供认不讳：“日本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原以养成熟习中国情形之人才为目的，该院规则，每年应分遣学生分班旅行中国各地，于一切情形，不论巨细，极力侦查。”[22]

东亚同文馆学生“大旅行”所持护照

四、日本其他机构团体的“江西调查”

近代日本的江西调查，绝不仅限于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和东亚同文会两种调查，尚有其他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各种调查。

（一）官方机构

满铁。1906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表面上是一个铁路公司，实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在近代中国各地广设调查机构，在华长期从事情报刺探活动。抗战以前满铁主要搜集东北地区情报，抗战以后调查重心则有南移的趋势，这是配合日本对华军事行动所作的策略。[23]满铁的“江西调查”，主要涉及矿产资源调查，包括萍乡煤矿、九江城门山铁矿、德兴铜矿、遂川钨砂及全省钨矿业经营状况。农村实态调查，包括土地耕作权分类与变迁，地主与佃农关系，租种契约形式及年限，租佃制度与社会经济问题等内容。[24]财政问题调查，包括江西财政收入、财政金融政策，财政税务改革等内容。[25]满铁还相当“关注”苏区与红军动态，其职员佐野学曾明确提出，“应火速开展关于中共资料的搜集工作”。[26]因而满铁保留大量有关中共的档案资料，《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等均为代表。此外，满铁发行的《满铁调查时报》《满铁调查月报》《满铁调查资料》等刊物亦定期刊载有关中共的文章。如《满铁调查月报》记录国民党三次“围剿”，国共双方军队状况，苏维埃区域内情况，各地苏维埃政权概况，苏区社会阶层与阶级斗争。[27]《满铁调查资料》记录红军发展历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的展望等内容，并涉及苏区反帝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红军问题。[38]从满铁的“江西调查”可以发现，政情调查和矿产资源调查是其重点，尤其是抗战以后满铁为适应日本当局“以战养战”的策略，明显加强了对中国的农矿资源调查。

兴亚院。1938年12月，日本内阁决定成立兴亚院，由首相近卫文麿担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任副总裁。兴亚院是抗战时期日本刺探中国情报的核心机构，曾设置华北联络部、蒙疆联络部、华中联络部、厦门联络部、青岛出张所等调查机构，在中国各地开展工商业调查、重要国防资源调查、农林畜产调查、财政金融调查、社会文化调查、政治法制调查、地理与人口调查等，各类调查报告总数达数千份之多。[29]兴亚院的江西调查主要集中在经济、资源、交通等方面。经济方面，主要涉及江西产业总体状况，包括制纸业、苎麻布业、棉织业、纺织业、九江扣业、制烟业、商业贸易等内容；交通方面，主要涉及铁道、公路、水运情况、交通路线、港湾船舶、通信设施等内容；资源方面，主要涉及煤矿、金矿、银矿、铁矿、铅矿、锰矿等矿产资源情况，以及棉花、麻类、茶叶、烟草、桐油、粮食、畜产、林业、渔业等农业资源情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调整侵华政策，采取“以战养战”方针，试图解决日本国内资源匮乏问题以维系其殖民统治。毋庸讳言，兴亚院在江西省展开的各种调查，实为日军掠夺江西资源提供重要情报，尤其是矿产和农业资源调查，被日本当局视为“关乎国运的重要国防资源调查”。[30]

（二）民间团体

东洋协会。1914年6月，小松原英、太仓喜八郎、门田正经等人在东京成立东洋协会，以“裨补东洋平和文明之事业，调查研究台湾、朝鲜、满洲及其他东洋各地事情，增进共同福利为目的”[31]。东洋协会虽为民间团体，但其目的则在于搜集中国、朝鲜乃至南洋地区情报，广建商业学校培养所谓的“拓殖”人才。[32]东洋协会成立专门调查部，广泛搜集周边国家情报，据此调查发行《调查资料》。该资料亦涉及“江西调查”，如：江西农村“复兴”事业调查，包括设立农村服务区、模范农场、农村合作社、医疗卫生机构、农业技术学校等[33]；江西建设事业调查，包括保甲制度、建设事务官培养、军队训练、教育卫生、合作事业、新生活运动等[34]；江西交通网络调查，包括铁路、公路、水运和其他通讯事业情况[35]。交通运输保障是战时取得军事主动权的关键，抗战全面爆发后，东洋协会尤为重视交通和通讯调查，旨在摸清江西交通网络状况，为日本攻占、掠夺江西做准备。

日本国际协会。1920年4月，石井菊次郎等人在东京成立国际协会，以增进“日本与世界各国之亲善”、“实现国际正义与和平”为名，实则在于调查和研究其他国家国情。[32]该协会成立太平洋问题调查部和特别调查部，前者调查研究太平洋相关各种问题，后者主要考察其他国家内部问题，尤其重视调查中国问题。日本国际协会的“江西调查”，主要涉及江西省概况，包括区域、地势、气候、人口、物产、资源情况；江西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情况；江西省通信，包括电信、电话、邮政情况；江西省农业发展情况，包括农民阶层、农村耕地、普通农作物、特殊农作物、林业、畜牧、水产、矿产资源情况；江西省工业，包括饮食工业、纺织工业、制纸工业、陶瓷工业、火柴工业、电气工业发展情况。[36]从日本国际协会调查内容看，更加倾向江西省交通、资源和工商业，这些都与日本以后在江西的军事侵略紧密相连，具有“文武协同”形态。

五、“江西调查”的实质

近代日本在江西开展了持久、广泛的调查，全面搜集省内各府县乃至乡村各种情报，尤为重视农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调查。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急需在华中地区获得作战物资及一般军需资源，因而强化了对江西的农矿资源调查。②兴亚院则明确指出，华中地区的“国防资源调查”，有助于“皇军”作战时获取军需资材，以实现长期的“经济战”。[37]论及调查方法，主要由日本专业调查人员成立调查班，深入江西都会、县城乃至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东亚同文书院曾组建浙赣湘调查班、杭州九江班、长江班、赣粤班等学生调查班深入江西开展调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曾纠集日本农业专家分成数个调查班对华中粮食、矿产、生丝、棉花等“重要国防资源”进行全面侦查。

日本的“江西调查”是其执行“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江西是联结中国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日本更是将其视为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重要跳板，因而相当重视在江西的调查研究，旨在全面摸清江西地理省情和农矿资源情报，为扩大侵华战争做准备。显然，日本在华机构的“调查”，不是仅为了“社会调查”，或是“科学研究”，而是以“调查”“研究”“交流”为幌子，干着收集情报、储备战争信息的肮脏勾当。因此，这种“调查”带着明显的血腥气息，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具有国家战略意图。

首先，“江西调查”是为近代日本“战争国策”服务的。打仗，就得要了解对方，比较敌我优劣，做到知己知彼，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必须做足信息、资料“功课”。因此，刺探中国情报、加强中国调查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一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殖民扩张道路，为尽快实施“大陆政策”，不断加强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其调查范围不仅关注沿海的重要商埠港口，而且注重沿江城市或陆路枢纽城市的调查，从大城市渗透到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地区，从东南沿海一直延伸至西北、西南内陆腹地。“江西调查”即为其产物。日本参谋本部发行的《赣湘地方兵要地志概说》与日本陆军部发行的《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即广泛参考战前日本在江西的各类调查数据汇编而成，这两套兵要地志详细记载江西省战略要地、主要作战路线、地形及地质、气象、航空、交通、通信、卫生、宿营及给养、作战及动员资源，并附有江西省地形地势图、主要作战路线图、河川及湖沼概况图、森林分布图、飞机场图、陆上交通图、水运调查图、通信网一览图、主要疾病分布图、主要作战路线沿途给养力调查图、主要矿产地一览图、主要都市概况图等图表。[38]此种调查及情报为日本侵略、攻占江西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再次佐证日本所谓的“江西调查”实际上就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

其次，“江西调查”的形式无论具有怎样的多样性，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都是附属于战争形态的。因此，这种调查，呈现的是“一元多样”形态，“一”是近代日本政府，是主导者；“多”是的“调查”具体组织，是指除官方机构以外的若干所谓“民间团体”，它们不过是在政府机构主导下的在华“江西调查”罢了，即使是民间机构的“调查”，也仅仅只是这种官方形式的补充，或者说是官方形象的一个侧影。换句话说，没有官方意志，没有官方主导，就没有近代日本在华机构的“江西调查”，更没有民间机构乐于开展“江西调查”；民间机构进行“江西调查”，不过是充当了政府、国家、军事机关的“脚”和“手”罢了，它们的关系恰如中国传统的戏种“双簧”。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开始搜集江西省情报，日本驻汉口、九江领事馆，曾以领事报告形式传递江西省贸易情报和其他信息，如《九江商业视察报告》《南昌视察报告》《江西省事情》和《江西的商情》等领事报告，皆为典型代表。其后东亚同文会利用日本学生，在江西开展“大旅行调查”，留下了大量旅行调查日志和调查报告，对江西的地理省情、农矿资源、工商贸易可谓了如指掌。此外，日本满铁、兴亚院、东洋协会、日本国际协会等亦开展“江西调查”。这些日本官方或民间的“江西调查”指向和意图大抵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利益服务。[39]近代日本驻华领事馆、兴亚院本身就是日本在华设置的官方谍报机构，满铁更是日本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国策会社”。[40]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日本国际协会虽为民间团体，但始终与日本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接受日本政府经费补给，并为其发动侵华战争提供大量情报。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再次，对近代日本在华进行“江西调查”的揭露和研究，表明当时日本政府所宣称“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副骗人的“迷药”，魔鬼诱人的“甜言蜜语”。这些调查资料虽客观上可以成为当代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区域地方史，甚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值得学术界充分重视；但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而这些罪证恰恰说明：无论日本那些右翼历史研究者想怎么抵赖事实、掩盖历史真相，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铁的事实”那样坚固；而“最顽强的事实”无论如何也是必然胜过抽象的“雄辩”。[41]对于当代有些怀念日本对华战争的右翼人士的诡辩来说，尤其如此。

注

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冯天瑜《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臧运祜《“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王力《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述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武向平《满铁对满鲜历史地理 “调查”及实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李娜《满铁情报调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战略性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②《“中支那”重要国防资源调书送付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案号：C0100430 41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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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张祖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国策会社[J].历史研究,1986,(6).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原刊责任编辑：丁 一

精彩回顾：

本期编辑：朱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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