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张艳国：整合多学科研究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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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兴起于黄河流域腹地的华夏文化发展得较早、较充分。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以周边蛮夷文化为依存和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交流、相互激荡而发展的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长江文化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长江文化在近代怎样转型？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家张艳国。
张艳国，教授，博导，现为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唯物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问：
1. 请简要梳理长江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
2. 在中华文化的近代化嬗变中，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具有典型意义。请简要介绍长江文化近代转型情况；
3. 在长江文化研究中，您认为应该重视哪些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梳理长江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
张艳国：
中国古代的长江文化是一种生存于长江流域、地域性很强的文明形态，其早期以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代表，后来由于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都被纳入中华文化发展的轨道。在此后较长时间内，黄河流域的文化一直处于引领性、辐射性的先进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长江文化尚不可望黄河文化之项背。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南北文化差异”。
到东晋之际，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转折。由于黄河流域长期遭逢战乱，黄河文化圈开始向长江流域迁移，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中华文化南进运动”。文化南进，为长江文化跃迁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和难得的活力。从显性上看，精英文化随着世家大族南迁也有大的发展，以陶潜、徐陵、庾信、颜之推等人为代表，成为长江文化第一批耀眼的文化之光，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巨子何晏、阮籍、王弼、范晔等交相辉映。
隋唐之际，长江流域的经济持续向前发展，至唐开国，南方经济至少已经赶上黄河流域。然而，文化中心尚在黄河流域，如唐兴科举，取士者北占其七，而南仅居其三。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看，可谓是北方尽占风骚。安史之乱则再一次为长江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经历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和宗族关系受到极大打击，统治者不得不把经营重点放在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助力了长江文化的发展。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超过北方，南方首次成为统治者的经济支柱，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发展，文化呈一时景象，而南方的政治、文化地位也得到提高。
经历靖康之难，黄河文化再次受到严重损毁；宋室南渡，偏安江左，则进一步促进了长江文化发展。从此，在经济上长江流域取得了压倒黄河流域的优势。经济的超越必然带来文化的超越，自南宋中期始，宰相多出南人，进士以南人居十之九，状元庶几为南人矣。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同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长江文化灿如夏花，绚烂无比。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华文化的近代化嬗变中，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具有典型意义。请简要介绍长江文化近代转型情况。
张艳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社会的末世：资本主义在长江文化的母体中萌芽，但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封建土地所有制激化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危机此起彼伏；腐败的社会风气严重地腐蚀着社会政治、国家军队，武备废弛。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通过坚船利炮率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江文化既经受着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又经受着外敌的空前挑战。
面对冲击和挑战，长江文化最初的回应是，在上海到汉口一线展开“求强”“求富”运动。19世纪70年代前后，长江文化在文化转型尝试中，以城市为据点，立足于经济变革和推动，首先着手器物层面即“师夷长技”的变革探索。以“中体西用”为旗号，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长江流域兴起。在洋务运动时期，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转轨，可谓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追赶时代”的先声和主导。
随着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的“强国梦想”宣告破灭。长江文化在被动地实现文化近代化转型中，经历着由器物层面“模仿先进”到社会体制“改弦更张”的探索。19世纪90年代，长江文化率先抒发“变法图强”“保国保种保教”“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在中华文化再一次迈向近代化的社会变革中，长江文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发展方向上看，它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变迁更是居于领先地位。在这一时期，展示长江文化体象的代表首推上海，说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一点都不为过，一系列重大的民主革命活动、历史事件，总是与上海这座近代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化的革命性变迁，几乎总是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与时起舞，从而上演了一出出波澜起伏、蔚为壮观的历史话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长江文化研究中，您认为应该重视哪些方法？
张艳国：
研究长江文化，从历史学的视野看，当然是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它又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因此要重视多学科整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于与长江文化具有可比性的文化类型留心观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中华文化与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一体”关系，从而开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比较中，界定这些文化各具特点的文化特征。
其次是运用个案分析方法。相对于中华文化研究来说，长江文化研究属于微观研究范畴。因此，在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同时，要重点运用个案分析方法。对长江文化开展个案研究，既可以把长江文化的每一发展阶段予以单独研究，又可以研究其某一层面、某一侧面，还可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思想流派、重要论著等。
再次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吴越文化、楚文化研究中，在长江文化的传统社会演变过程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传统史学方法所不能取得的成果。
最后，还有心态分析方法。在长江文化研究中，分析和重视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态、群体文化心态、利益阶层的文化心态、影响文化进程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心态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对于解开许多历史文化之迷，解开许多学术研究的“疙瘩”，大有帮助。
当然，在长江文化研究中运用传统史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重视和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也是推进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采访记者：明海英
责任编辑：孙 龙
Copyright©本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9月6日。感谢张艳国教授授权转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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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潘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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