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国 | 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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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2期，作者张艳国（1964- ），湖北仙桃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感谢作者授权全文推送！为便于阅读，注释方式有所改动。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是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899年）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五四运动具有关键意义。五四时期，具体来说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1]（[1]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09，（8）.）。五四时期是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交融、重构，思想飞扬、迸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国人救亡图存恰逢其时。五四运动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怀，进步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为“救民于水火”而奔走呼号，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生机勃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极大地推进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和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热爱，并倾力传播、推广，形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强劲的一股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并逐渐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笔者认为，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指出：“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2]（369 [2] 章开沅.走进历史原生态[M]//章开沅文集：第八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领域，据我所知，湖北大学的中共党史专家田子渝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在潜心搜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本，他主持了教育部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并领衔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丛书，在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之际，该丛书第一编三卷已经出版问世①。笔者认为，以该丛书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具有如下重要的学术价值。

①该丛书第一编三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8 年4 月出版，第一编三卷收录《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首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本）、《帝国主义浅说》（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李春蕃译本）等 14 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首译本，全书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真实反映了文本原貌。

第一，丰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资料基础，有助于系统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

历史研究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 （469~47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而不是从“纯粹的思维”出发，立足于史料，洞悉史料的真实性，做到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资料，是历史研究当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值得关注、最要重视的基础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的学者如林代昭、潘国华、姜义华等率先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资料选辑，的确起到了以备一时之需的作用。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料选辑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深化需求了。要完整地、全面地、深入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貌原样，克服资料的碎片化、研究的表面化、人物的脸谱化不足乃至缺陷，并得出历史的启示，即规律性的认识，就必须下大功夫、系统深入地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分门别类、按照出版年代，逐一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国内外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著作等，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进行整理、复原和研究。这将大大有助于清晰认识“从海上漂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从陆上驼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地做好不同语种翻译、版本源流考订工作。只有基础扎实，学术才有威力。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重轨迹和光辉历程。

“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并催生育化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初始时期的传播，早期进步中国人的艰辛求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源头，极其重要。“万事靡不有初”，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面貌弄清楚，就可以做到“源正流清”。胡绳先生曾高度评价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是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使先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4] （956 [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而从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接续做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习研究、创新发展工作，增强理论自觉自信，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与价值。回望历史，观照当代。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历次飞跃，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高度，感恩感知站在历史起点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先贤豪杰，我们不禁要由衷地抒发古人的感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纳入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视野，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党魂、初心、使命，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5] （32~33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先进中国人，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为了国强民富，为了根本改变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悲惨命运，他们真诚地、热烈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伟大的历史担当、民族担当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到最终目的：共产大同”[6]（5 [6]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生动真实的写照。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肩如铁肩，手似妙手，担负着科学社会主义之道，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义，书写着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丽篇章。从振兴中华到伟大中国梦，一个世纪以来，贯穿其中的金线、红线、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先进中国人的不变“初心”、使命担当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魂。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世界格局变了，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祖国建设好”、“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的初心不能变，使命不能忘，担当不能卸，党魂不能丢，还须重整行装，再振精神，继续奋斗。透过上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先进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走进历史深处，洞察时代风云变幻，同情共感先知先贤的初心。

第四，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纳入中国道路的探索、拓展，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波澜壮阔发展，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固树立道路自信自觉。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学术理论界的热点和高端，而且也备受国际相关学科前沿关注。研究中国道路，当然必须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人和事着手。因为所谓中国道路，在我看来，本质上讲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7]（[7] 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道路选择和社会变革，两者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必然联系。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存在多种误读[8]（ 前言 [8] 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通过对上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先进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整理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艰巨性、艰难性、科学性和坚定性。“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到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影响世界，中国意气风发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正所谓“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社会变革、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从来都不曾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那样惊天动地，那样勇往直前，那样精彩绚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直接开启了中国道路选择和探索的闸门。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由此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向近代以来振兴中华[9] （19 [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①、实现伟大中国梦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道路②。

①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 页。）

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7 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36页。）

中国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探索、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成果，但这条民族复兴路、国家强大路、人民幸福路却是接续的、一致的、一以贯之的和实实在在的。值得重视的是，其探索之源、肇始之基、发展之要，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以及当时先进中国人映现于他们翻译、研究著作之中，庄严地、认真地作出的道路选择，以及体现出的道路自信和奋斗自觉。为此，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言行一致的，是决绝向前的。1928年就义的著名烈士夏明翰在刑场上喊出了广为流传的就义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在狱中剖白内心：“我一生无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10]（ 189 [10]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M].北京：党建出版社，2017.）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宝贵生命，诠释了“有了道路自信，就有道路自觉，就会无怨无悔地奋斗到底”的革命者的精神气概和内心世界。这对于我们在历史资源中探寻并承继宝贵的精神品格、意志情操、智慧情趣，认清历史发展大势，选准奋斗目标和人生道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意义。

［责任编辑：马建强］

本期编辑：肖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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