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张艳国：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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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战史研究

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刘劲松博士《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序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2011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刘劲松于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那时正是学校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新校区建设接近尾声，学校正在用人之际。从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劲松入职后事业进步来看，两者都是双赢的正确选择。一是学校选对了人。劲松研究生毕业于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苏州大学历史系，师从知名历史学家王国平先生。他的博士论文名为《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论文评阅和答辩都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二是个人找对了岗。江西师范大学与苏州大学一样，历史源远流长，都是海峡两岸同生共长的两所“双胞胎”高校（东吴大学、国立中正大学，全国共有六所），特别是历史学专业与学科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而在当时，我校的历史学专业、学科建设任务更重，特别是历史学博士点（2010年以前，国家没有分设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久攻不下，成为“顽疾”，亟需补充新力、壮大队伍、凝聚力量、奋起直追，尤其需要“知耻近乎勇”。从两方面看，可谓人事合一、人岗相适。这正合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干事创业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只有把个人的事业融入集体的事业才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只有集体事业的快速发展才能调动和激发个人前进的动力和合力，形成个人与集体同心同向前进的大好局面。我和劲松相识并共事，也得益于我们服务的“东家”——江西师范大学，正是共同事业发展的需要，将我们整合团结在一起。

学习历史的人大凡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和特征，遇事喜欢谈历史。我也是如此。从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事业的历史来看，劲松比我早五年的时间，他为学校、为历史学专业和学科建设服务的历史比我长，虽然此前五年劲松的作为与表现无从评说，但仅就“历史积累”而言，这是值得我尊重和尊敬的。从年龄上讲，我又虚长劲松好几岁，是他的学长加兄长。因为专业与岗位角色的关系，我的业务关系就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因此，我与劲松又是基层团队的战友。古人云：“知人论世”。十年来，我对劲松的印象是很好的。在由我负责成功申报的国家级“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团队”工作中，劲松的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当时由于竞争激烈、高校身份等级分层等原因，我们周围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但劲松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足够的信心，并踏实做好我分配给他的事情。2010年，这个事情顺利圆满结束，劲松也不沾沾自喜，只是很淡然地向同事们道贺便完了。他的这种大将风度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由我负责并带领的的省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创新特色团队”申报（2013）、“2011省级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申报（2015）、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2017）等重要、重大、重点工作中，他都发挥了教研室主任、青年学术骨干的重要作用。古人常说，“城墙是细砖垒起来的”，我赞美城墙中的“细砖”，也乐意带头在院、系、专业、学科团队中当好“细砖”，共筑我们教育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这个“城墙”。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当下学术管理制度刚性约束下，组建专业加学科团队很难，即使组建起来，又因为刚性考核和个人业绩管理等又很难发挥团队的合力作用，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合力往往是“内卷化”的。劲松经受住了急切之风和浮躁之气的考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定力，值得称道。

北宋词人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实，人生的奋斗与天上的月儿一样，有阴有晴，阴晴交错，顺利的时候凌风展翅，不顺的时候往往如商家陷入“贩羊猪贵，贩猪羊贵”的窘境。前些年，劲松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很不顺利，虽然认真准备，但结果却屡次擦身而过。在团队中基本上人人都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手的环境里，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们又谈到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事儿，劲松颇有难色。于是我就建议他，暂时放它一放，另辟蹊径，扬长避短，把近几年辛勤钻研的抗战时期图书馆业好好梳理、整理一下，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些时日，他拿了一份书稿目录《抗战时期图书馆业研究》给我看，并说，积年研究，接近杀青，全书三十余万字，不知能否申报？看来他认真吸收了我的建议，并扎实准备了一番，我当即既激动而高兴。我当时立马表示：很乐意推荐，希望尽快将书稿送我阅读，并建议邀约中国抗战史专家、图书馆学专家审稿推荐，如武汉大学历史系彭敦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荣维木（已在2017年过世）、高士华研究员等。从我拿到他厚厚的一摞书稿的当天晚上开始，连续十天左右的时间读完，随即写下了一篇推荐意见。据他告诉我，其他专家都热情而积极地予以推荐。这说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厚度的。又过了几个月，到去年刚放暑假的时候，我接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审函》及其评审文件，打开包裹一看，即有几分惊喜，《抗战时期图书馆业研究》赫然在列！这是极其难得的巧合！推荐人与匿名评审专家碰巧地重合在一起，概率极小。这当然不能告知当事人。我迅即在去年七月十七日晚上，按照“严把政治方向关，严把学术质量关，严格甄别应用研究成果”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围绕学术质量，认认真真地写好审读意见。当年秋季，我们先后看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公示名单，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同时，也扫除了劲松发展的“拦路虎”，并疗好压在劲松心头的一块“心病”。他能顺利地拿到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而且是已近于完成，这是多好的“一举两得”啊！劲松多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艰难，以前既好似“泰山压顶于前”，现在又好比“落叶随风而去”，不管怎么说，只要坚守，只要追求，就一定有收获，就一定能够成功，用“有志者，事竟成”来形容，就再贴切不过了。这就是劲松博士这个项目及其成果产生的由来。

讲述这个学术故事，既是为了说明劲松是一位积极追求、严肃认真的青年学者，他的研究付出了经年不辍的辛劳，好成果的取得一定要像炼钢一样经过烈火、高温造就；也是为了鼓励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出得了好成果。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

作者：刘劲松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那么，《抗战时期图书馆界研究》究竟好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呢？

首先是本书将研究对象“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设定了一个研究者极易忽略的背景：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中华民族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图书馆业是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或构成部分，中国图书馆业对于中国抗战胜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贡献，这也构成为中国图书馆业在抗战胜利后发展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当然，在劲松博士研究本问题以前，学术界事实上是忽视的，或者说没有充分注意到此。劲松博士的问题意识由此生发，重在说明和论证：如果说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载点；那么，图书馆业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这是当时国共两党的共识，当时的国民政府负责人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则早于国民党及其民国政府发表著名的“七·八抗战宣言”：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如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11月6日发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所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是当时的历史实情。

所谓全面抗战，一是指社会领域的全覆盖，即在抗日战争中国家通过政权、政党等进行国家层面的集体应对，调动一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社会力量，围绕国家主权独立、领土疆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对抗或称反抗。其领域看似表现为国防和军事上的，实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为重点、为集中手段，而方方面面密切配合、相互支撑、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面对、立体式对决，展现为国家综合实力、民族竞争力与社会生存力的较量。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或缺，如贯穿始终的文化力量，就如同近代学者章太炎所谓，龚定庵常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即是无文化即无国家。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是其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二是指中华民族的全员参与，国际上在社会学、政治学使用的概念为“多元参与”，实则一个意思。以国家为中心，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一个都不能少”，使抗战主体呈现多样性特征，虽说是“多样”，其实是如同近代学者郭沫若所言“一致对外”。身处深重空前的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之中，士、农、工、商、学、军各界人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每个人都在发出愤怒的吼声”，“誓死不当亡国奴”，由钢铁般的意志转化为全面抗战的钢铁般的长城。在文化战线，故事感天动地，人物可圈可点，作用可赞可敬。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全赖全面抗战政策的有力执行，这亦是不争的历史结论。然而，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史学界多集中于军事、政治和国际外交领域，尤以国共两党军事抗战方面为多，而其他领域和其他参与力量则涉及较少。这一研究现状当然与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全面抗战”，而事实上就是“全面抗战”的历史格局不能对接与对应。因此，调整我们的视线，对“全面抗战”进行一番“全景式扫描”，尤其是过去我们所遗漏、所忽视、不深入的问题，进行新发现，或者重新研究，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里所说“全面抗战”，就包括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化领域的图书馆界抗战救国活动，即专著名之为“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因此，从“全面抗战”史观来看，具体到“全覆盖”和“全员参与”研究，本选题及其研究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

其次，本书的研究紧紧围绕“图书馆业参与全面抗战”这个问题意识进行展开，梳理并构建了图书馆业与全面抗战的历史线索和逻辑关系。将历史事实变成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使历史主体行为与主体精神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汇聚成一套饱满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业自觉投身于民族救亡的学术话语。

本书选题的研究，就内容而言，立足于“全面抗战”这个全局，这个整体，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而又着眼于具体、个案，从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与抗战的内在关联、逻辑联系和历史线索展开，爬梳史料、比对真伪、源始察终，既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图书馆人对抗战事业特殊贡献的历史真实；又从民族文化精神支撑的角度，概述了在抗战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方法，即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谓的“见微知著”；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森林中发现树木，细化对树木的研究，从而丰富对整个森林的认识”。本书研究所形成的结构，涉及从抗战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中国图书馆界的战时转型、战时图书馆的损毁调查、图书馆界向国际社会征集图书、推动战时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筹划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等方面，勾画了中国抗战时期图书馆业的体貌，阐述了中国图书馆界“文化救国”的思想与实践，梳理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文化救国举措，概述了图书馆界对全面抗战、有力保存中华文化的成效与贡献，真正做到了以史为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再次，本书在新问题的新思考和新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这对于深化中国抗战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研究，乃至于深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研究，更至于形成“全面抗战”的全要素生动内容，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选题的研究，从其学术观点来看，形成了一系列新看法、新结论和新思考。第一，从社会与历史定位上讲，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救国思想与应对措施，属文化救国范畴，是战时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中，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重创，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焚毁，损失书籍50万册以上。日本的文化侵略，暴露了日本的文化野心，打断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发展势头。我国图书馆界立足本位，提出救国建议，应对文化危机。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号召实质上就是文化救国。第二，从价值取向上讲，其时图书馆界践行“文化救国”思想，是为了摆脱民族危亡、反抗文化侵略、保存民族文化血脉而奋斗的大义大勇；从社会角色与职业品格上讲，图书馆界的救国思想与应对举措，体现了图书馆界和图书馆人独特的文化思想与文化关怀。如研究揭示，通过转移珍贵文献、搜购沦陷区文献、出版珍贵典籍等形式，图书馆界在反对日本文化侵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成效显著，受到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表彰；通过向国际社会征集书籍，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过推动大后方图书馆建设，将西部地区打造成为我国新的文化发展基地。这些都是图书馆界张扬“文化救国”主张的具体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全面抗战，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救国模式。第三，从精神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业所高举的“文化救国”思想和实践，汇聚为伟大的抗日精神，是中华爱国主义的重要构成和时代精神体现，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永恒价值。图书馆业在抗战时期具有无所畏惧的历史担当；面对胜利后中国文化事业，又具有一往无前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承载，譬如，1943年，旅美学者发表抗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设想，拉开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复兴的大幕。1944年5月，我国图书馆界三大巨头袁同礼、蒋复璁、沈祖荣同时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展望战后图书馆事业，正式启动战后图书馆复兴工作。图书馆界还就复兴时机、复兴内容、复兴主体等展开了广泛讨论。这些讨论成果为图书馆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图书馆界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抗战后图书馆复兴，对内依靠图书馆界的自身努力推进，对外积极寻求欧美大国的支持。图书馆界在抗战后复员工作中承担了众多工作，如接受沦陷区的文教机构、接受欧美大国的书籍援助，为民族文化复兴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图书馆界与欧美图书馆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设，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畅通了渠道。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全面抗战”的基本内涵和要素构成，既见史实，更见精神；“长留精神照后人”。作者由此认为，抗战时期图书馆界和图书馆人在传承传统文化、沟通中外文化、建设大后方新的文化基地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足可彪炳史册；在抗战中发挥出“以文化当匕首与投枪”的独特作用，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影响至深至远。这些看法，从历史中走来，以史料为依据，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方法为借用，能够给人以历史智慧的启迪并起到精神穿透的作用。

总之，本书引文规范，行文晓畅，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观点明确，立论扎实。本书主题的研究，展示了作者具有较强的科研驾驭能力和创新拓展素质，作者能够将自己的布局谋篇与学术前沿的深入了解有机结合起来；在研究推进中，本书实现了初始确立的科研目标，既讲清了历史事实，也说清了正确道理，还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因此，这是一项立足于学术前沿、填补研究疏漏、学术内涵厚重、有益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研究成果。

当然，万事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事情也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还需要本着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到底的追求精神去不断探索创造。除了我在此前“两次审读意见”中表达的若干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程序转告作者受到重视并予以修改完善外，此次获得结项并即将出版的成果，也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比如，使用的日文资料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关于美国图书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交往细节的描述也不够丰满，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深化还有余地；又比如，对沦陷区图书馆爱国抗争的研究也还不是很充分，更谈不上全覆盖，也还没有进行归类研究、对比研究，当然在资料的收集上也还可以更加深入细致一些，进一步突破当时资料点、面的局限；再比如，对近年来图书馆研究界（史学外，即跨学科研究）、近代史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并针对阙如或有待加强的问题进行必要梳理，并在“前言”部分运用一定篇幅使之得到集中体现，即使在正文的具体研究中也有必要予以运用，等等。但我相信，劲松博士还会继续努力，具有更大的学术追求，能够树立更高的奋斗目标，做到像孔夫子念兹在兹的那样“心向往之”，而像屈子所倾心倡导的那样“追善无悔”。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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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阅读

本期编辑：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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