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国 |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下）

三、突而不破：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

任何一个历史巨人，由于它在历史进程中展现了他自身的魅力和活力，同该历史时代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因而它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就无不映现历史时代的特点。像晚清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就是如此。张之洞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清政府面临的危机，他感同身受，想有所作为。在文化上，张之洞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所突破，吸收西方文化中于 “救弊自强”有用之物，以利于抵御外侮，这颇有一点像他的先辈们所走过的路， “师夷长技以制夷”，“ 取西法之长以自救”；但他又毕竟是受儒家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他自认为有责任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于是，在彼时充满矛盾的过渡时代，张之洞始终是在寻找一种调和中西文化的方法，在他 “突而不破”的过程中，张之洞所体现出的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正反映了晚清这个过渡时代极易产生过渡性历史人物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忧虑和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前瞻性选择。

第一，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是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的。国际国内局势所造成的中国文化之弊，迫使他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19世纪中叶是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北美爆发了一系列的民族统一、改革和革命运动，各国资产阶级掌握或巩固了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国之邻的日本，已于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到 19 世纪末，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外寻找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列强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炮舰进入中国。如果说这个时候，只有林则徐、魏源等人 “开眼看世界”的话，到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中国战败，中国社会才感觉到危机带来的震动。人们无法理解，我们的 “学生”，居然能够打败 “中国老师”。尤其是屈辱的《马关条约》，深深地刺痛了那些传统士大夫的神经，这诚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言， “日本人冲来了”， “其扩张主义一开始就诉诸武力，比之西人用商品和传教开路，显示了更多的急迫和无情”，这就给当时的中国人上了深刻的一课。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对清政府的作为表现出不满情绪，并且都在寻找救亡的途径，国内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时的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表明了他对时局的忧虑。他说：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并提出九条方法， “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 “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 “速讲商务”、 “讲求工政”、 “多派游历人员”、 “豫备巡幸之所”。在这时，张之洞所列药方，基本上和维新派没有多大的差别。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面临的危亡都有清醒的认识。在清朝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屑一顾，而对中国文化盲目自信。他们这种守旧的言论和行为已经严重地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们仍然坚持 “祖宗之法不能变”。这种守旧的文化态度，不能不受到张之洞的严厉批判。张之洞说： “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在张之洞看来， “自塞者”和 “自欺者”这两种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人们对西方文化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一味地排斥。

但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张之洞又不是完全赞同的，他有自己的思考。在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以 “自强”、 “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惨败为结束，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首领，张之洞也被迫反省。他认识到，洋务派的那种以中学为“本”，西学为 “末”，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经济、技术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无法解决清朝统治危机，更无法挽救民族危亡；人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可以走多远呢？张之洞觉得此时兴起的维新运动走得太急太远。在变法初期，张之洞是积极支持变法活动的，但随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些威胁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儒家纲常名教的维新变法理论的发表，张之洞觉得维新派的改革主张触及到统治者的政治底线，于是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以卫道自居的张之洞无法同意康有为、梁启超这种激烈的做法，以至张之洞慨然批评他们说：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对于 “忘本”的行为，张之洞无论如何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在那时，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日趋激烈，张之洞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有着特有的时代亮色和思想意蕴。他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既不同于 “自塞者”和 “自欺者”这两种人，也不同于将中西学视为本末的那种人，更不同于求新而 “不知本”的那些人。张之洞没有沉浸在对中国文化虚幻的自信中，也没有迷失在对中国文化的自暴自弃当中。他选择了一条中庸、稳健、调和的道路。在这个过渡时代里，只有选择比较稳健的改革方式，调和新旧中外矛盾，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张之洞正是以中国人 “中庸”的智慧，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为中国文化寻找着出路。

第二，张之洞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他的成长经历和儒学修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他成为儒家的坚定卫道者。

张之洞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张之洞有官宦世家背景，其父张瑛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培养。张瑛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他 “竭俸金购数十厨，置诸子学舍，令于日课之外，听以己意纵观之，大率史部书、国朝说经之书及朱子书为多”。还为他们聘请了远近闻名的大儒作为他们兄弟的老师。张之洞讲到他的求学经历时说： “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在父亲和老师的教育下，张之洞自幼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也由此培养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

张之洞在政治上是儒学的受益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不同，张之洞通过科举正途出身，他1849年12 岁中生员，1852年 15 岁在直隶应顺府中举人，1863 年26岁中贡生，被慈禧太后钦点探花，赐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步入官场。他曾外放任湖北、四川学政，积极在各地兴建书院，发展当地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光绪二年（1877 年）回京，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等职，并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1881 年底，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1889 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除两度短暂署理两江总督外，长期主政湖北。在官场，张之洞可谓一帆风顺，他的仕途畅达可以说是传统儒生梦寐以求的。张之洞能够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正是得益于他的儒学修养，科举正途出身正是他在政治上步步高升的有力凭借。正因为如此，在张之洞身上更多了一层儒者气质。因此，与其他途径出生的大臣相比，张之洞在政治上就更加注重提倡儒学、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他的文化自觉也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为内核。

张之洞的学政、清流经历，不仅表现出他对儒学坚定的信仰，同时也提高了他在士人中的威望。张之洞在任学政期间，十分重视兴建书院、提倡儒学、选拔人才。他在湖北创办经心书院，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他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说： “凡学之根底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底在通经，读史之根底亦在通经，······天下人才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不先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也。”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传统儒家经典的重视，可谓非同一般，发自肺腑，记挂心怀。在选拔人才上，他特别重视有 “经史根底之学”的人才。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满后回京，便加入清流行列。他不畏权贵、针砭时弊，在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庚辰午门案、中俄伊犁交涉上获得成功，从而在士子中获得了极好的声望，也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并由此提高了他在当权者心目中的地位。张之洞在社会上、在官场中博得这种声望，又使他在从政生涯中更加注重自己作为一个儒生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张之洞虽然作为清流的一员尖锐地批评洋务运动，但他与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腐儒不同，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既重视道德修养，又比较务实的作风。他批评洋务派当中那些道德水准低下、重利忘义的人物和行为，但并不全盘反对西方文化。他的幕僚辜鸿铭说过： “它排外，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憎恨外国人；它排外，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看到了映于眼前的李鸿章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外国方式方法骇人的粗鄙与伤风败俗。”可见，在张之洞的内心深处，他是坚持古文经、反对今文经，提倡兼采汉学和宋学之长，推崇“经世”、 “务实”学风的。正因如此，他与那些迂腐的固守中国文化的顽固派区分开来。在他的“经世”、 “务实”的学风里，也为西学的引入洞开了一扇大门。

第三，张之洞长期担任封疆大吏以及从事洋务运动的经历，使他对西学、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构建中西文化主辅、内外互动范畴。

1882 年，张之洞被补授山西巡抚，由此开始了他 20 多年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张之洞被外放巡抚，是他思想发生转化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实务的磨砺中，张之洞逐渐认识到，学习西学是必需的；但他同时也认识到洋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张之洞从清流一下变成封疆大吏，他的政治理想可以从清谈变为实践了。在山西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治晋方案。尽管开始他声称：“凡此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然而，在现实压力面前，他开始采用洋务。1883 年，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聘请通晓西艺的人才，购买有关洋务的书籍和机器。在山西，他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因中法战争被派往广东担任两广总督。尤其是在两广总督和两湖总督任上，他对西学的接触非同寻常。在此期间，中法战争让他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厉害，清流同道张佩纶等人在马江之战中的惨败，使他感受到“务实”作风的重要性。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求强”、“求富”成为他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湖广总督期间，张之洞大力发展实业。他在湖北兴建了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官局，筹办芦汉铁路等，这些措施开启了 “湖北新政“，使湖北在全国一跃成为洋务运动的先进地区，人们也因此把他称作“洋务殿军”。可见，张之洞在儒家 “经世致用”观念的指导下，对西学并没有完全排斥，而是大胆地加以利用。

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位晚清重臣，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使他对西学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洋务派的 “西艺”上。他对西学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国家处于危亡之秋，洋务运动的那一套已经不可能应对当时的时局，要想挽救时局，当局者必须对西学在认识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但在维护清朝统治和确保儒学正统地位的前提下，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只能是有条件地接受。正因如此，在维新运动初期，他才能够和康有为、梁启超达成某种共识，康有为、梁启超才能够成为湖广总督府的座上宾。然而，张之洞终究是一位 “儒臣”。在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运动中，都有一个绕不过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矛盾。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中国文化受到严峻挑战，要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从中国固有的文化里寻找出路，已经行不通；但是，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如何取舍、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在中国社会内部却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从顽固派教条地坚守儒家伦理道德到洋务派务实地学习 “西艺“，再到维新派矢志不渝地推行 “君主立宪”，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处理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张之洞作为一个 “儒臣”，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和清朝统治，这是他的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对于任何变法维新者来讲，在张之洞眼中都不能够触动这条底线；否则，张之洞都要同他彻底决裂。

由此看来，张之洞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他在对儒家文化充分自信的基础之上，试图在儒家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能够会通中西，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因此，他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在儒家文化内部，他有所“突”，但总的看来，张之洞始终无法 “破”掉纲常名教。这只能是他作为一位 “儒臣”的必然选择和文化归宿。当时人们可能无法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得很清楚，并弄得很明白。

四、同情与理解：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反思

学术界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评价历来就有多种意见，分歧较大。我认为，对于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我们不能够采取简单地否定和肯定的态度，而是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进行审视，予以 “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

第一，要把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思想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结合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张之洞的思想是否先进、是否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能够以我们现在的标准进行评判，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时代出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只是在 “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我们常说，不能苛求古人，就是说，古人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他们总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张之洞像他的前人一样，也是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时代的。

张之洞之所以在当时宣扬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当时受到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作为一位虔诚的儒家弟子，他在西方文化蜂拥而至的中西文化交汇时代， “卫道”是他本能的、必然的反应。但我们不能够因为张之洞为了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就否定他的这种反应的积极意义。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突出地表现在他 “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上，尽管对文化采取 “体”、 “用”二分法不怎么科学，但作为两种文化碰撞的探索性处理方法和兼容性范式，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正如论者所指出的： “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嬗变的过程，说明了这一文化模式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一文化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采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范围逐渐扩大，最终提出了以更开放的态度汲取世界文明的要求。”其实，就文化观而言，它的积极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缓和了人们对西学的抵触情绪，为西学的涌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思想认识水平在其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一大突破。

但是，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反动的，我们应该不屑一顾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冯天瑜、何晓明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他们认为： “在戊戌以前， ‘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 ‘过渡时代’的一种 ‘过渡型’文化理论， ‘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或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正是因为张之洞身处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他的文化观必然地体现出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他必须调和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因此，在我们后人看来，也许他的思想存在很多瑕疵，但这也并不能抹杀他作为认识道路上前行阶梯的作用，正如人们上楼离不开扶梯一样。

我们能否认为他的这种自信论在维新运动中就已经成为反动的思想呢？也不能作如是观。我认为，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恰恰是用来调和维新派与封建守旧派之间矛盾的一剂有用药方。在维新变法初期，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是互信合作的，但也有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变法的目标样式上，即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变法，而是在于怎样变法、变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和最终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在变法初期，光绪皇帝是认同张之洞关于变法的思想的。光绪皇帝在将《劝学篇》颁布全国时就认为： “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变法，造成顽固势力迅速集结、试图反扑的时候，一种稳健的改革方式是一种保存改革力量和改革成果的最优选择。

诚然，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中国文化根本价值，固守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维护中国文化特色，推进中国文化与时偕行的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对中西文化交融冲突的一种文化反应，因此，不能不带有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维护专制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倾向。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以及后来的多次复辟运动中，他的这种思想往往被文化守旧者利用来反对西学，维护封建专制，阻碍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惰性，在政治上也越发趋向保守和反动。但这些毕竟不是张之洞的初衷，至于说后来别人 “借用他的服饰和语言”，上演历史新局面，这却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我们也不能够因此来同张之洞算 “旧账”。

第二，在考察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能够把他阶段性的思想变化彼此割裂开来，而是要从他整个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出发。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本人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就否认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所作的有积极意义的思考。

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从发展过程来说，它表现为一个缓慢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张之洞作为清流和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时，他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和一致的。可以说，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张之洞固然出生于地主阶级，但并不能够简单地因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认为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下，尤其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节点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进行思考，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官僚也无例外，因此，对于他们中间的一些救亡主张、认识，还是要持肯定态度的。

其实，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一直是在“趋新”的，他的有些观点甚至大大超过了地主阶级所能够允许的范围。有论者曾指出： “他同维新派的合作和 ‘善趋风势’的性格，决定了他有趋新的一面；他的深厚儒学根底和所处的政治地位，又决定了他有恋旧的一面。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在 “趋新”与 “恋旧”的摇摆过程中， “趋新”可以说贯穿于张之洞一生之中。不论 “趋新”是张之洞主动或是被动地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能通过 “趋新”来解决清王朝、儒家文化面临的困境。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强烈的趋新意识。可以说，他在这本书里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观。但他并不是顽固地、教条地固守儒家伦理道德，我们从他的《劝学篇》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西学的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在《劝学篇·外篇》中，他提出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和非攻教，远远比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洋务派对西学的理解更加全面，也比当年在两广总督任上对西学的理解要开放得多。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两湖总督早期对西学的理解，还仅局限于器物层次，他的关注点集中在抵御外侮和与洋人商战上，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铁厂、纺织厂、开矿等方面，但在甲午战后，他的思想已经涉及到政治领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但是，在张之洞思想变化过程中，我们还要看到他不变的思想因素。张之洞的思想始终是处在“开新”与 “卫道”的斗争过程中，而 “卫道”正是他一生都没有放弃的追求。这正如冯天瑜、何晓明位先生所认为的那样： “文化 ‘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 ‘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 ‘开新’与 ‘卫道’的二重变奏中， ‘卫道’自始至终是高声部、主旋律。” 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其实就是这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在 “变”与“不变”的矛盾冲突中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我们不能够仅仅看到他变的一面，也不能够仅仅看到他不变的一面，而是要把这种变与不变的立场有机联系起来，从他思想发展的总的轨迹出发，寻找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

可以说，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框架内，为西方文化尽可能地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能够突破传统的纲常名教，他对传统文化有 “突”，但始终没有”破”其根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在他眼里，传统的儒家道德是无可怀疑的，是不能够被动摇的。我们只有明白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内核，才能够全面评价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的文化取向。

第三，我们在看待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时，要把它与同时期的各种文化观比较起来进行研究，不能够简单地说他的思想落后于维新派的思想。

评价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都必然有一个思想坐标，必然有一个参照物。就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而言，要看它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在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时，人们需要找出一条适合他自己的道路和方式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评价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能够望文生义，甚至是 “想当然”地臆断，而是要看它在当时的社会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无疑要比那些在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候仍然抱残守缺的儒家卫道士来说，显得先进许多；对比那些在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候仍然反对变法的封建官僚来说，张之洞所说的和做的，也远比他们要好得多。在维新变法早期，张之洞对康有为、梁启超

等人的热情款待，以及对强学会热心地支持，我

们从中不难发现张之洞本人在封建官吏中是属于

开明派的。如果与维新派比较起来，有学者指出，张之洞的 《劝学篇》就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

书，认为张之洞及其 《劝学篇》在 “百日维新”中起到了破坏变法的作用。如果把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比较起来来看，张之洞确实要保守许多。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确实也反对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某些主张。但是，在变法当中所采取的措施，维新派与张之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有论者指出： “百日维新之始，光绪帝颁布 《明定国是诏》，其宗旨以 ‘圣贤义理之学’为本，而 ‘博采西学’之用，与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的路数是一致的。”所颁行的举措 “既属于康有为所赞同的变法内容，也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 ‘西艺’、 ‘西政’范围。在变法的这一层面上，张氏与康氏实无多大分歧”。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儒学认识的分歧和变法方式。康有为等提出的 “孔子改制”理论，不仅引起了儒家卫道士的不满，也引起了支持变法的官员的反对，康有为这种企图打着孔子旗号进行变法的方式，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效果。康有为、梁启超采取的一种比较激进的变法方式是张之洞等人无法接受的。可是，就变法思想而言，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确实要比张之洞更深刻更激进。康有为等人对西方议院、民权的认识，对君主立宪制的追求，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都是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思想。但是，实践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难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更多层面上是从思想家的角度为救亡开出了药方，而张之洞则更侧重于从一个实干家的角度提出一套封建统治阶层可以接受的方案，比较平稳地将事物的发展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说张之洞反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五、余论

历史地看，张之洞这个人很矛盾，他的思想也很矛盾，但如果我们站在他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思考，那就不难理解了。张之洞始终是一个 “儒臣”，他一辈子也没有放弃他的这个身份。作为一个 “儒者”，以及他对 “儒者”这个身份的认同，他就成为儒家忠实的卫道士；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必须对清王朝效忠，在民族危亡面前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和时代性难题。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儒臣”，他在这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时代，企图“突”但始终无法 “破”，他对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深信不疑，坚决固守，因此，就形成他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尽管他的这种自信存在着显著的破绽，但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他用这种调和、中庸的方法来处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这种方式还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并对我们今天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试想，在当时，还有什么比这更实用更稳当，因而也更合适的文化方案和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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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欣雨

责任编辑：黄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