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忠｜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来源：《北方论丛》2020年第2期P94—P102
作者：张小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原责任编辑：张作成
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张小忠｜文
摘要：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研讨对象? 这一疑问既涉及英国史学及史家，又关乎怀特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英国辉格派史学的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反思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也激发了怀特探讨英国史家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怀特一方面以反讽为路径阐述了19 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蜕变; 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而英国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19世纪的英国史家仍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
关键词：辉格派史学；历史意识；客观性；历史主义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图源：https://3lib.net/book]
在论及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共选取了八位重要的思想人物。从数量上看，德国排名首位，其次为法国，最后是瑞士和意大利，而英国史家卡莱尔仅作为米什莱的陪衬出现。由此，启人疑窦的是，19世纪英国难道未产生媲美德法、足以引起怀特重视的史学家?这种漠视是否源于怀特的遗忘抑或理论偏见?事实上，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英国史家塑造了怀特早年的历史哲学思想。直至晚年，怀特仍以迈克尔·奥克肖特的“实践的过去”为题出版了同名论文集，强调了历史书写的经验性要素，考察了历史学与文学相互缠结的关系。在怀特史学思想资源中，英国史学家显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尽管他们多生活于20世纪。同样，在反思历史写作的性质问题时，怀特汲取了司各特与狄更斯等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思想养分。吊诡的是，这种理论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又凸显了怀特的理论洞见，并在他思想转型过程中嵌入了历史叙事的话语修辞。诚如阿瑟·丹图指出，怀特专注“特殊的叙事”、秉持“叙事的修辞”立场，偏好“后解构主义的书写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学的重负》标志了其思想的转变。该文指出，19世纪史学家将历史学归于浪漫主义的艺术与实证主义的科学相结合的学科，这种路径既难以确立事实记述与表现风格相融合的标准，也无法摆脱历史学重负的道德责任。由此，怀特援引“非连续性”“断裂”“混沌”的历史学，吁求史家向现代艺术创作寻求灵感，以此裨补“人性化的经验”。这种理论洞见关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双重特性，“既是历史实践的认识论批判又凸显为历史哲学”，并间接地获得史学史的佐证。美国史学史家汤普森指出，英国史家多为政客与教士，他们视历史学为纯文学的分支且无人以客观性自居，依照党派与宗教标准撰述历史，由此，英国史学直至19世纪中叶仍落后于德、法等国。此外，汤普森引证切尼旨在表明，英国史家在研究方法、结构与教学方面兴趣寡淡，科学训练不足使英国史学水平低于德、法两国，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稀少。当然，这种偏见亦易造成怀特理论的盲区，从而遮蔽了英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多重面相。以卡莱尔为例，怀特以形式主义的路径剖析卡莱尔与米什莱的思想差异，强调米什莱将实在论与科学真理植入隐喻的历史解释并依照浪漫剧进行情节化处理；而前者引入“存在之混沌”的抽象概念来探询历史领域，强调历史过程充满意义且拒斥任何决定论。因此，本文将以英国史学史为切入点，尝试阐释怀特理解的英国史家及其思想，借此剖析《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较少论及英国史家的深层原因。
一
辉格派传统与英国史学转型
在论及英国史学方面，怀特选取了一种历史哲学的批判路径，无意辨析辉格派对英国史学的利弊；而是围绕“历史知识问题”对柯林武德、汤因比等史家进行研究，阐释他们反实证主义的理论立场。事实上，怀特这种知识论路径，尽管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英国史学的前提假设，但未能从实践的角度探讨英国史学转型的内部原因，亦漠视了辉格派史学的贡献，尤其未阐明英国史学何以由反辉格派历史解释走向职业化道路。事实上，怀特颇为重视职业化之前的历史写作，而辉格派史学却处于英国史学职业转型的临界点；这种貌似悖论的做法如何获得理解呢?此外，历史知识问题、辉格派传统与英国史学转型三者间又呈现怎样的理论结构?
众所周知，辉格派传统不但形塑了英国史学家的认知类型，而且催生了英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成为理解英国过去的一把钥匙。传统辉格派史家认为，英国宪政根植于久远的历史过去，并构建了自盎格鲁—撒克逊以来，途经1066年诺曼征服、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事件的谱系。新教徒们据此缔造了一部完美的宪法，既塑造了英国的国家认同，又标志了英国走向进步、秩序与丰裕富庶，这般荣誉支撑了他们线性的“乐观主义”。事实上，辉格派的现在主义视角浸润了党派与宗教偏见，歪曲了历史证据并在事件间施加任意的因果关系，与职业史学家恪守的客观性相去甚远。由此，在批评辉格式历史书写时，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指出，“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的立场撰写历史，颂扬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过去出现的诸多进步原则，制造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吊诡的是，辉格派史学经受住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批判。普拉姆为代表的“新辉格派史学”可视为例证，普拉姆承认传统档案研究与科学方法适用于英国宪政史研究，但他们却不是粗俗的实证主义者，也不将历史学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坚信借由研究过去为未来提供资鉴。不过，在此转型过程中，辉格史家赋予研究情境、内容与方法新的内涵:一是研究内容由议会和社会转换为国家与文化；二是研究情境强调民族式微的后帝国语境；三是研究方法关注易获致的可视化证据。显然，英国“新辉格派”历史书写继承了史学职业化的部分遗产，强调了后帝国时代英国政治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普拉姆指出，斯塔布斯到“一战”时期，英国政治史家倾向于将诸如两党制、自由等概念作为解释政治史的方法；然而，在批评辉格式历史解释之后，政治史家转向了传记方法、行政史与纯粹的叙事，尤其在纳米尔研究1761年的下议院结构之后，政治史家丧失了对辉格派寡头政治或地方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兴趣，两党制等概念被抛弃。普拉姆却秉承辉格派史学传统，构建了“政治稳定性”这一政治概念来分析1675—1725年英国政治的演变过程，从而阐明英国社会何以接受其政治制度，剖析官员阶层掌控它的原因。
在史料方面，普拉姆广泛利用诸如国府咨文备忘录、账本记事簿等政府档案和手稿。这些原始文献加上众多统计数据，使得这部政治史有别于传统的辉格派政治叙事，亦迥异于单纯的议员身份的结构分析，为政党研究赋予广阔的文化维度。
普拉姆的政治史之所以拓展了新辉格史的论题，无疑得益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史学职业化的遗产。有必要指出的是，1859年麦考莱逝世与1867年斯塔布斯被授予牛津皇家教席可视为英国史学变革的标志，以追求客观为目标的系统历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19世纪中叶，大量原始文献出版为英国史学走向职业化铺设了道路。譬如，1857年和1862年出版了由档案整理而成的《编年史》与《国家公文目录》，以及1870年成立“历史手稿委员会”等。相应的，史家共同体和学术期刊亦孕育而生，其中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最具典范意义。正如发刊词所言，该刊兼顾专业研究者与普通大众的需求，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纪录和直接影响人类活动的思想，“历史并不把神学、形而上学或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分支予以探讨”“历史的目标旨在发现和阐明直接的事实”“我们主要仰赖的是科学精神”，该刊“既不属于也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学派，以及不代表任何一群人”。显然，期刊表征的普遍主义和不偏不倚激励着史学家探寻科学客观的历史，从而挑战了历史学作为文学分支的观念。《英国历史评论》的创立之初经历波折与艰难。克拉克指出，创刊之初主要遭遇编辑人选和财政资助的困扰，涉及复杂的人事关系、期刊性质的定位以及如何获致斯塔布斯、阿克顿那般史学家的支持等问题。当然，由于布赖斯、克莱顿与波维尔等人努力，该刊尽管步履艰难，但最终得以创立。这有助于英国史学走出落后德法的困境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史学新秀施展技艺提供了舞台。戈德斯坦利用大量的书信资料，考察了《英国历史评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状况，并指出该刊提出了史家共同体的观念，团结了具有共同学术旨趣和目标的史学家，这些专业的史学家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力量。此外，英国大学历史教育制度与课程改革同样推动了史学职业化进程。牛津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鲍威尔不但编写适宜英国学生阅读的历史课本，而且倡议效仿法国设立古文书学讲座和高级历史学会，编纂一般历史书目提要等。
托马斯·荷琴治入选不列颠学院之后，曾建议将德法两国“实践性的研究班”引进英国各大学，重新设置课程，完善考试制度，改革历史教学方法，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推进“科学的历史学”发展。
诚然，英国史学职业化与某些旧的史学研究理念也存在冲突。这种决裂指向了辉格派史学。布拉斯尝试以史学史与知识社会学的整体视角阐释1890—1930年辉格史学的发展特点，并将史学作品置入时代语境下理解政治的、社会的及其意识形态等因素，考察它们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在布拉斯看来，肇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史学职业化与反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派史学休戚相关。辉格派历史解释的三大理论假设遭到挑战:一是现代主义取向的时代错置方法；二是线性的目的论叙事；三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由此，历史编年、多元因果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受到关注，实证主义治史模式备受推崇，辉格派史学逐渐转向现代学术所遵从的科学客观性，结构分析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显然，辉格派史学的挑战来自内外双重因素:其一，学科内部重视研究议会制度的优先性、日益崛起的经济史和行政史成为竞争对手，专业化研究注重追求档案记录中的细节；其二，外部的社会政治因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世俗化、政治气候以及自由党意识形态的变革强化了公众的民主意识，削弱了地方自治的传统观念与议会的重要性。此外，宗教伦理观念加剧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传记式的传统历史写作受到冲击。诚如迈克尔·本特利所言，“在整个19世纪期间，宗教成为英国思想环境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大陆的经验无法以此方式进行复制。事实上，英国既不像比利时与法国那般存在祈祷礼仪的困难，已有的教会也不像西班牙和意大利一贯欢迎罗马天主教那般维系对世俗机构的宰制权。不过，这些威胁及产生它们的诸多问题却使宗教在思想领域充满活力，并以重要的方式增进历史理解”。显然，这种宗教的解放力量源于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协调，而英国的牛津运动表征了历史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宗教的实践性，即以劝说式的论证方法审视宗教教义的合理性，进而从历史哲学的真理、历史真理与科学史真理中筛选出永恒的真理。英国史学的上述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了反思历史学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恰恰是这些问题引发了怀特对柯林武德、汤因比、道森等英国史家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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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史学与巴克尔的批判
在论及《元史学》的写作目的时，怀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革新和改变思考历史的方式，主要针对某种实证主义历史观念的反叛，“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在怀特看来，19世纪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因为根植于日常语言的历史学根本不存在类似于数学与逻辑学那般的技术性语言，历史学的语言规则表现为比喻性预构策略，史学家如何从认识论、美学、伦理学等层面阐释诗性历史话语模式的意义，这是怀特尝试解答的问题。由此，怀特坦言，19世纪史学家的历史意识能够从论证、情节化和意识形态蕴含的视角，隐性地或显性地阐述他们所选取的不同解释策略，对历史著述进行价值中立和纯形式主义的结构分析则超越学院派所秉持的历史意识的反讽性，最终以道德与美学的理由重构某种“实在的”历史图景，重建诗学、科学与哲学的宏大联系。质言之，怀特元史学的研究路径竭力向专业的史家表明，“科学的历史学”作品同样具有一套修辞和解释模式相混杂的言辞结构，这种结构赋予历史书写的诗性维度并凸显为历史实在的自反性想象过程。由此，怀特指出，19世纪专业的历史学同样需要概念，也“承载着价值”，运用了“某些情节化模式”，“历史研究在转入职业化时，也变成了一种受规则支配的活动”，像孔德和巴克尔那般实证主义史学家所引入的科学或艺术观念遭到尼采与马克思的挑战。同样，在1973年出版的《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一文中，怀特比较了欧洲大陆与英美哲学传统的差异，认为欧洲的思想家比英美的思想家更具形而上学的特性，坚信科学的力量无法取代形而上学；英美知识精英对裹挟意识形态的元史学怀有恐惧，拒斥形而上的思考。由此，19世纪人们认可的历史反思不应成为普世的标准，形而上的思考具有各自不同的情境，亦嵌入了答复不同问题的逻辑。
由此，怀特一方面以反讽的精神为路径阐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的怀疑主义的蜕变；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一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感”阶段，各种思潮与学派盛行，历史知识问题纳入哲学思考领域；二是“抨击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阶段，围绕历史编纂中的“实在论”问题进行了持久论争，各类“实在论”的历史图景处于竞争状态，反讽意识趋于成熟并确立典范；三是历史学自诩的“客观性”“科学性”“实在性”处于危机阶段，历史主义走向了反讽式的自觉。显然，“反讽”与“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念成为怀特甄选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标准，而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学职业化便成为怀特探讨元史学意义的一道屏障。19世纪英国史学的趋势恰是怀特意欲批评的史学职业化。就此而言，19世纪的英国史家还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这种批评立场亦构成怀特何以不选录19世纪的英国史家的原因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讲，怀特上述选择标准既是其个人的独创性，也代表了其时代史学界的普遍偏见。美国史学史家恩斯特·布赖萨赫指出，19世纪英国史家秉承孔德的实证主义精神，将文明视为研究对象，追求普遍的见解与法则，主张史学实践与进步保持步调一致，这种治史路径“必须放弃描述性与道德驯化式的史学，仿照自然科学的成功模式来打造新式的史学”，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可视为佐证。不过，巴克尔的这部论著却饱受争议。英国史家古奇认为，该书精彩叙述可列入“最有吸引力的历史著作之林”，不但刺激了人们思考事件的原因和联系以及强调自然条件的持久影响，而且“为历史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同样，美国史家汤普森也指出，巴克尔“用演绎法说明了物质原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虽然他未写出伟大的历史著作，但激励了其他人写出杰作，并且该论著是一部“很有见地”的书。随着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向深入，社会模型与统计方法日渐显示固有的弊端，史家将社会系统视为负载文化价值与意义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治史路径再次受到批判。史家意识到追求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将沦为某种乌托邦，是亟须批判的宏大叙事。巴克尔的作品恰好成为批判的对象，对他的历史批评随之转向了负面意涵。在伊格尔斯看来，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企图“系统阐述一种包括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社会物理学”，却“没有满足自己对经验实证的要求”，甚至会危及人类的自由，这种法则式的方法论漠视了历史现象的独特性，历史概念化与历史证据之间的裂隙也未有效地弥合。同样，哈多克也指出，“巴克尔远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且把统计资料作为解释个人行为的原因，“在可能例证某种一般陈述的历史细节与可能核实或证伪一条历史规律的证据这两者之间，他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概念”。显然，巴克尔因未能洞悉历史学的性质，不但贬损了史家的主体创造性，而且抹平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差别，进而为历史学提供一套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诚然，在前职业化阶段，英国史家偏好浪漫主义的文学叙事，历史学被视为文学的分支，历史因果关系时常遭到质疑并较少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术语，历史写作成为展示个人才智的试验场，学科共同体意识较为淡漠。不过，“与他同时代的诸多史家迥然异趣的是，巴克尔广泛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学术与理论，藉此寻求一种综合的‘哲学的历史学’，并将探究的焦点由‘形而上学’转移到实证的基础上。巴克尔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法则，以及欧洲尤其英国传统所延续的心灵超越自然的方式”。显然，巴克尔的特立独行为他赢得了某种学术声誉，但他的史学追求却并不成功，也未为史学奠定牢固的科学基础，传统的叙事才能被搁置，纵然“他博览群书，力求将众多历史细节融入叙述之中，然清晰的线索却未能贯穿其间”。由此，巴克尔的上述评价表明，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并未产生享誉后世的史学经典作品，怀特的选择凸显了他的洞察力。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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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实证主义与文明的忧思
上文述及，怀特旨在超越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二元思维，尝试构建元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力求阐明历史学多元复杂的系统性。在怀特看来，科学论证只不过是历史学诸修辞的一种，科学性这一子系统难以尽显历史学隐含的审美、伦理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由此，在阐发历史实在论时，怀特考察了19世纪主流史学著作蕴含的科学、哲学与艺术的要素，剖析了浪漫主义或结构主义史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诉求。一方面，浪漫主义史学旨在“重新思考隐喻模式中的历史知识问题，并且根据将个体的意愿视为历史过程中惟一的因果效用主体，而重新思考历史过程问题”，显然，这里的“因果效用主体”突出了历史意识具有浪漫化色彩，而且表明历史因果关系是史家的理性建构，历史实在论被赋予一幅形而上学的面孔；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发掘了历史写作文本背后的比喻性语言规则，专注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话语博弈，借此阐析混沌的历史过程与话语模式的修辞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制品的历史文本，它的言辞模型可分解为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诸层次，语法凸显了历史领域的共时性结构。在句法层面，动态的历史过程成为分析的对象，历时性维度获得理解。由此，19世纪职业化史家所追求的是对“历史领域的形式描述和历史过程的叙事性表现”，真实性与客观性便成为常规史学的核心目标。显然，怀特并未否认历史实在的真实性，只是强调科学客观性不足以呈现系统的史学研究全貌，历史叙事过程中的形而上学反思同样不可或缺。由此，在阐述英国史学思想变迁时，怀特批判了英国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评析了柯林武德反实证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源及史学贡献。
在怀特看来，英国史家探寻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肇始于柯林武德与汤因比，他们挑战了英国史学的旧传统，不但拒斥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而且试图将历史视野扩展到人类的整个活动事迹。怀特指出，柯林武德以“事件的历史性”为切入点，区分出自然与历史的本质差异，并将“思想作为判断历史性的标准”，由此开启了20世纪初英国史家一贯忽视的认识论问题。质言之，“事件的历史性”实乃行动者的思想，这种蕴含人类思维与动机的精神事件有别于作为纯观察现象的自然物，历史思维的独特性在于证据及其解释，表征了人类的理性与意志，呈现为可观察的外部自然向内部思想的演进。由此，历史哲学既是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又是关于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其目标在于创立一门处理人类事务的科学。不过，怀特对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学进路提出了如下批评:一是将历史学归于哲学并非构建自律的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二是历史学与哲学的同一也未能真正建立处理人类事务的科学；三是根植于西方人文主义偏见的历史知识无法建立处理人类事务的一般科学；四是事件内部与外部的二元隐喻模式遭受质疑，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表明精神的本质与结构远未达成共识，柯林武德误解了心理学；五是柯林武德哲学的目的论并不遵循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带有预言色彩。显然，上述批评预设了柯林武德的历史知识建构论。这种建构论着眼于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及独特的方法论问题。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科学的发展向怀特表明，柯林武德的哲学唯心主义路径只是构建历史知识论诸多方案之一，但绝非最完美的一种；亦易于坠入相对主义的认识论陷阱，历史实在丧失了其本体存在的意义且沦为某个普遍哲理的佐证。其后，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尽管仍是怀特灵感的源泉。不过，怀特的批判性超越了纯形而上的理论探讨，转向了实践的历史叙事问题。在1974年《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阐述了柯林武德倡导的“先验的”结构式历史想象，认为诸多历史事件的组合并不构成某个故事。由此，怀特批评柯林武德并未理解历史叙事结构中的情节编织的手法，而是将故事作为阐释证据的认识论手段。同样，怀特揭示了汤因比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后者认为历史知识源于不同时期的人类追寻神的这一行为，普世的宗教体验给予历史研究某种智慧和意义，这种将宗教视角融入历史哲学的思考，有助于超越经验主义的史学传统。由此，怀特指出，柯林武德与汤因比皆意识到“现代西方人提出的有关历史的问题”难以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那里获得完美的答案。
与阐释柯林武德和汤因比不同的是，怀特尝试将克里斯托弗·道森置入欧洲知识分子谱系予以考察其历史知识论，剖析英国史学与欧洲大陆的思想关联。譬如，怀特引入了赫尔德、雅斯贝尔斯等人论述宗教与文明的观点。此外，怀特着力阐明道森历史观念中的宗教、文化与西方文明等核心要素，并将宗教与历史的结合视为反实证主义史学的另一途径，甚至美国人将道森视为“基督教式的汤因比”。怀特的历史视野得益于英国史家及其思想史作品的启发，诚如理查德·范恩所言，上述英国史家激发了怀特早年的思想史兴趣，包括对史学史和思辨体系持同情的理解，训练了他概述某一思想家的作品并对其提出批评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末，怀特的历史思考由英国转向了欧洲大陆。同样，赫尔曼·保罗指出，作为中世纪研究者，怀特关注这些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如何构想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历史进程的目标，尤其源于历史研究的道德教训等问题，恰恰表明了他的终极信仰和对世界观的痴迷；而道森的世界观则获益于反历史的、充满西欧偏见的保守的天主教。显然，道森的历史观念构成了某种二律背反。一方面，他像柯林武德、汤因比一样反对经验主义施与史学的桎梏，追求事实判断背后宗教伦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认为史学只是一门收集资料的方法，宗教才是历史诠释的仲裁者。诚如怀特指出，“道森看似将史学思想置于其一贯赖以生存的实证科学，但事实上将其一方面融于社会学（对历史类型的分析），另一方面，则将其融于神学（对理性生活的分析）”。就道森的社会学“类型”而言，怀特批评它难以构建文化的类型，因为道森的宗教观念存在单一的排外性，也缺乏对宗教类型的实例进行检验和概括，甚至将这种宗教观念视为评判历史的标准，进而形成欧洲文明的狭隘观念。道森把基督教等同于欧洲文明并将其视为其他文明的判断标准，这无疑窄化了欧洲文明的内涵，漠视了人类多元的创造性，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由此，怀特认为，现代科学理应囊括世俗文化、白话文学、希腊——阿拉伯哲学等元素，因为它们让欧洲充满了生机并得以延续和发展。至于神学路径，道森将人类文化秩序区分为技术与道德两个维度，人类追寻历史意义终将回归道德秩序领域，超越以地球为中心的旧宇宙观，重建一种受精神力量支配实践生活的新历史观。在论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怀特指出道森偏向蛮族征服的技术原因，分析了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宗教的世俗化凸显为人与自然的分离，物理世界被视为唯一的现实，进而统一的、连续的和创造性的社会生活丧失了作为推动力的道德保障。譬如，道森指出，古典遗物的理想化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观，开拓了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将历史视为上帝和人类交往故事的宗教方式，以及教会生活中神圣计划的实现，这种观念不是被抛弃便是留给教会史学家，新型的历史传记成为新的写史模式。由此，像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那般的实在论者，试图以非道德的概念来解释历史，历史也被理解成权力意志的直接表现，并且这种权力意志可以用科学的（类似于生物学）精神加以研究。一旦如此，实在论者便掏空了历史进程中的道德价值，若要维系它们的主观性，就会使道森对他同时代人的良知和习俗感到不安。理想主义者忽视或贬低国家的次级道德特征，把它理想化为神启天意的工具，或者渐渐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客观力量的工具。显然，道森尝试调和实在论与理想主义之间的裂隙，将宗教文明作为构建历史知识的理论范式，道森的上述历史观也意在彰显历史研究的意义。
威利·汤普森指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选取的八位人物既有可读性又具趣味性，怀特成为代言历史学“语言转向”的先驱。纵然如此，怀特亦陷入两大困境:一是“怀特打破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用预先挑选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即19世纪的历史意识由隐喻向反讽的转变，而非用一般化的术语来证明它”；二是“怀特关于情节编织的基本观点不受任何损害，相反，倘若抛弃诸多比喻和基于它们的思辨论证，它将获得较大改善”。质言之，汤普森的批评指向了怀特修辞理论的相对性，疏离了常规的史学实践。同样，“情节编织”的文学手法囿于历史叙事，无法呈现史料搜集与批判工作，易于坠入比喻的相对主义泥淖。故汤普森认为，从理论上讲，怀特若选择德罗伊森、麦考莱、梅特兰与阿克顿等史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将展示为另一番理论景象。与汤普森不同的是，莫里斯·曼德尔鲍姆认为，研究者可能会指摘怀特为何选择上述八位人物，但这并非争议的关键；倒是史家与历史哲学家并置讨论才易引起争议，这不但混淆了两类文体、两者研究方法和目标的差异，而且凸显了怀特恪守相对主义的基本假设，即“每部历史作品被视为一种语言实体，其结构整个有赖于预构它的诗学行为”。同样，艾迪安·威尔逊通过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进行“反身性的检测”发现，怀特至少提出如下创见:一是历史书写的形式被纳入历史学的议事日程；二是质疑了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史”；三是浪漫的情节编织概念理论上适用于“学科史”，这些洞见使《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基本观点获得理论的合法性，但“诗学的”理论模式未能通过测试，即便如此，《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提供的洞见仍值得珍视。
综上所述，怀特认为历史叙事蕴含了深层的话语结构，历史学嵌入了一套关于意义如何被创造以及被建构的理论，实则是一门关于比喻性修辞的话语学科。这一理论主张不但革新和塑造了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而且超越了常规史学的原则，尤其打破了史学职业化时代奠定的科学规范。由此，在论及英国史学及史家时，怀特有意避开辉格派史学与英国专业化史学，而转向英国浪漫主义史学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这一做法既表征了怀特史学理论的偏见，也遮蔽了英国辉格派史学传统的史学史价值。尽管如此，《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因其独特的诗学理论洞见，尤其是怀特秉持的基本主张，深化了历史知识性质问题的研讨，有助于史学家反思历史书写的理论与实践。
因篇幅有限，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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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刘瑜 责任编辑：杨文珊
编审：温海波 张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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