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忠 | 虚实之辨——历史想象的认识论探析
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5期
作者：张小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原责任编辑：潘清
编者按
史家在阐述历史时，囿于材料的匮乏使其在叙事时采取一定的历史想象构造历史图景，但这种补充和辅助的真实可靠性有待商榷，而历史想象在历史叙事中如何发挥功能也值得追问。此文将聚焦于历史想象的性质，探究其所蕴含的相关史论问题。
虚实之辨：历史想象的认识论探析
摘要：历史想象存在事实与图景两层面的认识论问题。就史实而言，历史想象以真确描述已发生的过去事件为前提，旨在确立证据的关联性和情境式的推论，诉诸可证实性原则；历史虚构则不受此限制。就图景而言，历史想象专注于由事实到图景的诠释性关系，构建有意义的叙述体。历史想象契合了情境主义的认识论，但这决不意味历史图景的任意建构；而是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彰显了情境中的人类行动。由此，历史想象的虚实之辨绝不止于评断史料多寡、证据有无的纯逻辑判断；亦关乎史家援入的概念图式、时间加工和主体视角等因素。
关键词：历史想象 可证实性 认识论 概念图式 情境主义
众所周知，历史书写以搜求、甄选、排比与整理史料为基础，然不囿于史料，还关涉如何抽绎史实并构建其间的联系，绘制历史图景等工序，这些蕴含想象的主体性活动呈现为史家与证据的互动过程。《韩非子·解老》曾以“死象之骨”想生象为喻阐释了“道”与“形”的认知关系，然“死象之骨”何以想见生象，实乃触及历史想象的认识论问题：即历史叙事是否因想象的介入而丧失其真实性。诚然，诸人案其图而意想的物状是实“象”抑或虚“象”，甚至诸人运用的“图”是不是某种先验的概念或印象，皆易引发争议。即便诸人援引的概念或预存的印象无有差别，然“象”还可能因视角差异而呈现为众多殊相而非共相，历史想象的相对性难以规避，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如何获得确认？这些疑惑指向了历史想象的性质问题，关乎史家如何建构历史推论、寻求历史原因与历史时间加工等史学实践。鉴于此，本文尝试探究历史想象所蕴含的史论问题。
历史想象等于历史虚构？
流俗的观念认为，历史书写预设了历史实在且以史料证据为基础，想象却以杜撰或臆造非-实在的方式遮蔽了事物的真相，谨严的史家宜拒斥这类想象的摄入。诚然，历史书写可能存在罔顾事实凿空而论的弊病，但这是否意味着历史想象就等同于历史虚构呢？显然，此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明了，需对史学观念与词义加以厘清，甚至以史料证据来辨别虚实的认识论标准亦受到挑战。由此，我们向历史想象期待什么呢？
从词源学上讲，historia释义为“看”或“知”，意指对获致的信息进行“探究”“判断”与“查询”。公元前四世纪后它被释为“对往事的记叙”，并成为通行的“历史”之意。“想象”（imagination）词根源于拉丁文“imago”（释义为“意象”“幻影”与“概念或观念”），含义介于“模仿”（copying）与“虚构”之间。自17世纪之后，“意象”（image）还指书写或言语中的“比喻”（figure）内涵。同样，“虚构”（fiction）也是个颇具争议的词汇，一则意指缺乏史料实证的陈述、杜撰或编造，纯属虚假之义；另释义为基于证据资料的合法推理或事实陈述，强调描述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此外，“fiction”还可释义为融叙事目的、文学模式与事实证据为一体的表现形式，蕴含诗性的真实或哲学的真实。质言之，“虚构”与“想象”从书写修辞上讲皆蕴含了对事实证据施加“比喻”策略，两者存在词义的重叠。就修辞手法而言，历史想象与历史虚构存在家族的相似性。不过，就证据及其解释而言，历史想象以真确描述已发生的过去事件为前提，历史描述与虚构陈述之间存在明确界限：前者不仅预设了历史实在的指称物，而且要求对过去实际所发生的事进行客观记述和解释；后者却不受此约束，容许任意与纯粹的幻想。鉴于此，就知识产生而言，历史方法论界分了两者知识成品上的差异。上述异同表明，事实凭想象得以有机地综合，虚构经由想象创造了新的非实在的意象，由此，想象具有逻辑理性与诗性建构的双重内涵。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历史学乃是记述具体已经发生的事件；诗却依据可然或必然原则描述普遍可能发生的事且“更富哲学性”，是一种“更严肃的艺术”。诗歌还编织了摹仿行动的情节；历史记载并非某种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连”。由此，取材具体事件的历史并不像诗歌那般还之于能反映普遍性与因果的情节。究其缘故，科学或艺术并不“着眼于个别的事物”，而是探究某一类型的事情，进而修辞式推论的题材是“或然的事和证据”，或“多半会发生的事”；与其他事相较，这些或然之事凸显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诚然，史学与诗艺尽管存有上述分野，但都蕴含认知与摹仿的内涵，强调了事件的记叙或描述，甚至诗艺突出了事件“类型”的再造。这种作法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获得大量佐证，构造的演说词阐释了变幻莫测的史事背后潜藏着的普遍的人性因素。古典时代的史学观念为意大利史家维柯考察诗性的历史提供了理论资源。维柯指出，凡是认识皆涉及想象，因为想象不过是扩大或复合的记忆，由此“记忆和想象是一回事，所以想象在拉丁文里就叫做memoria（记忆）······想象也有‘机伶’或‘创造发明’的意思”。换言之，植根于记忆的历史无疑具有“创造发明”的认识论内涵。在探究民政世界时，维柯秉持如下深刻的信念：“只有通过制作一些事情，我们才有希望理解它；因此，我们倘若希望理解过去的事件，只有凭借我们自身想象来重新制造它们。”由此，认识者若要叙述“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势必引入玄学方法，并将宗教、婚姻与埋葬仪式纳入共同的人类记忆之下予以考察，因为蕴含人类记忆的神话、寓言与诗歌表征了人类早期的情感、习俗、信仰、制度、法律与思想等事实。这种真实而严肃的叙述时常借助“想象的类概念”（imaginative class concepts）来理解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即“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把同类中的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属于这种范例”，甚至夸大个别具体事物的印象，殊相被提升为共相。质言之，这种诗性历史往往诉诸具体的感性意象和理性逻辑，借助诗性人物的性格来理解社会的普遍状况，融入了提喻、转喻、隐喻与反讽的修辞话语。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维柯的比喻理论启发了海登·怀特重新反思史学与文学、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怀特认为，历史意识的生成，源于史家对意象的思考以及比喻性的联想式的建构。由此，“虚构”则意味着“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式描述”，具有诗学的维度。在怀特看来，维柯让我们意识到神话、传说、寓言等构成了确证过去真实性的潜在证据，尽管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但激发了维柯去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对世界进行一种纯粹‘杜撰的’或‘虚构的’理解是恰当的”问题；人类的想象事实上“充当了社会与文化制度结构的基础”，并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构文明生活的原初形态。显然，历史想象的虚实之辨既系于历史书写的内容，其形式不止于讲述真实故事的修辞手法，还存在个别与“类”两层面的区分，尤其“类”强调“意象创作”的诗性内涵。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诚然，上述词义的区分有时受到历史书写实践的挑战，历史想象徘徊于事实与虚构之间，即证据加推论的写史模式赋予历史想象某种结构性特征。历史书写超越了以证据作为检验历史真实性的认识标准，历史想象进入了虚实交织的中间地带。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分析的马丁与贝特朗私定婚姻为例，戴维斯认为，这桩私定的婚姻不仅触及阿尔蒂加的新教问题，而且激发了他们对新宗教的兴趣并从中找到新生活存在的理由。由此，戴维斯考察了马丁与贝特朗至死不渝的爱恋、16世纪阿尔蒂加“夫妻间亲密的交谈”的习俗、民间婚姻的礼仪、天教主教会法以及1536至1568年阿尔蒂加狂热思想的传播，这些阐释了16世纪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如何被接受的过程。然而，这些证据能否推论出“他们得以将婚姻想象成他们能自主缔结”的结论呢？尽管这些间接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16世纪阿尔蒂加民众的生活世界及思想信仰，但这种想象构建的叙事之网难以获得真实性的检验；当然，亦无法援引直接证据予以反驳，呈现为某种可能发生的普遍的历史状况。由此，戴维斯的历史书写不在于证据范式的真假论断，而表现为一种文学与史学结合的隐喻式叙事风格，旨在将新马丁和贝特朗这般“诗性人物的性格”按照当时阿尔蒂加地区民众信仰世界创造出来、作为特殊事例的婚姻形态提升为一种洞察16世纪普通民众宗教信仰的普遍范本。此外，戴维斯的想象式的建构统辖了由语言符码表征的系列事件，具有转喻的修辞风格。她试图通过记叙此类个案，创造出凸显普通民众宗教信仰的普遍意象，这种以小故事呈现大历史的叙事手法体现了一种“类”的真实性，恰似维柯考察寓言故事的“理想的真理”（ideal truths），是一种摹仿自然、殊相与共相混合的“诗性真实”或“玄学的真实”。由此，美国史家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叙事尽管渗入想象、意识形态等因素，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拒斥证据来重构历史实在的可能性，因为想象因素介入过去的重构过程“并非纯粹就是武断的”，而是“由过去通过史料发出的声音所指引着的”，《马丁·盖尔归来》开创了介于“兰克对于客观性的信念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质言之，这种以普遍事实状况为基础的历史想象并不表明史家臆造、杜撰或背离历史事实，尽管缺乏直接证据的坐实或证伪，但创造了某种“类”的意象，历史想象与历史虚构在叙事策略方面存在相似性和一致性。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历史推论与基于经验之想象
在论及想象类型时，柯林武德区分了如下三类：（1）艺术家纯粹的或自由的想象；（2）知觉的想象（perceptual imagination），即向我们呈现实际无法感知却可能成为知觉的对象；（3）历史的想象，即向我们呈现不可能成为知觉对象的过去，却可凭借想象活动使之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质言之，历史的过去并不源于史家的感知印象，而是运用推理思维的结果，蕴含了概念、判断的理性逻辑，史家借助建构方法超越权威所告知的事实，甚至在事实付之阙如时进行关联的插补活动，不仅赋予历史叙述的连续性，而且以证据为基础建构了一幅有意义的嵌入先验结构的历史图景。同样，在考察推论的不同类型时，柯林武德认为，精确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皆是以证词为前提对结论做出归纳或演绎的推理，然推论存在强制性和许可性两类情形，历史推论能否以精确科学所特有的强制性来证明自身结论，往往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1）史家不株守剪刀加糨糊的常识性历史学，并依据陈述间的意涵关系对证词施加批评工作；（2）历史学具有如精确科学那般的定律并构成演绎推理的前提，否则，或然性的结论难以避免。前一条件易于满足，后一个条件则聚讼纷纭。以亨佩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坚持历史学同样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历史学应遵从科学方法的统一性；以威廉·德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合理性解释旨在根据环境阐明主体的信仰、目的与原则，历史学探究的是具体的个别并不以普遍规律为鹄。由此，雷蒙·阿隆指出，亨佩尔的演绎假说模式和德雷倡导适用人类行动的“实践三段论”各有所得，但需用前者来补充完善后者，为历史书写提供有效的模型。由此，史家一旦做出想象式的推论，势必遵循了以具体材料为基础的情境主义，即史家将事件、文献及历史行动者的目的置于由术语引领的原初情境之中，以便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构建事实联属的可证实的历史世界。
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张琳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金岳霖曾论及想象如何填满日常生活中两件隔空事件的案例：“假如一个人由东安市场出来碰见一个朋友进去，半点钟后又在青年会碰见，一同上清华底车。第一个人也许看见第二个人手里提一只板鸭，他也许会说‘稻香村买的呀？多少钱呀？’他也许不说话，而心里想原来他是去买板鸭的。”那么，第一个人在此半点钟内推想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事若要成立，则预设了他朋友去东安市场是为了买菜且该市场存有稻香村板鸭店，或者提及“稻香村”只表明他熟知朋友偏好这家店的板鸭；要不然，这般想象式的推论可能失实，因为他朋友手提的板鸭并不一定关联他的购买行为，仍存在像店老板或朋友馈赠的可能性，甚至他去东安市场是置办其他的事情，这种耦合的行动让第一个人询问价格或推想买菜丧失了认识论意义。由此，日常生活中的推论是以他们共享某些经验事实为前提，他们所属的社会环境、生活情境塑造了其相似的经验世界，进而易于达成默契。然而，由于古今经验的差异，场景的消逝，文化的相对性，概念图式、价值立场的分歧，史料占有的多寡等诸因素的影响，历史推论则呈现出非确定的多重面相。在论及国王神迹时，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剖析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实施宗教怀柔政策的原因，甚至为了抚慰因宗教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分裂，“女王不仅为瘰疬病人施行神奇的治疗”，而且保留了某些惹怒新教徒的传统仪式，甚至向反对旧信仰的人做出让步，进而史家依据她的暧昧宗教政策来推断国家治理的实用主义立场。同样，在考察英国内战时清教徒波利特勋爵为何加入反对议会的国王阵营的问题时，布洛赫推断波利特立场的变化源于国王以触摸的神奇方式治愈了他患瘰疬病的小女，展示了教义理性与人们对君主制的忠诚。诚然，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承续的国王奇迹只构成政治史叙事的细微部分，绝对君主制度、外交环境、国内宗教势力的此起彼伏，以及民众情绪与社会思潮的交织都有可能重塑此时的政治生态，亦易阐释像国王触摸那般奇迹存在的合理性。由此，这种因文献匮乏而施行的历史推论表现为历史事实的或然性，以及多维的想象图景。在论及想象、轶事与史学时，克罗齐亦阐释了“以填补在由批判地证实、澄清的消息提供的系列想象中剩余的空白”的“组合想象”；这类想象旨在构建连贯、和谐的完整叙述，“尽可能接近实际发生的事情”，且遵循“貌似真实”与“或然”的原则。不过，克罗齐认为，这种想象活动即便带来情感的愉悦，但因缺乏“实际用途”且“未带来任何认识之光的事情”，并不适宜于事实转化成探索真理思想的历史书写。显然，基于经验之想象有别于“组合想象”，前者旨在确证历史事实之间的推论关系，关乎史家如何构建合理的证据链和历史地解释这些证据，后者则可游离证据之外。
上述案例皆有似白骨想生象的推论过程。尽管依据首尾完足的白骨来推想生象，若缺乏“图”的援入且对此“图”未达成一致共识，这种“象”难保不是各人眼中的殊相，诸人意想的“象”无法避免相对性。其实，白骨无法给出预先的象“图”，就好像史料无法给出想象图景一样，这就要求推论者预先具有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或经验性知识。当然，诸人也不能罔顾这些骨骸及其结构而任意将其推想成别的生物。由此，历史推论是史家思想与史料证据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是逻辑与想象的综合。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图景既有“things”（事物）实际存在的本体论维度，又有“events”（事件）实际发生的认识论维度，甚至这幅图景受到时空定位、历史世界的一致性和证据三种方法规则的约束。柯林武德指出，“things”无法被感知，但能成为思维的对象，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前提预设；而史家透过“events”的描述来构建“事实”并据此确认事实之间的关联，形成一幅蕴含解释的有意义的历史图景，突出了证据解释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鉴于此，历史想象虽契合了情境主义的认识论，但这绝不意味历史图景的任意建构，而是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彰显了情境中的人类行动。
在阐述德国史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t）提出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与“期望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概念时，法国史家安托万·普罗斯特指出，“想象的经验”仰赖于时间的操控，史家经由想象重构了某个“虚拟现在的过去时刻，他根据这个虚拟现在，重新界定出一个过去和未来”。这种回溯倒推的方法赋予了想象独特的时间结构，即史家区分出历史剧中人构想的“过去的现在”“过去的过去”和“过去的未来”，这一时间结构卷入了他们的希冀与恐惧、梦想与幻灭、欢愉与悲情等理性或情感要素；这一重新界定的过去与未来也嵌入了史家的后见之明，展示了史家想象过去、加工时间的不同视角。由此，科泽勒克认为，像经验与期望这般的元史学范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因为整个社会政治语言领域是由经验与期望之间存在的现实张力所形成的，弥合其裂隙不仅是政治任务，而且经验的重复积累使历史再次成为某种典范。此外，经验与期望的非对称性，不仅提供了某种解释性模型，而且形塑了认识动荡时期社会状况的思想空间。这种“时间的沉积层”（sediments of time）为厘清虚构（fiction）与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科泽勒克指出，自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近代，历史书写与小说创作再次相互渗透，前者转向对意义整体的探求，后者宣称表现了历史实在，因此“事实”（res factae）和“虚构”（res fictae）的分野，并不依据史学与诗学不同专业群体的研究对象和功能。科泽勒克以第三帝国的梦幻作品为例，考察前语言阶段的人类意识的表现问题，指出语言行为无法捕捉像政治恐怖那般的历史现实，因为文献、日记、信件、回忆录、编年史等资料只是作为理解文本背后世界的参考框架。由此，科泽勒克认为，“在可接近和可核查的意义上，唯一真实的东西是过去传给我们的文献资料。相反，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现实，是语言可能性、理论预设和方法论汇合的产物，它们寓存于叙事或描述中。其结果不是对过去实在的再现，或许是过分强调的事实化虚构”。质言之，历史实在取决于文献掌握的方法论水平，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尽管离不开语言，但超越语言行动之外的因素让历史文本靠近虚构文本。就此而言，嵌入想象的历史推论类似于“经验空间”所蕴含的时间建构，凸显了事实化虚构的认知功能，史家的想象构筑了历史剧中人的“期望视域”，为思考前语言行为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新途径。诚然，科泽勒克的“经验空间”仍以历史事实为内核，历史推论旨在构建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历史时间的加工展示了多重想象的经验世界。
事实关联与图景想象
上文述及，维柯认为想象只不过是扩大或复合的记忆，历史尽管离不开记忆但两者却存在迥然异趣的内涵。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虽以记忆为起点却不同于记忆，它们的差异在于信息组织方式：历史蕴含了批判性的结构，其研究对象是客观间接的，它是“根据证据按照推理的方法‘重建’出来的过去”；记忆的对象是主观直接的，是“某一行为直接‘感觉’到的过去，推理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质言之，认识者重建的过去指向了事实层面，而记忆则指向了事件本身，史家一旦将事实等同于事件本身，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则被视为嵌入编年顺序的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由于记忆不依赖推理，那么记忆中的事件势必是混沌无序的，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将如何获得确认？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想象并非自然科学那般将观察的事件纳入普遍公式下予以考察，事件原因的寻求亦非事件类型的归档，因为历史事件背后蕴含了人类行动的思想，是从事件外部洞察行动思想内部的理解过程。由此，史家在确定事实之后，无需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原因，发现人类行动的思想便已经理解了它，“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要发生了”。换言之，史家叙述事件意味着理解人类的行动思想，蕴含了他们对事件的甄选与组织。在构建事实的证据链方面，历史想象扮演了由事实到图景的黏合角色，呈现为部分与整体的诠释性解说方式，亦为某个可能的故事类型提供了合理解释。此外，海登·怀特指出，在解释和表现历史领域之前，史家像语法学家一样预构了一套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学维度的语言规则，凸显为“主导性修辞方式”或“言辞模型”，即史家不仅选择概念性策略阐释或再现他的史料，而且经由这种前认知的与未经批判的诗性预构来整合事件族，获致一种“自我融贯的总体外貌”，进而构建史家可能的知识客体。怀特强调了史家将未感知的事件转译为可供认知的事实，并把植根于档案之中的事实视为图景想象的基石，这种转译行为使得历史的过去成为体系化和具有反思性的可能对象。图景想象关乎史家引入怎样的概念来组织他所获致的史实，并提供嵌入其视角的叙述性解释。
以《棉花帝国》为例，斯文·贝克特坦言，该书不再关注特定事件的历史，而是试图在跨国家的、全球的空间框架内审视并重新思考棉花传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这部讲述欧洲主导棉花帝国兴衰的作品，阐释了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如何被缔造与重塑的变迁过程。由此，贝克特通过资本主义运作史的描述，力求阐明“以全球的视野展现欧洲人如何将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塑造——常常以暴力的方式——一个全球性生产复合体，并随后利用资本、技术、各种网络和棉花机构来促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正是这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定义了现代世界”。在贝克特看来，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尽管彼此强化，但跨政治边界的网络、身份认同却超越了国家史或区域史的视角，棉花帝国的全球视野“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故此，贝克特缔造了以帝国扩张、奴隶制与土地资源掠夺为核心的“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借此阐释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野蛮性和暴力性促使现代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也引发“全球性的经济空间重组”，即“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显然，贝克特绘制的全球图景系于棉花这一象征物，棉花帝国隐含了权力、制度、战争与自然资源等事实的互动关联，成了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的隐喻表述。不过，蒂尔丹嘉拉·罗伊（Tirthankar Roy）质疑了“战争资本主义”作为概念工具的说服力，因为如果战争、奴隶制与暴力在“战争资本主义”之前便已存在，那么拥有棉花的亚洲为何未先于欧洲发明强迫市场开放并统治世界的战争资本主义？“贝克特遁入了另一种虚构，他含蓄地表明非欧洲贸易也是非暴力的。”罗伊的批评表明，贝克特构建的史学概念未能处理好“统治和剥削的大故事”与“解放和创造力的故事”之间的主题关联性，棉花帝国的图景想象或许亦处于“永久的革命状态”，事实与图景之间存在多元离散的关联性。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与斯文·贝克特不同，英国全球史学家乔吉奥·列略（Giorgio Riello）以长时段视角绘制了一幅由棉原料、纱线与棉织品等缔造的现代世界经济图景，强调诸如印度与中国等亚洲不同区域对世界经济的持久贡献，以及资本主义、农业、时尚、技术等要素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列略讲述了有关棉花的消费、贸易、文化与技术的动态过去的全球故事，且尝试对“大分流”背后的合流因素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解释预设了棉纺织革命的离心与向心两种体系的嬗变，并插入欧洲学习与确立全球联系的情节结构，建构了错综复杂的、离散的地域性以及难以简化的整体图景，力求规避以往熟悉的隐喻（现代性、技术化）。显然，列略和贝克特尽管施用相似的全球史视角，历史事实也存在诸多重叠，但他们绘制的全球图景却有所差异：前者旨在讲述棉纤维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展示了东方世界在全球经济大分流之前与之后的情状，可视为一部东西文化交流的经济史；贝克特则致力于讲述战争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史上的发轫与轴心作用，强调全球工业化发展的欧洲制度性因素，尽管赋予了棉花帝国的全球面孔。
上述案例表明，在选择、重构与解释事实方面，史家的图景想象不仅蕴含了各自原初的价值信仰，嵌入真理评价的结构性要素，而且赋予了事实联结的概念框架，并成为事实取舍判断的标准。此外，感知的对象也展示了想象的功能：真实的心理图景或心理行为的内在准确性。由此，想象不是感知的某个部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意识到他既未看到，也尝试去观看未见的事实，即设身处地预想自己会看到的情状。
结 语
综上所述，历史想象具有认知史实与构建图景的双重功能。就事实层面而言，历史想象建构了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事件叙述的连续性和史实推论的因果性，这种想象要求以史料证据为基础，并以核查事实的指称作为评估想象真实性的认识论标准。至于图景层面，史家关心的不止于事实的关联性与证据规范，更专注于由事实到图景的诠释性关系，涉及概念图式如何统辖诸多事实以及确认叙事主题等问题。由此，图景想象不仅预设了被纳入的史实是连续真实的融贯体，而且构建了历史实在的指称机制，以及在场召唤缺席存在的场域论。换言之，想象的历史构图并非任意的，人类经验与逻辑理性以及事件遗迹和概念框架构成了它的场域。由此，历史想象的虚实之辨绝不止于评断史料多寡、证据有无的纯逻辑判断，亦关乎史家援入的概念图式、时间加工和主体视角等因素。史家的主体性既展示了他们的治史技艺，又带入了有关人类生活方式和历史意义的追问，关乎历史叙事过程中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预期。不过，历史想象超越了语句与实在之间的符合论，突出了事实与图景之间的叙事融贯论。用吕森的话说：“只要历史研究还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我们就得谈论真理，我们就得对意味着客观性和真理的认识策略进行反思和强化。”显然，历史想象的认识论问题亦复如此。历史想象并不囿于史家单纯的技艺，还蕴含了史家理解过去的前提假设，呈现为史家与史料之间永无止境的相互问答过程，和嵌入其间的一套系统严谨的史学方法论。
因篇幅有限，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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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义龙 责任编辑：张欣怡
编 审：周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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