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题 | 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前瞻——访黄今言先生

欣逢江西师范大学八秩芳华，瑶湖读史特此新开校庆专栏，推送本院前辈学人的访谈、文章或口述回忆。专栏既是向老先生们致敬，亦借此契机以启后学。希冀后来者坚守学脉与传承，不忘来时路。

去年春天，借着江西师大文旅学院编修院史的机会，有幸拜访年届八十的黄今言教授。黄老师惜时勤勉，每日工作到凌晨两点，翌日七点起床。他既同我们讲他的老师谷霁光先生在清华读书时，三年只看过两场戏，又教导我们怎么做读书卡片。今年夏天，黄老师惠赐《谷门问学的回忆》授权我们推送，将谷老治学的门径与为人的原则悉数条陈，以启后学。黄老师对谷老的感怀，以及他自身所体现的为学传统，令我们印象深刻。本期向大家介绍秦汉史方家黄今言先生的访谈，以飨读者。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4期

采访整理：温乐平（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吴方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原责任编辑：张欣

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访黄今言先生

黄今言，祖籍江西石城，1937年生，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长期研究秦汉史，承担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著有《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秦汉史文存》等专著八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

原编者按：黄今言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秦汉经济史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围绕秦汉经济史研究中的赋役制度、商品经济、江南经济、小农及传统农业等疑难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研，成果丰硕，多有创获。应本刊编辑部之约，黄先生回顾了秦汉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中的理论热点问题，并对未来秦汉经济史研究作了宏观展望。

问：黄先生，您好！本次采访是受《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委托，特请您就目前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前瞻问题谈一谈看法，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从事秦汉史研究50余年，在秦汉社会经济史、军制史等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研究，提出许多创新性观点，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您老至今还笔耕不辍，并密切关注秦汉史研究动态，不断有新的著作出版，新的论文发表，为中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

答：非常高兴被邀请采访，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交流。几十年来，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秦汉经济史和秦汉军制史，在秦汉赋役制度、商品经济、江南经济与小农经济等方面花了些精力。近年，关注比较多的是海昏侯刘贺、农业经济与基层社会形态相关问题。

一、秦汉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情况

问：在许多人印象中，经济史研究是一项比较难的工作，关注的人较少，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国内经济史研究现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历史上的经济问题自古以来都受到学者关注。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有《平准书》《货殖列传》，班固《汉书》中也有《食志》。此后，历代古籍中有关经济史的记载，沿袭不断。迄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秦汉经济史的专门著作已出版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包括经济史）研究受到重视。许多老一辈学者做过不少工作。他们中有的潜心于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有的认真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汉代的土地占有形态、经济思想等；很多人还积极参与 “五朵金花” 的讨论，其中也涉及秦汉经济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 “文革” 期间，“四人帮” 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术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改变，在这科学的“春天”里，经济史研究得到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恢复或建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二是研究队伍扩大，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增加了新的研究力量。三是研究领域扩大。就秦汉经济史研究来说，涉及面很广，包括经济结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品经济、区域经济、乡村经济、社会风俗，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物价、货币、财政等方面，传统课题继续得到关注和深化，对历史与现实相关的经济史研究有了明显加强。四是研究成果丰硕。如今秦汉经济史研究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尤其是论文，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含金量较高的著作与论文。五是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有的从历史学角度，坚持实证原则，无史不征，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从经济学角度，不满足于定性叙述，强调计量研究与经济分析，力求使研究科学化、精密化；有的从社会学角度，注重经济与人文、地理、人口等的互动关系，提倡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研究方法的多样和更新，提升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在新时代，学界将继续坚持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经济史的精髓，对丰富的经济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充分发挥经济史的功能作用。

二、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与亮点

问：改革开放后，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亮点反映在多个领域，赋役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涉及国家财政、社会分配、阶级关系等诸多方面，人们一直高度重视，对其中的一些难点和疑案有过热烈讨论。对此，您在研究中提出过哪些新的认识与新的观点？

答：关于秦汉赋役制度，因史文简缺，的确疑点多，研究难度大。过去，钱剑夫先生出版过《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本学者也有过一些研究。但前人往往就制度论制度，加之视角不同，所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些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曾先后发表过六七篇论文，并在这个基础上，出版了《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对当时的田税、末业税、财产税、赋敛、徭役及有关的户籍制度等作了论述，对秦汉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等方面作了探讨。特别是对有争议而过去又未曾涉及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例如：汉文帝 “十余年不收田租” 问题，对这一千年定案，我曾提出过质疑。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此，我在书中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主要理由是：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复从其（晁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中华书局，1962 年，第1135页）这里，“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是指文帝前元十二年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免除田租。这明确无误。既然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这就有力证明文帝时还是有田租的，只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这一年免除了田租。再说，从《汉书》的相关本纪中，看不出文帝有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迹象。景帝在为文帝立庙的诏令中，对文帝的“功德”作了全面总结，大到“除诽谤，去肉刑”，小到 “减耆欲” “出美人”，但对文帝 “十余年不收田租” 这样一个重要 “德政”，却没有言及。事实证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后是征收了田租的。江陵凤凰山汉墓“木牍”为我们提供了铁证。马克思说：“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4页）汉政府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吏禄”“官用”开支甚大。说文帝长达“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恐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应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原貌。

汉代田租征收办法，究竟“按顷计征”，又与“人户”有关？还是依田亩与产量计征？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可统论，它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秦代的田租是“按顷计征”，而又与“人户”有关。西汉则不然，随着土地所有制变化，由“授田制”改为“名田制”后，它是根据田亩与产量计征的，产量的计算，“较数岁之中以为常”。迄至东汉，乃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着眼于土地的肥瘠、好坏，并依田亩结合农产量计征。这个看法，早在1988年，我在书中已有专节论述，这里从简，不再重复。

汉代假税及其税率，过去关注不够，学界很少涉及。我通过史料审读后认为，当时公田上的假税类型，有地税型假税和地租型假税。出现多种类型假税的原因，往往和内郡与边郡的不同有关，与公田的肥饶或贫瘠有关；也与假田民的身份、年成丰歉等因素有关。假税类型不同，其税率有别。地租型的假税税率较重，如同私家地主的地租，一般为“见税什五”，即50%，而边郡税率也有30-40%者。而地税型假税通常较低，或行 “三十税一”之税。我认为公田的假税和私有土地的田租或田税必须严格区分，不应视而不见，更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汉代的赀产税问题，前人偶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有的甚至认为当时没有这一税目。当时计赀的范围如何？该税的征收办法怎样？税率是多少？这都存在一些疑点。根据现有的文献与简牍材料，我认为：汉代计赀的范围很广，并非如有人所说 “只指货币财富”，而是既包括货币财富，也包括实物财富。动产、不动产皆含其中。赀产税征课的办法：先是由民户 “自占”，登记自己拥有的家赀，然后进行“评赀”，确定户等，即“大家” “中家” “小家”，继而再依“户等” 差品征税。户等不同，赀税有别，这大概是后来“九品混通” 的最早起源。至于赀产税的税率，从记载来看，汉代在较长时期内是实行有赀（包括实物折成货币计算）一万钱，纳税120钱，税率为1.2%。但王莽时期，也实行过“三十取一”。汉代征课赀产税有它的合理性，但当时很难实行，而且实施中存在很多弊端。

此外，还有末业税问题，我也提出过一些看法，这里就不详谈了。

赋与税有别。秦汉的赋敛比较复杂，也是讨论热点，包括它的赋目、赋额、赋的征课方法、使用范围及军费不足时的补救性措施等，过去这也是颇有疑窦和争议的问题。例如：汉代的常制赋目究竟有哪些？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列有算赋、口赋、更赋、军赋诸项，今之学者，又增加了 “户赋” “献赋”。其实，我认为汉代按丁、口征收的常制赋目，主要是算赋、口赋和更赋，其赋额分别为120钱、23钱、300钱。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不容否认。现在有人抓住个别史例，否认汉代有“算赋”的存在，似乎难以成立，不可认同。

当时的赋敛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属军事性质的赋，其使用范围，过去谈得很少。我在《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有过专章阐述。我认为当时的赋敛主要是用于养兵、武器装备、边防工程建设、军资转输、战争费用、军功奖赏、安葬抚恤死亡将士及归降兵员的开支等，当赋钱不足支或短缺时，则采用军事屯田，以赀征赋，赋外加调，甚至借王侯租赋，减省官俸等措施加以补救。还要看到，当时赋敛征收中的弊端很多。一些地方官不择手段，或赋敛不时，律外而取；或释其所有，责其所无；或贪吏苛征，聚敛为奸；豪强擅恣，弱民兼赋；等等。所以普通编户的赋敛负担，远远超过了田租。按丁、口征收的赋敛较田租为重，是两汉通例。汉代由于不以“田亩为宗”，唯以“丁、口为本”，“有身便有赋”，所以，统治者非常重视 “民数”，重视对户籍的控制和管理。

再如，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与中原内郡的赋税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往往有人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仅据新出土的几片简牍，否定传世文献记载，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否定内郡赋税的征课量，不注意少数民族赋税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了误判。我们应该看到，秦汉的赋税征收在全国是有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的，但不同时间和地区也存在差异；同时，政策、法律的规定，在执行上也有差距，应当具体分析。当时不仅中原内郡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有别，就是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西南及南方各族有赋有役，而北方及东北各族，除不时征发兵徭之外，史籍中很少看见有赋税的征课。但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除了不同程度的赋役外，还有“贡输”一项，其上交贡品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规格之高，加上长途运输等，也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这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我曾有过专文论述，这里也从略。

问：商品经济发展状况与物质生产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界对商品经济的研究颇为关注，成为近期讨论的又一个热点。请您谈谈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的看法和创获？

答：改革开放后，学界对秦汉商品经济研究进入新阶段，刊发了不少成果。例如：林甘泉《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何兹全《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导向性观点。李根蟠也有过相关论述。而有些学者则通过某一侧面进行商品经济研究，例如市场、物价、货币、商人等，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热议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对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认识上有分歧。有的认为封建制经济不一定是自然经济；有的则对自然经济作了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它包容了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有的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很强。众说纷纭。二是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秦汉商品经济已有突出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有的认为秦汉商品经济虽有发展，“它只是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不宜估计过高。除了这些争议外，学界对当时的商品生产谈得很少，对市场与商业形态缺乏分析，对社会消费更是无人论及。针对这些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阐述，初步构建了秦汉商品经济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试图将该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我研究秦汉商品经济的着眼点，是力求对一些过去有争议而又研究薄弱或存在盲点的问题，谈些看法。例如：秦汉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问题，我在书中列有专节，认为当时自然经济虽然占优势地位，但也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二者是在互补与矛盾过程中运行的，是矛盾与互补的关系。

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水平问题，我认为秦汉四百余年各个时段不一。大致是：秦代是商品经济的有限发展时期；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西汉中期的商品经济曲折发展；东汉商品经济仍持续发展。这四个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但总体而言，当时的商品经济与先秦时期相比，确有明显发展，表现在：一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如交换的区域扩展，交换主体增多，交换形态多样，有直销商业、市肆商业、贩运商业、囤积商业等，商品流通方式多样，商品流通量也就较大。二是出现了多层级市场，当时有京畿市场、区域性市场、郡县市场、乡里市场，还有边境市场、域外市场等，而京畿市场如长安、洛阳热闹非凡。它们既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又是著名的国际都市，商品琳琅满目，来自各地的商人众多，不少国际商贾云集于此，热闹非凡，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对此都有生动描写。三是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汉代多黄金，黄金大量用于赏赐和馈赠及大宗交易等，铜钱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仅从武帝元封五年至平帝元始中，铸钱量多达280多亿，通行于市场交易、雇直支付、贳贷借债、财富计量、赋税收入、财政收支等，五铢钱是当时的主要货币，为历代沿用。四是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发展。随着政府对工商业采取宽松的管理政策，商人群体日渐壮大，并逐渐形成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形态，地位显著提升。商人群体不仅人数众多，分布区域广，而且利润丰厚，经济实力很强，拥有“巨万”“万金”的商贾，史书多有记载。当时商人群体对商业资本的运作和投向是多方面的，除了追加流动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继续从事商业外，还将资本投向工矿业的开发。或“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购买大地产，疯狂兼并农民的土地；或经营借贷业，获取高额利润等。商人多种途径的投资方向，使得汉代的商业资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综上四点，可以说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当时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有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加强。其次是社会需求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动力。再次是国家赋税，除田租外，赋敛征收以货币为主，这对商品经济有相当大的拉动作用。它不仅迫使农民将粮食、农副产品投向市场换取货币，也迫使农民为取得货币而开辟新的谋生途径，甚至“弃农经商”。赋税既提升了商品市场的丰度，也扩大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容量。所以，赋税的导向作用也是激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要指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也有明显的局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生产总体水平还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化程度不高，还不具备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同时，当时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有限，价值规律作用受到限制，商品经济流通网络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畅通”。

秦汉的商品生产与社会消费问题，过去的研究涉及很少。其实，从商品生产来说，当时的专业农户、地主田庄及小农都有一些商品化生产或自给性商品生产；在手工业中有官营与私营的商品生产。不过农业商品生产比官、私手工业部门较低，商品生产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中原内郡高于边郡。但总体上商品生产程度还不高。至于居民消费也有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自西汉中期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也由“尚俭”向“崇奢”演变。当时的消费结构包括饮食、起居、婚嫁、教育得到改善，消费水平有明显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消费水平贫富悬殊，商品性消费的比重日渐扩大，奢僭消费日渐严重。不过，消费也刺激了工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加速与商业的繁荣。

问：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建设蓬勃发展，需要从地方经济史中寻找借鉴，所以，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您曾经对秦汉江南经济有过深入研究，请您谈谈对江南地区经济实况和发展水平的研究。

答：在《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司马迁、班固都说江南“地广人稀”“火耕水耨”，民“无积聚而多贫”，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考古资料证明，秦汉之时，江南也有过不少的创举和辉煌，这里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区之一，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进行养蚕、纺织和创制陶瓷的地区，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这就与司马迁、班固的说法，有明显冲突。为了务实求真，全面、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从1995年开始，我和历史系的几位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就此开展了专题研究。通过多年探索，出版了《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对当时江南的民族、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城市商业等问题，分别作了论述，阐述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史实表明，秦汉四百余年，江南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上说，秦至西汉前期，这里的经济确实如司马迁、班固所说，是较中原落后的。然而从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江南经济便有了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时由于北人南迁及自然繁衍，人口增多，垦田多辟，渔猎山伐的格局有所改变，东汉时期，个别地方已经成为“沃野千里” 的“乐土”。农业生产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耕地面积扩大，有的地方“垦田四千余顷”，或“垦田倍多”。一些地方官重视水利，灌田面积也扩大，过去许多未曾开发的荒地、草原、沼泽、丘陵等均得到开垦，又因为耕作技术进一步改进，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东汉永初七年，出现了南粮北调，用以赈济灾民。手工业也有进步，陶瓷、铜器、漆器、造船等，制作工艺精湛。制陶是江南传统手工业之一，不仅制作釉陶，还创制了青瓷，具有独特风格。江南铜矿资源丰富，铜制器物很多，造型复杂多变，制造技术丰富多彩，有错金银与镶嵌工艺，鎏金技术明显发展，使器物外表色泽更加优美，还出现了鎏金“铜扣”工艺。另外，漆器、造船等都有可喜成就。尽管某些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但由于江南人民的智慧和长期实践，使得不少手工业产品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汉代江南人民的积聚也逐渐增多，荆扬地区涌现了不少富人，拥有的财富不少。特别是一些贵族尤盛，这从海昏侯墓出土的大批财富可以得到证实。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黄金、堆积如山的五铢钱，而且拥有各种精美的器物，过着豪华生活。但由于受到交通、资源、环境及劳动力等诸因素制约，江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般来说，当时沿长江流域的吴越、荆襄及巴蜀之地，尤其是荆、扬二州，经济比较发达，人才辈出，是江南的精华所在。而江南的闽越之地，却仍显落后，交通闭塞，不知牛耕，属“卑薄之域”“不知礼制”。当然，这种状况自魏晋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便有变化，经济重心由北方南移到江南。

问：传统农业和小农及小农经济，历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对此，您在哪些方面做了新的思考和别开生面的研究，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答：农业是重要的部门经济之一，而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小农和小农经济在传统社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历来都为学界所重视。过去，学界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农业思想、地区农业、经济作物、农垦活动等已有很多研究，成就斐然。同时，对小农及小农经济的形成、发展、经济结构、生产经营、家庭收支、赋役负担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也有过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调整视角和思路，先后发表了《关于西汉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汉代小农的数量、特征与地位问题再探讨》（《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汉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秩序控制的几种方式》（《秦汉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汉代农业生态思想的践行模式》（《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两汉时期民间的扶贫与互助》（《秦汉研究》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汉代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拙著《秦汉史文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汉代农业发展的突出成就》（《秦汉史文存》）等文章，做了些填空补缺的工作。

关于农业方面，我想强调三点：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过去对全国农田产量，笼统说是“亩产二石”，似乎不准确。我认为，就粮食产量而言，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当时南北差距很大。例如：一个普通农民，南方平均耕田9-10亩（23小亩），平均亩产量为1.37石；中原内郡平均耕田30小亩，平均亩产量为1.5石；而西北地区平均田31大亩（71小亩），平均亩产量仅为0.4石。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与地理条件、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社会历史诸因素有关。二是农业生态思想的践行模式，过去论及很少。我认为当时在这一方面体现明显。例如：当时很注重天、地、人“三才”，强调农耕要因时制宜，不夺农时；因地制宜，地尽其利；因物制宜，力求生态平衡。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汉人认为在“顺天时”“尽地利”“促物宜”中，人处于关键性主体地位。但人的主导作用要“因天地之自然”，要“因自然而推之”，也就是必须依照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三是农业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自然界的阳光、土地、森林、植被、鸟兽、矿产等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条件。所以当时人们在资源开发利用时，比较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对土地资源开垦方面，强调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合理利用土地，充分发挥现有土地潜力，反对盲目开垦，“毁草为田”。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政府不仅制定了专门的 “护林法”，还颁布诏书、政令护林，规定“春夏毋敢伐木山林······燔草为灰”（《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实行“时禁”，“防焚山林”，要求基层吏员严格执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反对乱砍滥伐。另外，对野生动物资源也有政策规定，当时主要是推行“时禁”，规定只能适时捕猎，反对“妄捕”行为，禁止“涸泽而渔，焚山行猎”。可见，当时对生态环境保护之重视。汉代农、林、牧、渔诸业均得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当时人们对农业生态思想的着力践行有很大关系。

小农与小农经济，过去对其评价有异议。有人认为小农“懒怠”“落后”，“小农经济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我认为对它不可一概否定。小农虽然分散、不稳定，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但它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资料和赋役来源，在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及国家财政等方面仍然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至于小农丧失地权后的外流或“背本趋末”，要作具体分析。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改变，土地兼并风行，地权转移频繁，他们纷纷外流，到矿冶、工商、运输等部门为“庸”，甚至为 “庸” 代戍，这是解决农民困境的一条生路，有其合理的一面。这不仅可以解决农民因耕地短缺而失业的问题，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满足城市工商部门人力资源的需求，使乡里劳动力得到较好使用，加速城乡人流、物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也对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作用。我们对农民“背本趋末”应作出合理评估。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汉政府对乡里社会高度重视，当时除了充分发挥乡里基层吏员的职能作用外，还从思想教育、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等方面加强对乡里社会秩序的控制，突出表现在：一是重用乡里德高望重的三老、父老参与乡里社会的“教化”，要求他们配合乡里组织“劝善除恶”“劝趣农桑”，催征赋税等，协助国家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二是调均贫富，减少乡里贫富失度引发的不安定因素。针对当时存在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一些政治思想家如贾谊、董仲舒、仲长统等人为稳定社会统治，都主张“调均贫富”，认为“贫富失度”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国家从财政收入和巩固统治的双重目的出发，在施政过程中实行“调均”，不时采取措施，打击“强宗豪右”，贪官污吏。同时也扶植小农，如“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赈济贫民等，以安定社会秩序。还有就是严密法网，着力加强法治和乡里社会的治安管理等，汉代一度较长的时间内，政局相对平稳，没有经常出现动乱，与此不无关系。

汉代的农业、农民及农村，值得认真总结，目前我正在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旨在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历史借鉴。

三、秦汉经济史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探讨的问题

问：目前，秦汉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已有很多。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挖掘和深入研究？

答：新时代，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除了深化传统课题研究外，我们要调整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对空白点和薄弱环节的研究。例如：秦汉政府行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包括它的历史渊源，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的基础，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传统市场的调节与市场主体的形成、发展，城乡市场及商品交易平台的拓展，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所取得的成效等，过去很少有人论及，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秦汉时期的国有资产问题，包括它的形成和发展演变，国有资产的类型，当时公田与官营手工业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国有资产与私有经济的博弈等。这在以前是空白的，未曾有过专项研究，应当认真探索。

战国秦汉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兴起、发展，庶民地主与豪族地主的异同，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作用，有待深入探讨。

秦汉时期的军事经济问题，包括军工生产及其经营管理，国防工程建设，军事通讯设施，军事屯田和马政，士兵的衣粮，草料补给，军用物资的转输，战时费用与军费筹措，军事人口，军事地理等。这些方面，上官绪智同志曾发表多篇论文，但目前未见系统论述的专著，也有待深入研究。

此外，还有汉代的王国、侯国经济问题；秦汉社会公共产品分配问题；家庭农场的兴起、发展及经济效益问题；秦汉中西经济的比较研究问题等，都还有待深入追索和探讨。

当前，秦汉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简言之，一是重视跨学科、交叉研究；二是重视简牍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三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细密化”“碎片化”走向，宏观研究显得有点“淡化”。

问：您研究秦汉史50余年，为学之道和主要感悟是什么？

答：学无止境。我的治史体会是要尚德求真，我曾说过：“师传有道唯尚德，治史无奇但求真。”治学讲究“德性”，要有“人品” 和 “学品”，要务实求真。要端正学风，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不能急功近利，要甘坐冷板凳，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问：请您谈谈对青年学子的期望和寄语。

答：现在涌现了一大批青年学者，是研究经济史的生力军，他们做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我非常高兴！这里，我想谈点想法和建议：

一是要重视理论。目前有“淡化”理论的倾向，我们应该注重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现在互联网发展很快，有多种信息平台，收集资料很方便，不能满足于史料堆积，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建树上，对占有的史料，加强概括、归纳、总结、提升，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丰富经济史的学术内涵，提高经济史的研究品位，发展有中国品位、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史学。

二是要注重贯通。当前有选题“碎片化”的现象，搞研究要从微观入手，宏观着眼，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可只摆现象，不谈历史发展脉络和层次，不谈发展规律。我们要处理好“通” 与“专”的关系，要先通后专，专通结合，在专中求通，做纵横贯通性、整体性研究。经济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进行研究。不论选题大小，都要做到贯通，要总结规律，反映社会本质，能给人们提供智慧，给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的精神产品，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科的功能作用。

三是要遵守规则。当前“学风”问题令人担忧，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应务实求真，掌握学术史，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开拓创新，不追求论著数量，严守学术规范，写出可靠的信史。“文章千古事”，不可不慎！

本文由吴方浪老师授权推送，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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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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