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赵明：兵制史：谷霁光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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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史：

谷霁光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达

赵 明

全文字数：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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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谷霁光兵制史研究直接受陈寅恪、雷海宗学术思想影响，在内容上，把军队或军人作为整个社会的一员，进行社会经济等多方位综合考察；在方法上，仍是从史料出发，辨别真伪，得出因果，把握规律，继承了“考据与综合并重，微观与宏观的平衡”这一当年清华历史系的治学传统；在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互动中，他的兵制史研究契合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关键词：谷霁光；兵制史；社会经济史；唯物史观

谷霁光（1907—1993）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广泛，成果卓著。其主要学术方向是兵制史和经济史。今年是谷霁光诞辰110周年，笔者拟从谷霁光以兵制史作为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种表达形式的角度，略探其史学研究基本路径的形成，以资纪念。

谷霁光先生

一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谷霁光兵制史研究首批论文发表于1935年。这一年5月14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第三期上刊登论文《府兵制度的起源》。其后，在同年9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发表《镇戍与防府》，10月12日又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表《汉代兵制考略》。这些论文奠定了谷霁光在日后兵制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而使谷霁光成名的则是他发表《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这两部著作虽然字数都不多，但被收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使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严格来说，这两个成果属于史料考据学的范畴，虽然也是在1935年完成，但《二十五史补编》首次发行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才出齐全六册。《补魏书兵志》 收录于第3册第4665～4668页，《唐折冲府考校补》收录于第6册第7643～7660页，而且都著录为“稿本”。也就是说，尽管谷霁光《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早已完成，但直到1936年3月以后才首次公开发表。在全凭人力逐字逐句爬梳比对史料的年代，尽管会有不少遗漏，却也充分彰显了作者的勤勉和学术功力，在当时学界来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二十五史补编》是开明书店为配合《二十五史》的出版而编辑发行的重要参考资料。历代学者为补“二十五史”表、志之失，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校订考据、拾遗补缺的研究著述，成为研读“二十五史”的重要参考。但这些补作或散见于各地，或珍藏于秘阁，或分载于丛书，或尚为手稿，查阅十分不易。《二十五史补编》则搜集历代学者对“二十五史”的考订、补作、校正共240多种，尤以表、志等补作，填补了若干正史的缺失，与“二十五史”配合使用，给予学者莫大便利。当时顾颉刚即评价“此真无量之功德，当为史林永颂”“洵可谓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清代及以前刻本者凡180余种，稿本仅存者得60余种，其中不乏万斯同、汪士铎等清代大家旧作，亦多是吴廷燮、缪荃孙、杨守敬、罗振玉、臧励龢、张鹏一等遗老学究章句，与谷霁光同辈的青年学者作品寥寥无几。以笔者目力所及，与谷霁光同时代人著作，仅周明泰（1896—1994）《后汉县邑省并表》《三国志世系表》、谭其骧（1911—1992）《新莽职方考》、陶元珍（1908—1980）《三国志世系表补遗》、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宋史地理志考异》、陈述（1911—1992）《补南齐书艺文志》等，连同谷霁光《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共9种而已。

谷霁光这两篇著作能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也绝非偶然，这是他在清华历史学系求学期间就悉心关注兵制史，又受到扎实的史料学、考据学训练的结果。当时，清华历史学系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为办学理念，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学术环境宽松，而教学则是精英式培养。由于清华是庚子赔款学校，在教学上更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和通识课程。清华历史学系要求学生外语修满8个学分，外语学习紧密联系专业教学，有些归国教授在讲课时也常常引用西方学术概念。当时谷霁光听课笔记中就有多处是用外语记录或双语注释。同时，清华历史学系还要求学生从大二开始每学年须选修1—2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外系课程，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学术研究的动手能力训练，在学术实践中提升古文献研读能力和史料考据功夫。这些都给谷霁光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清华每年招收学生不多，能进入历史学系学习的更是基础扎实的佼佼者。在这样的环境和教学理念的熏陶下，清华历史学系半数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就发表论文。谷霁光读大学虽晚，但有幸能从物理学系转入学术环境良好的历史学系学习，加之勤奋努力，治学很快走上正轨。他1933年大三时在《清华周刊》发表处女作《字源》和《〈尚书〉〈周书〉与〈逸周书〉的比较研究》，在古文字、史料考据学上崭露头角。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即以史料考据学和兵制史成果跻身于诸多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之列，令时人刮目相看。由此亦可见，谷霁光在大学期间确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的同时，既走以史料考据为主的传统治学道路，也开始产生研治兵制史的学术思想，并扎下了他日后在兵制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根基。

二

据谷霁光自己回忆，陈寅恪主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他影响很大，“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

后来他确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府兵制研究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重点，应与陈寅恪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说陈寅恪的新考据学在史学方法上为谷霁光兵制史研究指明了道路，那么，深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的史学思想，则对谷霁光兵制史研究路径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谷霁光毕业留校后即任雷海宗助教2年，继续追随雷海宗学习通史。后来，谷霁光在南开大学担任中国通史讲师期间，还依照雷海宗中国通史体例编有讲义印行。讲义之首称“雷海宗先生编有《中国通史选读》，本编多有取正之处，读者请参考”。

研究者认为谷之讲义与雷氏选读在体裁、内容上多有借鉴，也不乏对中国通史的独特阐释。可见谷霁光对雷海宗史学思想体系大体是接受的，同时也有自己独立思考。雷海宗对谷霁光也颇为欣赏。1934年8月21—25日，举行第二届清华公费留美生考试，在雷海宗主考的《中国通史》科目中，谷霁光获得了86分，名列第一。

考试总分成绩最好的夏鼐当时评论该科目考试说：“题目尚不难，惟详尽惬意亦不易。”显然，尽管谷霁光一直以史料考据所擅长，但在对中国通史的认识上，与雷海宗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故能使雷师“惬意”。直到1939年12月，尽管谷霁光早已离开雷海宗，而雷海宗对其仍记忆犹新，向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推荐谷霁光，称“谷君确可深造”“颇为精练”。

雷海宗曾在1935年清华《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第1卷第1期刊登《中国的兵》，认为从“兵”的文化层面来探讨“兵的精神”及其演变，“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1936年又在清华《社会科学》 第1卷第4期发表《无兵的文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关键就是一个“兵”的问题：“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

因此，秦以下“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雷海宗这一套从“兵”的身份地位转变来认识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理论，无论谷霁光是否接受，但是作为雷海宗的学生和助教，势必对他开始兵制史专题研究以及后来试图从中国兵制史的角度来认识古代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谷霁光走上兵制史研究的道路与雷海宗学术思想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这应是谷霁光一生从事兵制史研究的思想源头。

三

“兵制”，有的称之为“军制”，在古代文献中亦曾通用。严格来说，一字之差，或有本质之别。

“军制”在现代军制学中一般被概括为国家或政治集团以及军队的各项军事制度，而“兵制”则是中国古代史的专有名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兵制史或军制史概念和研究范围未能充分厘清，也长期困惑着笔者。

笔者在拜读谷霁光等史学前辈研究兵制史的论著时，总感觉到他们所讨论“兵制史”不等同于军事制度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谷霁光助手周銮书代其为中国兵制史研究生授课，笔者于听课中受到启发，略成一说，就认为“兵制史”不单纯是军事制度史。后来，笔者参与周銮书文稿整理，不揣谫陋，将自己对兵制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一点认识，“挟私”于其《论中国兵制史的特点》和《中国兵制史的若干重要经验》两篇讲稿中，并收入周銮书文集军事卷《兵略·兵制·兵争》。同在20世纪80年代，军事科学院为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制分册，曾邀请陈述、赵光贤、周銮书、王春瑜、茅海建等学者与郭汝瑰等将军一起讨论“历代兵制”有关条目。对有关历史概念，学者们仍坚持采用“兵制”而不是“军制”。这不仅仅是因为“兵制”乃古代史书上的概念，概因其在中国古代史学术研究中或有其特别的涵义。

对兵制史来说，其学术意义从“史学研究会”成立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兵制史研究专号出版就更为彰显，这也应看作谷霁光兵制史研究的动因之一。

史学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民间小型联谊性质的青年学术团体，成员并不局限于清华校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史学社团“群雄并起”，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成员之间或有交叉。如，吴晗在1932年10月就是北平史学会的重要成员；当年12月，吴晗又动员夏鼐参加“现代史学社”；而到次年3月，他俩又同时成为清华历史学会的候补干事；再到1934年，吴晗在汤象龙的倡议下，又积极联络罗尔纲、朱永庆、谷霁光、孙毓棠、梁方仲、刘隽、罗玉东、夏鼐等，于5月20日在坐落于北平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组建史学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与清华历史学会（蒋廷黻为庶务干事）的学校师生学术社团性质不一样，更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更名为史学研究所）的官方性质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冠之以“清华”或“中国”之名。史学研究会是因为10位发起人在学术上志趣相投，其宗旨就是改革传统史学，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军事等发展变化，使历史学成为“现代”的史学或称之为“新史学”。罗尔纲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这个研究会是研究与友谊的结合，我们会中不谈党派，不谈理论；我们的宗旨只是站在友谊的立场交换各人研究的心得，以尽对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一点绵力。”

20世纪前期，是中国传统史学（旧史学）向现代史学（新史学）革新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末民初以来，各种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传入中国，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颇深。尤其是1929—193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使知识界开始接受“唯物史观”对历史和社会的阐释。

而在初步接触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学者来说，凡从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而不是从天命性理、帝王世系或英雄主义的角度叙说历史，都是“唯物”的现代史学或称之为“新史学”。时人评论曰：“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可见，这种“唯物史观”是研究中国通史的“时髦”理论，可惜的是，当时对中国几千年的史料研究尚且不足，史论结合还未到火候。

关于唯物史观在中国20世纪前期的盛行状况有许多记载。如谭辅之在1936年写道：“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 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何兹全也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与之同时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更使“社会形态”“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历史分期”等社会经济历史的基本词汇广泛传播。在这种学界风气之下， 仅仅墨守史料整理、述说，而不运用“新史学”理论对历史进行阐释，显然会被青年学者认为落伍。

然而，在这一史学思潮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论断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宏观的揭示，分析社会性质、历史分期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之中。论战结果跟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紧密相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同，以及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论点，并在20世纪后半期被奉为中国历史理论的圭臬，甚至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中，一度将“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定于一尊。

二是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或人类文化学等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而长期的现象过程进行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某个历史专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这种阐释多半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比对、历史事物的源流考据、历史脉络的纵横联系，使之形成对历史现象融会贯通的认识。尽管这一研究路径不可能一开始就将某一历史现象与社会性质、历史分期等宏观规律性直接挂钩，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契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从物质经济的条件出发，以历史总体存在为对象，客观地揭示某一历史现象内在矛盾的相互作用，辩证地分析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

以“现代史学”作为宗旨的史学研究会成员基本上是按照后一路径展开历史研究的，这当然包括谷霁光的兵制史研究。他们先后都接触并信奉唯物史观，如夏鼐当时就读过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吴晗较早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同盟者。谷霁光也或多或少受到唯物史观影响，只不过在认识上并不自觉。

谷霁光后来反思：

“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记得当时有一本西方人写的书名叫《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所给予我的这种影响是较深的”。

目前尚不清楚这部书的作者和内容，或许谷霁光当时的确没有像夏鼐等人那样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唯物史观著作，在史学研究会内的朋友也仅仅是交流各自研究心得， 并不涉及理论的研讨，故谷霁光会认为自己是1949年以后才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他与其他史学研究会成员一样，学术志趣相投，方法路径相同，所谓“经济史观”及其历史研究的实践，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契合，所欠缺的是不明确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有关宏观论断，更遑论以阶级立场、观点来具体分析历史。当时，一般学者也只是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研究专题历史（专门史）概括为“社会经济史”，并未标榜为“唯物史观学派”。

四

“社会经济史”就历史学或社会学而言，与经济学的“经济史”在内容和方法上或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史学研究会“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社群的集结，更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在学科层面上的交汇”，“经济学者从历史学者身上学到了社会变迁的眼光，历史学者则从经济学者身上看到了经济的动因。

两者结合的结果，一种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下观察社会变迁与经济活动的研究取径就此出现”。早在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了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对中外史地特别感兴趣的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社会学家陶孟和，以及清华大学首届文科毕业曾留校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汤象龙。由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创办经济史刊物，表明了社会调查所将社会调查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1934年5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主办单位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仍由汤象龙实际主持。就在此时，汤象龙正式倡议成立史学研究会，也就绝非偶然。

可以这么认为，汤象龙实际上是要将史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群体开展活动，集聚相关领域年轻学者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撰稿、编稿的学术组织。后来史学研究会成员纷纷以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论文，他们还基本上都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编委，即是明证。谷霁光最初的三篇兵制史研究论文，就是在加入史学研究会之后一年左右发表的。这三篇论文尽管仍保留了他所擅长的考据文风，却已着重在追根溯源地考察兵制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初步探及兵的成分及其与土地、农桑、部族等社会经济诸因素，史学研究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史学研究会成立的当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一改以往只发表清代尤其是清末以来的经济史文章的局限，出版了一期“明清档案专号”，到次年5月的第三卷第一期，则刊载了梁方仲的两篇明代社会经济史文章《明代“两税”税目》和《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突破了所谓“近 代经济史研究”的框框。而从1937年5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开始，干脆将刊名更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简称《集刊》），而且还连出两期“兵制史研究专号”。谷霁光的《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就是刊登在这一期上。同卷一期还刊有孙毓棠的《西汉的兵制》、贺昌群的《汉初之南北军》。同卷二期则有张荫麟的《宋史兵志补阙》、吴晗的《明代的军兵》、梁方仲的《明代的民兵》和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后来在第六卷第一期又刊孙毓棠的《东汉兵制的演变》。在改名后仅有的7期《集刊》中，竟刊载兵制史文章8篇之多，占总刊载量30篇文章的四分之一强。除贺昌群之外，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史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从正史上兵志、兵考的范围考订一代军兵种类、训练签补、给养装备、马政屯田、军法赏功等兵制沿革，更注意以某一兵制兴替为线索，旁及相关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包括论述士兵经济负担和社会身份等内容，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些文章的发表跟当时华北政治军事形势或有关联。《集刊》“兵制史研究专号”出版过程，正值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兵制史研究对现实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谷霁光原本就是以兵制史专题研究而知名，吴晗、孙毓棠、梁方仲、张荫麟、贺昌群、罗尔纲等学者的加入，更显示出兵制史研究的目的不同凡响，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史。

在这一期《集刊》“兵制史研究专号”上，还刊载了一个《本刊启示》，其中说：“本集刊注重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方面之专门研究，内容分为（1）通论，（2）专论，（3）书评三栏。文字排列依所涉时间之前后，书评则先本国。”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编者和作者的眼中，社会经济史是一个很宽泛的历史范畴，可以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方面。而兵制看似属于军事层面的政治制度范畴，但因其中关乎军队、军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地位，还涉及武器装备、兵要地志等与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相关联的因素，实际上又包含了社会和经济的成分，自然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对象。

在此之前，罗尔纲曾就《新湘军志计划》向胡适请教，胡适回信指出，罗的计划“乃是湘军小史，而不是湘军军制的研究。依此计划做去，只是一篇通俗的杂志文章而已”。

他告诫罗，“我劝你把这个计划暂时搁起，先搜集材料，严格的注重湘军的本身”，其中包括湘军制的来历和乡勇团练制度的逐渐演变与分化，饷源和筹饷方法，将领的来源与选拔升迁，还包括纪律、联络、交通、斥候，战时的组织与运用，遣散的方法，等等。

罗尔纲认为，“我读了胡适这封信，才懂得研究制度的目的何在”。

所以，罗尔纲在《集刊》“兵制史研究专号”上发表兵制史论文的主题，就不是单纯的制度史，而是揭示湘军私兵性质的社会历史研究。谷霁光的府兵制研究，则更直接指出“府兵制度与社会经济切切相关，一有变动，其他也被牵连。此种关系，于兵制研究自亦不能忽视”。这与当时“所谓经济史者，不仅以检讨人类物质生活各过程之经济现象为满足，在社会进化之过程中，阐明社会基础经济制度之沿革，经济 要素与其他社会要素——政治法律宗教等——之关系，亦为其重要任务”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以谷霁光为代表的兵制史研究，已经突破了过去兵志、兵考中就制度沿革而论兵制的模式，目的是揭示兵制与社会的关系，领域和方法则渗透至经济层面和经济学手段。这样，谷霁光府兵制研究从过去的史料钩稽和内容考订，发展到对府兵制演变过程和原因的社会历史考察，进而通过府兵制中具体要素的变化，系统揭示西魏北周至隋唐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他所说“以博求通”的历史研究路径。

由此，他的府兵制研究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路径渐成系统，至1962年7月，《府兵制度考释》出版，为当时此项研究的集大成者，受到史学界普遍关注。

谷霁光著《府兵制度考释》

为此，何兹全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指出：谷霁光研究的府兵制度“在中国兵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府兵制前期的军民分籍、兵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军民分籍到军民 合籍的变化等等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史中的重要问题”。谷霁光对府兵制渊源的考溯，“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也就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

按照这一路径，谷霁光晚年仍“以博求通”孜孜以求地抱病进行兵制史研究。

他一方面继续深化过去府兵制的论述，先后又发表四论、五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重点关注府兵初期的资粮与军备及其社会身份的剖析，进一步论证西魏北周统一与分裂势力的消长辩证关系；又从秦汉以来私兵部曲的发展变化过程，阐述府兵制的确立使兵户、部曲趋于消失的历史，从而论证兵制在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中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为主持当时国家教委《中国兵制史》课题研究作准备，写下《古代战术中的主要阵型——方阵》《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有关军事的若干古文字释例》等专题论文。

同时，他还留下《中国兵制史问题琐谈》《中国兵制史研究提纲》和《清代兵制史研究的设想题目》等文字和谈话记录。从这些文字和记录中可以窥见，谷霁光的兵制史研究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军事制度范围，如“士兵的来源”“兵多对社会的影响”“兵多对军队的影响”“奴隶制残余对士兵地位的影响”“少数民族兵制因汉化不同而结果不同”“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间的长短与汉化的深浅成正比”“元、清错误的民族政策对军队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军队组织与民族关系、政治关系”“汉代发奴隶、贾人、赘婿为兵的原因”“骑兵、府 兵、卫所等出现的原因”“注意兵源的地方特色”“力役与兵役的复杂关系”“兵费为军队之本”“兵器与兵种的重要性”“旗、鼓的地位”“地缘、血缘与军队的关系”“富人应征与穷人应募”“训练的意义”“生产落后对军队的影响”“中国古代兵士的性质”“古代募兵的强制性质”“兵士的复员不应忽略”“士兵的生活”“中国兵制史的分期”等等，大多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关注点，把军队或军人作为整个社会的一员，进行社会经济等多方位综合考察，从而掌握历代兵制演进的基本原因和脉络。就研究方法而言，仍须从史料出发，先厘定史实，方能辨别真伪，得出因果，把握规律。

谷霁光一贯认为，“中国古代典籍，颇多改窜，尤多赝伪。若不严加鉴定，必易致误，此古史研究所以疑难滋多，亦莫由澄清也”。对于历史现象的分析，他早就批评说：“近人每喜附会现代术语，或西人著述，分析古人思想及古代学派。既不精密鉴别史料，复不注意其环境或背景。其论断不惟支离破碎，且悖于史实。此殊足以贻误后学，不可不慎。”这番话虽然是针对经济思想史而言，但对兵制史研究亦是同一道理。

在谷霁光兵制史研究计划中，他并不希望按照一个既定的章节体例，“编”出一部《中国兵制史》，否则就会像胡适批评的那样，变成了兵制“小史”。

因此，他的中国兵制史研究仍是按照“考据与综合并重， 微观与宏观的平衡”这一当年清华历史系的治学传统展开，要求史家“既能做严谨精深的细小考据，又善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提出大的预设和统领性的概念”。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谷霁光的兵制史研究实在是不能以一个“命题作文”“按时交卷”的要求来完成的课题。按照谷霁光的研究思路，他的中国兵制史课题一旦成稿，一定是一部考辩与论述兼具的宏大著作，在内容范围和方法手段上，仍会将兵制史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与他所研究的众多经济史专题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

赵明，男，汉族，1956年8月生，江西南昌人，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教授。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学位，教授，硕士生导师。

历任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旅游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高教研究室主任、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顾问。

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

读史心得

 

谷霁光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1936年起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1945年11月开始，任教于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其间在承担繁忙的行政事务之外，恪守“八小时以外奋斗终生”的治学精神。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兵制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力求会通和整体综合的学术方法，尤以南北朝隋唐史为重点，其代表作《府兵制度考释》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最高水平。赵明先生一文，从学术思想、内容和方法等诸层面，梳理了谷先生的兵制史研究理路。我曾在厦门大学受过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训练，读后颇感亲切，其中不乏文章中可以读到不少民国史学大家的学术故事，更因文中辨明了研究中“社会经济史”与“经济史”的学术差别；谷先生的兵制史揭示兵制与社会之关系，与传统兵制史侧重制度本身的考索区别甚大，等等。

令人兴奋的是，谷先生兵制史研究用功最勤的时段是宋以前，而明清时段相对较少，笔者以为若系统阅读谷先生兵制史研究论著并从中吸取养分，对明清兵制史研究应有立竿见影之效。愚目所及，吴晗，梁方仲等先生曾循此路数对明代兵制做过一些有益探讨，但对于长时段的明清而言还远远不足。一如赵明先生提到，谷先生的老师雷海宗曾从文化形态学层面探寻中国的“兵文化”，其结论是自秦统一天下后，良家子弟已渐不愿为伍，传统中国是“无兵的文化”。笔者曾从中获得启发，考证认为明代士兵普遍识字能力有限，甚或目不识丁，即便是武官群体，识字水平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谁在军事组织的末端书写拟制或口头传达以贯彻文书指令？为此，笔者搜罗资料草创了《明代识字兵初探》一文，发表在与赵先生此文同年的《史学月刊》上。不过，当时更多是从文书行政、信息传递的视角考虑明代兵制史的一角，如今拜读完此文对谷先生兵制史研究理路的梳理阐述，坚定找到了今后重要的参照系，尤其是文中提到《清代兵制史研究的设想题目》等文字，恨不能今晚就品读消化。

——瑶湖读史指导老师 温海波

此篇文章叙述了谷霁光兵制研究的发展历程。在内容上，把军队或军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进行社会经济学方位综合考察；在方法上，仍是从史料出发，辨别真伪，得出因果，把握规律。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本是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自古以来军事力量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力量，兵制研究则存在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读文章，也可了解到，作者在兵制研究过程中，其思想观点也随着阅读量的丰富而扩展，以及受历史大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史料考证，实地考察也是我们得以分析历史，还原事件的途径之一，这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发展原则。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应该怀着严谨的学习态度，主动去考察阅读，更重要的是不应忘记学会思考与分析。

——张丽君

读完全文，“以博求通”四个字深深地印入脑海。我想，大家之所以为大家，除了留下流芳后世的佳作外，还在于其经久而弥新的史学研究思想。当下社会不断强调说需要“复合型人才”，我想史学研究也一样。谷霁光先生的兵制史研究跨出“小史”的局限，综合经济史、社会史的相关研究，给我们以更加深刻的感受。作为历史学的学生，我对此感到受益匪浅。

 ——陈蕾

本文为赵明教授从谷霁光先生以兵制史作为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种表达形式的角度，对他的史学研究基本路径形成的梳理。谷老的中国兵制史研究按照“考据与综合并重，微观与宏观的平衡”这一当年清华历史系的治学传统展开，要求史家“既能做严谨精深的细小考据，又善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提出大的预设和统领性的概念”。他对府兵制渊源的考溯，“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也就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
 
从本文中我们不但能够读到谷霁光先生史学成就，更是应该学习谷老等老一辈的史学家是如何治史的。谷霁光先生治学离不开他在清华大学的学术实践中培养的古文献研读能力和史料考据功夫，当然也更离不开他的勤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学生，我们应当带着勤勉之心，在实践中学会读书与思考。

 ——张欣怡

本文探索了谷霁光先生史学研究基本路径的形成，追溯了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谷霁光先生对兵制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达。首先，在清华历史学系的求学经历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陈寅恪和雷海宗先生的史学思想对谷霁光兵制史研究路径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再次，“史学研究会”的成立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兵制史研究专号的出版成为谷霁光兵制史研究的动因之一，也为其彰显兵制史学术意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最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知识界（当然，包含了谷霁光先生）开始接受“唯物史观”对历史和社会的阐释。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西文化的影响下，谷霁光先生利用“以博求通”的历史研究路径在兵制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李杨

 

读完全文真心不易

握个手

看来是自己人~

END

本文编辑 ：谢殿诚、张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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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