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纪要 | 费孝通：《中国绅士》

FULFILL蜂房读书会第36期纪要

共探《中国绅士》

2020年12月1日下午三点，瑶湖读史社蜂房读书会第36期在江西师范大学名达楼2629办公室如期举行。本期阅读书目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剖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本质特征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指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根由所在。在本次读书会中，围绕着中国绅士与传统社会的关系，以及书中的方法及概念，老师和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引读人林奇祺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于费孝通及《中国绅士》的认识。他强调社会学在产生之初是为了研究不同的社会的，社会学家与自己研究对象有天然的界限，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要把这一“殖民学科”转变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就要求社会学家回到自己家乡做田野，即要体现中国的山川风物，也要体现社会人类之关怀。这些色彩在《中国绅士》中也能够体现。《中国绅士》其实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著作，而是费孝通从自己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中选了部分章节，又增加若干内容口述给美国雷德斐尔德夫人，再经由雷德斐尔德夫人整理编撰后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本书是费孝通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土腐蚀和乡土重建的反思之作，有很深刻的时代关怀。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地的实地调查，对于实证研究已经有很深入的探索。在此书中作者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中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费孝通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但与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相比，费孝通此书更长于田野调查，少了“历史味”，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绅士群体面貌的讨论更为详细，可以作为补充。

读书会讨论现场

接下来廖华生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他初次阅读《中国绅士》的感受以及对中国绅士的思考。廖老师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初次阅读《中国绅士》时感觉费孝通的研究缺乏精深的考据，并没有像历史学家一样对某一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尤其与张仲礼先生的研究相比这种差异更为明显。但何以费孝通的研究能够如此知名？在梳理了费孝通的学术脉络之后，他明白了这其实反映了不同学科方法之间的差异。社会学关注的是现实社会，而历史关注的是过去，费孝通更多的是在“讲故事”似的给我们展现他的考察所得。廖老师同时也告诫同学们，读书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并矫正错误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读书不能只局限在读书本身，也要了解作者的学术背景，不但要读作者本身的著作，更要读他老师的，甚至学生的著作，理清作者的学术脉络，才能体会著作的妙处。同时，读书要读一串，除了费孝通、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瞿同祖、吴晗等先生的研究也要涉猎，这样才能领会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方法。而不同学科之间也在不断地学习，例如，我们历史学就可以向人类学学习田野考察的方法，这也是人类学方法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

廖老师还以自身研究经历为例为大家分享了人类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妙处”。廖老师首先举了文献的产生的例子。任何文献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尤其是民间历史文献，其背后所关联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与这些人群紧密联系的是他们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我们在解读文献时，如果不去了解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不去探讨它们所在的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文献的解读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需要走进历史现场，去感受风土人情。虽然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并且自然环境可能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我们并不能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但对于乡村而言，其变化还是较小的，并且历史文化也可经由一代代人通过口述与文本等形式不断传承。我们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可以还原一些历史的面貌。当然，坐而论道似传授田野调查的方法是相当有限的，想要真正领会田野调查的妙处需要同学们亲自走进田野。

谈完本书的方法论之后，廖老师对社科文献出版社版的《中国绅士》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的《中国士绅》两个译本做了辨析，并对中国绅士谈了自己的看法。廖老师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版本的出版先后。《中国绅士》与《中国士绅》整体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在书中，费孝通对何为绅士只是做了描述性的阐释，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历史角度来看，绅士和士绅本质是相同的，绅士（士绅）阶层分为两大块，即绅和士。绅有比较高官衔或学衔，而士的学衔较低，二者可视为一个部分的上层和下层。翻译由“绅士”转变到“士绅”表明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将“士”置于“绅”之前，其实是在强调绅士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本由下层绅士行使其功能，同时下层绅士又占绅士群体的绝大多数，而上层绅士相对而言与百姓较为疏远，对于地方事务，上层绅士也不直接出面。我们在读史料时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许多地方事务，例如打官司、为地方争取福利等都是由下层士人，尤其是秀才承担的，而上层绅士也会署名，但这些只是象征性的协助，他们并不会出面，因为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很“掉份”。

在讨论环节，引读人林奇祺首先就何为绅士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林奇祺借用杜赞奇“保护型经纪人”的概念理解绅士。作为保护型经纪人，绅士代村民收税，以使社区免遭国家政权及营利型国家经纪的无理盘剥。直至近代之前，作为乡村文化网络的中心，绅士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望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使得他们担任保护型经纪人义不容辞，也能够带领乡村免于营利型经纪人的层层剥削。同时绅士通过伦理权力控制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政治权力。

随后吴丽欣同学引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相关内容对中国绅士的构成、权责等方面的讨论进行了补充。作为“四民之首”，绅士享有自由见官、赋役优免、礼仪优待、法律“豁免”等特权，同时也承担着诸如兴办公益事业、排解乡里纠纷等社会职责，充当政府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根据绅士所从事的职业，可将其划分为官僚、幕友、商人、地主、教师等类别，并由此得出绅士总人口尽管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但其人均收入（约90两）却是普通百姓人均收入（约5.7两）的16倍的结论。但这些数据应该夸大了绅士劳务收入的部分，并且这些绅士的构成大多数为“穷秀才”。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书, 绅士的总数尚可勉强推算, 但绅士的财产是很难估算的。

马维佳则从费孝通的学术背景去理解《中国绅士》一书。费孝通早年跟从吴文藻学习社会学，后又负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功能人类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强调要了解文化的本质，注重文化的功能研究，也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在《中国绅士》中有很多社会学的概念，这也是费孝通学术背景的体现。同时，我们阅读时也要注意知人论世，《中国绅士》引用的了许多云南地区的例子，这也和抗战时期费孝通随西南联大内迁云南，并对云南社会进行参与观察有很大关系。

最后马涵同学借用福柯的权利理论讨论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士绅权力的关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在现代社会，微观权利的运作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它慢慢向社会各处渗透，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在《中国绅士》这本书中，也论述了地方士绅与皇帝的权力关系。他认为不仅仅在现代，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微观权力的运作。在中国古代，国家机器通过地方士绅的权力来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地方士绅对地方百姓实施“规训”，以确保国家的稳定，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地方士绅管理地方民众的这种”规训”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微观表现。这里由国家权力、地方士绅权力到地方民众的这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层级监视”的规训技术。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对于人们的规训主要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种技术手段。层级监视是按照层级划分的，每一层的权力行使者监视着下一层，但同时他们也受到上一层的监视与监督，每一个生活在规训社会中的人既是监视者，同时也被监视。通过国家权力、地方士绅权力到地方民众的层级监视，统治者得以稳定地规训和统治地方民众。

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廖华生老师对同学们的发言及提问做了耐心细致的补充和解答，并以费孝通先生的求学经历鼓励同学们踊跃发言。廖老师通过幽默风趣的讲解、丰富生动的案例带领同学们走进了中国绅士的历史现场，同学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读书会在绅士如何实现跨地域联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指导老师：廖华生

引读人：林奇祺

阅读书目：费孝通《中国绅士》

记录整理：林奇祺

下期蜂房读书会将于2020年12月15日下午三点在名达楼2629举行，阅读书目为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指导老师为王栎，引读人为朱少溥。

往期纪要：

本期编辑：李燠佳  责任编辑：朱少溥

编审：温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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