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FILL读书会纪实 | 第二十二期——《大门口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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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读  

大家好，我是本期读书会的引读人——17级历史学1班的胡敏，今天我们将一起解读美国学者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9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魏斐德与孔飞力、石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他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上海研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等。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置于世界性网络之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因素，区别于“中国中心论”与“冲击—反应论”两个极端。作者受法国年鉴学派、社会科学派以及法国“总体史”的影响，提倡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原因加以分析。

本书以下几个特点：

一、区别于传统研究（注重外交史、精英史，很少研究“民众史”或某件事对社会大众、对应人物的影响）。

二、史料极为丰富，其中有大量英国档案及回忆录。

三、应用了其他学科知识解释史实。

引读人胡敏

关于本书的版本问题：

本书一共有七个版本：英文首版在196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出了两个增订版；中文首版由王小荷翻译，在1988年中国社科院出版，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台湾时英出版社也在1993年出版本书；新星出版社分别在2014年、2017年出版了王小荷翻译版本，其中最新版就是2017年的增订版。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鸦片战争对广州各阶层社会底层民众的影响，包括士绅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团练运动的合法与壮大、鸦片战争对广州商业的打击、对广州自然经济的冲击以及将广州带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中去。广州受到英国商业革命的影响，由此对下层民众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又成为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

01

  关于地方文献  

潘恩源：在第一章中，作者用研究地方史的方法来研究我们所熟知的三元里事件，使我们对其有了新的认识。考察这本书的尾注，可以得知作者兼用了过去一般比较重视的档案，比如《筹办夷物始末》，同时也使用当地的方志以及当时的一些不知来源的告示，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种挺新颖的方法。张艳国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曾经对这种用民间文献进行研究的方法持保留态度，因为这首先就要面临史料的真伪问题。他特别举了个例子：当年章开沅老先生在50年代做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时，在很多辛亥革命参与者还健在的情况下，并没有做口述史采访，说明口述史料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当时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从档案出发，做出的研究内容才立得住。但是魏斐德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这种观念的方法去研究三元里事件，得到关于士绅、团练以及更一般民众的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潘恩源同学

胡敏：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地方文献没有权威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劲松老师：地方文献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权威性，这个主要看文献是什么时候做的，用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美国制作原子弹过程中，需要某种矿产，费正清等通过关键词搜索的形式，在江西的地方史文献找到了相关记载，最终真的找到了需要的矿产。所以不能片面地说地方文献没有价值，而要看它的用途，假设是做外交研究，那地方文献的价值就很小，档案文献才占据主导地位。但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矿藏问题，地方文献的价值就显现出来。其实每一种文献都有它的价值，主要就是看它怎么用。比如我有二战时期英国的档案材料，但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这些材料对于我来说价值是很小的，可对于研究这一方向的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史料是要根据它的用途，才能体现出价值。

指导老师刘劲松老师

潘恩源：柯文认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冲击—反应论”占主导。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中心观”才慢慢兴起，但中国学界有人（如熊月之）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抨击，批评柯文所认为的，这两种研究范式有先后顺序的说法，而认为它们在美国是并存的——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在研究中诠释历史演变时重视中国内部的原因，这本书的首版时间正是在1966年，那这是否可以说明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刘劲松老师：魏斐德的学生认为他开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地方史研究先河，但这是他学生的看法。其实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费正清就在中国做关于通商口岸的调查研究。更早之前，许多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调查，虽然是游记性质的，但也以中国人、中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叫做《五口通商游记》，是英国的传教士来到五个通商口岸做调查写成的，完成于1844年。该《游记》记载了当地的自然状况、地理状况、人员的状况、当地政府的状况和风俗等。我们看起来可能更像随笔，但是他为什么写？他是为教会的传教提供咨询，其实它就是调查报告，这种调查报告不需要学术的规范，但它有时具有学术的价值。不过这种调查报告比起华南学派在做的田野调查有很大差距，所以对于这种调查报告不好定性。

马维佳：作为一名大一的学生，我的学术知识可能都还很薄弱，这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离我太远，我的认知被隔离，而是社会阅历不够。做学术研究一定结合实际，从书本获得的认知和从社会上体验后获得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对我的今后的学习只有一个大致的想法而前路茫茫，想听一听老师的想法。

马维佳同学

刘劲松老师：实际调查一定程度上会加深你对调查对象的感知程度，但不是决定性的。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我们看起来也会有一种现场感，所以我们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去亲身经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实际调查，增强历史现场感。

02

  关于口述史  

金明亮：我对口述史很感兴趣，阅读了一些关于口述史的书，发现以前的口述史和具有近现代科学意义的口述史是不同的。美国的口述史是产生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一直继续发展。相对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中国的口述史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发展比较慢，我想问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刘劲松老师：就像你说的，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就产生了口述史；台湾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在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学者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口述史在中国大陆是很难做的。首先普通民众对它的关注很少，研究成果也就比较少；其次，口述历史需要和其他史料进行严格的比对，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验证其真实性。

潘恩源：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在做口述史研究的过程中，如果受访者经历的历史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是痛苦的回忆的话，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这就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口述史研究具有挑战性的原因之一。

张至舟：我阅读了一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书，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了解到他们也会去做口述史研究，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代的农民口述史和大陆的研究是不一样的，那我应该去如何取信这些口述史呢？

张至舟同学

刘劲松老师：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从思想史角度，另一个从内容来看。如果是看内容，就需要进行严格的比对，检查是否符合史实。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就不需要对比，这一段口述史可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但不需要去考察它具体内容的真伪，只需要去研究这样写的原因，然后就能做思想史的研究。

03

  民族主义 OR 地域主义  

潘恩源：在中国过去宏大叙事的背景下，那些被看作是民族主义情结而激发的运动背后，实际上是地方排外主义或者是原始民族主义。书中写到，广州附近的乡民被冒犯者挖了坟，村中的妇女被玷污，所以才产生排外，引发了三元里抗英。之后尽管签订了休战条约，但广州人仍然拒绝允许英国人进城。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地方情结在作祟。当时进行省际援助十分困难这种现象也是反映了地方的排外主义，所以林则徐后来才会想让团练合法化。

刘劲松老师：这个问题如果不上升到民族主义，就容易解释。当时的国人，其实并不在意冒犯者的身份，但冒犯者在属于“我的地盘”上做了出格的事，我就要去还击，这更多体现了地域主义。

潘恩源：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原始”的民族主义，在初期，这种行为可能只体现了纯粹的地方排外主义，但后来走出了广州这个区域之后，是否会慢慢地上升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作者使用“原始”这个词是不是就是在暗示将来可能发展的趋势？

金明亮：刚才潘恩源学长说“原始的民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用中国的眼光对外排外。然而，民众的生活区域是一个极小的范围，他们的知识水平也有限，始终都不太会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直接冲突。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士绅才会去考虑，并领导农民进行反抗活动。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战争中，农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即使他们亲历了战争。

胡敏：本书中也提到，当士绅获得权力，激起阶级利益的分化，导致农民很愤怒，就去参加秘密社会，由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解读的呢？

读书会ing~

刘劲松老师：首先这个观点可能有些问题，这种将士绅和农民划阶级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在我们国家，阶级是不容易形成的，所谓阶级，它要有一定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基础、共同的文化等才会形成。其次，很多的事例显示，士绅和农民之间是互相需要、互相依存的关系，假如一个农民要去打官司，他首先要去咨询士绅；他要写碑铭，也要先找士绅；反过来说，士绅也需要农民的帮助。士绅和农民这两个群体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就有它本身的合理性，因此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潘恩源：这本书里很多地方充满着后设视角，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林则徐授权士绅，让他们组织团练以抵抗英国人，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条约的签订，士绅转而通过组织社学的方式去维持之前的局面，他们一直掌握着权力，后面愈演愈烈，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作者就认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会发生的一个诱因。第二个例子，面对外来侵者，朝廷先是依靠官军，官军失败后又寻找团练的帮助，当团练也无法发生作用之时，又寻找新的方法，比如说从事洋务，学习西方的技术，这又是洋务运动的一个诱因。这就是一种后设视角，作者看到了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因此认为四十年代华南的这些事件中已经隐含了种种事情的开端。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视角，可能是因为他先研究了太平天国，他就带有这样的研究目的，即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席卷中国的运动？作者开始不断寻找原因，之后发现可以从三元里事件讲起，所以他写了这样一本博士论文。那这种后设视角我们是否可以避免？

刘劲松老师：这个是国外学者常用的一个研究范式，比如很多国外学者是喜欢先从小的方面入手，然后上升到大的角度，就像孔飞力的《叫魂》。后设也是一种研究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不一定准确，因为在挑选史料时，会下意识的挑选出支撑写作论点的史料。所以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值得探讨的。

结束后的合照

本期编辑：肖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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