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刘劲松 张泽阳：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来源：《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授权瑶湖读史发布

作者：刘劲松 张泽阳

作者介绍

刘劲松（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文化史、史学史。

张泽阳和柴敏辉同学在宋城赣州

图左为张泽阳同学

张泽阳（2001－），男，读史编辑部成员，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史学史。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摘要：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二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关键词：汉宋之争；严耕望；傅斯年；史料观；新史学

近年来关于傅斯年与严耕望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1]不过，已有研究多着眼于他们的史学思想，就事论事，较少将其置于近代的学术环境，尤其自清代以来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下展开讨论。实际上，傅斯年与严耕望史学思想的异同，除史家个人好恶外，还有学术环境因素在发挥作用，而两人史学思想的分歧在史料观上最具张力。因此，有必要将傅斯年与严耕望的史料观置于汉宋之争的语境中，探讨双方在史料观上的离与合，进而考察傅斯年、严耕望这两代史语所学人间的汉宋渊源及其传承流变。

一、汉宋分野的近代变相

梁启超曾言：“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2]” 无疑，追溯傅斯年、严耕望史学思想的源流，不得不从清学谈起。随着清中期考据学派的崛起并臻于极盛，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在乾隆、嘉庆年间逐渐走向极端，治汉学者指斥宋学空疏，治宋学者则指斥汉学琐碎，即便有调停汉宋之争的学者，“亦不过牵合汉、宋，比附补苴，以证郑、朱学派之同”^[3]，并不能真正弥合双方的分歧。

近代以来，西方各个流派的史学理论纷至沓来，史学家以各自服膺的理论为治史的不二圭臬，宣传各自的史学理论。间有治史理念冲突者，则互斥对方的治学路数为旁门邪道，论战不休，竟成西学之战场。争论各方不同的“西学”或“东学”背景，固是冲突的一大原因，但这背后亦隐隐有着汉学与宋学分野的近代变相。钱穆即指出：“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4]”

汉宋分野的近代变相，或可称为“新汉学”同“新宋学”的分野。“新汉学”是对五四以后考据学的称呼。张凯提出民初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清代汉学一系“在治学方法与人际脉络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被时人冠以“新汉学”之名,“视作乾嘉考据学的变相复兴”^[5]。 许冠三把北大、清华、史语所视为“新汉学”的堡垒，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等人纳入“新汉学”的范畴。^[6] 由许冠三对“新汉学”代表人物的枚举可大致一窥“新汉学”的治学旨趣——与“高抬考据，轻视义理”的“乾嘉范式”一脉相承。

与“新汉学”相对的“新宋学”，陈少明认为其更多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7] 尽管钱穆本人并不乐于这种带有门户性质的称谓，^[8] 并且他也承认考据在史学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他在更多的场合中，表露的是对纯考据的反思和对义理的推崇。尤其在描述近代“汉宋之争”的变相时，他对“新宋学”的着墨——“提倡通学”“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9]”我们几乎可以将其理解为他自己的学术自白。故而本文将其纳入“新宋学”范畴，同时在使用“新宋学”概念时，将其界定为近代轻视考据或不以考据为限、强调博通、推崇义理、与“新汉学”相对的学术思潮。

尽管汉学与宋学的分野确是不可回避的论题，但事实上，在清代也不乏戴震、阮元等汉宋兼治、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学者，汉学与宋学也并非全然是后世史家建构的那般泾渭分明。同样，近代的“新汉学”与“新宋学”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严耕望为例，严氏作为“新汉学”典范史语所的第二代成员，在考证之外却每每能疏通致远，提出颇有见地的史论，为“新宋学”代表钱穆所称道。

故而，我们可以在“新汉学”与“新宋学”的语境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解傅氏与严氏在史料观上各自的师承与流变。但也不应以此先入为主地给二人贴上标签，削足适履地附会穿凿。

二、乾嘉汉学与实证史学接榫下的史料本位

（一）崇实黜虚、无征不信的史料基点论

清代汉学有着严格的家法，其治学重视考证，务求证据，“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10]。这种崇实黜虚的治经理念扩展到史学领域，便形成了“博取材料，文献征实，反对任情褒贬”^[11]，重视史实考订，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史学学风。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到来，“科学精神”风靡西方学界。在人文社科领域，历史学从经院式的学问迈向“科学史学”，然而历史学研究从一开始便不同于自然科学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观察，而是经由史料这一媒介间接与历史“对话”。显然，要实现史学“科学化”，就要从史料入手，用科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搜集、批判和解读，最后让史料自己讲话。

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科学史学”的种子也经由留学生和译著传入中国。尤其是强调史料本位的《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研究法》的翻译，以及以这两部书为蓝本编纂的教材的广泛流传，西方实证史学的史料本位思想，在几经本土化后逐渐同传统乾嘉汉学无征不信的考据风尚接榫，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渐为中国学人所接受，成为新考据学亦即新汉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史学原论》强调“无史料斯无历史矣”^[12] 。傅斯年、严耕望都高度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并将其视为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开篇即明确“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3] 的定位。在他看来，史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成为一门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不同于哲学、文学，史学不可以脱离具体的史料，凭借想象建构历史，“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4]。由此，傅斯年将近代“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15] 同与哲学、文学联系紧密的古典史学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傅斯年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强调，并非是将史学矮化为史料学。事实上，傅斯年所谓的“史料学”并非狭义的史料学，其囊括了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及运用，“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16]。

图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图源：douban.com]

与傅斯年类似，严耕望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要以史料为中央课题。严耕望强调，尽管历史学家“旁通”几种社会科学理论是有必要的，但归根到底，社会科学理论只是辅助的工具，历史学的工作仍是从史料入手，“考史撰史”。以社会科学的结论作为先定标准，搜罗与此标准相符的史料，剪刀浆糊式地裁剪、堆砌，固然可以很容易地写成论文。但这样抽样乃至选样地摘取史料，不免割裂与曲解了史料。在严耕望看来，以这种方法做出的成果并没有什么价值，更不会使历史知识得到增长，反而容易造成浮而不实的不正之风，“研究历史，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充分掌握史料，再好的方法，都不能取得真实的成果。^[17]” 

在抨击以论带史的基础上，严耕望提出历史论著的标准：“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18] ，将史料的博瞻列为论著标准的首位。总之，在严耕望学术生涯中倡导并实践的，始终是新汉学特为强调的史料本位，即在研究过程“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19] 。

（二）重史实、轻笔法的史料价值评判标准

宋儒治《春秋》，重褒贬义法与正统论。乾嘉诸老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文风格，推崇汉儒的音韵训诂以及考证求实。这种治经理念反映到在史学上，便是对轻史事、重史义的历史书写的反动。钱大昕即主张抛弃所谓春秋笔法，据实书写，“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0] 。

事实上，傅斯年和严耕望对史料价值的评判都着眼于史料的原始程度，而非宋儒所重的文笔与义法。傅斯年指出，史料“越生越好”“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21] 。对于保存有原始记录的史料，傅斯年青眼有加。以正史为例，《宋史》历来以体例紊乱、裁剪失当为人所诟病，但傅斯年却认为这些问题“固是不可掩之的事实”，却也使其免遭“伦理家的手段”和“文章家的本事”^[22] 的改窜，保存了大量史料的本来面貌。而语言精炼，体例谨严的《明史》，其文辞越整洁华丽、语言越流畅优美，距离史料的原貌便越远，“材料的原来面目被他的锻炼而消灭了”^[23] 。

在傅斯年看来，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史学，对史料的着眼点并不是其文笔是否优美流畅和义理是否严谨分明，而是其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本来面貌。因此，当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出现在北平一个漏水的平房里，他立刻意识到这批史料的价值，指出明清史事补苴的希望全在这批档案：“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24]” 并为之奔走呼号。

傅斯年画像

[图源：baike.baidu.com]

严耕望对史料价值的评判亦有类似见解。他以新旧两唐书为例，指出《旧唐书》成书仓促，将大量材料不加剪裁地抄录于书，以致前后抵牾，“诚可訾病”；但其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就史料价值而言，“反深可宝贵”。反观《新唐书》为苛求文字精炼，极力省字，导致语言晦涩难懂，甚至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损失了大量的史料，对此，他感叹“文人撰史，其病乃至如此”^[25] 。当然，他也并非完全否定《新唐书》的价值，指出《旧唐书》因修于乱世，史料零落，搜集得并不齐全，人物列传多有缺漏；而《新唐书》则相对有所补益，增加了不少旧书没有的史料。^[26] 但非难也好，肯定也罢，严耕望对新旧两唐书的评价始终是围绕其史料价值进行的，至于义法谨严与否、褒贬是否得当，严耕望并未给予较多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严耕望在史料价值着眼点的问题上，与其早年业师、“新宋学”代表钱穆截然相反。钱穆在新旧五代史价值的论述中，^[27] 对欧阳修《新五代史》讲求义理的“春秋笔法”推崇有加，认为其很有史家个人的见地，盛赞其在义法上“迁固以来未之有”^[28] 。这自然是“新宋学”强调义理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从二人对欧阳修的谤誉之间，看出他们对于史学作品价值不同的着眼点，前者着眼于史料，后者着眼于史识。显然，严耕望在史料价值的评判上更多受到了“新汉学”的影响，出钱入傅。

严耕望先生

[图源：baike.baidu.com]

傅斯年、严耕望这种重史实、轻笔法的史料价值评判标准与乾嘉学者是一脉相承的。王鸣盛即在其论著中表达了对春秋笔法的厌弃，他指出，“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征”^[29] 。在王鸣盛看来，史家只需客观叙述、如实直书，则褒贬自明，何须刻意强调所谓春秋笔法？一味地讲求笔法，若史家史识不够，反使褒贬不当，淆乱读者。

三、消极史料的运用与“证而不疏”“少说否定话”

消极史料的解读与应用，曾被梁启超视为“史家四长”中“史识”的重要技能之一，“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着笔墨处传神” ^[30]，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积极史料。诚然，消极史料在补苴积极史料中有意无意忽视的历史现象上，确有不可比拟的作用。但是消极史料毕竟是以无史料为史料，如若史料未搜集全，或史家功力不足，解读不够充分，岂非“以不知为不有”？

强调“无征不信”的乾嘉诸老，自然不会冒此风险，掉入“不学之徒”的陷阱。在他们看来，唯有通过对大量文献材料进行分析解读，其得出的结论方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阮元的好友汪廷珍直言，“经史之学，与各项杂文不同，必有实证确凭，方可定前人未定之案，正前人未正之误。若以空虚之理，或孤证偏词，遽为论断，且有乖于圣人好古阙疑之旨，虽学博力厚，足以压倒一切，究竟献酬群心，终不能使人人心折。其于学术，殊无所补，万一小有差失，为害转大。宋以后学者，蹈此弊者十之八九。^[31]” 所谓“必有实证确凭，方可定前人未定之案”，一语中的，点出了汉宋分野的焦点。

对待消极史料，傅斯年和严耕望都保持相当严肃、谨慎的态度。傅斯年表示：“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32] 。这种“现代式的‘述而不作’取向”^[33] 反映的是一种“阙疑”精神，即广泛地搜集史料，比较异同，对于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使其“发见无遗”，传信存疑。但也不可再越雷池一步，对于史料不充分或不足以做出判断的情况，绝不凭主观臆测去强行解释，做“疏通的事业”；更不必说以无史料为史料，行“以不知为不有”^[34] 之实，“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35] 。

对于消极史料的应用，傅斯年不置可否，但其“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36] 已然把以无史料为史料的消极史料应用的路径阻塞殆尽。在傅斯年看来，众多的历史记载之间难免存在大量的间隙和空白，如以有限的学识对无限的史料强作判断或解释，甚至“以不知为不有”，每个人都把自己“主观的分数加进”史料之中，那真是使原有材料面目全非了：“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37]” 

严耕望虽不反对在研究中使用消极史料，但他对消极史料的应用十分谨慎，更多只是将其作为对主证的补充，而非主要证据。他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尽可能“少说否定话”，因为个人很难将史料穷尽，“自己未见到不等于无其事”，以无史料为史料，轻易做出否定的判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对此严耕望举了一个例子：岑仲勉为了说明玉门以西设置驿传的时间是在元代之后，使用了“汉唐在玉门西未见驿传之记载”这一消极史料。^[38]严耕望指出，“未见”与“未有”完全是两个性质的措辞，岑仲勉先生使用“未见”一词并非是耍滑头，恰恰反映了即便身为史学大家，在使用消极史料时，亦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北魏尚书制度考》中，为论证北魏初期太宗皇帝革除尚书机构，严耕望以太宗设立与尚书职权相当的机构，以及太宗的继任者太武帝重置尚书机构，这两则较为曲折迂回的积极史料作为主证；对于太宗在位期间未见有尚书机构的任职者这一较为直观的消极史料，严耕望仅仅将其作为旁证。^[39] 在严耕望看来，以消极史料为主要证据推出的结论面临着随时可能被推翻的风险，若将其作为旁证，对积极史料进行补正，或当更加妥当。

四、史料扩充背景下“狼狈为善”与“推陈出新”的疏离

中国史学自古便有以碑铭考订史传的传统，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便将秦代石刻诸碑收入《秦始皇本纪》。至清代，乾嘉学者利用金石研究考稽史传，纠谬互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鸣盛考订史料时，“搜逻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以供佐证” ^[40]。

近代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等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得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转型成为可能。王国维通过“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打成一片的方法进行“古史新证”^[41] ，开创了“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对“二重证据法”推崇备至，将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作为“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的互证”的典范编入讲义中， ^[42]面向北大师生讲授。

20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43] ，随后姚名达向其转达了王国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44] 的批评。对于中国古史的重建，不同于传统史家以传世文献入手，做“载籍真伪的辩论”^[45] ，以傅斯年、李济为代表的史语所学者决心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出地下的新史料，将其与旧史料参校互订：“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46]” 积薪造势，重建可信的上古史。在傅斯年设想的这一过程中，考古学掘地获取的新史料对上古史的由疑转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傅斯年看来，引用传世文献继续已经讨论近千年的问题实在没有意义，“徒引起无底之辩论，盖或入或出，皆无证据”^[47] ，到头来既不能证其是，亦无从证其非，徒然引起无谓的讨论。

对于史料相对丰富的中古、近古史研究，傅斯年则不那么强调考古学的作用，“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48]” 但是随时随地扩充史料对他而言无论治哪个断代的历史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新史料的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49] ，只有不断发掘新史料，并由此引起新问题的讨论，方能带动史学研究的新陈代谢。他把史学进步的最要因素归结为新史料，以至于其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难免失望，李济调侃他难道想从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并未入关的证据？^[50] 虽是笑话，却也反映了傅斯年对新史料的偏执。

近代，“预流”的风气弥漫着中国史学界，陈寅恪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51]” 严耕望亦不能外，事实上，他并不反对新史料的运用，其本人在写作中亦大量引用石刻材料，如在《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即根据大量寺院的碑文、题名杂记、墓志铭等，考证武后擅权后官办学校零落，士人多聚集于山间古刹读书讲学。^[52] 

但与傅斯年对新史料的强调不同，严耕望主张将史学的大厦建设在传世文献，尤其是以正史为代表的一般史料的基础之上。在严耕望看来，新史料自然极为可贵，但毕竟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并不易得，若将史学的进步完全寄托新史料上，“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53]”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陈寅恪先生通过前人尽能读过的两部《唐书》和《资治通鉴》，却能言前人所未言，开创性地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中古史经典之作。故而历史学能否取得长足的进步，更多不在史料新旧，而在史识高下，即能否从旧史料中推陈出新。

严耕望对“史识”的作用，以及史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强调，显然深受其早年业师，“新宋学”代表钱穆的影响。钱穆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他指出史家在史学研究中必须要有自己的洞见，对史料进行辨别、选择，“笔削独断”^[54] 。如若一味强调史料尤其是新史料的作用，而忽略史家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只会让研究者迷失在史料的汪洋大海里，无所适从，最后做出的成果也难成真历史，而徒为资料汇编。

结语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至近代，已然脱离了孤立隔绝的发展脉络，渐与西学发生关系，或接榫或拮抗，再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桑兵指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55]” 在西风东碰的学术环境里，不同的学术流派吸收并利用“新学”及“西学”的新概念、新工具，重新分化重组，以新瓶装旧酒，又终归于汉宋分野的近代变相。

严耕望早年师从“新宋学”旗手钱穆，后向傅斯年毛遂自荐，入“新汉学”典范史语所工作。他与傅斯年在史料观上，都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而非书写的义法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地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二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推陈出新。

史料观的离合之间，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成员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史语所的成员一批批进所。谁能进所，总是由先进所的人来决定” ^[56]，傅斯年拒绝陈寅恪对张荫麟入所的推荐，而接受了毛遂自荐的严耕望，一退一进之间，反映了他“鸠集同志”的标准，即重视史料，以史料作为立论基础的近代史学学科规范。变的原因在于史家个人不同的学术经历与背景，严耕望早年曾师从钱穆，受其以“史识”驾驭史料，通四部之学，成一家之言的影响，因而对傅斯年扩充新史料的观点有所保留。

纵观清学发展的历程，其间尽管不乏有调和汉宋的学者，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难以真正做到汉宋持平。由于门户之见，两家在各自畛域内闭门造车，使双方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而严耕望从一开始便跳出门户的局限，出入于汉宋之间，兼容并蓄、集众家之长而用之，既免于宋学的“言义理者凿空”，又免于汉学的“谈考据者琐碎”，即所谓“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57] 。此言甚矣。 

参考文献

[1]有关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等。有关严耕望史学思想的研究如邬建麟：《略论严耕望治史》，《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陈尚君：《严耕望先生唐史文献研究方法发微》，《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周文玖：《严耕望的治史风格及史学评论》，《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林磊：《严耕望与“科学化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2期等。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页。

[3]刘师培：《国学发微：外五种》，广陵书社，2013年，第205页。

[4]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1955年第1期，第1页。

[5]张凯：《经史分合与民国“新宋学”之建立》，《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95页。

[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470、471页。

[7]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132、149、153页。

[8]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9]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1955年第1期，第1页。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11]王记录：《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与融通：学术史意义及特征》，《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页。

[12]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李思纯、何炳松译，李孝迁、胡昌智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1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第3页。

[14]傅斯年讲、王培棠笔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光华书局，1930年，第196页。

[15]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7页。

[16]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第186页。

[17]严耕望：《佛藏中之世俗史料》，《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04页。

[18]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19]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20]（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唐书直笔新例》，《嘉定钱大昕全集》(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

[2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79页。

[2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第3页。

[23]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79页。

[24]傅斯年：《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9月1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一）， “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148页、第151页。

[25]严耕望：《新旧两唐书史料价值比论》，《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0页、1158页。

[26]严耕望：《新旧两唐书史料价值比论》，《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3页。

[2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出版于1973年，严耕望《新旧两唐书史料价值比论》定稿于1992年，大概是出于师门和睦的原因，严耕望在写作时避开了对新旧五代史的史料价值的讨论。

[2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65页。

[2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3，《欧法春秋》，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60页。

[30]梁启超：《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4年，第72、73页。

[31]汪廷珍：《实事求是斋遗稿》卷4《又复阮定甫书》，清道光刻本。

[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第8页。

[33]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读书》2008年第6期，第93页。

[34]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435页。

[35]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史料与史学》第一册（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之二，独立出版社，1944年，第2页。

[3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第8页。

[37]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26年9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一）， “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58页。

[38]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39]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第253-254页。

[40]（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

[4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42]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42-354页。

[4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第99-101页。

[44]姚名达：《学术通讯：三月五日手书敬悉》，《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87页。

[45]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2页。

[46]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3本，1962年，第365页。

[47]傅斯年：《傅斯年致岑仲勉》，1939年4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二）， “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962页。

[48]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26年9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一）， “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62页。

[49]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72页。

[50]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5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第231页。

[52]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下），1959年，第691-693页。

[53]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5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1、250、269页。

[55]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页。

[56]邢义田：《变与不变——一个史语所历史学徒的省思》，《“中研院”史语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中研院”史语所，2004年，第156页。

[57]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0页。

本期编辑：赵晓楠 责任编辑：杨文珊

编审：温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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