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刘劲松：抗战时期中国的“书劫”

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随后据有附近江浙地区，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洗劫，中国的珍贵文献也在洗劫范围之中。日本方面把他们的劫夺行为称为“接收”，但对中国而言，就是“书劫”。

轰炸后中央图书馆内景

首都南京的书劫

日本“接收”的中国文献数量浩大。日本杂志记载了“接收”南京等地珍贵文献的盛况。1938年近代中国三大图书馆杂志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简称《会报》）将日本杂志所载内容翻译成中文，由此管窥战争初期中国书劫一斑。

日本杂志详细刊登了“接收”南京典籍的情况：保管于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所的国学图书馆，其中善本，早为中国方面搬走，现所接收者，共为15万余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藏书，也已经搬出。外交部图书馆，多外交、国际关系书籍，共3万余册，其他2万余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方志丛书等共有7万余册。内政部图书馆，大部分为风俗物产报告，闻大部分已散失。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不复存在，大概已经转移。南京的市立图书馆，已于夫子庙同毁于火。京中接收的图书，共60余万册，不及事变前之半也。

日本人做事就是严谨，即使劫夺中国图书，也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什么地方有什么书，书的价值、数量等，一应俱全。

那么，日本杂志的记载是否准确呢？《会报》在转载此文的前一期，有2行文字报道了南京典籍的损失情况：“南京失陷，敌军事当局曾组织图书委员会，从事搜劫图书。目前南京贵重图书，已被敌方搜去70余万册。”“60余万”与“70余万”，误差可以接受。

为了接收南京重要图书，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从东北大连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处调集了日本专业人员330人、士兵367人、中国搬运苦力830人，对南京的中国文献进行“整理”。据参与“整理”的日本专业人士青木实在回忆，接收的图书有70余万册。

日本杂志“接收”60多万册中国书籍的记载，只是在战争发生后几个月内的中国典籍的损失情形。1980年代，严绍璗先生调查了日本外交部等处档案后，指出，在1937-1945年8月间，日本在南京劫夺的书籍为公家886，461册，私人53，118册。

也就是说，无论从当时参与人员的记述、中国方面的数据或当代学者的研究来看，日本杂志的调查数据都是准确的。南京在1938年前后遭遇了规模宏大的书劫。该杂志可能没有料到，国学图书馆转移的善本，没有能够逃过浩劫，最终在兴化等地毁于日军之手。

中央图书馆弹痕

 江浙地区的书劫

日本杂志也记载了江浙地区中国典籍的损失情形：

上海。市立图书馆及暨南大学，已经散失。南洋中学，于事前已搬出，大夏大学，闻多数藏于某要人之私宅地下室中。

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之书，已全部搬出。新民分馆及孤山分馆之文澜阁本，及其他善本，亦然。西湖博物馆之浙江方志等，现仍在原处。

苏州。江苏省立图书馆之善本已经搬出，其他仍存在。

镇江。绍宗国学图书楼，善本均已搬出，存留者多丛书，省立镇江图书馆，间为中国兵所烧（?）。金山寺之藏经，则完全保留。

昆山。昆山县立图书馆之藏书，事前由中国处置。

嘉定。嘉定县立图书馆，纷乱散失。

常熟。常熟县立图书馆之藏书，中有瞿氏铁琴铜剑楼之一部份，亦由中国方面搬出。

太仓。太仓县立图书馆,为中国方面放火全烧（?）。

日本杂志的记载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典籍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中国大大小小藏书机构的典籍一网打尽，连嘉定、太仓等县立图书馆也不放过。或者说，日本方面也“接收”这些图书馆的部分藏书。事实也确实如此。日本档案证实，日军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驻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于当地劫地方志535种、《图书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1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杂志的记载，显示的都是日方对江浙地区公立藏书机构的劫夺，而没有涉及一家私立或个人藏书机构。难道日本占领军没有劫夺中国私人或私立藏书机构的典籍？

当然不是！日方不仅劫夺中国私立或私人藏书机构的典籍，甚至造成了死亡悲剧。

1938年5月2日，上海的《文汇报》载：杭州有一个还没有落成的东南藏书楼，系上海王绶珊所建。王氏为盐商，所藏典籍，价值百万。所藏的地方志，达3千数百种，值50万金，为我国地方志收藏第二位。王氏为了建立个人不朽地位，以十数万金单独建设藏书楼，以公诸社会。不料布置刚刚就绪，战事突起，开始以为战事不至于蔓延到浙江，这些地方志没有搬走。直到战火逼近杭州，才开始转移重要部分到乡下。杭州失陷后，日本人侦知该楼藏地方志极多，将其存留者全部运走，随后又得知移出部分所在地，于是一网打尽。王氏居于上海。当此不幸消息传来，一愤而绝，“其柩今犹在堂也”。

《文汇报》的报道是准确的。王体仁，字绶珊，浙江绍兴人，藏书甚富，尤以方志见长。日本外交档案中记载了劫掠王氏的方志文献3000余件。

日本杂志记载“接收”中国公立藏书机构的典籍情况，而不记述私人藏品，别有用心。作为战胜一方，日本“接收”中国公家典籍，似乎名正言顺。谁叫中国失败了呢？不过，私人藏品为私人所有，“接收”私人藏品，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与国际法违背，当然不能大张旗鼓地报道。能有什么比日本杂志记载日军劫夺中国典籍更有说服力呢？

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

其他地区的书劫

粤港地区。广州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为中山大学、市立、仲元、广雅四所图书馆。四馆各有所长：中大以学府关系，所藏达数十万册，雄视华南，且多海内孤本，为公认珍品。根据中大图书馆主任杜定友的统计，截至1939年6月，中大总馆方面，图书损失为134，358册，杂志日报损失66，025册；分馆方面，约计损失图书35，006册，杂志10，522册。

市立图书馆所藏达40万册，大多属近代典籍，不可多得，但因事起仓促，全部毁于劫难。仲元图书馆藏书大部分为史类，碑帖尤多，因事先外运，损失有限。广雅地处城西，清末张之洞总督两广时，曾选集粤地诸家藏书，刊板印行，粤人称道。1938年秋敌人陷落广州。广雅地处郊外，时人以为此批文物，或免于劫。不料1939年被全部运走。

香港大学图书的损失。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有48，877册。战时我国文化机关及私人寄存图书于该馆的，有中央图书馆善本111箱，北平图书馆及美国图书馆协会捐赠中国的图书300箱又27，000册，岭南大学18，000余册，私人寄存有57，696册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为日军占据，该校图书馆由日方调查班接管。调查班结束后，改称香港图书馆，并向各方搜集图书，学海书楼、香港高等法院、香港总督府等34个机构或个人图书被集中到香港图书馆，近10万册。战后接管港大，经清理，香港图书馆存有日军掠自广东省图书馆、市立中山图书馆等藏书100箱。永源货仓存有中大所藏善本图书碑帖、德文医学杂志171箱。期间，中央图书馆准备运往美国的善本，被日方发现，运往日本。战后，这批书籍被找到，运回国内。

北平地区。北平图书馆、北平师范大学等均有损失，其中以清华大学损失最为严重。1937年7月底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后，清华大学图书馆被日军占用为病院本部，楼上大阅览室改为普通病室，研究室为将校病室，办公室改为诊疗室、药房之类。各阅览室、研究室、办公室内的参考书籍及用品，以及由各处移来的教职员及学生衣物图书等，多被移到一处，有的移到书库，有的被焚毁，也有很多不知下落的，如大英百科全书等。1940年底，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及华北株式交通会社即有“整理”清华图书的倡议，次年，日本华北军司令部多田部队本部又提出“整理”清华图书。华北各机关随即着手瓜分清华图书。

瓜分清华的机关有分工：多田部队本部挑选的书籍有辞典等，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挑选的书籍包括政治、外交等，新民会负责禁书，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及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负责地志等书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挑选交通方面的书籍。这些机关，原先设想是各取所需，扫归私有，所以挑选时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后经变动，各机关所挑选的书籍寄存在近代科学图书馆，其余的交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各机关所挑选的书籍约4万册，由军部、新民会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分别运走外，其余拨交北大，共约20万册。

中日战争期间，天津、长沙等地图书也都面临劫运，不过，江浙、北平、粤港等地文教事业发达，书劫较其他地区为严重。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底，中国图书全部损失当在1000万册以上。特别痛惜的，则为私家藏书，此次也几乎尽数毁失，如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等。天津木犀轩李氏，藏本之精善，为全国之冠，且有为公家图书馆所不及者，尽数为敌寇强掠而去。教育部的结论是：“故敌寇之目的实在整个消灭我国之文化机关，使之无书籍可读，无材料可资研究”。

 书劫背后的文化图谋

日本对中国典籍的劫夺是有组织的行为，在劫夺南京典籍时，尤其明显。中国文化界对日本的文化劫夺也有认识。

1942年，杜定友撰文说：敌人每进据一城一市，在一个星期内，即有所谓科学调查团派到。该团的组织，有各科专家，其中有图书馆学及版本名家一二人也参加工作，到处搜刮，捆载而东。香港沦陷的第二天，即有报章特电：“敌寇尤假惺惺作态，谓须积极保护岛内文化设施及文献，以免报复及湮沉，而实则搜刮一切，暗运回国”。杜氏之言，确矣。日本对我国文献的搜刮，无微不至！

其实，早在1932年，我国的文教界对日本的文化野心就有所觉察。那年中国最大的私立东方图书馆50万册图书被日军付之一炬，焰火冲天，纸灰飞扬！而日本最大的国立图书馆———东京帝国图书馆藏书仅424，377册。东方图书馆被焚，为中国文化一大浩劫！

蔡元培解释了日本的文化暴行。他说，日本古代文化，源出中国，但日本人对于欧洲学术界，一直宣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求之日本，反较中国为备，以中国历代兵争，古迹多毁，而日本保存较多。此种论调，实欲抹煞中国文化而以东亚代表自居。'一·二八’之役，毁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焚东方图书馆，都是这种动机所促成的。”“日本毁去我们东方文化，灭绝吾国文化的遗迹，他们的确是（使）世界要考东方文化，一定要到日本去。”

众多学者持相同观点。战后负责向日本文化索赔的向达也认为：“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靦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

日本没能实现这个文化目标。1945年8月，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结束战争，日本的文化远景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劲松_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秉承自由观念，独立思考，尊重历史。开设《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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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丽婷  责任编辑：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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