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刘劲松：民国初年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来源考

Original 刘劲松瑶湖读史 2022-05-21

收录于合集 #中国近代史 9个

来源：《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3期

作者：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介绍

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在《近代史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多项，主要论著有《民初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等。

民国初年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来源考

摘要：1917年出版的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一书在我国有着广泛影响，但该书与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存在大面积的雷同。经笔者考证，该书抄袭了王懋镕的同名译文，是掠美之作。当然，该书在传播现代图书馆学理念和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法朱元善王懋镕

1917年，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一书出版。该书在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笔者发现，该书实为抄袭之作。不过，朱元善的这一学术不端行为至今不为人知，或知而不言，以致于以讹传讹，流传甚广。本文不揣浅陋，就该书略事考证，以厘清事实。

1、日文本的《图书馆管理法》

1917年以前，日本出版的名为《图书馆管理法》的书籍，共有4种:

一是西村竹间所著、1892年由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1］。该书共8章，主要有阅览室及书库、图书选择、目录编纂法、图书排列法及书函构造、曝书及点检、阅览室之准备及图书贷出之顺序、学校图书馆管理者注意事项等。这是日本第一本《图书馆管理法》著作，学术价值较高，在日本图书馆学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二是日本文部省1900年编印的《图书馆管理法》^［2］。该书共16章，分别为图书馆之种类、图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之建筑、函架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择、书籍之定购、总簿之记入、书籍陈列法、函架目录、目录编纂法、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书籍之调查及曝书、书籍之装订，书后有附录。

三是日本文部省编、1900年由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3］。该书与文部省编印的同名著作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分16章，每章名称皆同。惟一的区别在于，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没有附录。该书实为日本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日本首任文库协会会长、帝国图书馆首任馆长田中稻城所著。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并不是对西村竹间《图书馆管理法》的修订。这两本书名称虽然相同，但内容差异甚大，非同一本书。

四是日本文部省编、1912年由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4］。该书是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900年版的修订版。修订版与1900年版相较，最明显的区别在目录。修订版共18章，比1900年版多出的2章内容分别为第二章“近世的图书馆之特征”和第十六章“巡回文库”^［4］^{(4－8，113－118)}。有的章名也有变化，如1900年版第十章为“书籍陈列法”，包括“分类法”和“书籍记号法”两部分，而1912年版第十一章为“书籍之整顿”，由“书籍陈列法”“分类法”“分类记号法”“书籍记号法”四部分组成^{［4］(40－66)}。除此之外，两个版本在内容编排上也有不少变化。修订版的附录有二，分别为“和汉图书目录编纂概则”和“图书馆关系法规(图书馆令、图书馆令施行规则等)”。

日本文部省编、1900年由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在我国影响很大。孙毓修所著《图书馆》一文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开篇即谓，该书“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5］。这并非谦虚之辞。他确实参考了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一书，尤其是图书馆建筑部分，他绘制的三张建筑示意图^［6^］与1900年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中“图书馆之建筑”一章的示意图一模一样^{［3］(19－23)}，文字说明部分也是如此。

2、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

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不仅受到了孙毓修的重视，也受到了国内其他图书馆学者的重视，京师图书馆馆员王懋镕即为其中之一。1913年至1914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期刊《教育杂志》先后以6期篇幅，刊载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

王懋镕，也写作王懋熔，1908年至1912年在江南图书馆任职。1908年时，王懋镕编辑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书^［7］，由南洋印刷厂铅印出版。有学者对该书评价很高，认为:“这部善本书目荟萃江南图书馆藏书精华，反映我国江南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典籍发展的历史，……本书目提供了一批著名的抄校者及藏书家名单，可供古籍整理者研究参考”^［8^］。1912年4月23日，教育总长蔡元培通过上海《民立报》致电王懋镕等，称:“本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9］。随后，王懋镕到京师图书馆任职。因其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因此王懋镕翻译日文本的《图书馆管理法》，具有一定优势。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其日文本为1912年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其目录分别为图书馆之种类、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征、图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之建筑、函架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择、书籍之注文、原簿之记入、书籍之整理(甲、书籍陈列法;乙、分类法;丙、分类记号法;丁、书籍记号法)、函架目录、目录编纂法(甲、牌子目录记入法;乙、字书体及分类目录之优劣;丙、牌子目录及印刷目录之优劣;丁、增加书之告示目录并图书馆报)、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巡回文库、书籍调查及曝书、书籍之装订。王懋镕未将修订版的附录译出。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是对1912年日文本《图书馆管理法》逐章逐字的翻译，也是18章。但有些译文值得推敲。如日文本第九章为“书籍之注文”^［4］(36)，译本第九章也为“书籍之注文”。“注文”二字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翻译值得讨论。日文“注文”一词译成汉语，对应“订购”“定购”或“购买”之意。汉语里“注文”一词使用较少，似乎没有这层意思。此处应为错译。再如日文第十一章“书籍之整顿”中介绍了杜威的分类法，日文为“十分分类法”^{［4］(58－61)}，王懋镕也译为“十分分类法”。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用法，“十进分类法”可能更为合适。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是我国较早引进的日本图书馆学著作，对民国初期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的展开，具有积极意义。《教育杂志》是当时著名的杂志，是教育界的必读期刊之一。然而，奇怪的是，该文似乎没有引起图书馆界的注意，民国时期的学者对该文几乎一无所知。

3、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

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教育杂志》主编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该书与1912年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及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的章数相同，即18章。其目录为图书馆之种类、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征、图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之建筑、书架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择、书籍之定购、总簿之记入、书籍之整顿、书架目录、目录编纂法、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巡回文库、书籍调查及曝书、书籍之装订。朱元善也未翻译日文本的附录。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与王懋镕的译本有些微差异。其一，目录差异。王懋镕译本中的“函架”一词，朱元善的著作全部换成了“书架”。“书籍之整理”换为“书籍之整顿”，“书籍之注文”换为“书籍之定购”，“原簿之记入”换为“总簿之记入”。王懋镕译本中“书籍之整理”“目录编纂法”两章的细目，朱元善的著作则无。其二，文字差异。如朱元善“编纂”本与王懋镕的译本在“图书馆之种类”一章中唯一的区别是，王懋镕说参考图书馆“主汇集高尚图书”，朱元善的则为“主搜集高尚图书”。在“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征”一章中，王懋镕说近世图书馆则“广汇有用图籍”，朱元善的为“广搜有用图籍”。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从总体上看，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和王懋镕的译本无论在目录或文字上，均有大面积的雷同，雷同率高达99%以上，许多章节的内容只字不差，朱元善的著作只是在遣词造句方面有所完善。不过，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时间问题。王懋镕的译本发表于1913年至1914年，而朱元善的著作出版于1917年。前者不可能借鉴后者。二是版权问题。王懋镕的译文标注了“日本文部省著”六字，而朱元善的著作版权页上明确标为“编纂”。既然是编纂，他应该有一得之见，而非只修改几个字词。实际上，朱元善仅是修改了几个字词而已。

朱元善是否具有撰写《图书馆管理法》的学术能力呢?朱元善，生卒年月不详，浙江人，长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根据商务印书馆老人章锡琛的说法:《教育杂志》原主编陆费逵于1912年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后，“有两人抢当主编，相持不下，因此主编人虚悬了很久，暂由原来担任校对杂务的朱赤民(元善)办理集稿发印等事务。他是菊老(张元济———作者注)的同乡，位置本来很低，自己又不会动笔。两个抢当主编的人各自撰文交他，他又临时设法向别人拉稿，凑满篇幅”^［10］。朱元善原来在杂志社只是从事校对杂务，因和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有同乡关系而上位。《教育杂志》从第六卷第一号(1914年)开始署名主编为朱元善。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曾做过朱元善的助手。他晚年说:“朱元善编《教育杂志》，主要依靠许多日本文的教育杂志。这些五花八门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从大学到中学的日本文杂志约有十来种。朱本人并不懂日文，他只看日文中的汉字猜想问题，认为可用，便圈出来，请馆外人翻译。……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杂志中有讲同一问题的，例如介绍英美教育新思潮的，都翻译出来了，他就据以重新编写，成为一篇文章，不注出处。”^［11］或许，朱元善把王懋镕译本中“书籍之注文”改为“书籍之定购”，即为茅盾所说的办法。

综上所述，朱元善没有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教育，日文水平有限，他的文章主要依靠改写而成，资料大多来自日文的教育杂志。更重要的是，王懋镕的译文在《教育杂志》连载时，朱元善是《教育杂志》的实际主编，不可能不知道王懋镕的译文。如果知情，两文又高度重复，那只能说明朱元善有抄袭之嫌。当然，朱元善对王懋镕的译本有所完善，这或许表明他真的看过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而且也知道王懋镕译本的瑕疵。如果这样，他只需写一篇文章，指出王懋镕译本的瑕疵即可，没有必要以“编纂”之名，出版《图书馆管理法》。要知道，从“编译”变成“编纂”，这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法权变更，影响太大。

还有一种情况:朱元善的著作直接来自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和王懋镕的译本全无关系。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朱元善的著作如果直接来自日文本，无法解释他的著作与王懋镕译本为何存在大面积的雷同。日文的字词和汉字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如果存在，朱元善的“编纂”应该与王懋镕的译本完全一致。关键在于，朱元善著作的措词竟和王懋镕的几乎完全一致。两个不同的人，在译文的措词选择上竟然几乎完全相同，实在不可思议。即使朱元善没有参考过王懋镕的译本，那也是直接抄袭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不管何种情况，朱元善抄袭，完全可以坐实。除了《图书馆管理法》外，朱元善没有其他任何图书馆学论著。若能写出《图书馆管理法》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他怎么可能没有其他论著呢?而事实是，除了该书，朱元善在图书馆学领域一无所有。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的抄袭问题是否未被人注意到呢?那也不是。柳和城撰写的《孙毓修评传》说:“孙毓修的《图书馆》一书未连载完，更未结集出版，原因不详。商务印书馆1917年6月出版了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作为《教育丛书》第3集第11编。朱元善也是商务编译所成员，与孙毓修合作编写过地理教科书。这部《图书馆管理法》共分十八章……，规模比孙著稍大且完整。不过两者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朱著显然参考过孙著，有关建筑图式直接引用孙著。”^［12］

4、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的影响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在我国有着广泛影响。邹华享等说，1917年“朱元善著《图书馆管理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3］。王惠君等表示:“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中有大量图书馆学著作。从1917年出版第一本图书馆著作《图书馆管理法》，到1949年止，共出版图书馆学著作66种，代办发行3种。它成为了图书馆学专业书籍出版的主力军，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4］王慨等与王惠君的看法完全一致，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多图书馆学著作:“从1917年出版第一本图书馆著作《图书馆管理法》，到1949年止，共出版图书馆学著作66种”^［15］。甚至有学者毫无保留地认为:“朱元善在1917年编写的《图书馆管理法》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管理著作。”^［16］我国台湾地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对该书评价也很高，认为:“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民国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79页，为图书馆行政专著嚆失”。可笑的是，这行文字上面赫然写着:“王懋镕:图书馆管理法，教育杂志5卷2、4、5、8、10、12，民国2年至3年”^［17］。两个完全相同的书名，竟没人去核对内容。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图书馆管理法》并非朱元善“编纂”，而是“编译”或“翻译”的。1996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事业志》认为:“民国6年(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元善编译的《图书馆管理法》，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18］《上海社会科学志》称:“民国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元善译的《图书馆管理法》，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著作。”^［19］或者说:“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元善编译的我国最早出版的图书馆管理著作———《图书馆管理法》。”^［20］《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也不相信《图书馆管理法》为朱元善“编纂”。该书编写者之一范凡推测道:“1917年6月，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从内容上来判断，该书应该取材于日本，因为书中列举的例子多来自日本，尤其是在‘书籍之整顿’一章中谈到的‘分类法’大部分是日本的分类法，如:大阪图书馆、京都图书馆、帝国图书馆分类法等，也介绍了‘德依氏之十分分类法’‘卡达氏之开展分类法’和‘布罗尔氏之主体分类法’，唯独没有中国的分类法，所以说它很有可能是编译自日本图书学著作”^{［21］(120)}。该书另一编写者吴稌年干脆说:“直接在书名中出现‘管理’一词的中国图书馆界的著作，大致是朱元善，他曾任《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主编，1917年编译《图书管理法》”^{［21］(152)}。或许因为不知道朱元善的著作为抄袭之作，该书经常被出版社整理或影印出版，如201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由陈源蒸、李万健、宋安莉主编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第一册即收录了该书，而非使用王懋镕的译本，殊为可惜。

与现代学者的高度评价相比，民国时期的学者则平静很多。1926年刘国钧发表的《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22］一文中，对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只字未提。金敏甫对中国图书馆学术史颇有研究，然而，他提出:“民国六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以日本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小识》，译示国人，是为中国图书馆学术书籍之滥觞”^［23］，完全没注意到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按照金敏甫的性格，如果发现问题，他定会指出。1920年，山西的郑韫三编成《图书馆管理法》一书。金敏甫即指出:郑“摘录《图书馆小识》而编成《图书馆管理法》，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识》相同，惟仅录其大纲，而删其繁节，故篇幅甚少，影响亦属甚微耳”^［23］。是不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对该书一无所知呢?那也不是。1925年，黄维廉编的《研究图书馆学应备的书籍》一文收录了该书^［24］;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期刊载的《图书馆学书目举要》也收录了该书^［25］;1928年，孔敏中编《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中同样列有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26］。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既然众多学者知道该书，却又不加评价，原因何在呢?或许知道该书为抄袭之作而不言，亦未可知。

5、结语

1912年日本文部省所编《图书馆管理法》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王懋镕把该书翻译为中文。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几乎完全录自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该书实为抄袭之作。现代学者应把对朱元善的赞誉之词赋予王懋镕。王懋镕为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应被湮没。不过，朱元善的著作虽为抄袭之作，但毕竟传播了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尽管方法不当，其积极意义仍是客观存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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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部省．図書館管理法［M］．东京:文部省，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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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14．

[11]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J］．新文学史，1979(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