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 钟宇声 |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铜钱问题祛疑

来源：《秦汉研究》2021年第2辑，此据作者原稿。感谢授权瑶湖读史发布。

作者：黄今言 钟宇声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铜钱问题祛疑

作者介绍：

黄今言，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承担并完成国家、省级课题5项。出版论著有：《秦汉军制史论》《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经济史论考》《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秦汉史丛考》《秦汉史文存》等八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有的在《新华文摘》及日、韩等国的多家刊物转载或介绍观点。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李平亮教授与黄今言教授

钟宇声：江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汉代物质文化。

项目基金：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16@ZH02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数百万枚铜钱，非常珍贵。但人们也提出了不少疑点和异议。作者通过对钱币实物与文献考察，认为该墓的铜钱种类很多，然主要是西汉中期铸造的四种五铢钱，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当时币制改革的频繁和政策举措。这些铜钱并非如有人所说来自宣帝的“赙赠”，而主要是刘贺受封后从昌邑搬运到海昏来的“家钱”，是刘髆遗留的家产，也含有刘贺本人的赏赐所得及食邑收入消费后的剩余。“西汉黄金一斤值万钱”说，是将王莽币制当做汉制的推论和误判，与史实不合，当时政府未曾规定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是由金币的特性所决定的，出之有因。

关键词：海昏侯，铜钱，种类特征，来源，比价

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获得了重大成就。其亮点之一就是在墓主刘贺的钱库中出土了十余吨、数百万枚铜钱，用麻绳串联，摆放有序，堆积如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昭、宣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及刘贺的财富占有量，了解当时的厚葬习俗等，而且对钱币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颇具价值。但也有不少疑点。例如：出土的这大批铜钱有多少种类，有何特征？它的来源如何，是否刘贺死后别人对他的赙赠？西汉是否“黄金一斤值万钱”，金饼（币）与铜钱有无政府规定的比价？对这些疑点，近年来媒体、学术界存在不少异议。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里，根据出土钱币实物和文献记载，专就这些铜钱的种类及文化特征，它的来源及其与金币的比价等问题，做些初步梳理和论列，希冀释疑。不妥之处，有望同仁赐教！

一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圆形，方孔，重如其文，是西汉通行的法定货币。这大批铜钱何时铸造，种类有多少，其文化特征如何？目前，众说不一。有人将这些铜钱分为“三类”，认为是“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钱币”[1]；也有人将它分为“六类”，认为有“穿上横，穿下横，穿上星，穿下星，决文，素面”等不同种类[2]。这些说法，不仅分类标准不同；而且对不同种类钱币的基本特征也得不到反映，在认识上比较模糊，稍嫌笼统。为求实崇真，看来，首先当根据钱币种类的发展演变及其实物做些具体审辨。

西汉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商品交换的发展，汉政府对铜钱进行过多次改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推行过不同种类的铜钱。西汉初，高帝时因“秦钱重难用”，不便流通，“更令民铸荚钱”[3]。吕后二年（前186），行“八铢钱”。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质如其文，即八铢”[4]。吕后六年（前182），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5]。文帝五年（前175），“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6]。

汉武帝即位后，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财政金融状况，进行了高频度的多次钱币改革，铸造过不同种类的铜钱，例如：

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师古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7]。

建元五年（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师古曰：“又新铸作也”[8]。

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取鋊”[9]。

元鼎二年（前115），“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10]。

元鼎四年（钱113），“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11]。

自昭帝即位至宣帝以后的铜钱铸造，《汉书·食货志》曰：“亡所改变”[12]。这里讲的无所改变，是指铸币权归上林三官掌控，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的政策没有改变，并非说铜钱的种类、形制、饰纹和上林三官钱完全一样。昭、宣时期，为了提高人们对五铢钱的信誉，稳定金融秩序，当时对五铢钱的钱文字体、钱面饰纹及铸造工艺等方面，与武帝时的上林三官五铢钱相比，仍有不同程度的变革和改进。这从昭帝元凤四年、元凤六年；宣帝本始元年、本始三年、本始四年等出土的陶钱范和钱币实物中可以得到反映或证实。

史实表明，西汉铜钱的种类甚多。从汉初至宣帝时铸造的铜钱，先后有“荚钱”、“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五铢钱”、“赤仄钱”、“上林三官钱”及元凤、本始年间的“五铢钱”等多种。

[图源：江西省博物馆]

但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现在所看到的，主要或大量的是西汉中期的元狩五铢、元鼎五铢、元凤五铢和本始五铢四种。数量也特别多。这大概与刘贺所处的年代有关。这些铜钱，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表现在：

1.元狩五铢，也叫“郡国五铢”。钱文“五铢”二字比较粗壮，“五”字交笔斜直，“铢”字中的“金”似箭镞，朱头方折。直径2.5厘米，平均重量约3.5-4克。轻重不一，大小不等。制作工艺，参差不齐，饰纹多样，穿孔记号有上穿、下穿、上半星、下半星等等。

另外，发现有错版五铢多枚，或“铢”字的“金”倒写，如“

”；或“铢”字的“金”残缺，如“

”。这种钱权且列入此类，疑为郡国所铸，铸造时间较早，不规范者多见。

2. 元鼎五铢，即“上林三官”五铢。钱文“五铢”二字修长、秀丽。“五”字交笔缓曲。铢字的“金”，呈三角形，“朱”字头方折，头和尾与金字齐平。直径2.5厘米。重量约3.5克。穿孔记号有上半星、下半星等。铸造工艺标准，内外廓均匀。

3. 元凤五铢，昭帝时所铸。钱文“五铢”二字略显瘦长。“五”字交笔弯曲。“铢”字的“金”，呈三角形，较小，“朱”字头方折，明显高于“金”字旁。直径2.5厘米。重量约3.4克左右。穿孔中的记号与上林三官铸相似，制造工艺精细。

4. 本始五铢，宣帝在位时铸。钱文“五铢”二字笔锋挺拔、秀丽。“五”字交笔弯曲，上横下横超出交笔末端之外。“铢”字的“金”，呈等腰三角形，略低于朱字。直径约为2.5厘米。重量约3.4左右。穿孔中的记号与上林三官铸相似。制造工艺整齐，钱面光洁，厚薄一致。美观精粹。

至于武帝元鼎二年铸造的“赤仄五铢”，或许因使用时间短暂，加之考古工作者对出土的铜钱尚未清理完毕，目前未见实物，其特征容当后论。

西汉币制多变，特别是武帝时期变化多端。铜钱种类繁多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这里需要强调两点：首先一点是当时商人势力膨胀。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武帝攻打匈奴后，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滛并兼之徒”[13]。政府通过频繁更铸钱币，解决财政困缺，以赡国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豪商操纵、私铸钱币牟利，打击商人，特别是豪富巨商。二是私铸盗铸铜钱严重。尤以武帝时期为最。史称：“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14]。又云：“郡国铸钱，民多姦铸”[15]。“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16]。在更造钱币的过程中，民间盗铸以楚地、京师尤甚。当时民间盗铸钱币的方法、手段多样。例如：有的是对铸钱的材料掺假，“杂入铁、铅”[17]，或多杂铅、锡，以博厚利。有的是盗磨钱质“取鋊”[18]，将重钱磨成铜屑进行改铸，利用新、旧铜币更换之机，把重钱熔化，改铸成新钱，使“铸钱益轻而薄”。导致“市肆异用，钱文大乱”[19]。严重干扰了商品交换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了防止盗铸和对钱币作伪，政府改革币制时，通过改变钱币种类和形制，使盗铸难于获利。

西汉钱币，特别是五铢钱的规格包括大小，重量，防伪记号等，逐渐形成如上所说的一些文化特征，这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为。当时为确保铜钱流通顺畅和金融稳定，历届政府在对钱币改革的过程中，先后采取过不少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一）加强对钱币铸造权的管控。汉初是禁止民间私铸；接着乃废止郡国铸钱；最后便中央收归铸币权，由上林三官统管，明确规定“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20]。（二）颁布禁止盗铸的法律。吕后时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21]。景帝时下令“盗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2]。武帝时又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23]。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民间盗铸钱币。（三）保证铜钱的大小和重量。《钱律》规定：“钱径十分八寸以上”[24]。即铜钱的直径要大于十分之八寸，大小要符合规格。文帝时还制定了称钱重量的法码，即“称钱衡”[25]。在称钱衡上刻有多少“铢”的字样，要求钱文与重量相合。武帝以降，在铸币时继续遵照执行这一规定。（四）不断提高铸造铜钱的工艺和防伪标识。不仅要求“周郭其质”，保证铜钱的大小规格和法定重量，而且非常注重铜钱防伪标志，包括钱文字体的粗细、笔锋有别。防伪的记号多样，如：方孔上穿，方孔下穿，方孔上下有穿，方孔四角有点，方孔上穿有三角形，方孔下穿三角形，方孔上穿一点，方孔下穿一点，方孔上穿二横等，多种类型，五花八门，各种铜钱的记号不同，多达几十上百种。以上这些文化特征，从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西汉一代，铜钱的种类繁多。但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主要是西汉中期的元狩五铢、元鼎五铢、元凤五铢、本始五铢等四种。其它钱币数量较少。这些铜钱周郭其质，一般都是3.5克重，直径2.5厘米左右，钱文为小篆。但不同种类的铜钱，有关字体的粗细、笔锋及防伪记号方面，却呈多样性，不完全一致，各个时段的钱币在文化特征上存在些差异。汉代政府对钱币很重视，为保障钱币质量，便于流通，在币制改革中采取过不少的政策措施，这在钱币史上具有时代意义。

二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数量惊人。据媒体的初期报导是200万枚，但近年来，经考古工作者的清点、整理，实际数量约在300万枚以上。这大批铜钱的来源问题是一大疑点。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是刘贺死后来自宣帝对他的赙赠。信立祥先生说：这些五铢钱，“我推测，应是宣帝赐给的，为刘贺助丧的赙赠钱……刘贺之丧获200万赙赠钱应是符合当时赙赠制度的”[26]。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是否如此？需要从文献和铜钱实物两方面做一些必要的陈列和论说。

[图源：江西省博物馆]

考之史籍，文献对赙赠的记载多见。例如：《仪礼·既夕礼》曰：“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27]。《荀子·大略》曰：“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28]。《说苑》曰：“知生者赙赗，知死者赠襚，赠襚所以送死也，赙赠所以佐生也”[29]。引文中的“赙赗”、“赙赠”同义，都是指奉送或赐奉之意思，皆指死者上司或亲朋，对丧家奉送钱物办理丧事之用，也是对丧家的一种精神安慰。不过，“赙”与“赠”或“赗”有别。赙是以财物“佐生”，即支助生者治丧，办理丧事；而“赠”或“赗”是以钱购买祭品、奠品，如车马、布帛、衣被、玩好等，用于“送死”即吊祭死者。大凡“赙赠”的钱财，通常是给丧家治理丧事，而非直接用于为死者陪葬。

西汉的“赙赠”，在先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制度。当时既有官方的赙赠，也有民间私人的赙赠。就官赙而言，凡贵族大臣、诸侯王、列侯、政府要员等死后，皇帝或朝廷官员一般都会赙赠或赠予钱物表示哀悼，用以治丧。例如：

国辅大臣霍光死后，“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十五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汤明，皆秉舆制度”[30]。

关内侯孔霸死后，“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31]。

丞相孔光死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32]。

丞相翟方进死后，“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秉舆秘器，......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注引师古曰：“《汉旧仪》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驾亲至问疾，从西门入，即薨，移居第中，车驾往吊，赠棺、棺敛具。赐钱、葬地”[33]。

太子太傅夏侯胜死后，“赐冢瑩、葬平陵。太后赐钱一百万”[34]。

以上是西汉朝廷对高官死后赐赗或赙赠的一些记载。虽然还没有东汉时的赙赠普遍，但仍然反映出了一些特点，体现在：一是赙赠的范围有物、有钱。包括缯絮、衣被、棺材、秘器、玩好，有的甚至印绶，车舆、葬地等；赙赠的金钱主要供丧家办理丧事之用，而不是随葬。二是死者的官阶和身份、地位不同，赙赠钱物的数量、规格有别。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二年律令·赐律》规定：“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赐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赐衣、棺及官常（裳）。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县赐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县赐棺。官衣一，用缦六丈四尺，帛里，毋絮；常（裳）一，用缦二丈……赐棺享（椁）而欲受賫（资）者，卿以上予棺钱级千，享（椁）级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钱级六，享（椁）级三；母爵者棺钱三百”[35]。后来，又规定：“皇子始封薨者，皆赠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36]。可见，当时官方的赙赠制度等级森严。刘贺身为废帝，庶人，后来虽然被封为列侯，但一直受到汉廷监视。他无献酎、祭祀、朝聘资格，没有得到宗室认同。是“顽嚚毁放之人”[37]。故刘贺死后，文献末见有宣帝对其赙赠的记载。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宜“推论”为刘贺墓出土的铜钱是来自宣帝的赙赠。这是一。

再从实物来看，刘贺墓出土的大批铜钱也非来自宣帝的赙赠，而是刘贺被封海昏国后，从昌邑搬运到海昏来的“家钱”。据考古发掘，这些堆积如山的五铢钱，一串串排列有序，每一串钱都系有封泥，封泥上的字是“昌邑”，木匣上的文字有“海昏侯家钱五千”，此为它不是来自宣帝赙赠的铁证。一个匣就有“家钱五千”，该墓出土数量甚多，故考古人员认为钱币总量达几百万枚，实为惊人。

刘贺这批“家钱”，综观史实察之，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昌邑哀王刘髆遗留的家产。有汉以来，诸侯王经济实力雄厚。当时作为“封君”的刘髆，不仅可在封地征收“田税”、“人头税”，以供“公”用，充实国家财政，供给王国官吏俸禄以及政府的其他日常开支；而且还可征收“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以供“私”用，即“私奉养”[38]，包括渔采税，盐铁税、市税、关税等，收取大量钱币；同时，刘髆管理下的昌邑国，利用当地资源，还直接经营铜器、漆器、铸钱等手工业。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些铜器上，有“昌邑食言”，“田籍”等文字，在几件漆器中，有“昌邑五年”字样，表明这些铜器，漆器是在昌邑制造的。另外，出土有五铢钱石范，也有“昌邑”二字。这当是上林三官铸币之前，由郡国铸造五铢钱时所使用的钱范。由此，不排除刘髆在昌邑有私铸钱币的可能性。刘髆在昌邑国，通过征收各种末业税，又通过制造铜器、漆器、铸钱等手工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刘贺被废除帝位后，上官太后诏令他回归“昌邑故国”，并将“故王家财物皆与贺”[39]。让刘贺继承其父亲刘髆的“财物”，这是“家钱”的一个主要来源。

（二）刘贺任昌邑王时赏赐所得的剩余。依照汉制，凡诸侯王上朝，皇帝通常都会给予赏赐。仅昭帝时期，就曾多次对诸侯王、宗室有过赏赐。例如：始元元年春二月，“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40]。始元四年三月，“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41]。元凤四年正月，“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42]。元平元年十一月，“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43]。当时刘贺是昌邑国的诸侯王、宗室，对其赏赐的金钱数量虽然未见记录，但很丰厚，似当无疑。如据载：“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44]。皇帝对昌邑王刘贺的赏赐，即使没有广陵王那么多，但他多次接受的赏赐加起来，钱的数额总共也当有几千万以上，接受赏赐开支后的剩余，这也是刘贺“家钱”的来源之一。

（三）刘贺被废后在昌邑的“食邑”收入。汉代不仅宗室、公主、皇太后可“食汤沫邑”[45]。就是诸侯王有罪废王除国后，也可“食汤沐邑”。如广川王刘去，因“杀害无辜”“逆节绝理”而犯罪，王位被废后，“与妻子徙上庸，与汤沐邑百户”[46]。代王刘年，“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徙房陵，与汤沐邑百户”[47]。昌邑王刘贺，由于“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被废后，归故国，也“赐汤沐邑二千户”[48]。

刘贺“食邑二千户”，的特权待遇，享有一笔不少的经济收入。所谓“食邑”，就是食地税。其收入量也有不少。如果按平均每户有土地百亩，亩产量1.5石，行“三十税一”，那么，刘贺一年的“食邑”收入是：

民户数：2000户。

田亩数：2000X100=200,000亩。

亩产量：1.5X200000=300000石。

税率：三十税一。

地税量：300000X1/31=10000石。

谷价：权以一石100钱计算。

合计收钱：10000X100=1000000钱

刘贺被废后，在昌邑享受汤沐邑的时间有十余年之久。共计食邑的收入，当不少于1000万钱。这些钱无需上交国家财政，皆为“私用”，可供其日常消费。这又是刘贺“家钱”的来源。

大量事实证明，海昏侯墓出土的大批铜钱，不是来自宣帝对刘贺的赙赠，而是刘贺受封豫章后，从昌邑搬运到海昏国来的“家钱”。这些家钱主要是哀王刘髆留下来的遗产，也有刘贺本人任昌邑王时所获的赏赐及其被废后的“食邑”收入。要指出的是该墓出土的几百万枚铜钱，不是刘贺占有财富的全部，当是他日常消费、大肆挥霍后的剩余。刘贺死后，因继承不济，才将这大批财物无奈埋入墓中陪葬。

三

海昏侯墓不仅出土铜钱10余吨，多达数百万枚，还出土黄金115公斤以上。除“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外[49]，仅金饼就有285枚。西汉时期，全国通行的金饼与铜钱有无法定比价呢？目前，不少论者做了肯定回答。例如：有人说，刘贺拥有大量黄金，“按当时价，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即值一万钱”[50]。有人还根据“黄金一斤值万钱”计算它的购买力。认为“西汉中后期，一斤黄金能买1250根竹，或1250斤猪肉，或25匹布，或40只羊，或142只鸡。如果买粮，一斤黄金可买25石......足足能管一人三年口粮”[51]。他们既未区分价格与比价之别，也未言及什么钱币，统论西汉中后期，“黄金一斤值万钱”。这也是值得继续慎审的一疑点。

不同货币之间在交换中，应该有个公认的比价或“兑换率”。这一点，汉人似是清楚的。例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更造皮币及白金时，就曾规了白金与铜钱的比价。据《食货志》载：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园之，其文龙，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株钱，重如其文”[52]。

是知，当时“白金三品”与“三铢钱”的比价是分别为1:3000，1:500，1:300。也就是一块园形白金兑换三千枚三铢钱；一块方形白金兑换五百枚三铢钱，一块椭形白金兑换三百枚三铢钱。

后来，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在币制改革时，对各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也有过比价规定。如《食货志》载：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么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53]

这也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货币与货币之间，应有法定比价，才能使彼此之间的交换得到畅通而无障碍。

“西汉多黄金”，其中的金币，型制为圆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饼块状，每块大小不等，但通常500克，即一斤左右，是“上币”、“行金”。而铜钱，圆形、方孔，重如其文，是“下币”，“行钱”[54]。当时的金币、铜钱都是通行货币。金币的铸造量，史文缺载，但据统计，仅皇帝赏赐的黄金数就达90万斤之多，令人惊叹！铜钱的铸造量，据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55]。这280亿万余的铜钱，为数相当可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各地交换加强，多层级市场的拓展，商业形态的多样，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应该说，这大量的“行金”与“行钱”即金币与铜钱这两种流通货币之间应当有个比价。但是，从汉高祖到平帝的整个西汉一代，在官方正式文献中，未见有“金币与铜钱比价”的记载。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对此都未言及。

当前，研究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钱时，不少学者认同“西汉黄金一斤值万钱”的说法，这大概是将王莽币制当作汉制的一种推测。前面讲到，王莽始建国元年，实行“宝货”制时，有过黄金一斤值万钱的规定，于是他们以此推论到西汉一代，认为西汉金币与铜钱之比价，也是黄金一斤值万钱，都是一与万之比。这或许是受了一些注释家，如：晋灼、师古等人的误识和影响[56]。实际上，王莽所规定的比价是不可视同西汉金币与铜钱比价的，二者有重大区别，切切不可等同。

文献明确记载，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是指当时的“小钱”。《食货志》说：“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57]。这种“小钱”的重量仅一铢，而西汉时期，吕后行“八铢钱”，文帝行“四铢钱”，武帝行“五铢钱”。这些钱的重量都大大超过了王莽一铢的“小钱”。当时非常注重钱的重量。铜钱种类和重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它与金币的比价。轻钱、重钱所兑换的黄金肯定会有差别，不可能是一样多。所以，不问铜钱的轻重，一概认为黄金一斤值万钱，与西汉的史实不符[58]。

再说，西汉的金价，因时、因地有别。《九章算术》算题记载：“有人持金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二斤，偿钱五千。问金一斤值几何？答曰：六千二百五十”[59]。这里说的金价是一斤值6250钱，不到一万钱。但在西北边郡地区的金价则较高，如据《居延汉简》记载：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505.15）。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

就〼”（505.20）。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506.11）。

“出钱千三百卌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蘭子房一两”（506.27）[60]。

这些简文内容,似是就载的费用，“两”指车辆。但如果是车辆，则不可能有“三两半”的字样。故陈直先生认为，这是因边郡运输困难，有时用黄金折合成铜钱的价格。按照他的观点计算，第一、二号简的价是“每黄金一两，直钱一千三百四十七有奇”。第三号简：“每两的金价，为一千三百四十七。”第四号简，出或一千三百卌七，是一两黄金的折合价。这几片简文，都是讲西汉每两黄金值1347钱[61]。这与王莽时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每两黄金625钱相比，高出了一倍多，西汉一斤黄金的价格高达21552钱，远远超过一万。这同样说明，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不能当作西汉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自很显然。

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如前所说，汉人对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换，已有较为清楚的比价意识。但为什么金币与铜钱这两种货币之间，西汉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其法定比价。这或许是由金币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其中出之多种原因[62]。

首先，黄金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货币，又是商品，当它以商品形态进入流通时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可以买卖，可以作价。其价格的高低，往往受到地域，市场需求的影响，政府很难通过行政命令推行统一的价格，使金币与铜钱形成比价。

其二，铜钱在市场交易，雇值支付，借债贳贷，财富计量，赋税征收，财政收支等方面广泛使用。而金币乃主要用于大宗贸易，赏赐，馈赠，罚金等，要把它换成铜钱的场合不多，在社会上流通有限。同时，金的纯度、含量不同，价格也有不同。因而难于使之形成一定的兑换率或比价。

此外，金币是称量货币，块状形态，以斤、两进入交换;而铜钱重如其文，以枚计算，它的种类、形制、重量等常有变化。这两种货币使用时换算复杂，这也不容易使之确立法定比价。

综合以上所述，西汉武帝推行“皮币与白金”时，对这种虚假货币有过比价规定；王莽实行“宝货”制，对这一特殊货币也有过比价规定。但皆因百姓使用“不便”，通行时间很短暂，很快就被废除。“西汉黄金一斤值万钱”说，是将王莽币制当作汉制的推测和误解，与西汉的史实不合。文献、简牍中在不同时、空虽然言及到金价，但它不是讲金的货币属性，不是讲金的货币形态与另一种货币即铜钱之间的比价。终西汉一代，政府未曾规定过“行金”与“行钱”，即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诸因素决定的。

注释：

[1]《江西晨报》.2015年11月8日.

[2]《江西晨报》.2017年1月10日.

[3]《汉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页。

[4]《汉书》卷3《高后记》，第97页。

[5]《汉书》卷3《高后记》，第99页。

[6]《汉书》卷4《文帝记》，第121页。

[7]《汉书》卷6《武帝记》，第156页。

[8]《汉书》卷6《武帝记》，第159页。

[9]《汉书》卷6《武帝记》，第196页。卷24《食货志》，第1165页。《史记·平准书》：“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汉书·食货志》亦记：“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姦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取鋊。”但《汉书·武帝记》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与《平准书》、《食货志》所记不同。疑其中必有一误。引文中的“鋊”，许慎《说文》云：“鋊，铜屑也。”即磨钱漫面以取屑更铸钱也。

[10]《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9页。赤仄钱，又称“赤侧钱”。《食货志》注引应劭曰：“所谓子绀钱也。”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今钱郭见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师古曰：“充赋及给官用，皆令以赤仄。”赤仄钱贱，在当时不但百姓“巧法用之”，即使官府也往往不遵令执行。故推行时间不长，便被废除。

[11]《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9页。上林三官，究竟是哪“三官”，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均输、钟官、辨铜三官。有人认为是钟官、辨铜、技巧三官。当以后说为是，属于水衡都尉，因水衡都尉设在上林苑，故称之为“上林三官”。钟官主铸造，技巧掌刻钱范技术，辨铜乃掌铜的原料。上林三官铸钱当在元鼎四年，《通》系元鼎二年，误。

[12]《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76页。

[13]《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2-1163页。

[14]《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3页。

[15]《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9页。

[16]《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8页。

[17]《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53页。

[18]《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3页。

[19]《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54页。

[20]《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9页。

[21]《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22]《汉书》卷5《景帝记》，第148页。

[23]《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4页。

[24]《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25]晁华山：《西汉称钱天平与法码》，《文物》，1977年第11期。

[26]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27]《仪礼注疏》卷39，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1153页。

[28]《百子全书》（一），岳麓书社，1993年第223页。

[29]《百子全书》（一），岳麓书社，1993年第689页。

[30]《汉书》卷68《霍光传》，第2948页。

[31]《汉书》卷81《孔光传》，第3353页。

[32]《汉书》卷81《孔光传》，第3364页。

[33]《汉书》卷84《翟方进传》，第2424页。

[34]《汉书》卷75《夏侯胜传》，第5759页。

[35]《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36]《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450页。

[37] 黄今言：《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

[38]《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418页。供“私奉养”的渔采税、盐铁税、市税、关税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备展开叙说，请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6-171页。杨际平《中国财政通史·秦汉财政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至617页。

[39]《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65页。

[40]《汉书》卷7《昭帝纪》，第218页。

[41]《汉书》卷7《昭帝记》，第221页。

[42]《汉书》卷7《昭帝纪》，第229页。

[43]《汉书》卷8《宣帝纪》，第239页。

[44]《汉书》卷7《昭帝纪》，第231页。

[45]《汉书》卷47《文三王传》，第2211页，第2215页。《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65页。

[46]《汉书》卷53《景十三王·广川惠王越传》，第2432页。

[47]《汉书》卷47《文三王传》第2212页。

[48]《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65页。

[49]马蹄金，麟趾金是皇帝班赐给诸侯王的特殊“赏赐物”或“纪念品”，非同金饼，不是流通使用的金币，金板是刘贺的黄金储备，也非货币。见黄今言《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

[50] 胡迎建：《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

[51]《江西晨报》，2015年11月18日，A03版。

[52]《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64页。

[53]《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77-1178页。

[54]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钱律》规定:“钱径十分八寸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简文对“行金”、“行钱”做了明确规定，若对行金、行钱拒绝使用，或进行选择，便要受到处分。这说明金币与铜钱是通行货币。见黄今言：《张家山汉墓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原载《祝贺朱绍侯先生80华诞<史学析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黄氏《秦汉史丛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163-174页。

[55]《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77页。

[56]《汉书》卷2《惠帝记》，第86页。注释：晋灼曰：“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真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颜师古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钱，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晋灼、师古对《惠帝记》的注释，非是，有误。但它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少学者跟从其说，是盲从也，不足为据。

[57]《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77页。

[58]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636页。

[59]《九章算术》卷6《均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258、259、260页。

[61]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62]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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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李晓玉 责任编辑：杨文珊

编审：温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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