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赵明：试论海昏文化的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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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原载《南昌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作者赵明，版权属作者，图片源于原文。感谢赵明教授授权推送！也期待更多读史朋友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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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1956年8月生，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文旅学院副院长、高教研究室主任、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副校长，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素质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人民政府第六、七届督学等。曾在《争鸣》、《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历史教学》、《南方文物》、《南都学坛》、《史学月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合编、参编《中国古代军旅百态》、《东汉军事史》、《资政史鉴》等著作10余种。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国军事科学院重点规划项目和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以及横向旅游规划项目；曾获省教育厅、省社联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两项。

试论海昏文化的历史维度

内容提要：“海昏”是赣鄱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文化遗存，具有古越文化的历史积淀，奠定了海昏设县和封建侯国的基础。海昏侯国的建立，不仅带动了豫章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古越文化迅速融入汉文化圈，并开始产生对汉朝向心力的文化传统。在历史演进中，海昏文化不断发展、再造，将对汉朝的尊奉转化为社会对朝廷迭代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在地理上成为鄱文化和赣文化的坐标连接点，海昏文化成为历史上赣鄱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较早就体现出赣鄱文化多元性因素。

关键词：海昏文化；古越文化；赣鄱文化；海昏侯国；番

“海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赣鄱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文化遗存。如果将“海昏”作为具有区域历史特点的人文社会形态予以观照，不难发现，海昏文化是古代赣鄱地区文化遗存能够保留至今的罕见标本之一，理应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论述。

一、古越文化的积淀与海昏设县的基础

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在先秦时期，江西的原住民主体是号称“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中的干越或扬越等古越族人。百越在东南沿海的华东地区直到越南分布相当广泛，以印文陶器物类型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曾将印文陶划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和粤东闽南区等7个类型分区[2]。江西的赣鄱区几何印文陶特点鲜明，同时，赣鄱区内的商代万年文化和吴城文化，也分别显示出文化主体为古越族的不同支系。学者大多认为，赣鄱以东以余干为中心属于干越，而赣鄱以西或为扬越[3]。

商周以来，赣鄱区文化日益受中原文明影响，古越族原住民若干聚落已经出现国家雏形和政治中心，如考古发现的吴城遗址、大洋洲遗址和牛头城遗址，等等，都显示这一带存在着具有区域特点的古越族方国实体。西周中期以后，考古发现赣鄱区文化面貌渐趋一致，而且很可能有一个受封于中央王朝的方国政权[4]。

1955年余干黄金埠出土的“应监甗”和1981年陕西扶风沟原出土的“艾监”铜饰件铭刻，或许能印证赣鄱区方国臣服于周的史实，从而进一步可以推断，在赣鄱区古越原住民族早已形成国家政权的雏形，赣鄱以东的干越政权或为“应”，赣鄱以西的扬越政权或为“艾”[5]。在这些早期国家政权之下应该还控制着若干分散的聚落。春秋战国时期，吴、楚等国先后以赣鄱区作为争霸战场，并相继在这一区域建立统治据点，这里原有方国自然先后依附于大国，而勉强维持着古越族既有文化传承，直到秦统一中国，始被纳入郡县中央集权体制管理。

西周应监青铜甗（江西省博物馆藏）

研究者认为，秦朝控制的赣鄱区可能只有番、艾或余汗和南壄等2—4个县。其中，有的县还仅仅是为了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要冲而设立的[6]。因此，可以这样推断，秦统一以后，赣鄱区虽然纳入了郡县制，实际上仍有相当一部分原住民及其土地没有被中央朝廷所实际控制，而是通过古越族宗主或原地方首领施行社会管理，如原楚国番君之后吴芮就曾出任秦朝番县令。

秦朝统一仅有短暂的15年，对边远地方的统治并不巩固和深入。经过反秦和楚汉战争，汉朝重新统一以后，也不太可能迅速建立起对赣鄱区地方的全面控制，所以《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18个县并非在汉初就一次性设立，当以人口密集、交通枢纽的地区先行置县。海昏县设立当属于这种情况。

“海昏”作为历史地名，首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前63年）三月，诏曰：“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但海昏侯国在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后即被废除，第一代海昏侯未见有谥号。《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前46年）夏，又“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王子侯表》载有代宗谥号为“釐”。之后还有其子保世（谥号“原”）、孙会邑得以袭封。

会邑或经历王莽篡汉时与其他刘姓诸侯一样被免去侯爵，则未有谥号，直至东汉“建武后封”[7]。这与后文《武五子传》所载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就国豫章”，“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8]等史实可以互见。其后《地理志》才记载：“豫章郡，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馀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壄，安平。”在这里，“海昏”作为西汉郡下一级的县级行政区划出现，顺序排列在豫章郡18个县的第14位。

东汉时期，《续汉书·郡国志》注明海昏为侯国。沈约《宋书》卷一百列传第六十《自序》追述其祖沈戎“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可见，在东汉初年，海昏侯分封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一定是刘贺后裔袭封的血缘性爵位，而成为因功受赏的事功性爵号。按班固所记，东汉海昏侯国依然存在，侯爵仅为食邑于海昏县而已，跟西汉海昏侯立国时拥有自己4000户封邑的性质应有所差异。

以上情况说明，“海昏”作为一个列侯国名而首先出现，是由于班固《汉书》编撰体例纪、表在前、志、传在后的顺序所决定的。尽管汉代海昏县的记载比海昏侯国的资料更为有限。但海昏作为县一级正式行政区划，一直到南朝文帝元嘉二年（425年）才被正式废止，实际上，它所存续的时间比海昏侯国要长的多。虽然“海昏”地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不应轻率地否定其在先秦就已经存在。《地理志》所记载的豫章郡县名有相当一部分是秦汉以前既存地名的沿袭、迁徙或演化而来，如番、艾、彭泽、鄡阳、余汗等，还有一部分地名在先秦文献中是没有记载的。这些地名在秦汉之前存在与否，跟这个地方是否设县并没有直接联系。

“海昏”这一地名在先秦文献中就是失载的，具体设县的时间更不清楚。但是，历史事物“说有易，说无难”，在没有确切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能因为暂时没有发现海昏建县的确切时间而认为是因海昏侯国而得名，更不能否定“海昏”这一地名在先秦即存在。间接的证据，是可以通过分析“海昏”的词义不符合汉语语境和表达方式，需要从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角度，考证海昏所处地域的历史特点，判断其本是源于某一其他民族的语言而来。

从“海昏”词语的结构具有齐头式特征，可以推断出其来源于古越语，是先秦古越族聚落或城邑的名称[9]。豫章郡海昏县是在当地古越族原有聚落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海昏设县时应当具备必要的人口条件和物质基础，而这一条件和基础就是鄡阳平原生产力的发展和古越文化的长期积淀。

海昏作为古越文化的一个聚落，经过多年的发展，到西汉前期已经具备了设县的人口条件和物质基础，不但达到了汉朝县域税收和社会控制的条件，而且才能够在设县若干年后有4000户封邑供海昏侯开国创基。海昏县级行政区划应早于海昏侯国体制。从春秋时期古越人即已经在赣鄱地区具有文化活动算起，到南朝文帝元嘉二年（425年）海昏县治废入建昌（今永修县），“海昏”与先秦的赣鄱区的番、艾、余汗等地一样，至少具有上千年的历史。退一步说，即使从有准确记载的西汉元康三年（前63年）设立海昏侯国的时间算起，“海昏”也存在了近500年之久，距今有2000多年。

可见，“海昏”当属赣鄱区古越文化遗存。海昏文化发轫于秦汉以前，无疑属于赣鄱历史文化的范畴。

二、汉文化南传与海昏文化的向心力

就像大多数汉代县治一样，海昏设县前后的历史没有更多的文献记载，后人所了解的海昏文化属性仅仅是《汉书·地理志》上“海昏”这两个汉字而已。让“海昏”真正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则是汉废帝刘贺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就国豫章”。海昏侯国的设立是海昏文化发展中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昏侯国设立之前，“海昏”社会经济发展仍是建立在原住民古越族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仅管汉朝设县对越人的控制已经加强，越人受中央政权的影响逐渐增加，但后来纳入海昏侯国食邑的县域居民，仍然是以土著的越人为主。刘贺南迁固然有一批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随之移民，但不可能将山阳郡人口浩浩荡荡迁移到豫章。海昏文化生态主体仍然属于古越文化范畴。《汉书·两粤传》载，长沙王吴芮所辖“其半蛮夷”。汉初长沙国范围包括了豫章郡。

豫章郡海昏县、鄡阳县以东的余汗县与闽越国接壤，“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汗界中积食粮，迺入伐材治舰。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辙搜捕，焚其集聚，虽有百越奈边城何？[11]”故海昏与鄡阳平原居民一样仍以越人为主体。后人曰：“盖秦汉之世，豫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12]”不单海昏的越人势力如此，豫章郡全域越人也不在少数。

到西汉中期，也就是海昏侯国设立以后，汉文化影响渐次深入扩大，关于豫章郡的越人记载才逐步减少，直到汉末三国东吴时期，这一地区又有山越人频繁暴动的记载，说明越人在汉朝挤压、打击之下，豫章郡古越人的迁徙和汉、越民族融合的趋势，是逐渐从中心区域的鄡阳平原向周边山区的河流谷地渐次推进的。

西汉中期海昏侯国设在鄡阳平原西侧，处于平原与山地过渡的丘陵地带，在越人融入汉文化圈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加速的作用。因此，刘贺受封海昏侯就国豫章，是江西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它既是汉文化向南方梯次传播、波浪式推进中的一个小高潮，也是海昏文化推动赣鄱文化逐渐形成的重要外力。

首先，海昏侯国的设立对赣鄱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深。刘贺受封南下，给豫章郡带来北方发达的生产力，黄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蛮越”与汉人杂处的海昏。随海昏侯国受封而来的，除了刘贺家族及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政治移民之外，也不排除普通家族被随之而迁来经济移民，如《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洪州》条下所记“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即为一例。

这两种情形都是朝廷的主动行为。此外，或许还有更多的自发移民由北南下定居，使得海昏乃至豫章郡户口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增长。关于海昏侯国设立对豫章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论述，认为“海昏侯国的经营，也许对于豫章郡两汉之际启动的高水准经济开发确实有奠基意义”[13]。

其次，海昏侯刘贺“就国豫章”的文化推动影响至深。豫章郡虽有春秋末期孔子门生澹台灭明南游楚地，定居南昌，聚徒讲学，死后葬于南昌市东湖之滨传说和文化遗址[14]，但从秦汉以前到汉初，这里历史名人不多，文化名人尤其缺乏。最著名的只有番县令率越人起义的首领吴芮，次有汉将灌婴以及下层军政人物章文、罗珠、陈夫乞等，除灌婴为睢阳（今河南商丘）人之外，其余三人皆为豫章土著。

可见，尽管这一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受楚控制，但中原外来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而后，秦与西汉在这里也没有具体的文化活动展开的记录。然而，海昏侯国的设立，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原文化对豫章郡的影响不一样，是汉朝皇族核心文化圈辐射到偏远的古越文化区的开始。

从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编磬和青铜鼎等礼制性器物可以看出，汉朝效仿西周的礼乐制度在客观上已经渗透到古越文化腹地，这对边远地区的“蛮越”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影响。出土的孔子主题衣镜上的绘画和文字、竹简中的儒家著述，更是文献中从未提及的豫章文化典籍滥觞。数量巨大的金器、钱币，成套的漆器、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等，都具有汉文化风格和特点，大多数都是刘贺从故昌邑国带入海昏，作为输入豫章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以海昏地域为中心，以学习汉朝贵族文化为最高目标的文化特征，使古越文化迅速融入大汉文化，从而实现海昏区域的文化融合与转化。

从这以后到东汉，文献记载梅福、何汤等豫章历史名人陡然增多，尤以儒家文化名人比例大大提高。史载东汉豫章儒家人物开“节义”风气之先[15]，如与海昏文化中皇家贵族的“大刘”气派联系起来，就绝非偶然了。海昏侯国的设立在汉文化南传中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海昏侯国对地方文化产生的向心力影响至深。海昏文化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古越文化在汉朝贵族文化的直接作用下，由边郡民族文化向中央上层核心文化看齐意识传统的发端。从海昏侯墓中发现的木牍残片和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酎黄金一斤”金饼证明，刘贺来到豫章的第一年，便不断向朝廷上书要求赴长安朝觐、向皇帝和太后请安[16]，虽然遭到朝廷无情的拒绝，但这一举动对于过去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地方古越宗帅而言，自然会产生心甘情愿臣服朝廷的强烈示范效应。海昏侯国与中央朝廷的联系互动，有力地加强了地方区域文化的向心力，开始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化的基本走向。刘贺去世后，大汉朝廷为海昏侯举行了隆重的贵族葬礼，规制庞大的海昏侯墓园和刘氏皇族奢华的陪葬，会让相对封闭、落后的越人大开眼界，更感觉自惭形秽，从内心开始萌发出融入大汉文化强烈愿望，这也就顺理成章。元帝重新分封刘贺后裔为侯并传至后世，再次强化了赣鄱之滨莫非汉臣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比之军事的征服更为深刻和持久，对后世赣鄱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起到了示范、引导性作用。

海昏侯墓出土墨书金饼

三、海昏文化再造与朝廷迭代的社会心理认同

仅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和西汉王子侯属地的海昏，在南朝刘宋时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海昏侯国产生的文化影响并没有随之消亡，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和表现，顽强地在赣鄱大地不断唤起海昏曾有的历史记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汉朝已经失去了在海昏地域实际控制力，只剩下对海昏故事的追溯和对大汉王朝的憧憬。

从东汉末年开始，赣鄱区域主要为东吴势力范围。在孙氏政权的严厉控制之下，原来“依阻山险、不纳王租”古越后裔，被迫“帅之赴役”，为孙吴割据战争提供劳力兵力，甚至被东吴统治者用武力夺其田产、山林，强力纳入东吴郡县编户，在赣鄱地域引发广泛、激烈而持续的山越暴动。根据记载，这一带山越暴动人数，动辄上万人，甚至数万家，累计人数竟在三四十万之众[17]。其中，海昏是山越活动的重要据点。

“海昏有上遼壁，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18]”海昏上遼（一作“上缭”）壁聚族而居，拥有宗族武装，户口众多。《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记载为：“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大量的劳动力聚居，必然占据大量土地、山林等资源维持生计，同时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同传裴注引《江表传》言刘勋“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 空壁逃匿, 勋了无所得。”可见，海昏上遼壁与北方坞堡是同一类型由“宗帅”统领的土著军事性大地主庄园。

经过两汉对海昏近400年的经营，古越后裔的传统家族社会体制并未打破，他们仍旧保持着古越族基本习俗和社会组织，相守为堡，相依为命。当汉朝以温和地、渐进地文化渗透方式进入越人居住区，“蛮越”长老、土著“宗帅”对大汉气度恢弘的羡慕和向往，使得汉文化与古越文化得以平和地融合转化。

当东吴政权以统治者自居对“蛮越”宗族横征暴敛，并使之纳入编户齐民，贡赋服役，原来海昏文化中对汉文化的向心因素，很快就变成对东吴政权的反抗心理。在这一心理因素驱使之下，包括海昏在内的赣鄱土著族群首领，为维护自己原有的权益，以大汉海昏后裔自居，与东吴分庭抗礼，自然符合历史的逻辑。

在东汉三国以后的一些文献中，除了仍旧偶尔有关于“海昏”的记载外，还开始出现“昌邑王”、“昌邑城”等字眼。如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记》：“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海昏侯就国，筑城于此。[19]”《水经注》：“其水东北经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辙愤慨而还，世因名焉。[20]”昌邑城之名一直流传至今，遗址在今南昌新建区昌邑乡游塘村。这一名称不太可能是刘贺就国豫章筑城时的命名，就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铜豆底座上所铸“南昌”二字，也不太可能是“南昌邑”的缩写一样，刘贺不会冒着违抗宣帝旨意的风险，在海昏侯国公然号称昌邑王。

他以废帝身份在被软禁在山阳郡昌邑故宫时，被张敞称为“故王”尚情有可原。封为海昏侯迁徙到豫章郡，显然是朝廷刻意的安排，岂能由其自己称王？史载，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曾“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刘贺回答“且然，非所宜言”，即被“削户三千”[21]。他怎敢以故“昌邑王”的身份公开表达心中的不满？这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牍上一再自称“南藩海昏侯臣贺”多次表达对目前身份的认可，也足以得到证明。

从文献记载时间判断，昌邑城的名字很可能是在汉末三国时期，海昏侯国随着东汉政权消亡被废后出现的。这个后起的以“昌邑”命名的城池、相关地名及其传说，不仅仅是汉末三国时期海昏侯故事历史记忆的再现，它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已经融合进汉文化的越人宗帅，借着追溯海昏侯到昌邑王的历史，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将本不属大汉子孙身份的土著，通过讲述海昏故事，把海昏侯国旧址，营造成纪念昌邑王显赫身世的文化载体，把自己贴上海昏侯国和昌邑王国臣民的文化标签，标榜正统汉家血脉，以便在反抗东吴的暴动中取得文化上的主动。

豫章、鄱阳的山越反抗东吴统治的暴动一段时间以来此起披伏，汉献帝建安八年（208年），“山寇复动，（孙权）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建昌，太史慈领海昏，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讨山越悉平之。[22]”自东汉建安初年开始，至东吴永安末年（264年），这一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暴动和镇压，盘踞在海昏等地的旧部宗帅坞堡壁垒才被基本铲平，聚族而居的山越势力大大削弱，他们被纳入郡县管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编户齐民。

从文化上说，这些古越族后裔也进一步融入江东更为成熟的汉民族文化之中，海昏人也随之失去了以汉朝正统贵族自居的文化优越感，海昏文化仅存古越蛮夷的印记和大汉遗绪的余晖，日渐成为正在逝去的历史，不时在后世的神话传说中折射出耐人寻味的星光。

例如，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记》有关于吴猛杀蛇的故事：“永嘉末，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辙吸取，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蛇死而蜀贼杜弢灭。[23]”这一故事在唐宋以后的道教经典中多有演绎，如《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吴猛真人传》中更具体记载了吴猛杀蛇的地点在“建昌县上遼江畔”或“海昏上僚”。吴猛事迹最早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但未载“吴猛杀蛇”，而称其“性至孝”。

《晋书》将其归入孝行，因“恣蚊饱血”的故事而成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吴猛的具体事迹在史书中难以考究，在传说中常混淆抵牾，难得真相。斩蛇虽系传说，亦放映出“蜀贼杜弢”战败豫章的历史影子。

所谓“蜀贼杜弢”即西晋末年流民起义领袖。永嘉五年（311年）杜弢在流民的拥戴下，自称梁、益二州牧，率流民军攻破荆、湘诸郡县，于次年底进入江州，并在赣鄱北部周旋征战，多次大战寻阳，曾遣其将杜弘、张彦入海昏，与临川内史谢摛激战，摛战败而死，杜弢遂攻陷豫章，焚毁城邑，迫使晋军退保庐陵。直到建兴三年（315年）才被陶侃镇压下去。

吴猛杀蛇的故事与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具有一定的史实象征涵义。吴猛以孝行之名扬天下，并与许逊一起成为净明道崇拜的偶像。这一派道统在某种意义上说继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文化，忠孝成为传道的最高目标，可为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

作为海昏文化效忠力量的对立面，吴猛杀蛇神话中有两个形象，即蟒蛇和杜弢。一般以为蟒蛇即杜弢的化身，有的《豫章记》辑佚本记述吴猛的话，说蛇即“蜀精”。然而，蜀文化的象征并不以蛇为主要代表。蛇在闽、桂、粤等地占据着重要的文化象征地位，具体而言，或与这些地方的古越族图腾信仰有密切关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南蛮 ,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也。”已故陈文华教授早年曾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发表《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一文，认为“至青铜时代，几何形印纹硬陶装饰上，更加表现出与蛇身花纹或形态类似的特征。如回形纹、三角形纹、圈点纹、方格纹、曲折纹等，都可能是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几何印纹陶的赣鄱区古越文化中也应有较深的蛇崇拜成分。

因此，海昏的吴猛杀蛇，其寓意应该与“李寄斩蛇”的故事一样，实质是汉人上层移民清除越人信仰的一种反映[24]。神话确立吴猛杀蛇的正面形象，自然是晋统治者的化身，而蛇则是西晋的对立势力。传说中长十余丈的蟒蛇，或许象征着少数对非刘氏政权仍抱抵制心理的上缭山越遗民宗帅，他们明里暗里和蜀地流民杜弢勾结配合，妄图恢复被东吴、西晋夺去的旧日辉煌。随着杜弢的失败，这一企图化为乌有，而吴猛杀蛇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独立的古越文化影响在海昏基本消失，只有部分古越族的民俗、信仰和艺术形式可以杂糅于赣鄱文化系统之中。

由此可见，经过汉末三国的分裂动荡，西晋的短暂统一，对海昏文化的影响，是进一步确立了土著越族居民将对汉朝的尊奉，转化为社会对朝廷迭代的心理认同。无论上层政权如何更替，地域内部的古越文化残余，不可能再借助大汉皇族的声威，恢复古越传统的心理防线，而必须紧紧依靠现时中央朝廷抵御任何来犯之敌。吴猛杀蛇的神话，反映出这一地区在三国东吴的动荡时期，海昏人所依附于汉朝皇家贵族的文化光环已经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对新统治者的俯首尽忠，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重新显现，只不过海昏余绪不再是大汉贵胄。海昏文化经过再造，体现的是一种“虚幻共同体”的血族关系[25]，代表着赣鄱区域社会对汉亡之后短暂统一政权的心理认同。

四、海昏文化在赣鄱文化系统中的坐标含义

严格来说，赣鄱区的文化系统并不是独立的体系。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判断，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商周时期，除了今天赣江流域和鄱阳湖东、西部区域文化有不同的特征之外，赣江上游地区不仅在地理上自成单元，而且其文化特征与赣江中下游文化均存在着较大差别。这似乎表明，赣江上游的章江、大庾岭地区的古居民和岭南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另外一支古越人[26]。

春秋战国时期，赣鄱区又成为楚、吴拉锯战争的战场，相对吴、楚、齐、鲁、秦等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而言，赣鄱区受到中原和周边文化的熏陶，加之“百越”文化的分散性，这一区域长期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形态。直到秦汉一统后很长时间，这里仍然是中央政权与闽越、南越交界的边郡，古越文化与中原及其周边文化交织穿插在一起，而受楚文化影响较深，但赣鄱区的越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大汉文化。

由于赣鄱水路交通发达，长期以来，南北交流便利，因北方流寓南方的人口大多经此孔道而来。汉宣帝封刘贺海昏侯，是否考虑其人口、家产众多，可以依靠舟楫之利长途运输，才选择封他到豫章郡，以便迅速就国，也是或未可证的因素之一。总之，上溯先秦乃至秦汉，赣鄱区始终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化形态。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江西学界掀起营造“赣文化”的热情，这对于振兴江西固然重要的文化意义。然而，以“赣文化”作为江西全域文化，在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概念。江西全境以赣作为简称出现很晚，以“赣”代表的文化，大致在以今赣江中、上游地区[27]。“赣文化”的概念成了现代江西文化的代名词。当年“赣文化”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江西行政区划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文化形态展开，而难以揭示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形态体系和独特内涵。

有学者认为，“就名称而言，江西文化还可以称为‘赣文化’，‘赣江文化’、‘赣鄱文化’”。理由是，近代以来，江西简称赣，赣江是省内最大的河流，纵贯南北，中分全省。北部的余汗、中部的新淦和南部的赣县三个古县，都有与“干”同音的地名，很可能与古代的干越族或干吴族有渊源关系。另外，赣江—鄱阳湖水系涵盖了全省 93.96%的土地面积，是一个完整的流域水系，“滋润发育起来的千万个城镇乡村，形成千万个文化单位，汇合而成这个地域的文化”；“不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如何变化，鄱阳湖水系却是不变的，因河流而带动的经济文化联系依旧顺其自然地进行着。

所以，称为‘赣鄱文化’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达出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故“江西地域文化即是‘赣鄱文化’”[28]。这些对江西文化渊源的阐释无疑是具有历史眼光的，但也反映出江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然而，如果以“赣文化”或“赣江文化”来概括古代江西区域的文化特征，显然还不能将今天鄱阳湖区域的文化发生发展包括在内；而仅以赣江—鄱阳湖水系为依据，来阐述“赣鄱文化”，又忽略了对赣江下游水系变迁和鄱阳湖到宋代才完全形成的客观历史[29]，故应对“赣鄱文化”的内涵重新作出历史的审视。考古学的赣鄱区概念也是依据赣鄱水系流域而产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鄱文化却是源于古番国。

“赣鄱文化”不仅要从赣江—鄱阳湖水系进行阐释，更应该从鄱文化的历史高度予以理解，这一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才能够得到更为准确的体现，这是论述赣鄱区域内地方文化形态和特点的前提之一。随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赣鄱文化的内涵研究，尤其是鄱文化研究，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鄱文化比赣文化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30]。这些更为冷静和理性的思考，有助于理清江西历史文化的脉络走向，对剖析赣鄱文化的本质有重要启示。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更与出土文物难以印证，赣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很多待解之谜。关于赣文化深入讨论还有待时日，但所涉内容已有较多论列，兹不赘言。从历史记载而言，鄱文化的发展似乎比赣文化成熟。如果按发展顺序来说，江西历史文化应该称之为“鄱赣文化”。鄱文化在地域上应包括赣江下游流域和今环鄱阳湖周边区域。这是江西历史上最早开发、古代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最先发展，与江西北部开放的地理环境并与江淮地区的联系、交往有密切关系，这有别于赣东、南、西部较为封闭的山区地理特征。

鄱文化的“鄱”，上古原作“番”或“潘”。古国“潘”之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六年(前504年)，“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帷子及大夫七人”。《史记·吴太伯世家》作“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史记·楚世家》云：“吴复伐楚，取番。”关于古番国和楚国番君的地望，根据文物考古和出土简牍的研究，学者多认为在淮河以南，今河南固始一带[31]。

但此番君与秦番县、汉鄱阳究竟是何关系，跟史书记载对照，仍然疑云密布。有学者推测，始受封的鄱君或本为吴人，家族以国为氏。吴亡后入仕于越，在越人中颇有影响。越亡于楚后，楚封其为鄱地的封君，并以之安抚和控制失国的吴越贵族和百姓。秦灭楚后，鄱君被任命为秦番县令。秦末黥布和吴芮起兵反秦之时，其活动地域不出今淮河上中游一带，所以秦番县当在固始楚鄱君封地附近[32]。

然而，河南固始一带的地貌与文献记载的番邑和楚国战败潘子臣被俘地所在环境颇不相符。钱穆曾言：“番阳，今江西鄱阳县治。从邑为‘鄱’，从水为‘潘’，指江水盘旋成渊处，即‘彭蠡’也。最先所指应在江北。[33]”潘即使位于江北，其地水资源当十分丰富无疑。《左传》、《史记》所载番邑之役中作战主力为舟师，即说明了这一点。但河南省固始县地处岗川相间、阶梯地貌的信阳地区，属于由桐柏山、大别山构成的豫南山地，也有丘陵和平原，域内史河等为淮河流域水系支流，属于山区型河道，水浅流急，落差较大，几乎没有可以展开水战的条件。

所以，春秋末年的番邑之战不太可能在固始一带进行。如何解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之间存在的矛盾？合理的逻辑是：潘国故地本就在长江中下游水面开阔之地，吴败楚舟师在江水与彭蠡泽附近，潘子臣被俘后，迁于今固始一带。后经过越灭吴国、楚灭越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34]。楚为了控制越人，利用吴、越世仇矛盾，将所封吴后裔的番君迁回潘国故土，以管理彭蠡越人聚居区，作为安插在楚国本土和新占领区之间的一种防御措施。而番君则利用这一身份，逐渐在越人中建立了影响和威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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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永吉：《史记索隐<“鄡县”地名校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第12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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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吕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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