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黄今言：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下）

本文作者黄今言，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秦汉史研究专家。

五、军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不少，仅中国军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十七卷，20册，每个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军事史》，共七章，对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代军制、国防、拓边战争、秦末农民起义、秦代军事思想和人物等进行了论述。陈梧桐、李德龙等的《西汉军事史》，共十章，对楚汉战争与汉初的富国强兵方针、巩固统一的战争、边防建设、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当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作了阐述。黄今言、邵鸿等的《东汉军事史》，共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以及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篡体例。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一）战争史：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背景、过程、性质和特点、作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各种文献资料和汉碑、汉简中有关农民战争的记录，汇集成册，资料系统，兼有考证，是一部有价值的材料书，便于利用。

战争史的论文很多，大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统一战争等，学界都有过论述，例如：赵锡元《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蔡行发《试谈“楚汉战争”》（《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上、下（《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2期），胡崇为《黄巾起义口号中的“黄天”涵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近几十年来，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军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论著有，熊铁基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士兵、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论列，对文献资料有系统梳理和诠释，不乏新意。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军事统御机构、兵员征集、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军兵种与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给养与转输、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试图阐明当时军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力求在内容构建上有所创新。

军制的专题研究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局2008年版）。二书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层次、全方面的探讨。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以来长期耕耘的力作，影响较大。廖伯源的《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共收论文六篇，对汉代的皇宫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楚汉相争等分别作了论证。该书文献功力扎实，独具卓识。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专栏论述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事建制、监军制度、军事法制。有些地方在观点上虽然与前人之说有重复之感，但史论结合，论述较为缜密。也不妨一读。

军制史论文较多，例如：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臧知非《秦汉“正卒”辨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他的《汉代行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文史》2002年第1期），胡宏起《汉代兵力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等。散见各种刊物的文章不时可见。

（三）军队后勤保障：近期受到学界关注。上官绪智的《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于2004年网上公示），共七章，对秦汉时代的军械生产与武器储备，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管理，衣粮草料的供给与军资转输，通讯基础设施与军事信息传递，军队伤兵员的医疗与药物补给，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以及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特点和作用等，做了详细具体的论述。资料丰富，在理论构架和观点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诸刊物的论文有：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何双全《〈烽火品约〉诠释》（《考古》1985年第9期），唐志拔《秦汉时期的兵船》（《舰船知识》1988年第1期），庄春波《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范学辉《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王树连《秦汉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这些成果皆为务实之作，注重时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学、兵书：近十几年来，学界对秦汉兵文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万进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颇具功力之作。近期又见邵鸿的《张家山汉简〈蓋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三章，内容包括蓋庐研究，蓋庐释文，蓋庐注译。该书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其思想内涵的阐释方面多有创获，值得关注和重视。相关论文有：黄朴民《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西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简〈蓋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李家浩《读张家山汉简〈蓋庐〉箚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东《张家山汉简〈蓋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战国秦汉时代的兵书不少，有些问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成果众多。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多部著作，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二十四章，对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汉后期刘向、扬雄及东汉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思想，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作者独自的观点，在理论和观点上不无建树。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汉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问题分为20余个专题进行论述，不囿陈说，注重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有较高学术价值。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二十一章，对秦汉时代的政治局势、思想融合、思想特点等等有较好的阐述。系统论述了当时400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对陆贾和贾谊、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也是近年来秦汉思想史研究难得的力作。

这方面的论文也多，例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金春峰《汉代思想绪论》（《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陈学凯《论先秦两汉天君同道观》（《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周桂钿《评董仲舒大统一思想的功过》（《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黄朴民《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年第4期），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刘泽华《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学术研究》1993年第2期）等，均为较好的上乘之作。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充实，书名改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在全书结构分为两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详细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该书溯源追流，见解独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研究的结晶。此外，还有吴光的《黄老之说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杨有礼的《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其中所论对人多有启迪。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维华《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彭正穗《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经济研究》1984年第5期），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等，不无新意。

（三）经学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经学、诸子、儒家思想的学者不乏其人。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他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八章，前四章，以时间为序，分论礼乐制度、礼学活动及重要礼学家的思想与影响；后四章，实为专题论述。作者就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等进行了论述。该书引进政治文化概念，重点放在《春秋》对汉代政治演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独到之见。曾振羽、范学辉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文化、经学三个方面，发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实内涵，指出它强调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儒士政治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义思想。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自成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论证严密，考辨精审，有些问题纠正了前人之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对汉代的经学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相关论文有章权才《论西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年第2期），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黄开国《汉代经学博士考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董平《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马宽亮《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新成果。

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过程。认为在该时代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思想上是百家齐鸣的繁荣和结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实，颇具新意。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对秦汉时期教育与经学、哲学、宗教、风俗、杂技、艺术、乐舞、美术、体育、中西文化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论列，并附有秦汉文化大事年表，材料丰富，简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讨论了十二个文化区的人文风俗特点；中编“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历史基因”，对人才的区域分布、乡土意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编“秦汉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对统治者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进行了总结。该书对区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较好的研究，是开创性的著作。张文立、宋尚文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诸子学说在秦之探赜”，下编“秦学术之各门类探赜”。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啓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意迭出，有学术品位。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十五章，对秦汉时期统一格局之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贯彻始终。作者对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的官学、私学、学校中的师生、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当时教育的地域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伦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学制研究推进了一步。

所见相关论文：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林剑鸣《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和他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汉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江铭《两汉地方官学考论》（《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韩养民《秦汉文化先成机制反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七、简牍整理与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后公布了江陵凤凰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里耶秦简、长沙汉至三国吴简等重要简牍、帛书，数量达几十万枚之多，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简帛的相继问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多方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简牍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列举如后。

（一）睡虎地秦简：1978年文物出版社刊布《睡虎地秦墓竹简》后，学界有大批研究成果问世。高敏的《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全书由二十篇论文组成，就《编年纪》的性质、秦的官制、土地制度、徭役制度、赐爵制度、租赋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户籍制度、廪给制度、上计制度、传递文书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构、设置、封堤、管理制度等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论及广泛，包含了秦简各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秦简的系统整理、爬梳、疏证，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见解，是研究秦简的综合性专著。饶宗颐、曾宪通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秦简《日书》中（奕）字含义探源”、“秦简《日书·岁篇》讲疏”等。该书见解深入，独具卓识。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岳鹿书社2000年版）和王子今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二书，也对《日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广泛吸收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日书》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反映了作者的治学功力和严谨学风，是优秀的古籍整理作品。陈振裕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守中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和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三书，是秦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无价值。

     此外，台湾学者也有多部研究秦简的专著，例如：佘宗发的《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勾摭》（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四章，除绪论外，对秦简与诸子关系、秦简反映的制度等作了论述，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傅荣珂的《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秦之刑律的历史渊源，刑律内容及其对汉律影响等作了论述，着重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化疏理。徐富昌的《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分五篇十六章，篇幅较大，但着重是对前人成果的综述。吴福助的《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甲、乙两部分，甲部为论著，由秦律的特征探析、《语书》校释、《语书》考证、《为吏之道》论考、法儒道思想交融现象剖析、秦时牛耕新证等组成；乙部为资料评价，由秦简十四年研究述评及秦简拟议等组成。该书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水平和研究造诣。

研究秦简的论文甚多，主要有：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文史》第8辑，1980年），张政烺《秦律“葆子”释义》（《文史》第9辑1980年），黄贤俊《对云梦秦简中诉讼制度的探索》（《法学研究》1981年第5期），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裘锡圭《<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商榷》（一）（二）（《文史》第13辑，1982年），李解民《睡虎地秦简所载魏律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吴树平《从秦简<秦律>看秦律律篇的历史渊源》（《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邢义田《秦简简牍与帛书研究文献目录》（邢著《秦汉史论稿》大东图书公司1987年），蔡饶洁《<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补正》一、二（《文史》第29辑1988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彭浩《秦<户律>和<具律>考》（《帛书研究》第一辑，1993年），吴振武《古玺和秦简中的“穆”字》（《文史》第38辑，1994年），陈公柔《云梦秦简出土<法律问答>简册考述》、《云梦秦简出土〈封诊式〉简册研究》（《燕京学报》新二、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7年），李学勤的系列论文《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秦律与周礼》《秦简与〈墨子〉守城各篇》《〈日书〉中的〈艮山图〉》《〈日书·盗者章〉研究》（均见李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些都对秦简注释、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居延汉简：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居延汉简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例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收录了最早发现的一万枚简牍的全部照片释文，并附有中文考古发掘报告。该书对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释文的一些错误，作了不少更正。

谢桂华、李均明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所录简文，以《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为底本，如《甲乙编》释文无误，乃照录，若《甲乙编》释文有误，则予以校补和更正。这样的工作结果，对《甲乙编》仍存在的错释、漏释作了进一步订正，校正2000多枚简的释文，较前多有创获。甘肃文物考古所编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中华书局，1994年版），收录了破城子、第四燧等地出土的汉简7933枚，对其做了释文和图版。除肩水金关的简牍目前尚未公布外，总的来说，对居延新简的整理是有成效的。

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发掘遗迹、实物及简牍图版、简牍释文、简牍内容考述、索引等，功不可没。孙家洲主编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汇集各方面意见，对《额济纳汉简》的释文作了进一步的校正，纠正了不少误释，增强了资料的可靠性。

除了对居延汉简的整理、校勘外，还有许多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问世。其中突出的有：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全书由多篇论文组成，重点探讨了汉代的边郡组织、防御系统、烽火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汉简的总结性成果，有重要指导意义。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分三十九目，对居延屯田性质、烽燧方式、戍卒来源、俸钱与口粮、边郡都尉、官吏考绩、邮驿制度、名籍制度、天田制度、上计制度、秋射制度、直符制度，居延物价、戍卒日常生活，以及名爵、社祭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订。该书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被学界广泛应用。薛英群、何双全的《居延汉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二部分，一是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二是简文注释。该书从大批简牍中选择了两百多枚较为典型的新简进行注释，虽然不能反映居延新简的全貌，但对推动当时汉史研究起有一定的“救急”作用。薛英群的《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共八章，在“绪论”章中，首先对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及整理情况作了介绍。然后，分章对居延地区的烽燧遗址、调查与发掘、简牍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军事与防御、科技文化等做了全面阐述。其中对边郡的守御器备、邮驿、符传、簿籍、医药医疗的论证尤为精审。该书是研究居延汉简第一部“通论”性专著。沈刚的《居延汉简语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以词条笔画为序，将居延汉简中的语词汇集成册，介绍了同一词条各家的不同诠释，是一部有参考意义，使用方便的工具书。

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甚多，值得关注的有：裘锡圭《汉简拾零》（《文史》第12辑，1981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一、二、三、四、五（均见《人文杂志》1982—83年），于豪亮《居延汉简校释》《居延汉简从释》《〈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校》《居延汉简中的“省卒”》（均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均明《居延汉简“南北啬夫”解》（《文史》第14辑，1982年）、《居延汉简“变事”解》（《文史》第27辑，1986年）、《居延汉简“適”解》（《文史》第32辑，1990年）、《汉代屯戍遗简“葆”解》（《文史》第38辑，1994年），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居延烽火考述》，吴礽骧《汉代蓬火制度探索》，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边亭》，任步云《甲渠侯官汉简年号朔闰表》（均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还有薛英群《居延汉简职官考》，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张俊民《〈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经济考略》（均见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都是研究有素的高质量成果。

（三）敦煌汉简：自本世纪初以来，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塞烽火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竹、木简牍达2480余枚，经过长期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吴礽骧、李永良的《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1至1538号（枚），系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由编者径作释文；第1539至2484号（枚），系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是根据现有图版和各家释文校释的，凡诸家释文有误者，则根据图版及其他资料予以订正，而诸释互异或有疑者，乃均出校注。另外，还附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火遗址发掘报告》。该书对研究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乃至西汉时期西北边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等，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胡平生、张德芳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简文共分五类，即：诏令、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经济与地理类；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典籍文化及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等。该书辑录选取了悬泉汉简（含帛书）的部分精辟资料，分类编排，重新进行了校释、订正、标点和考证，另附有四篇论文。这对研究汉代邮驿交通，政治法律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所见的论文有，何双全《敦煌汉简释文补正》（《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第4辑），张俊民《散见“悬泉汉简”》（《敦煌研究辑刊》1997年2月），甘肃文物考古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等，还有一些方面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四）张家山汉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内容。这批简牍的发现，学界倍加关注，拿出了不少研究成果。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二书，全面阐述了张家山汉简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的“研究篇”对《引书》的主要内容、导引术式、导引源流及其和道家的关系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注释篇”则就原文有疑难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澄清了不少误解。该书多有创获。彭浩的《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对《算数书》作了详细注释，并对其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审的研究，是一部《算数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上、下篇，该书对《二年律令》原有注释过于简约或注释存在失误之处，作了补充和订正，做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他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共四章，重点对刑事法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意迭出。

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研究汉史的成果甚多，除前面列举的外，论文方面还有：李学勤的《<奏谳书>解说》上、下（分见《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谈张家山汉简<行书律>》（《文物》2002年第9期），张建国《关于汉简<奏谳书>的几点研究及其他》（《国学研究》第4卷，1992年），李均明的系列论文，包括《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汉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文史》第3辑，2002年）、《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张家山汉简所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高敏《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和作用》，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的政治制度》，徐世虹《对汉代民法渊源的认识》（均见《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人口管理的法律》，南玉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法原则》，崔永东《张家山出土汉律的特色》，张建国《论西汉初期的赎》（均见《政法论坛》2002年5月），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等等，都是富有创见的论文，有学术价值。

（五）尹湾汉简：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涉及西汉后的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户口、垦田、武库及上计制度等内容。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尹湾汉墓简牍》后，海内外学者高度重视，通过研究，成果丰硕。代表性的论著有廖伯源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全书由六篇论文组成，包括“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该书考订严密，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研究尹湾汉简的论文，近几年陆续刊发，例如：藤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释》（《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月）和他的《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刘乐贤《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高敏的系列论文，包括《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及《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分见《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3期）、还有他的《<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5月），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的户口统计》（《历史研究》1998年5月）和他的《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朱绍侯《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5月），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月），卜宪群《尹湾汉简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等等，都是较好的研究成果，对学界有启迪意义。

以上仅从七个方面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秦汉史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只能说是一个“概述”。主要目的是出自教学需要，同时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学术信息和研究动态。

《秦汉史文存 》 

黄今言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

最后，谈几点展望

总观近三十年（1980—2008年）来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无比高兴。在这里，对今后的研究谈几点展望。

（一） 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

目前，存在“淡化”理论的倾向。有的文章只满足于对材料的搜集和简单归纳；而对问题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入追索，就事论事，只见树木，看不见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论升华和理论支撑；有的文章，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甚至出现观点错杂和混乱。今后，我们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加强史学理论建设，重视理论建树，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学。

（二） 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从现有情况看，学界对东汉史、科技史、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以及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显得有些冷淡，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研究。同时，有关秦汉社会的性质、特征、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尚未突破，望能加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先通后专，通专结合，从而拿出更多贯通性、高层次、反映历史规律的优秀成果。同时，要更加关注与社会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和“借鉴”，做到“经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宫廷秘史及低级消沉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我们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总结历史上有启示作用的经验教训，弘扬先进的思想文化，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

（三） 提倡精品意识，讲究质量

当前不少文章，选题没有新意简单重复，追求数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气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期望今后能转变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精品意识。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在于创新，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体现了“新”的标准，具有原创性，开拓性，是精品之作。但还不够，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多的精品成果问世，供人民分享。当然，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是无根据的任意发挥、标新立异。而是需要积累，需要坐冷板凳，“金字塔”不时一天造成，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乐于投入，勇于探索，崇真求实，开拓创新。

（四） 需要大力开展学术争鸣

关于学术争鸣和学术观点交锋的空气，现在不是很浓。检索出版目录和论文索引，每年有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刊发，除少数几例有学术商榷文章外看，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有观点交锋，很少有学术争鸣。书评也往往变成廉价的颂词，只说好的，不言其弊。看来，今后开展学术争鸣十分必要。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辩难中才能发展。在学术上额坚持百家争鸣，提倡思想交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提高论著质量，批判不良学风，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建议有关部门，今后办一个《史学评论》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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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杨

责任编辑：张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