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变：中国从君臣共治走向君主专制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提出：
中国的政治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汉唐两宋，是文官跟皇帝共治天下。
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君主专制，不过是开明的专制。
后一段是元明清，这时候才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个转变，被称为宋元之变。
从南宋到元朝，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在政治制度上，古代的君主制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从开明的专制，转向了绝对的君主专制。
01
汉唐两宋的共治天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威震四海。
秦始皇以为只要下面有一批听话、好使唤的小吏，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但是，秦朝二世而亡，让汉朝的皇帝明白了，光有治理术不够，还得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汉武帝开始，开始重视儒家，兴太学，实行五经博士制度。
文官制度，成了皇权的行政支柱。
文官政府的头就是宰相。
汉代以前，宰相是私臣，君主的家事和国事，公私不分，都是宰相这个大管家来打理。
汉武帝之后就不一样了，国事和家事分开了。
家事主要是皇帝自己管。
宰相率领文武百官执掌朝廷。
重大决策由皇帝拍板，政府管理由宰相实施。
这种划分君权和相权的方式，有点像现代的企业管理。
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
宰相的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
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就有规定，军国大事，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宰相有权决定是否同意颁布，盖上宰相印，皇帝的命令才生效。
所以，历史上常常发生宰相拒绝副署、退回皇帝诏书的故事。
02
一起打江山，一起坐江山
汉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学学秦始皇，给自己留有更大的权力呢？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啊。
主观原因是为了长治久安，需要跟大臣们分享权力。
客观原因，是皇帝权力受到大臣们的掣肘。
在汉唐两朝，士大夫背后还有功臣家族和门阀势力撑腰，君主对他们也有点奈何不得。
汉朝的天下，是刘邦跟一群兄弟打下来的，刘家想独吞，这可说不过去了，惹毛了军功集团，他们还能政变换皇帝呢。
唐朝的天下也是如此，关陇集团是李唐起家的基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也是关陇集团在背后策划的。
在客观上，皇帝必须得跟大臣们分享权力，因为这权力都是大家一起抢过来的嘛。
到了北宋，虽然世家大族衰落了，但宋太祖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杯酒释兵权，要制约武将，就要重用文官，尊重士大夫。
北宋的君主，大都开明大度，对读书人礼让三分。
这要感谢宋太祖留下的好传统。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要提拔某个人，太祖不喜欢他，拖着不批。
赵普不高兴了，批评皇帝说：“赏罚分明是古往今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个人好恶来定夺？”
皇帝还是不理，走开了。
赵普急了，追上去，不肯罢休。
太祖自知理亏，竟然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
宋太祖曾经立下一条规矩：不杀大臣和言官！
宋代的士大夫地位都很高，哪怕皇帝再不高兴，顶多也是流放，而不是砍头。
宋朝的君臣关系，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大都符合儒家的圣君贤相标准。
03
元明清的绝对君主专制
可惜的是，这种共治的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华”。
崖山一战，南宋的残兵被蒙古大军全部歼灭。
很多人认为，中华文化从此断绝。
这个说法未必准确，因为元代以后，中华文明依然还在延续嘛。
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宋朝灭亡之后，士大夫跟君主共治天下确实终结了。
崖山之战，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节点，这就是宋元之变。
在元代以前，不管是功臣集团、世家大族还是土大夫，总有一种势力可以跟皇权抗衡。
但是，崖山之后，这种势力不存在了。
这当然跟蒙元的异族统治有关。
元朝的统治者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中亚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是可靠放心的阶级，而汉人即使做官，也不能担任正职。
至于宰相大臣，更是轮不上了。
蒙元皇帝是说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容许有士大夫和大可汗共治天下？
不过，元朝开创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却不懂得如何把它制度化。
真正让它变成一套制度的是继之而起的明朝。
别看明朝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朱元璋在政治上继承的却是元朝的绝对君主专制，而且将它制度化了。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变。
士大夫能够跟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相权。
如今，宰相没有了，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
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没有能跟皇权相平衡的相权。
明清的官员，不要说权力，连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
宋太祖曾经定下“不杀大臣”的祖训，所以宋代士大夫有安全感。
到了明朝，朱元璋把读书人看成奴才和家畜。
他稍不满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
04
明朝士大夫们用生命抵制皇权专制
回过头来看秦汉到明清的历史，非常令人感叹。
皇权越来越集中，文官的地位越来越低，成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之后的总趋势。
这一点，从君臣见面时所行之礼就可以看出来。
汉代的丞相面圣，皇上必须起身相迎。
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请坐赏茶，君臣在一起坐而论道。
到了宋代，宰相在君主面前，只能毕恭毕敬站在那里，叫作“立奏”。
明朝呢，从首辅到文武百官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
皇帝这么厉害，明朝的士大夫是不是都给吓坏了呢？
到了明朝儒学发展出阳明心学，给士大夫很大的精神鼓舞。
明朝士林当中，竟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谁给皇帝提意见，提得越尖锐，名气就越大，如果因此而受到廷杖，那就是流芳百世了。
于是前赴后继，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站出来了。
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了。
海瑞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
气得嘉靖皇帝大声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
旁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
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抓到死牢，但还是没敢把海瑞弄死，因为死一个海瑞，后面还会有第二个海瑞。
明朝的士大夫们通过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抵制皇权的专制。
当然，到了清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朝臣能跟皇帝对抗的了。
在清朝，奴才是皇帝对大臣们的恩赐，不是什么人都能在皇帝面前说自己是奴才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有资格。
为了能当一个奴才，多少士大夫折腰为皇权。
在古代中国，君主和宰相之间，主动权始终在君主一方。
士大夫对于君主，只有伦理的软约束。
政治是否开明，依然要靠偶然性，期待老天爷赏赐天下一个好皇帝。
本来相对平衡的两种权力，后来越来越悬殊，最关键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政治缺少让权力运作制度化的架构。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悲哀，哪怕有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克服不了这个先天的制度性缺陷。
所以，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清朝那种令人窒息的绝对专制，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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