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东方学》读书笔记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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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一书成书于1977年，发表于1978年。作者是巴勒斯坦裔美籍文化理论及文化批评家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读完这本书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出生于1935年的英属殖民地城市耶路撒冷，从小接受英式教育，他在自传里面也说自己是“包裹在穆斯林文化里的基督教徒”，他的姓很阿拉伯，名字却又有明显的英国特征。维基里面还介绍他是“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

本书开篇，作者即赋予东方学一词以多重含义（P3-4）：1）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2）一种思维方式；3）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本书力图显示欧洲文化是如何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P5）。

作者将东方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部分（P5-6）：起源于英法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学，时间自19世纪早期至二战结束；第二个部分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权力中心之后仍然换汤不换药的东方学。本书分析了东方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和学术背景，描述了这一发展了200多年的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片段，并试图揭示出隐藏气候的更大的整体（P31）。

作者考察了数目庞大的东方学或者受到东方学影响的著作，在同时研究“权力结构、观念、文化和历史”因素的情况下对文本进行考察，论述其假定（P6）：东方并非是那种地理学上的自然的存在，是由西方建构的，是被“东方化”了的。它并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得理论和时间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P9），其中暗含着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P8）。而且欧洲与美国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东方学是一种在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个以交换过程中的话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之间的交换（P16）。作者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表明“东方学“是为权力服务的控制和掠夺东方的工具。

东方学的产生基于这种观点：臣属民族“东方”自身没有能力认识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好的（P46）。东方人与西方人或多或少是不同的人种，人种更优越的西方人有义务（份内的事P41）治理东方，向他们指出他们的本质和更好的发展方向。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P50）。在19、20世纪英法疯狂殖民扩张的时候（P51），专家们将东方的事物直接转化为有用的物质：比如东方人的臣属是东方心性的的例证（P55），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接受下来（P57）。

“东方”是有并非身在东方的东方学家创造并论述的，而后来的东方学家则利用这些前人的文本进行借鉴、甚至当做科学素材研究分析，这些文本的表述与再表述形成了一种对东方进行言说的普遍性的话语，东方学脱离于东方建立了一个自足的系统。在此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们”，他们的领土以及他们的大脑因而被认定为与“我们的”不一样（P68）。东方由于存在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惩罚；因此东方被东方化了，这一过程不仅将东方标识为东方学家的领地，而且迫使不谙此道的西方读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编码作为真正的东方接受下来（P86）。为了使其驯服，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而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P119）。一旦我们将东方学视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愿望，我们对其所作所为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P124）。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对伊斯兰的东方的描述是本质主义的，假定伊斯兰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的（P445）。白皮肤的中产阶级的西方人相信，管理并且占用其他肤色得世界是自己的特权，原因只是“他们”本质上不像“我们”那样具有人性（P142）。东方学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P142）。

东方学家所使用的特定技巧——词汇学，语法学，翻译，文化解码——重建、充实、确认了存在于古代东方以及传统语言学、历史学、修辞学和宗教论辩中的价值（P158）。作者通过对典型东方学家的文本及语言学分析论证了“现代东方学一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P159）”这个观点：东方学语言学家从图书馆任意收集人类语言的实例，并且用文雅的欧洲语言对其进行加工处理，指出其在语言、民族和文明方面的优劣、粗陋和不足（P184）。到19世纪中叶，东方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学术系统。

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P258-259）。作者借由尼采的文本提出：西方意识中的东方一词后来逐渐被附加上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联系和引申的内涵，而这些附加物并不比然指涉现实的东方，而仅仅指涉与这一术语有关的研究领域（P259）。东方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要么是家长式地强加于其上要么是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其上（P261）。19世纪东方学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将有关东方的基本概念——其纵欲，其专制倾向，其乖异的思维，其不求精确的习性，其落后——凝固为独立的、牢不可破的连贯整体（P261）。东方学家可以被视为西方强力构想东方政策的特殊代理人（P283）。作者将“白种人”与东方人对应提出（P287），指出东方学的种族主义特性，做“白种人”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方式，一种把握现实、语言和思想的途径（P289）；而东方人对应于西方人“白种人”存在，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具体的人（P296）。一战前，东方学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东方学研究从学术性态度转变成了工具性态度（P314）。

一战后，由于东方向西方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及西方的文化危机，东方学发生了变化（P329），东方研究越来越成为制订与那些新近独立而且可能桀骜难驯的处于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有关的政策之工具（P353）。直到60年代早期，东方学的权威逐渐向专业领域、服务机构记忆以制造轰动效应为能事的新闻界扩散（P364）。二战以后，特别是阿以战争以后，美国接替了英法的全球霸主的角色，然而阿拉伯人的他者形象在大众文化、社会科学中的表述并没有实质性变化（P365-376），甚至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言说更具有概括性和敌对性，种族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表明自己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TA）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TA）的独立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P418）

作者在1994年的后记中指出，本书希望提醒大众“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利话语、意识形态虚构是多么易于被制造出来、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作者希望“东方学”可以让读者对于“知识的堕落”有所警醒（P422）。并且提醒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甚至是凭空生造的（P427）。人类现实是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P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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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 c7ei

备注：

-本文阅读版本为2007年三联书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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