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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女工和她们的孩子
深圳城中村的孩子们在讨论《儿童权利公约》受访：丁当采访及编辑：劳秀汶供图：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此前，我们对于城市儿童的讨论，似乎在形成某种共识，或者是一种公共讨论当中的假设：现在孩子的童年被社会时钟紧紧套牢，各种安排和活动都精准到分秒，可能他们并不缺见识，缺的是玩耍、放空和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我们必须要追加的一个前提是，这到底是哪些城市家庭的儿童生活？至少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子女，他们并没有那么“忙碌”。相反，他们的时间很多，早早放学，不用上各种课外兴趣班。即便没有精致和过度安全的公园，他们也有各种自己发现的游玩路线，任意穿梭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甚至是通过观察一些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村中老屋，饶有兴致地发明那些有点年代感的鬼怪传说。当然他们也有因为户籍政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带来的困境：比如被迫流动，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回老家读书；比如读不上公立学校，无法获取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经常陷入一种“吃苦哲学”和阶层现实的矛盾中。牛始埔村，是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的一个城中村。在这里，早年来深圳打工、也一直在具体生活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的丁当，创立了一家专门服务于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社会机构“绿色蔷薇”。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开放，她看到了很多女工们和她们孩子的故事跟变化。对于丁当来说，社会的阶层结构是一种现实，可是她更愿意做的，是怎么在现实之中，探索在城中村里做“新教育”的可能。跟丁当见面的那天，她正在擦洗机构空间的玻璃门，她拿着湿抹布向我挥了挥说：你先进去，我擦完再跟你聊。空间里有两个小男孩玩着积木搭建，他们见了我，立马打招呼，互通姓名，还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在做一个秘密基地。后来，我们走在牛始埔的巷子里，丁当一路跟人打招呼，有些姐姐阿姨在家门口做计件零工，她也会走过去摸上一摸：做一个能算多少钱？在丁当的理想社区构建里，她希望生活在牛始埔的孩子们，也能经历像她小时候的那种农村氛围：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本文为“儿童与城市”系列专题的第六篇，发布前经受访人审校。丁当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16岁成为电子厂流水线的一名女工，期间接触公益机构“工友书屋”，进入文学小组，编写杂志《工友天地》，开始有更多的思考和行动。18岁（2006年）正式成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姐妹力量小组、工伤探访小组。23岁结婚生子，28岁离婚并创办绿色蔷薇妇女儿童机构，更深地理解私领域里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公共表达对女性的重要性。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举办“女工最牛”活动，希望打破社会对女工的刻板印象。曾海选成为打工春晚的女工主持人，“TEDxChaoyangWomen—MOMENTUM”的讲者。2022年入选成为银杏伙伴。绿色蔷薇的空间内部我是2015年来牛始埔做“绿色蔷薇”的，来的时候很清楚，就是做一个专门服务基层女性的社会机构。在这个城中村里，大多数住户是家庭式的打工群体。当时就发现，要让住在这里的女性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女工，必须解决她们孩子的照顾问题。所以最开始，每次做活动，我们都会临时围起一个像小孩游乐场之类的空间，在地板上铺一块垫子，放些小球，小孩在旁边玩，想着说可以解放妈妈们的双手。对我们来讲，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要给孩子做点什么，更多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孩子本身有很强的需求。像很多孩子都喜欢画画，每天过来说：“姐姐，姐姐，我要画画。”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攒下有一大叠孩子们的画。我刚来牛始埔那会儿，基本上大人把小孩管得很紧，不让小孩随便出门，担心被人拐跑。但后来发现，在绿色蔷薇玩的小孩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女，TA们的时间非常多。大部分人上不了公立学校，只能去读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入学门槛低，教育资源有限，老师的流动性也高。孩子们每天下午4点半就放学了，但父母是不可能这个点下班的，况且家里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活动。牛始埔相对于深圳其他城中村，房租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单间包括有厕所、厨房之类的，每个月起码都要六七百块，一房一厅可能就是1000多块了。甚至有的小孩家有六口人，住在一房一厅里，非常拥挤。所以那时候，小孩放学了，基本上就跑来我们机构写作业或者一起聊天。最早的儿童活动，是先从孩子们怎么使用这个公共空间慢慢摸索出来的。别人给机构捐了书，我们会让小孩一起来包书皮、编号和上架。我们也经常跟小孩开会，比如在四五个小孩里，TA们都是好朋友，但可能突然会有小孩说跟要某个人绝交。怎么处理同伴关系？那就需要大家一起开会聊聊看。开会开多了，一直到2017年，开始做各种儿童工作坊的时候，一碰到问题，TA们就知道要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其实小孩观察力特别强，会从我们身上看怎么组织活动、怎么完成一件事情。六一儿童节时，通过立定跳远的游戏形式，跟孩子们一起讨论《儿童权利公约》。规训跟女工活动一样，在所有的儿童活动里，我们都会比较注重性别的视角。无论是过去在农村老家，还是来了城市，女工身上都有着太多被女性角色限制的经历。对于一些有可能改变的事情，她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坚信，因为她们已经在现实里受过非常多的打击。可是恰好儿童不一样，儿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群体。如果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反对暴力，这些孩子最容易受到影响，做出改变。虽然我觉得男孩和女孩都应该一样，平等地参与，每个孩子都能做自己，但在公共参与里，你就是会看到两性之间的不同。相对来说，女孩好像“天然”很安静，没有男孩子那么调皮。每次我们说活动要开始了，要讨论或者写点什么的时候，女孩都很认真，非常投入，默默地做。其实她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可能从出生的姓名开始，一个家庭对女孩的要求就是跟男孩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女孩在，真的很好，但那个“很好”的背后，是不是有另一个东西，一种被规训出来的“懂事”和“乖巧”？当然，我经常在机构也能看到一些很有想法、体力很旺盛、或者爱跟别人打打闹闹的女孩。就像之前住我们机构对面的一个女孩，她的性格非常开放，不喜欢穿裙子，我觉得蛮棒的。从性别的角度讲，男孩、女孩的刻板印象存在很久了，我们也很难去打破。比如我们之前跟孩子讨论过美的凝视，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虽然她们已经在我们这学过性别教育，但还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腿直不直、白不白。我们只能更多发起讨论，大家心目中的美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谈恋爱、交朋友，是看外貌，还是看对方有哪些美好的特质？比如学习成绩好？有个性、有想法？很善良？懂得尊重别人？到最后，当我们真的一点点来剖析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那种所谓的主流审美，它并不一定是真的，回到现实生活里，它也不一定是那么放大的东西。但是这个很难，小孩很难完全独立和清醒地说，非常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有些女孩到了年龄，她就是会让自己打扮得更有青春特质，不仅是因为生理影响，她也需要交朋友，她的同龄环境就是那样。所以在性别教育里，我们希望孩子们无论在穿衣打扮、还是其他行为上，都能够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不一定要打扮成这样子，不一定要被某个东西牵着走。孩子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就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家长来看，目前她们还是挺开放的，觉得自己教不了，就让我们帮忙教。最近我们跟姐妹们做读书会，有些三四十岁的姐妹，她们的女性意识很强，会说：“我女儿不想结婚就不结婚，没有关系，现在女人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干嘛还要跑到别人家里做家务，还要去照顾别人？”4-6岁的儿童性教育课堂上，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在青少年戏剧《地下花果山》中，孩子们提到在学校被体罚的经历。改命在这里，妈妈们对教育孩子最大的困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只觉得小孩很叛逆。她们总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孩子一定要好好上学，不要像我这样打工，干着最基层的工作，很辛苦，未来坐在办公室多好。她们会把通过读书改变一代人命运的希望，投射到孩子身上。但对孩子来讲，这是很不公平的，能“改命”的资源跟环境就是很有限。事实上，像黄灯在书里《我的二本学生》写的那样，哪怕这些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是读完出社会，各方面的资源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一样要辛苦打工，向上流动的几率很低。这种期待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跟错位，我觉得是比较难沟通的部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大姐，她们有好几个孩子，现在小的孩子还在上学，这种沟通的难度会加大。因为她们那一辈的教育观念，就是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孩子勤勤恳恳读书，没什么其他的经验跟方法。母女或母子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有时候会到她们家里做家访。比如说玩手机，父母觉得孩子玩手机，看着就很烦，每天打几份工回家之后，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小孩也有自己的想法，可能TA的同学都在玩，不玩就没法融入，并且学校有些作业也需要用到手机。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些介入，让孩子充分表达，也让父母充分表达，还会让双方做一个协议，协商玩手机的时间，比如可能每天一两个小时、周六日可以多点时间，然后签上名。希望大家可以把约定慢慢变成一种共识。不过，现在手机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绿色蔷薇门外的电影放映、弹唱活动出路有些妈妈可能还是很焦虑，觉得我孩子怎么办，成绩不好，也没有很多信息可以参考。针对这点，我们做过小班制的补习班，也有过线上的一对一辅导，因为会有些返乡的儿童想要提高英语水平。这样一来是解决家里妈妈的期待，二来孩子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应试考学上的帮助，作为机构，我们可以去找到相应的资源。接下来，我们会再启动这部分工作，尤其是在上初中的孩子，很快要中考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相关的调研、工作坊或讲座，让TA们了解：怎么才能考上普通高中？有哪些不错的职校选择？自己目前处于怎样的学习状况？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跟资源？不过对机构来讲，我们人员有限，能做的也很有限。按照深圳目前的入学积分制度，一般没有房、没有户口、但有居住证和社保的家庭，小孩入学的基础分是60分，在这基础上，再拼父母社保的缴费年限。如果父母没有社保，一定进不了公立学校，哪怕是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进不去。我们这边有一些年龄大的大姐大哥，最小的孩子要上学，但TA们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又或者说父母在工地上没买社保，小孩在深圳读书的门槛就会被限制住，没有社保就没有入学资格，必须要回老家。还有一点，要上深圳的普通高中，如果进不了公立初中的话，基本就不可能读了。所以往往小学毕业之后，这里会有一批孩子回老家读书。我们去年听孩子讲，在TA们学校，100个人里大概只有两三个孩子，才能读上深圳的高中。之前在儿童戏剧上，我们也跟孩子们讲过这些，TA们要面对的社会结构很难改变。可是，不一定只有读普通高中、上大学，才有所谓的出路。其实现在的孩子要学什么，并不缺资源，网络上已经有太多的知识和信息，最关键是怎么学、怎么思考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卷”的妈妈，对我儿子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现在六年级，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不全是他的问题，可能有学习热情、方法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来说，蛮欣慰的是，他喜欢看书，有看书的习惯。以前在他上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第一本书《窗边的小豆豆》，我读一段，他读一段，到后面，我就买了很多很多书放着，有些厚的书，我还没来记得看，他都已经看完了。我对他的期待很简单，就是尽他自己能力学习，如果说最后成绩够不着，上职校也没有关系。我更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他从小到大，我也会跟他讨论性别，以前给他看过动画片《爱冒险的Dora》，讲的是女孩探险的故事。他以前不太相信我的话，但特别相信老师说的：“我们老师说了，男孩要练武术，女孩就要学跳舞。”这我能怎么办？挺无奈的，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社会环境里了。我只能见缝插针地肯定那些不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比如在家里面主动洗碗、洗衣服、整理房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质，我会及时夸奖肯定他。当把镜头交给孩子时，他们会看到怎样的牛始埔？“孩看城中村”活动中，孩子们带着大家游赏牛始埔。冲突女性的身份，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这些身份确实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一些处境，并且在那些处境当中寻找，还有什么部分是可以松动的。比如我现在生活在牛始埔，每次看到不同姐妹的经历，会让我很直接地去思考其中的问题，然后介入和行动。前段时间，我刚去过一个夫妻吵架的家里，我们聊到了凌晨2点多。很多的家庭矛盾或者家暴，不一定只是性别问题，而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男性有一些刻板印象。像这两位大哥大姐的矛盾，就不是那种权力控制型的情况，我觉得更多是阶级的问题。这位50岁的大哥，他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的建筑工人，但他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其实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他有他自己的思考：我知道家里孩子老婆可能都需要钱，有工作，我肯定会去干。可是对于大姐来说，现在孩子还在上学，她也很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她就希望丈夫趁着现在还能干活，多挣点钱，养老有些保障，不要拖累孩子。他们争吵的核心是钱，钱的背后就是阶级问题。如果说，大哥在工地打工的这二三十年，买够了养老保险，大姐也买了，可能大家都不用这么操心了，对吧？在这场家庭冲突里，我也会看到大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些是男性特质带来的。比如社会总是要求男性要强大、要忍，往往他们在冲突里就不会表达情绪、不会表达脆弱、也不会表达爱。每个家庭里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很难用简单几句话去定性，哪些是性别问题，哪些是阶级问题，人里面没有简单的对和错。当然，不管有多大的事情，真打人了，那一定是打人的不对，我们对动手是零容忍的。就像有些家庭夫妻争吵，如果男性总会把吵架上升到打人，我自己经常解读这是他无能的一个状态。当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只会用类似的形式去制止。因为他会觉得“你不断说我、骂我，我说不过”，那么他就本能地把对话转变成身体暴力，这是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教育和规训。绿色蔷薇的公共空间里，其中一面墙上贴着“不要暴力”的集体创作宣言。觉知有时候我回老家，也会带着性别视角看村里的自组织。我老家在甘肃天水，跟所有的地方一样，村里都会有一些有权威的长者，或者也叫乡绅，可是你仔细一看，竟然全是一堆男的。虽然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女性，她们都会参与修庙、扫路之类的公共事务，但她们从来就不是决策者。每次村里很多年龄大的男性，坐在公共空间那儿聊哪家哪户的时候，更多女性是待在家里的，或者是去田里干活。如果说，在谈论公共事务时加入更多女性视角，比如让女性来策划一个叫社火秧歌的活动，它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回到牛始埔我们做“绿色蔷薇”来讲，我就觉得女性很有韧性。前几周我们做读书会，有姐妹说：“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很多性别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你还是面对这样一个老公，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怎么办？”另一个姐妹就说：“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这是一位农村妇女刘小样说过的。我觉得在性别意识提升的这个过程里，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觉知。很多女性参加读书会之后回到家里，可能还是重复做着原来的事情，要照顾孩子，要做家务。可是，我们的意识是变了的，在这当中可以有一个转变：不会自责，不会因为没有做好家务，或者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而自责。有些年轻的姐妹分享说，我们需要“教育”伴侣，要教会他学做家务：“比如说地太脏了，你会说对方怎么拖不好地，那算了，还是我干，你这样子的话，对方肯定不会做了。”另一个姐妹也说：“我不做家务，我就照顾孩子，他做得慢就慢吧，做饭要两个小时，那就等两个小时，他做得好吃，我就多吃点，做不好也没关系。”在家庭分工上，男性需要一些方法去做，女性也需要一些时间调整心态，有些时候就得忍住，不要那么进入“状态”。大人意识到这些，并且行动了，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也会是TA们日常里一种非常好的性别教育。姐妹们的读书分享会和音乐工作坊看见我一直想要建立的社区，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在村里经历的那样，每家每户都是开着门的，今天谁杀猪了，TA就会给每家每户端一碗杀猪菜，对方再回个苹果或蒜头。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深。现在我在牛始埔生活，希望能把过去农村的氛围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在任何地方，社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一直只盯着社会大环境或者宏观政策，很容易觉得有太多事情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多地回到这个人本身，假设今天这有10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10个人的困境，假设有100个孩子、100个姐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形成一种紧密的社群？通过社群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就会有人在我们的社区群里说：“小孩长大了，有些衣服不穿，谁需要？”比如我们做社企，有二手服饰店，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动手生产的产品，大家也能够有一些收入。不论是做姐妹们的活动，还是儿童工作，我们更多时候是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地方去探索，到底什么是适合姐妹跟孩子的“新教育”？对女性来讲，通过读书会、写作、戏剧、识字班等方式，可能是完成对自己性别和身份的探索，也可能是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有艺术创造的部分，有自我发展的部分，有同伴关系的部分，还可以在这里实现自身学习的输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知识跟经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尤其是基层女性和儿童的表达。所以我希望这里同时是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学堂，让这些知识和经验不断累积，也被看见。欢迎支持城中村的孩子们绿色蔷薇正在开展一项长期的关于城中村流动儿童的升学研究和社区工作，她们成团将在5月份前往上海参于一个大型暴走筹款活动，在12小时内完成50公里徒步并筹集用于城中村流动儿童教育的发展资金。这项发展计划面向社区超过100位的非深户流动家庭，为其提供升学信息的分享讲座；同时，和至少20名面临升学的孩子们一起开展深度工作坊，集体探讨未来教育和职业规划；该发展计划里还包括性教育、性别平等，儿童权益、文化创作，社团兴趣能力培养等等。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城市里的打工子女并支持Ta们的全面发展，捐出爱心善款+宣传转发。如果你也关注城中村流动儿童升学及职业规划发展，欢迎点击捐款链接或扫海报二维码进行捐款~
202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