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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我老公亲口承认他想杀我

我们与平权 我们与平权 2022-03-17
Photo by Charl Folscher on Unsplash

采访:033
文字转录:Nora & 李韫西
文字整理:033
排版/校对:033/花花

感谢花花接受我们的采访,讲出她自己的受暴经历,报警和后续的解决历程。下面是她的口述:

以前我也很不理解那些受家暴的女人怎么忍受了那么多年都不离开。但我的婚姻也维持了十几年,而且我还一直觉得只有肢体暴力才是家暴,其它形式的都不算。我自己遭遇了之后才知道家庭暴力是一层一层的,言语羞辱到精神控制最后上升到严重的肢体暴力,才让我走到了报警这一步。

我们是跨国婚姻,我老公是欧洲人。外人看来,我俩都是人生赢家,都在外企做高管,结婚11年儿女双全。从我们谈恋爱开始,他就有酗酒的问题,不喝酒的时候对我对孩子都很好,只要一喝醉就好像变了个人,找茬吵架辱骂我和孩子,特别是我。第二天只要他清醒过来,都会诚恳地道歉。后来我就只好回避他,他一喝醉酒我就假装睡着,或者去睡客房,不跟他正面接触避免矛盾。那时候觉得很不快乐,想过要离开他,但总还是想着他不喝醉的时候是个好人,只有喝醉之后“有点失态”。

除了酗酒,结婚这么多年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出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忍过来了,每次都是他特别真诚地道歉,然后我原谅他,然后他再犯。当时我没有那么坚定地要离婚,一方面是为了孩子,一方面也觉得离婚是人生的失败。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语言暴力中,我的自尊也变得越来越小,好像也接受了他的语言暴力和背叛,甚至觉得这就是婚姻的常态了。他常常说你看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哪一个不喝酒、不出轨。后来心理医生也告诉过我,他这种强迫性出轨和说谎都是人格缺陷。他就是这样一直以同样的方式伤害我,慢慢地形成精神上的控制,这其实也是一种家暴。

出事之前我们已经分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不住在一起,矛盾也就少了,他那段时间对我也很好,一直说觉得家庭很重要,要跟情人分手回归家庭,我也做好了要重新和好的思想准备。2020年9月的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他跟情人一直频繁地联系着,根本没有分手,就非常气愤跟他大吵一架,没想到这次他动手了。

他从我身后用手肘掐我脖子,我被他双脚离地拖进浴室,很快就失去知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已经死掉了,整个头剧痛无比,眼前都是黑的,脑子里面像万花筒一样的彩色的乱飞。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裸体躺在淋浴房里面,他在用水冲我身上的血。我挣扎着坐起来看向镜子,看到额头有爆裂的伤口不停的流血,一颗牙齿也掉了。我马上问他:“发生了什么?你是要杀我吗?”他当时就承认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他说:“你不明白吗? 我把你打成这样,如果你不死,我就完了,你现在必须要死。”说着又再一次要掐我的脖子。我当时求生欲很强,就不停地说:“孩子,孩子,我们有孩子,求你不要杀我。”他也慌了。在几分钟的对话以后,他说:“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但是你要用孩子的生命发誓,到了医院你要说是你自己摔倒的。”我马上答应了。那一刻我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男人,而且我一定要报警,但是不管怎样我得先活着出去。

穿上衣服以后,我立刻偷偷自拍了一段几秒面部的录像,发给了我的两个闺蜜,让她们报警。然后我又冲出门去敲两个邻居的门,有一个在家的邻居看到我了,我就跑去按电梯下楼。跑到楼下,小区的物业帮我叫了救护车,这时候我老公也出来了。等救护车的时候,另外一个邻居回来了,我老公就让她陪着我,说要去楼上拿些东西。他上楼以后,我又急中生智让邻居拿她的手机帮我拍了一段视频,大概讲了来龙去脉:因为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他要杀我,他已经亲口承认了。我让邻居把这段视频保留下来,未来报警可以作为证据。在等待救护车大概一刻钟的时间里,我老公去楼上把整个浴室的血迹全都洗干净了,还把我带血的衣服还有他带血的衣服都扔掉了,到现在都没找到。

救护车来了以后,他随车送我去医院。这时候我才发现社会相关机构对家暴的不了解有多夸张。车上的工作人员了解伤势的时候,我老公说是我自己摔的。他听得懂普通话,我就不能用普通话向工作人员求助,但后来我发现工作人员也是上海人,就用上海话告诉他说我不是自己摔的,是被老公打的,这是家暴,他应该帮我报警。你猜他说什么?他很事不关己地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帮你报警,但我可以通知你的家人朋友帮你报警。就是他明明看到我这个伤情,我很害怕的样子,不仅完全没有保护我或者把施暴者跟我分开的动作,连报警都不愿意。我只好拿出手机把我闺蜜的电话号码找出来,让他打电话让闺蜜给我报警。在救护车里面我的求生欲很强,一直对自己说我不要死,我的两个孩子以后就依靠我了,他已经承认想要杀我了,他也可能会伤害孩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很不理解那些被打骨折的女人还不离婚:命是最重要的,命都没有了你还能做什么?

救护车送我到了医院急诊室,在处理伤口的时候,我的闺蜜带着警察来了。后来我闺蜜说一开始警察是不愿意来的,她报警的时候说朋友被老公打,警察就说这是家务事让她不要多管。事后和律师探讨的时候,律师说在中国报警需要技巧,一定要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要么说是严重的家暴,要么说有人要杀人,警察来的几率会大一些。我闺蜜非常坚持,警察就来了医院把我老公带走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头伤得多严重,就怕我会忘记整个事情,就又在急诊室里让我两个闺蜜拿她们的手机给我拍视频第一时间锁定我的自述,同时我也让她们帮我找律师。案发后第四个小时闺蜜就帮我找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刑事律师,马上带他到急诊室跟我签了委托协议。

我住院以后就把家里的钥匙给了闺蜜,让她帮我做两件事,一是让我父母把孩子接回去,二是把保险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包括小孩的身份证件、银行卡之类的重要的东西都放到她家去。第二天一早,我又交代父母把我们家的门锁换掉保护好现场。我老公被警察带走审问的时候,他一直不承认打我,说我是自己摔的,因为没有直接证据,12个小时以后警察居然就放他走了。果然他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还好我爸爸在他到达前半个小时已经把锁给换掉了。我就在医院里面收到他的微信,问我他可以进房间拿东西吗,还在微信上问我昨天我在浴室里摔了一跤怎么样了。 我当时惊呆了。 

我的律师24个小时没有睡觉搜集整理资料,又再次到派出所以律师的身份帮我报警。当时警察局还是不接受报案,律师就严肃地和民警说,受害者现在是颅骨骨折,有生命危险,如果她死了,你们警察都是有责任的。当时我闺蜜也跟律师一起去警察局据理力争,后来警察就同意来医院做笔录了。民警看到我的那一刻,立刻就相信这不是普通家庭矛盾了。我当时颅骨骨折,面部三处骨裂,脸上脖子全都是乌青,眼睛周围都是淤血,一颗牙齿也掉了。民警给我做了很宝贵的第一次笔录,第二天就安排了法医来给我做鉴定,最终结果是轻伤二级。 有了这样的伤情鉴定,终于进入了刑侦程序,刑侦大队隔天就到家里去收集证据,把冲洗过的浴室里的血迹都复原了,固定了现场证据,又调了小区监控录像,后来马上逮捕了他。 在医院里听说他被批捕的消息,我哭了,我根本无法解释当时矛盾撕裂的心情:一方面听到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被捕了,心里很痛的感觉;另一方面,那个要杀我的人终于被抓起来要接受惩罚了。

住院10天以后我脱离了危险,就出院回家疗养了。颅骨骨折导致的头部积液引起的头痛特别难以忍受,需要一直吃止痛药,还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住院时我就发现自己有挺严重的抑郁情绪,马上找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两岁多,在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看到我满头是血的样子都吓坏了,所以出院以后我就想查查有什么书籍或者课程可以给小孩做心理疏导。一打开家里几周不用的IPad,最恐怖的事情就来了:Google页面显示上次的搜索记录是“How to suffocate adult in bed”(怎样在床上窒息成人)。我才反应过来我老公可能是预谋已久想要杀我,不是一时激怒。我马上打电话给律师,把IPad作为补充证据交到警察局。两周以后刑侦大队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机构恢复了两个月搜索数据,有大量搜索记录涉及“从高处跌落”、“如何从背后窒息他人”、“家中意外死亡” 、“外伤对人体关键器官的影响”等等。

在知道我老公被拘留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心疼的,也有自责,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失败我也有责任。我总觉得如果我很早就离开他,他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没看到这个新证据,我觉得大概率我可能会撤诉,但看到这个以后,我才醍醐灌顶般地醒悟了,决定跟检察院沟通起诉他故意杀人而不是故意伤害。后来通过朋友多方面打听,都说证据链没有完美到可以起诉他故意杀人的程度——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死。检察院分配到此案件是一位女检察官,她也很同情我,也表示这个情节是很严重的,但也表明公诉方对刑事案起诉的证据链要求很高。我自己后来就又去找到了上海市妇联的信访部,她们态度也挺好,第一次就是信访部部长亲自接待的。他说作为中国的娘家人当然很同情我,我老公这个事情做的肯定是不对的,要跟他离婚,但还是劝我为了孩子要留一点余地,不要置他于死地。我也写了大概有二十几封信,给法院、检察院补充证据,给人大代表委员会,给刑庭的庭长、法院院长……他们不一定看,但是我谁都写了,就是想让这个事情被重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女性不见得就能站在受暴者的角度来看家暴这个问题,很多女性的行为让我很不理解。我和我老公有个共同的女性朋友,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外企高管。她到医院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想清楚报警的后果,我劝你不要报警。”她还在医院把我爸爸拉到一边去,让他劝我不要报警。我老公的律师也是女的,还是某个大型律所的合伙人,她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因为《刑法》中规定如果我写了谅解书,他可以立即被释放,这个事情就变成家庭内部矛盾了,对方律师就威胁说如果我不写谅解书,离婚会把我搞得很痛苦。

我们的朋友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让我“顾全大局”,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报警,离婚就好了不用毁了他。他都要杀我了,还要顾什么“大局”呢?即使她们在医院看到我被打之后的样子,还是觉得这只是夫妻吵架,不是什么大事。这些人都是公司高管,教育程度、社会地位都很高,对家暴也没有什么意识,就觉得我报警会毁了他。另一派就认为这就是我最好的机会能离开他,幸好我的闺蜜们都这么想,帮我报警,找律师,锁定证据等等等等忙前忙后,后面案子才能这么顺利。我出院以后我老公还在看守所,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没什么事了,我老公反倒成了TA们眼里的受害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就都陆续从我身边消失了。

2020年圣诞节节前这个案子开庭,在法庭上他又翻供了,说他没有主动打我,只是被动地推了一下。刑庭法官应该见多了这种当场翻供的情况,说得很有水平:“主动暴力和被动暴力是两个概念,你太太今天来现场,我相信她是想要原谅你的,但前提是你要把事实讲清楚,包括其中的细节。”因为他当庭翻供,法院要求检察院再补充证据,没有当庭宣判。我的律师也说案情对他不是很有利。案发以后一个多月我就启动了起诉离婚程序,等刑事判决书下来就能安排开庭了。

我必须承认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律师都说家暴在中国很难认定,只有上升到刑事案件才会引起重视——我就幸运在这个案子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标准。如果他只是把我打成轻微伤,我后面这些维权、甚至离婚都不可能了。只要我老公不要离婚,协议离婚是离不掉的,只有起诉我才有机会离开他。 我也幸运在有很多其他女性没有的资源。她们可能没有经济能力和人脉,没有这个意识,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闺蜜和家人支持。我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算是见过世面了,还是隐忍了十几年,那些连“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都没有的女性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报警不知道怎么锁定证据的那些又怎么办呢?

我的律师也说,在中国维权一定是很难的。 (反家暴法》也好《刑法》也好都只是工具,不去利用它就一点用也没有。能保护女人的只有女人自己,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这个意识,要把自己放在安全的环境中,多去吸引一些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在身边,要非常有意识地去编织一张保护网,这个保护网有家庭、孩子、亲人、律师、朋友、妇联、政府等等等等。

我现在在家休养和调整,陪伴小孩,每周看心理医生,就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刑事案、离婚案打漂亮。离婚不是失败,而是新的开始,我也想多认识一些朋友,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既然我死里逃生了一次,我觉得可能老天也是想让我给自己多一些机会,看看未来有什么新的calling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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