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8分钟
复工已经进入了第四周，但匮乏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食物、清洁用品、消毒剂、口罩以及制备口罩的那些物料好像看起来永远不够。我常常在一些外卖网站上下单购买想吃的食材，送过来却只有一半的东西，只能自己核对、确认、退款、等待。仿佛回到了国营商店的时代，商店方不再承担服务的义务，却还有权决定要不要把东西卖给你。毕竟我身处上海，物资即使不像以往那么充足，但跟湖北比起来算是非常丰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到杰克伦敦的短篇《热爱生命》：纵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主人公依然获救了。但是在救他的科学考察船上，他肉眼可见地发胖。获救前的匮乏感驱使他贪婪地向水手们乞求食物，偷偷地塞满他的床铺，好像下一次他被抛弃在荒野的时候这些食品能自动跟着他一样。科考船在加利福尼亚港靠岸之前，他还是恢复了“正常”。昨天网上买的培根香肠火腿到了，看到冰箱的冷冻层终于被各种食品塞满到开着门可能会掉下来的程度，我心里的大坑好像稍微填补起了一点，杰克伦敦也随之离我远去了。可是邻国巴基斯坦又爆发了蝗灾，它们会不会进入中国？如果这群蝗虫进入中国继续繁殖的话，我们会不会面临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会不会连大米也买不到？那我们需不需要赶紧囤起粮食来？在它们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们会不会得到消息？焦虑于是再次袭来，它会随着蝗虫的临近增加程度，不知道填满冰箱是不是足够缓解。
很多中小微企业亏损严重无法维持，一些员工面临着一复工就将被裁员的噩梦，还有些人被困在原地无法复工，或者被隔离在同一个城市的某个房子里，等待解禁。统一口径的新闻播报着一直在减少的确诊人数、英明的领导管控以及越来越光明的未来，可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有那么光明。房贷车贷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失去工作？我们会不会很快陷入贫困？没有人知道。17日开始，伴侣去公司上班了，11个多小时的自由时间又重新属于我了。我可以独自和两只猫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决定自己要做什么。焦虑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离开，我坐在电脑前，精力却只能集中1-2个小时，之后除了洗衣服做饭之外，我还有很多焦虑到不想工作的时间，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视频，做起了工序繁杂的面食。和面、揉面、饧面、擀面、呛面、包馅都不再只是制作某种食物，而是一种富足的象征，腰背的酸痛意味着幸福的程度，这些感觉让我满足。或者是焦虑的时间被占满了，我力所能及可以称得上擅长的体力劳动充斥其中，当这个周期的焦虑过去，得到的好吃又易于存储的食物又带来新一轮的满足。目前我已经做过了葱油饼、葱花大饼、菠菜卷、培根芹菜卷、韭菜盒子、水煎包……10斤面粉很快就用光了，于是我马上又下单买了10斤。我还有些不爱做饭、不会做饭甚至没有足够厨具的朋友，在封锁的状况下很让人担心。焦虑的产物这时迅速派上了用场，那些饼子卷子盒子包子迅速地分散到了这些朋友的手里，她们的回复又给我带来了新一轮的幸福感。这一轮又一轮的焦虑，以及匮乏感带来的囤积欲，某种程度上也部分地解决了她们的吃饭问题。这种想法又与囤积和制作面食的行为相辅相成，大大地缓解了我的焦虑。然而个人空间却没那么容易回来，像很多工作场域在家里的人一样，我们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在了家——小区门口——家这样的范围。我不能在阳光温暖的午后到公园里溜达了，因为公园大门紧锁；我也不能在晚上吃完饭以后拉着伴侣去超市买打折的蔬菜水果，因为超市也提早关门了。每一次的出行都意味着要折损最宝贵的资源——口罩的寿命。所以我需要算准时间，下楼取外卖的时候要赶得上扔垃圾、拿快递，避免多次下楼。但是因为“受特殊原因影响”，我的订单常常会有延迟，如果一天下了不同的几单，就免不了要下楼两次或以上。这个一次性口罩已经陪伴我往返于小区门口和家很多次了，不过看起来仍然能用。每天关在家里，让我对声音特别敏感。我根本没办法不注意到救护车的声音，在心里默默计算一天里听到多少次，想象里面有多少是因为新冠肺炎。或者是来自附近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小区广播的声音，无非是不要外出不要聚集，要勤洗手等等的话，但那机械的声音让人更加心烦意乱。这几天，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听到楼下的孩子们疯玩的时候响彻云霄的尖叫声；到了夜晚静谧的时刻，偶尔也能听到的飙车的马达声呼啸而过。这些声音让我从内心里感到欣喜，想来有两个月没听到这个声音了，似乎人们开始飙车、孩子们开始疯玩，就证明我们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证明希望就在前方。我家一公里范围内原本发现了三例感染，人数不详，最近的一例在隔壁小区，离我们只有30多米。过了几天再去查看，网站上就只剩下了离我最近的那一例，另外两例如昙花一现，不到一个星期就不见了，我只能希望TA们迅速地被治好了，所以不再出现。
昨天我拿快递的时候，听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焦急地询问保安什么时间可以装修工人可以复工进入小区，自家的房子刚装了一半，现在住又住不得，装又装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保安回复她：需要等社区通知，他们也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也就只能回去了。
歌舞升平的好消息中，个体的苦难却在持续地增加。有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有些人失去父母姐妹，有些人露宿街头，更多人有家不能回有班有学不能上，有些人正在死去。个体苦难一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下面就骂声一片。我们好像总是忘记曾经让渡了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那个更大的机构，委托它帮我们管理一些东西。当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现了某个爆炸性的事件，形成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能看到的总是个人指责个人、集体指责个人、个人指责集体，那个更大被所有的集体和个人让渡了权利、一出生就不经选择地形成了契约的机构，因为没人敢惹，就仿佛不存在了。我的注意力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悲伤的故事和红色的宏大的国族情怀中游荡，愤怒也一点点地积聚。也许是封闭的生活放大了情绪，我无法脱离愤怒，在前一轮的愤怒没有被纾解以前，新一轮的愤怒又压了上来。我无法在看到那些明显违反了常识的态度和行为的时候，仍然保持理性中立客观，情绪像火一样升腾到头顶，但是我的脑袋长在灭火器里面，它们要么化作一股烟，要么回到我体内，炙烤我的内脏。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审核和删帖，这些情绪和表达的欲望似乎也一点点地被删掉了，我可以使用的词汇也被删减到了一个固定的状态。我使用那些我看到的不会被删掉的文章上的词汇，那些没有挑战性的、温和的、有清晰立场的、被广泛支持的词汇。我们“加油”、“支持”、“感谢”，把“负责”、“质疑”、“挑战”抛在脑后，我们卑微地活着，还不如那一茬茬努力向上生长的韭菜。新冠肺炎疫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人们害怕湖北的车牌，湖北的人，湖北的东西；大概一个月以前开始，外国人开始害怕中国脸，中国人，中国的东西。在中国的“湖北人”和在外国的“中国人”成了病毒的代言人，不管TA有没有机会暴露在病毒中，甚至不管TA有没有去过湖北或回过中国。TA们受到偏见、歧视，甚至还有暴力。一些媒体从一开始就把新冠肺炎称为“武汉肺炎”，每次听到这四个字都让我愤怒又无奈，好像有人当着我的面指责了受到家暴的妇女应该自己为遭受的暴力负责。在这一个多月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英雄，有的已经死去，有的仍然活着。可能因为家庭主妇做不了英雄，我特别讨厌“英雄”。我不喜欢别人教我去崇拜谁，就像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我喜欢吃什么一样。这些被树起来的英雄，除了都是男性以外，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因为他在某个时间做“对”了某件事，马上被塑造成一个全方位的好人，成为家国栋梁民族脊梁，被无限拔高成神一样的存在受人顶礼膜拜。我们女人顶多能做个英雌吧，而在“一决雌雄”的过程中，雌又占了下风。2月15日，我在新开发的一个非常不好用的微信小程序上预定了口罩，26日早上，通知购买口罩的短信到了。这次的口罩是更加简陋的一次性口罩，只要8毛钱一个。5个装在一起，放在一个保鲜袋里，就是一户人家不知道多少时间里面最重要的物资了。药店里75%的酒精也到货了，500ml一瓶13.9元，我们前些天刚刚花了大价钱在网上买了酒精，这次就没凑这个热闹。
回来的路上在路口等红灯，一列黑色的殡葬车正在转弯，最前面的那辆很大声地放着铿锵有力的交响乐曲，令我一瞬间觉得自己在一部电影中。但这显然并不算是这些天里我经历的最魔幻的时刻。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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