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

「明知故问」

故问社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不幸生为中国人，鲁迅目睹了太多的屠杀，目睹了太多的青年的血。

1927年，鲁迅目睹了又一次屠杀和更多的青年的鲜血，甚至“吓得目瞪口呆”。过去的研究一般把这一切作为鲁迅思想转变（所谓“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甚至是“变成共产主义者”）的直接原因。然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痛苦和愤怒，那随时都可能燃烧的、沸腾着的血液。

毫无疑问，鲁迅在1927年后与占据了国家权威话语位置的新的政治话语是对立的。鲁迅无法与权威话语合作，在持不同政见式的不合作中，他进一步完成着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历史总是这样。

有一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鲁迅对中华民国的感情是人们至今没有注意的一个大问题。我感觉他的感情非常复杂，那种感情不是亲历者大概难以体会。我不是亲历者，所以一切都只能是猜测。鲁迅没有像胡适那样发誓多少年不谈政治，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不谈政治的却是鲁迅。鲁迅与政治权威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并不是因为胆小或者别的原因，而是他对当时政治的复杂态度。尽管他的铁屋之论显示着绝望，但是，鲁迅之所以接受钱玄同之请而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却因为他感觉到这希望也许并不是绝对没有。

是否可以这样进一步地理解呢？

鲁迅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帝制复辟，旨在捍卫辛亥革命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的文化革命补课，而不是为一场新的政治革命进行舆论准备。今天的研究者研究这段历史往往喜欢不假思索地开口就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如何如何，其实，这失败只是从某种意义而言，公正地说，辛亥革命并非全部失败，它创造的制度和带来的各方面的新景观不应该被抹杀。在参与这场革命的战士们心中也不可能抹杀。鲁迅多次发出“中华民国已经不像中华民国了”的感叹，正说明他心中有一个关于中华民国的希望。在鲁迅的记忆中，中华民国曾经留有不错的印象。在说到鲁迅和他的同代人复仇和反抗的思想减退的时候，鲁迅曾经说：“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他又解释说：“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鲁迅并且讲到了因为小有抢掠而黄兴先生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人的事。

据我的理解，从1911年至1927年，有几种人都在混乱中观望和等待。我不甚了解王国维的思想和心理，但如果依据陈寅恪为他撰写的墓碑，把他看作与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共存亡的人物，他在1911年没死而到1927年才死去，说明他等待了十几年，1927年的结果才使他终于绝望了。

从1911年到1927年，鲁迅是否也在等待？如果是，1927年的鲁迅也失望了。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一个是绝望于旧的再也不能复活，一个是绝望于新的终于没有到来。1927年的结果使鲁迅难以接受，他感情上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胡适等人开始也不首肯，可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日之后，确认现代民主政治理想不可能一下子顺利实现，无可奈何，转而认可这个或有可能通向未来之路的权威，从而改变了彻底的批判态度，试图推动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胡适相信西方民主监督机制的力量，因而试图以批评扭着政治权威的胳膊走向现代政治之路，在遇到铁拳警告后又试图亲切地挽住手连扶带拉把他牵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胡适的理想和立场都是坚定的，但他的骨子里的坚定却与行为上的随和结合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他与政治权威能够神离而貌合。

鲁迅不喜欢胡适。我无法完全理解鲁迅对胡适的看法，但是，我觉得，鲁迅对胡适有各种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鲁迅大概已经看到，在20世纪，胡适不愧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一面旗帜，一个象征。特别是他冷静的头脑和对现代性的毫不犹豫地追求。胡适是温和的，鲁迅不喜欢他的温和，但温和之下是难得的坚定；他常常表现着妥协，但事实上却是任何风浪都不曾使他的脚跟挪动一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那么容易放弃自己的理想，是那么容易在潮流面前修正和改变自己的追求，但是，胡适的理想没有改变。在鲁迅去世之后，当五四精神被各方面的力量扫荡和改写的时候，只有胡适继续孤独地扛着“五四”的旗帜，艰难地进行着一代人曾经努力的伟大事业。

我想，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之一，是不相信胡适认为可能的可能。鲁迅总是忘不了屠杀者手上的鲜血，因而无法在感情上承认一个依靠屠杀而建立和维持的统治是合法的。“五四”一代人的政治理想虽然复杂而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反对的是独裁、专制，不希望看到各种真的或者穿了现代服装的皇帝。这是现代性选择的一个重要构成。

现在学界相当普遍地关心现代性问题，20世纪新文化的现代性成分复杂，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是重要内容。现在很多人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时，却忽视了这个内容。如果缺少这个内容，我们就很难把它看作现代性的。有些人正在不自觉地给各种力量包括扼杀现代性的凶手发放现代性资格证书。这样做的结果非常可怕，它一方面让反现代性的力量披了现代性的外衣四处招摇，一方面使现代性替反现代性的力量背黑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盛行着一种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处世哲学，宽容一切，似乎各种动物真正成了一家人。人们在制造各种能够装进不同内容的橡皮口袋。我想，鲁迅一定不同意这种流风。

1927年，鲁迅对新权威的拒绝正是捍卫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在保卫现代性这一点上，他与胡适是真正的同道，但对新权威的现代性质的认识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决定了对其怀有希望和对其彻底绝望，而不同的认识又导致了与现实权威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关系。

在鲁迅看来，1927年的革命仍然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鲁迅离开广州而到上海之后，他做了那么多的报告。在那些报告中，有一点人们没有注意到的内容，那就是他对革命战争的看法。在那里，革命战争被鲁迅基本否定掉了。联系鲁迅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这种否定有回到本来的思想的性质。我在想，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鲁迅是否也受到宣传的影响而对革命抱有过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我注意到鲁迅曾经表示愿意听“大炮的声音”。当大炮响过之后，鲁迅是否又像1911年的大炮响过之后一样失望？

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革命的结果与他的理想必然不相符合。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一个一党专政的、反人道的、披了新时装的封建政体表示不承认，是必然的选择，是由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所决定的。只要你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就无法改变这种思想方向，就无法承认任何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合法性。

鲁迅大概已经看到，新的权力拥有者其实仍然是专制主义者，本来，我们对政治革命期望就不应该过高。从传统政治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革命家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然而，鲁迅更不能原谅的是他们用最时髦的主义打扮自己，声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这是政治骗子的特色，他们总是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说得很好，因为它给一些直接的证伪工作留下了反驳的空间。然而，他们的本质是不难看清的，他们仍然是敌视自由，害怕民主，蔑视人权。这样的新统治当然是你所无法认可的。对于这次革命，鲁迅有理由不予承认。

鲁迅一再谈到自由思想。在从广州到上海之后的一系列的报告中，自由思想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潜在的主题。在鲁迅看来，是否允许思想自由，是革命成功还是失败的重要标志。他们说革命了，他们说革命成功了，他们说自己是代表民众去进行革命的，然而，革命成功之后却不允许民众有说话的权利，要封上知识者的嘴。这成功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当思想可以犯罪的时候，国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当全民都没有思想的权利而且必须学习总理遗嘱的时候，思想自由还从何谈起呢？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革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它？对于这次革命，鲁迅有足够的理由不予承认。

在暨南大学文学系同级会主办的讲演中，鲁迅告诉人们，中国算是又经历了一次革命，但上海的情形如何呢？仍然是老样子。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捐税增加了，物价上涨了，而且上涨最明显的是生活日用品。鲁迅以百姓的角度看革命之后的结果，首先注意“江东的米价”。先生，感谢你教给我一个考察社会运动的尺度：看一场革命或者变革，无须去听什么大道理，只看这一点就足够了。如果一场革命弄得人们连饭也吃不上，人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这样的革命？又有什么理由为这样的革命而欢呼？无论革命家怎样解释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无论革命理论家和革命文艺家如何宣传革命的光辉成就，如果革命的结果是老百姓穿不上裤子，吃不饱肚子，老百姓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反对这种革命。

1927年之后，鲁迅有很多杂文表现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强烈谴责。文章总是带有无法抑制的愤怒，到处抒发着对现实的愤懑。他描写各种社会现象，都忘不了对统治者顺手给予致命的一击。我想，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血腥的屠杀，而是因为这个新产生的国家权威所显示的文化选择与你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由于时间的隔离，我直到现在才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时一些政党的复杂关系。记得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胡适的通信集中看到康白情在给胡适的信中竟然对孙中山是那样的不恭，感觉很不理解。但是，看过之后也就放过了。在近期的寂寞中，我重新考虑五四新文化，考虑那一批人的反传统的态度在所有政治组织中引起的反响。这种考察使我更进一步地意识到，他们是多么伟大，多么坚强，几个书生，却独立地面对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压。孙中山对“五四”的态度非常矛盾，他由于政治的考虑而通知他的党人支持新文化运动，然而，他更看重的是“五四”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内容，而不是破坏偶像和个人主义。我至今没有条件读到蒋介石的全部著作，然而，就从有限的材料看，我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新潮力量的推动之下走上权威地位的领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化的态度。在1927年之前，他实行了孙中山所希望的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策，但已经在试图对其进行改写，这就是只强调它的反帝反军阀的意义，而漠视其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的意义。

而在1927年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获得，他们对新文化则由利用而更多地转向限制。他们指责鲁迅、胡适等人盲目地崇拜与中国人的气质不相容的外国文化，指责他们全盘西化不顾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不赞成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主张，理由是这一切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的，中国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正因为这样，你们才起来呐喊而试图破坏这种国情，而他们却要一切都来适应这国情，而不是让国情适应生存和发展。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迟迟不给人民以权利的承诺，胡适因此而高呼：“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他们甚至指责学校教唆学生违背传统道德，对青年的灵魂进行腐蚀，指责你们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使中国人丧失了自信。的确，他们要的是自信，要的是民众的信心力量和幸福感。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对于委员长的言论大概都是熟知的吧。我在此抄录的是鲁迅去世五年之后他发表的一段讲话：“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这种思想决不是因为民族危机才产生的，而是在建立自己的统治之时就产生了，否则，就没有必要通缉鲁迅，也没有必要警告胡适，查封《新月》和许多自由言论的阵地。这是中国统治者的习惯，几千年难以改变的习惯。你与这习惯无法和平共处。

政治和文化的黑暗联手压迫着鲁迅，更使他无法与政治权威握手言欢。通缉你，删改你的文字，查封你的著作，使你感觉不像活在人间。鲁迅承受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种痛苦。痛苦并不可怕，只要有解除之地。然而，鲁迅的痛苦无地解除。现代知识分子看重的是自由的原则。政治权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并非没有可通之处，这个可通之处除了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共同语言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越是不给知识分子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就越是积聚起强烈的情感。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总是探求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因而也是不断改革论者，但知识分子却也并非故意与现实社会过不去，他们是能够合法地进行各种探索的。但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却使政治权威总是把对人类前途的探索，把对社会改革的思考，统统看成是蓄谋打破他们的饭碗。这就使鲁迅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无法与之和平共处了。他们通缉你，让你怎么对他们以礼相待？

是太多的压迫和鲜血使鲁迅最终同情和支持以暴易暴的革命方式。是压迫助成了鲁迅与权威话语界限的彻底划分。

鲁迅的选择不仅仅是由现实造成，而且与他对知识分子性质的认识有关。

走近1927年到1928年，我看到鲁迅在痛苦中进行的深入思考。有些思考未必没有矛盾和困惑，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正是在这一年，鲁迅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选择的启蒙主义道路与革命、与政治，特别是与当下权威话语的关系。

20年前，当我在山沟里阅读鲁迅的全集的时候，就曾经深深地被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所打动。因为那时我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正在热爱着文学创作，而那时的创作是根据需要而完成命题作文的。是鲁迅告诉我文艺与政治原来不仅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相信，这篇文章不仅代表着1927年12月21日以前鲁迅的思想，大概此后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我所注意的是，这里所表现的不是鲁迅对一般性问题的一般见解，而是表明了他对于艺术生产甚至文化生产的本质的理解。

鲁迅强调着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它之所以发生冲突，原因在于文艺与政治各自的话语意志。文艺与革命有统一的一面，那就是“不满于现状”，“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话语试图从政治权威话语中分离的努力。这是知识的努力，文化的努力，当然更是文学艺术的努力。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却偏偏喜欢想，而且喜欢开口，于是，文艺就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

鲁迅强调着文学家的超前性，并且举例证明文学家生前往往得不到同情。直到死后多年，才被社会所认识。“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这里所说的文学是知识分子的文学，是启蒙主义的文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这是鲁迅对文学的一种理解。从这种理解，我看到了鲁迅文学创作的方向和道路，看到了鲁迅的知识分子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