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2的尾巴上，不确定性的大雾弥漫。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到来。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总要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诗：“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塞林格借他笔下人物之口说：“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着。”活在每一种具体的生活中，理想主义不再是乌托邦信仰，或抒情式田园牧歌，而是向下抓牢地面，建造自己的生活。图

它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唯一汇流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古老文明的宝地，其文化之瑰丽无以复加。▶800多个洞窟、3000余身彩塑、50000余平方米壁画，浓缩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莫高窟第112窟

「明知故问」故问社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不幸生为中国人，鲁迅目睹了太多的屠杀，目睹了太多的青年的血。

「明知故问」故问社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当苏联红军大举进攻中国时，在一般人那里，激起的是反抗侵略的激情。比如沈阳的一些大学生，就组成学生义勇军，悲壮地开赴前线去了。在上海，则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标语口号：一种是“反对苏联侵略”、“打倒红色帝国主义”、“恢复民族主权”；一种是“武装保卫苏联”、“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收回中东路，在当时颇得民心。即使认定蒋介石目的在于“亲帝反苏”，“寻找借口，挑起事端”，也应该承认，蒋所走的是一步高棋。收回中东路的“借口”是维护民族利益，是收回国家主权。北伐刚刚胜利，国内民族主义的热潮仍然处于高涨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是一般中国人的共同愿望。而收回中东路，是当时全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追求国家独立自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件事冲击的不是英日帝国主义，而是苏联“赤色帝国主义”。这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出了一个难题：国家收回中东路，打的是“维护民族利益”和“保卫国家主权”的旗号。作为中国人，此时站在苏联一边，很难令一般民众拥戴。但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却必须服从命令，坚定不移地“保卫苏联”。阶级的立场和民族的立场，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的立场，如何能够兼顾？这对那些年轻的领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你看到了他们的幼稚。在中苏冲突开始不久，7月1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第41号通告，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因而号召人民举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并且指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因而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接着，中央机关刊物连续发表文章,反复说明中国收回中东路的行为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而且发出号召，要“武装保卫苏联”，“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就武装保卫苏联问题发出了第六十号通告，认为“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具体的行动则是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并且要“准备着广大群众的暴动”。你反对这样的做法，主张以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保卫苏联”的口号。对于党内的是是非非，我无从评价。但是，你显然比李立三等想得更多。1929年7月28日，你打破在政治问题上的沉默，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常委写信，对中东路事件及中央对此事件的宣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认为那些宣传口号脱离中国社会，脱离群众觉悟，其结果只能是孤立自己。你说：“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认为不能只是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应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或误国”。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选一个。你充分考虑到了一般群众的爱国情感。你不愿你所创建的党背上“卖国”的恶名。按照一般群众的看法，中东路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收回主权是合理的，苏联应当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归还中国。对此，你认为应当指出的是，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收回中东路有害无利。你希望让人民知道，苏联与帝国主义不同，“是反帝国主义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在这一点上，你当时也不甚清楚，倒是毛泽东后来看到了苏联“新沙皇”的本质。当然，那是后话。相比之下，你是明智的。可惜的是，当时党内没有人敢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持有异议。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公开了你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中央在信中坚持原有的宣传方针，批评你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批评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可笑的是，你竟以为中央没能领会你的意思，8月11日再次致信中央，就第一封信作进一步的解释。8月20日，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再次公布了你的信，同时发表《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错误》一文，在共产国际最新批示的影响下，中央对你的批评升级，指责你丧失了基本的无产阶级立场，分析问题缺乏阶级的观点，攻击党中央和党的路线，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事实上，你与中央并无根本分歧。你并没有放弃阶级立场而去维护蒋介石统治下的那个国家的利益，你只是考虑到一般民众的爱国心理，提醒他们要讲点策略。说到底，是不愿看到你亲手缔造的党因伤害民族感情而失掉人心。然而，你已经无力影响你亲手创建的党。

「明知故问」故问社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在你下台的时候，鲍罗廷要把你安排到莫斯科去。对此，大概不必想得太坏，也许，这种安排真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但是，你拒绝了。以后又多次拒绝。拒绝去苏联，直到拒绝去苏联参加中共六次代表大会,这显示了对苏联的不合作态度。192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王若飞敲开了你的门。你热烈欢迎，因为好久不见了。周恩来与王若飞，与延年、乔年早年曾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你的身边，担任中央秘书长。国共分裂之后，才到江苏省委工作。可以说，他们与你私交甚好。他们通知你：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国际专门指示，特邀你和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邓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举。你马上回绝：不去。他们认为这是你与国际改善关系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把问题说清楚，这对中国革命和你的个人前途都有好处。你冷笑着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是的，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你的头上，足见打定了牺牲你的主意。作为总书记，惨重的失败你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因为你只是一个执行者。因此，你不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顶罪的雅量。现在要你到苏联去讨论中国问题，你想不通：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中国革命到底应该由中国人说了算还是苏联人说了算？你不愿到苏联去接受批判，不愿去以自己的驯服证明他们的英明。你说：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你拒绝合作。我不知道你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看到了你的倔强。指定让你参加会议，你执意拒绝。这是对共产国际的大不敬。然而，你依然在思考，没有因为失败而退隐江湖。你不会不问政治，而一旦过问，就仍然要陷入种种纷争。正当你苦苦思考和寻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与苏联相关的事件。1929年7月至12月，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谓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说起中苏之战，人们都会想起珍宝岛，却没有几个人知道1929年发生的战争。这是中国对外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争，然而，找遍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却不见任何正面叙述。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是张学良，但即使在《张学良传》中，这场战争也似乎被遗忘了。直到今天，能看到的仍然是这样的叙述：“1929年5月，张学良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7月10日，蒋介石、张学良指使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以武力接收中东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制造了中东路事件。”而且，它是被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的章节之下讲的。在各大学公共必修课教材《中国革命史》中，也是放在“国民党政权的内政外交”标题下讲的，内容大致相同：“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敌视态度，……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中东路事件。”它被称作“中东路事件”，而且是中国政府蓄意挑起的。我是偶尔在故纸堆中知道这场战争的。原来它规模甚大。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0万，战事持续近5个月，铁路被摧毁，桥梁被炸掉，城市被炸为废墟，在黑龙江上，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无数官兵壮烈牺牲，仅一个战役下来，就有6000多人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关于这场战争，大陆的历史叙述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命名。人们把它称作“中东路事件”。所谓“中东路”，众所周知，是苏俄的叫法，也叫“东清路”。“中东路”就是“中东铁路”，它是沙俄与清廷《中俄密约》的产物，1897年开始修建，1903年建成。它的主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全长243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长春至旅大一段归日本人管理，成为“南满铁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曾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引发了中国青年的阵阵欢呼，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在中国赢得了人心。但在1920年9月27日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是，该协定并没有把中东路交给中国，而是规定它由两国共管，以待中国将其赎回。这样，中东路事实上仍然掌握在苏联手中。因为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宣布对北京订立的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所以，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这是你清楚的。但是，以下的问题你未必认真想过。在共管的实施中，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争执：首先是用人问题。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实际上，在中东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中国职员仅有400人，且大部分是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如果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果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国人。其次是中国权益问题。中东铁路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仅木材一项，苏联每年从中国运走几亿元。据《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一律归还中国；苏联政府却迟迟不予归还。当然，也包括苏方在中国办的报纸问题。苏联的报纸宣传社会主义，而张学良对此很不欢迎。所以摩擦一直不断。我想，这些矛盾和冲突，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就中国政府而言，当时的行为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势在必然。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大局。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本来就是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无论国民党怎样耍阴谋欺骗人民，表面上的事实无法否认：新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恢复。面对东北的局势，雄心勃勃的国民党必然要考虑包括中东路在内的中国主权问题。那么，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的教科书说是国民党政府寻找借口，挑起了中东路事件。面对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国的教科书一般都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谴责外国侵略，包括鸦片战争，包括庚子之变，都没说过大清皇帝、林则徐或义和团挑起事端。这是唯一的例外，教科书说是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挑起事端。当时的蒋介石是国家领袖，而张学良是东北长官，国事当然由他们经办。事端的确是中国挑起的。而且开始也实在顺利得出乎意料：张学良下令回收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只是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张学良召集讨论中东铁路的用人问题，苏联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的正处长；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也默认了；……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同时，强迫中东路苏方局长停职。29日，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此即为“五二七事件”。它是中东路事变的开端。5月31日，苏联政府致电南京，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中国亦调兵增防。6月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中国亦派兵增防呼伦贝尔。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内容不得而知，但张学良肯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我们看到的是，三天之后——7月10日，东北当局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公司、宣布免除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高级官员的职务……一句话：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管理权。这种事，在北伐进程中早已不止一次上演过。比如在武汉，在九江，所到之处，强行收回租界，恢复国家主权。不过，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了。接下来是事态的发展：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15日，中东路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中国军队开往满洲里等边防要地。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18日，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张学良的确考虑不周。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29日，苏军开始炮击中国边防城镇。第一个被炮击的是密山县当壁镇。8月6日，苏军开始大举进入中国边境。为了这场战争，苏联组成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兵力开始约四万人，后来增至近10万人，下属步兵师、骑兵师若干，装备精良，有飞机、坦克、重炮、战舰，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坦克。海军方面参战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黑龙江），阿穆尔河区舰队有3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14艘，1个扫雷舰中队、1个航空队（14架飞机）和1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63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红旗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首席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是苏联第一次授衔的5大元帅之一。后来名扬一时的朱可夫、崔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著名将领都参加了这次战争。崔可夫在集团军参谋部，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5旅旅长，朱可夫任库班骑兵第5旅的一个团长。8月19日，苏军攻陷绥滨县城，县府民房焚毁一空，全城化为灰烬。接着，苏军在东西两路全线出击，攻打满洲里车站，炸毁绥芬河车站，中国军民大批伤亡。但直至9月底，都还是小规模的战斗，一般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目的是多方袭扰，企图迫使中国让步。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以上的强大兵力。于是，10月2日，俄军开始了大规模攻击，从西部今属内蒙境内的满洲里、札兰诺尔，到东部今属黑龙江省的同江、富锦、密山、穆陵、绥芬河等地，战火燃烧千里。10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海战。苏军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骑兵、步兵同时参战。激战从早晨5点到下午3点，同江县城失守，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仅梁忠甲一个旅，伤亡2000余人，被俘近7000人，副旅长壮烈牺牲。满洲里是中国的门户，中国守军曾几次奋勇击退俄军，但在俄军飞机坦克大炮互相配合的攻势之下，激战三昼夜，最终失陷，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为国死难。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12月3日，苏方与张学良的代表在双城子签订了《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在此基础上，12月22日，蔡运升代表中国政府同苏联代表司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十条，中东铁路“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这件事本来与你无关，但谁也没有想到，你却为此而再次改变了轨迹。

合传媒摘要

来源：《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言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范曾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沈从文对范曾的回复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不然就不会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荐了。他相信我到这个程度，而事实上他两人和我共事前后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一切都从工作出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和理解，从来不感到我比他们高一着，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此外，之檀、李砚云、张毓峰、老史……大都前后共事快廿年了，总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关系，为什么你倒恰恰相反？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袭先人之余荫”的在大学里习文学、教文学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抛到后面去了。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沈从文在1977年4月4日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这件事难以忘怀：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

「明知故问」故问社文

「明知故问」故问社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李泽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其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何力先生说，企业家不仅仅关心赚钱，还关心文化、道德、社会发展、国家前途、人类命运这样一些大问题。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个吃饭哲学，我说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如果说活就要赚钱，那赚钱又为了什么？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赚的钱是花不完的。那到底为了什么，这里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终极关怀、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可以理解，企业家关心这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就与儒学相关了。儒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区别，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国”。在经验合理性里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类似宗教的信仰。不过儒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还是哲学？是宗教哲学，还是哲学宗教？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学术界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儒学好象很热，但1980年代是反儒学，90年代以来是儒学热。80年代反儒学的时候，我说了儒学好的方面，被年轻朋友骂。现在儒学热的时候，我认为对“儒学热”要冷静，于是又挨批评。一个根本问题是，儒学到底是什么并不太清楚。

「明知故问」故问社转自公号“苍山夜雨”海瑞这个人在明清两代官场是一个异数，是个一清见底的官。当时所有官员都要收红包才能维持生活，他是惟一不收红包的人。明代是官员俸禄最低的时期。按照吴思《潜规则》里的换算，明代一个县太爷的月薪，只有1130元人民币。这点钱，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还要养几个办事人。另外，当时官员朝觐、调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费的，得自己想办法。何况还有请长官门房代为通报的“门敬”，送给长官跟班的“跟敬”，走马上任之前酬谢京官、打发亲朋的“别敬”等等。支出如此之大，不盘剥百姓，钱从何来？只要在收税收粮时，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甚至只要对下属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不用你亲自动手，一切都会有人帮你打理好，不用担心受到指责和处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对这样的现状，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俸禄连养家糊口都难，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国历代王朝，反腐败反不下去，根本原因是不想反。对贪腐现象，历代王朝帝王大都希望官员不要搞得太过分，连康熙都睁只眼闭只眼。到了雍正，开始反腐，搞高薪养廉，但是社会风气已经坏了，人家拿的灰色收入比你发的薪水(养廉银)高得多，结果这个办法也搞不下去了。到了乾隆，又回到了以前的老样子。海瑞不肯收红包，日子自然不好过。他在衙门里种萝卜白菜，日子过得很艰苦。他给母亲祝寿，买了两斤肉，还成了新闻。他手下的官员写公文需要用纸，领了10张纸，如果只用了5张纸，就必须还5张回来。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对他却又敬又怕。海瑞可以几个月不吃肉，穿母亲做的衣服，和农民一样亲手劳动，别人怎么可能呢？对于海瑞，他们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听到要和海瑞共事，就更是头皮发麻。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公布，应天十府官员便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海瑞还是个工作狂，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分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海瑞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他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像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行为开火。而且六亲不认，不管是朋友还是恩人，只要是贪官就绝对打击。这样的人在官场上自然四处碰壁。海瑞这个人，与罢官有缘。踏入仕途33年，一半光阴属于罢官状态。奇怪是罢一次升一次，官反倒越做越大。海瑞的官职最后非常高，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但只是个闲职。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摆设，被供起来了。他办过好多案子，做了很实在的事情，但是他无力扭转乾坤。万历皇帝对他有个批示很有意思，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意思就是说，用他做实际工作是不合适的，用来做道德表率还是很合适的。海瑞看到皇帝的朱批很伤心，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他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7钱银子，他都要算清楚了退回去。严嵩倒台抄家时，光白银就有200万两；海瑞死时，身边只有银子8两旧衣数件而已。留下的积蓄不够办丧事的，棺材钱都是同僚们捐助的。如果按照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

「明知故问」故问社致儿子的一封信文：李承鹏珂仔：我们说过许多话，却经常不敢审视真假。但说给你，孩子，却需要绝对的真话。因为，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唯有唤醒真实，我们才能拥有未来。关于脆弱每个人出生时都很脆弱，我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里写过在你出生时的感受。你出生在长江源头的一座小城，当我开车从几百公里以外飞奔过去时你已经出生：面目清晰、神色安详、高深莫测，让我不敢惊动。那感觉像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邮件而不敢轻易打开，害怕一打开就会被责任牵绊。我们家曾收养过一只流浪猫，几个月后生了四只小猫，刚出生的小猫只有巴掌大。我们完整地见证了小猫从出生到长大的全过程。当时我告诉你，只有意识到脆弱，才能知道生命的珍贵。这，是我们活着最原始的出发点。不管是人文、艺术、体育、数学、宇宙物理还是佛教，只有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才能有所作为。关于善良意识到生命是脆弱的，你才能学会善良。善良是第二个关键词。因为脆弱，我们彼此怀着善意。那几只小猫出生时，按照老人家的说法，家里出了血腥，需要点蜡烛祛邪，同时也为小猫赶走老鼠、蟑螂。奶奶点燃了两支油蜡烛，想用气味和光明驱散对小猫的威胁。我记得很清，你一直细心地呵护着那些蜡烛以防熄灭，我从你眼神中反射的烛光能感受到我的教育，那些关于生命脆弱的话。但是社会复杂，我不能把你泡在纯净水里用心灵鸡汤去迷幻你，有时，你对别人善良，别人未必对你善良。我给你买过一双直排轮滑鞋，带荧光的。我们院里有一个大孩子，对你说我们俩换嘛。你说这是我新买的不换。他说你必须给我玩半个小时。那个大孩子不知道我在旁边，一般家长此时会站出来说，你要干什么，你要撒野吗？但我不会，我想看你怎么处理。你当时的样子很纠结，我就微笑看着你，你也看着我。最后你想了想说：好嘛，我人比较大方，让你玩半个小时，你用什么来跟我交换。那个大孩子拿着你的直排轮滑鞋扬长而去，说等我考虑清楚再来跟你交换。你垂头丧气地走过来。我说，珂仔，要学会勇敢。因此第三个关键词是勇敢。关于勇敢当别人伤害你、无理挑衅你时，你一定要勇敢。未见得去攻击他，更不是和他打架，那不叫勇敢，那叫粗鲁。你的勇敢在于你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很复杂，坚持善良则更需要勇敢。“5·12”大地震那天，你正在读小学，天摇地动之后，所有通讯方式中断。我在家里，不知道在七八公里以外上小学的你，到底是否无恙。当时奶奶离你比较近，我同时牵挂着你们两人。我担心，在全城一片混乱中，如果开车前去接你们，反而会与你们失散。直觉告诉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守在家里。两三个小时后我看到你时，你的脸上布满灰尘，满头大汗。我问你哭了吗，你说没有。但我想告诉你，孩子，如果你觉得恐惧，就哭出来。我不想把你培养成钢铁战士，我不希望你压抑内心的恐惧。当然，后来你承认，你其实是哭了的。那天，你一路牵着奶奶的手，走了七八公里，穿过大半个城市回到家。经历了混乱和惊慌，你虽然哭了，但仍紧紧拉着奶奶的手，生怕奶奶走失，你尽到了一个小小男子汉的责任。我想，勇敢，不是你不害怕，而是即使你哭着，也仍坚持走完这些路程。孩子，只有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我们才可以变得勇敢。关于交换这种情况下第四个关键词就出来了，就是交换。你有你的利益，他有他的利益，除了交换，我们别无去处。每个人都有个性，我拿出我特有的东西，你拿出你特有的东西，我们交换。你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夏天几乎每天都想吃，我就说那你得自己去排队。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哈根达斯露天店，人多时排队要十几分钟，奶奶就很心疼，哎呀孩子都晒中暑了。我说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我只为你负担买哈根达斯的钱，但是你必须自己付出劳动，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交换。这个世界就是个互换的世界，没有任何人像父母一样无条件地爱你。交换，是你十八岁踏入社会的一个生活技能，这很重要。那么第五个关键词也出来了。交换就要有规则，不是说你给我一个巧克力，我就要和你一起去做坏事。你送我一部手机，我就要成为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交换要对等。当然，也不能排斥礼轻情意重。关于规则交换要有规则，你的规则要能平衡好价格和价值。一次，咱们家阿姨的女儿送给你一个她们家地里刚刚挖出来的土豆，你把自己的变形金刚送给她，这是对的。从价格上来讲，一个土豆远远比不上一个变形金刚，但是它的价值很大。你不但要有价格观还要有价值观，她从乡下那么远的地方送过来，洗得干干净净，再用干毛巾擦干，因为湿了的土豆会发芽。她坐了一天的车送给你，你一定要珍惜。当然，规则背后也有潜规则。这不是一个彻底肮脏的世界，但也不是一个完全纯净的世界。关于尊严掌握规则以后，第六个关键词就出来了，就是尊严。在规则层面上，才会有尊严，强者对弱者的奴役统治，弱者就没有尊严，因为只有对等才有尊严。世界上有些国家很富有，比如美国。美国有总统，也有流浪汉，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公民，美国公民。流浪汉不满总统，他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总统，这就是尊严。在中国也同样，你是骑自行车的，他是开宝马车的，开宝马车的可能家产万贯，骑自行车的可能是下岗工人。但大家有共同的交通规则，开宝马的就不能去撞骑自行车的。关于有趣掌握前六条，第七条迎刃而解，那就是有趣。一个孩子善良、勇敢、有个性、懂交换、懂规则、有尊严，他一定会非常有趣。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趣的孩子是懦弱的、自私的、不守规则的、从来不交换而是去偷去抢的，这样的孩子一定无趣。无论你学芭蕾还是踢足球，当老板还是打工仔，做一个有趣的人。不管是比尔·盖茨，还是乔布斯，他们都是有趣的人。我这四十年，也一直要求自己尽量往这些方面靠，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想，我是个有趣的人，这就够了。推荐阅读-点击下方文字即可进入文章界面-李承鹏：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李承鹏：妈妈的四合院李承鹏

我初见老课本，就觉得亲切可敬。为什么我们怀念半个世纪前的国学经典？民国时代，总是让人想起兵荒马乱，民生多艰。但那却是一个最有风骨的年代，在那幽暗的小学堂里，却走出了很多名人大师，孜孜探索中国的出路与未来。这跟当时的教育，当时读的书无不相关。看看民国时代的语文课本，当时书内容之丰富，编撰理念之先进，文字平实深度。你会发现在这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追求教育理想、传承中华文化，从未被忘记。半个世纪前的国语老课本，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气象，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风。杨绛、冰心先生正是看这些书本长大的。彼时，不少人念完小学之后，便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安身立命。叶圣陶说：给孩子传授额思想和信仰全都浸透在课文里，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吗。语言是纯粹的白话，是亲切的“口语风”。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得生命产生敏感。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但教育并未废止。那教育是什么？雅斯贝斯说，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让孩子拥有好的阅读习惯，是这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本好书胜过一百次空洞的说教。民国老课本《晨诵》、《午读》、《暮省》民国老课本《晨诵》、《午读》、《暮省》原汁原味地再现民国风范，家国情深。并在唤醒国语与学童生命关联的同时，将“晨诵”“午读”“暮省”的生活方式，优雅地融入国人的血脉与魂灵。

「明知故问」故问社转自公号“苍山夜雨”一《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甄士隐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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