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 |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由仁义转向法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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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本文摘自赵冬梅老师在6月29日“共识国际讲坛”上的文字整理稿。赵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会称呼它为“大变法”，它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大的变法；但是，我们放在北宋的整个改革的脉络里来看，它是第二次的改革浪潮。
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朝。神宗朝一共有两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叫熙宁，第二个年号叫元丰。熙宁年间基本上是王安石在主持，等到元丰年间是神宗在主持。从熙宁到元丰，这个法度、这些制度其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学术界现在通常把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来称为“熙丰变法”，就是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
关于北宋这第二次的改革，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失败了吗？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里，通常会说：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就等于是进步的、正确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是一个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之下最终失败了。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区分判断和事实。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要看它用的标准。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用的主要的标准是说，王安石后来下台了。王安石下台是否意味着王安石变法失败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行着王安石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个老师都想要得到一个好学生，而神宗毫无疑问是王安石最好的学生——他在老师退休之后，应当说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推行着王安石的路线。所以，虽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
判断王安石变法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它究竟想要什么、变法的目标是什么。王安石变法想要什么？要富国，要强兵；富国就是理财，用理财来富国，用富国来支持强兵。王安石变法中，兵和开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财是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理财究竟失败了吗？显然没有，理财的成绩是卓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熙宁六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提到“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就是说，光两浙的盐税的增额，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观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京仓场”收到的剩粮和草的数量，就是“收出剩粮”，六年之间积攒下来的多余的粮有三十四万石、草有二百五十九万束。其他还有更多的数字，我们不一一列举。单就理财而言，到神宗过世的时候，宋朝的国库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桩起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以来聚的财。封桩是什么意思？封桩其实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神宗朝经历那么多折腾，国库还有相当大量的财富，所以不能说理财改革失败了。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尽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时间很短。那九年之后，一直到北宋亡国，朝廷所用的还是王安石的理财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财措施，包括增加的税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还在延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说“王安石变法失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王安石变法，理财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法来解答的话，王安石变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使帝制时期的朝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那么，是否对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个人觉得没有。尽管有时候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有物价的明显上涨，还有流通的不畅，但是总体上讲，不能说王安石变法就破坏了宋朝经济——没有达到那样一个地步。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转向。
实践层面的政治转向
关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我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实践层面的转向，另一个是理论层面的转向。在实践层面的转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施政方式，朝廷国家的施政方式从前期的“异论相搅”转向“定于一”，开创一种“国是”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特点就是排斥异己，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二是政策倾向，从“不扰”转向“富国”，服务“强兵”。三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的工具性增强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出现了。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权的加强。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施政方式的转变。
1.王安石所开创的“共定国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个士大夫群体来共定国是，而是皇帝与宰执“共定国是”、确定唯一一个正确的路线方针，然后就以唯一正确的路线方针来定去取、决是非。反对这个路线方针的人都是要靠边站的。就是说，“国是”一旦确立，它就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的原则跟北宋前期的那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原则是构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国是”这种排他性的原则往前推，那些持异议的人就应当受到打击，甚至“国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压迫、政治分裂——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如果“国是”比如说是爱民，比如说是要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国是”没什么毛病，这些东西是要的；但是，“国是”的特点恰恰是它通常表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方针，以及与此路线方针相关联的用人原则。
简单地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比如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可以称为“国是”，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可以称为“国是”，支持这个“国是”的人就是朝廷、王安石要用的，反对这个“国是”的人就应当靠边站。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一样。“国是”的模式往前推行、继续加剧下去，推到南宋其实就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大臣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一切大事就决定了，剩下的大臣，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听。一般的士大夫“更不能闻问”。群臣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议政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在“国是”模式之下，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雕版印刷这种新技术应用于打击政敌。老臣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王安石让其他官员写了一篇文章，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字报那种东西，来批驳韩琦。而且王安石还亲自下手改了这篇文章，把这篇战斗的檄文雕版印刷，发放到全国的一定以上级别的官员。而韩琦的原稿是没有这个便利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来打击政敌。
第二个例子就是吕惠卿去警告李常。李常是谁呢？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一个谏官，谏官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王安石推荐了李常来当谏官，李常到了首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种政治传统——我坚持我的是非标准，我坚持我个人的判断——来反对青苗法。李常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你竟然反对王安石，“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在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压缩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光反对，反对无效。神宗给了司马光一个枢密副使（副宰相级）的高位，但条件是让司马光停止对变法的激烈批评。司马光拒绝，然后就离开京城，去长安（今天的西安），在那儿继续反对青苗法；后来就回到洛阳，当了15年的历史学家。
老臣富弼后来也回到了洛阳。我们在这时看到的就是，这些持“异论”（不同政见）的人，纷纷地跑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城市。开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在强力推行新法，而那些反对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洛阳。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群臣的异论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受到了排斥，他们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压迫；只是说他们这些人不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2．政策的倾向，从“不扰”转向了“富国”，从“富民”转向了“富国”，“富国”是服务于“强兵”的。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王安石新法里，农田水利法其中一个项目叫作淤田法；淤田法就是人工制造河水泛滥，把河扒开一个口子，让那个河水流出来，利用水把河里的淤泥冲出来，目的就是用河边的淤泥来肥田。有一个大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田的时候，第一，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第二，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好地以及老百姓的坟墓。后来就有人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说程昉有两条罪状，一条是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书（“不曾户户取状”），还有一条就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庄稼。这两条罪状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王安石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石说：“没关系啊！即便事实是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人他为朝廷还在当地检定出好田一万顷（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纳税的地又找出来一万顷），加上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一共就有一万四千余顷，做出这么大贡献，他撒点谎，损害一点老百姓的地有什么？没什么呀。”
就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倾向完全地变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平衡，要“富民”，现在全部转向“富国”，要服务于“强兵”。
以上是实践层面的，接下来我们看思想层面的。
思想层面的政治转向
思想层面的，其实王安石在倡导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时他还用“三不足”之说，来彻底解放了那个具体的皇帝。
其实我们说到帝制时期的皇帝的时候，是有双重皇帝的。一个是抽象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指那个皇位所代表的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列祖列宗，它代表着江山社稷；它其实意味着，皇帝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这是一个抽象的皇帝。这个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实面对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个就是具体的皇帝。但是具体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个具体的人，他往往不能够符合所有那些对抽象皇帝的要求。因此，在帝制时期，一个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皇帝的要求的这个矛盾。
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天”，包括天命，以及天变、灾异示警。这些都是可以约束到皇帝的。我没有时间展开，大家可以看我的《法度与人心》。其实这些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是我们和古代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拿我们今天所谓科学这一套，对古人嗤之以鼻，认为古人谈“天”，谈这个，谈那个，是封建迷信——其实不是，古人没有那么傻，那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具体的我不展开了。
我在这儿要说的是，能够约束皇帝的这些软性约束，包括“天”，包括社会舆论，包括祖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而且，王安石倡导的是迎合帝意。我觉得这点是不能原谅的。王安石在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一件光荣、正确、伟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思想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不仅在实践上破坏一项政治原则——之前的政治原则是要“从道不从君”，要以“道”来引导君，但是王安石现在说迎合有理——而且王安石竟然从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是对的。
王安石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是在这件事情上论证的。有一个叫王广渊的人，他在京东那个地方施行青苗法的时候，有人告他。王安石为王广渊辩护，说：“王广渊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见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趋附”。我们今天常常把“趋附”这两个字用在“趋炎附势”这个成语里，也就是这个成语所说的意思。王安石说：“王广渊能够趋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着来了，这是好的呀”。接下来，王安石有一个论述，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句话，王安石是说：迎合是对的，王广渊迎合上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怪罪他。为什么不应当怪罪王广渊呢？因为“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王安石指的是《周礼》里就曾经设置官职，专门去宣布人主的心意（人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让老百姓顺着人主的意思，避开人主讨厌的。王安石说“古者设官”，实际上他指的是《周礼》里的掌交——王安石确实是博学，他改革里的很多论述在用《周礼》——但对掌交这个官，能不能像王安石这样解释呢？我觉得可以不这样解释。《周礼》里的掌交这个官是这样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就是说，掌交这个职位持的是节和币，巡行万国；到诸侯那儿去，到万民聚集的地方，去宣扬王的德意志虑，让大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让大家知道王宣扬什么、什么是好的，让老百姓避开那些不好的。其实，这起的是一个教化和统一思想的作用，我觉得理论上它不是说要迎合。
可是王安石竟然把它解释成迎合，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在理论上论证迎合有理，我觉得这是比实际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谅的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儿要和北宋前期对照一下。刚才谈到，王安石曾经为程昉辩护，说：他淤田，哪怕损害了老百姓的地，哪怕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北宋前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什么样的，来做一个对照。王旦是真宗时候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一共当了18年。《宋史·王旦传》里记载说，薛奎这个人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干什么的呢？把长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资运回首都，因为江南淮南那个地方是大粮仓，首都的很多物资供应是靠江南淮南的），来向王旦告辞的时候，王旦作为宰相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东南民力竭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东南的老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差不离了。然后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言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应当考虑的是这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张士逊做江西转运使（转运使要比发运使低一级，张士逊做的是江西路的转运使），他“辞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说什么？王旦跟他说：“朝廷榷利至矣。”就是说，朝廷的专卖所取得的利益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朝廷的专卖推行不可以再搞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张士逊做转运使做了应该不只一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话，“未尝求利”（就从来没有要努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要增加政府收入的话，其实就是刻薄老百姓。于是，人们都说：“此运使识大体。”这是北宋前期，宰相、发运使、转运使，还有周围的人都认为是这样。可是，王安石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培植新士风，养成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石的这种新思想之下，培养出来了那种更听话的、能非常高效推行政策但是不会思考中央的思路对不对的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有多大本事？我们看，同样是在京东这个地方，别的官员都不能够足额收下来酒税等税收，而吴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够增收175.9万，而他的前任亏21万。他跟他前任比，是什么状态？将近200万的差距，可是京东还是原来的京东地区。
神宗曾经亲笔批示说吴居厚有多能干，“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而且，神宗曾经派工作组下去总结吴居厚的事迹和吴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诸路遵行”（推行到各路，让其他的转运使都学他），“庶客入继有登办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吴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不举别的例证，就看跟吴居厚同属改革派的曾布说什么——曾布说：“京东岁有羡余一二百万，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它哪儿来的）？”而且，“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羡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额之外多收的。曾布说：这些多收的肯定是从老百姓那儿刮来的。别人都不能够搞这么多，吴居厚怎么搞来的？朱熹告诉我们：“吴居厚在京东，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就是他支了很多炼铁炉子，让老百姓买他的锅，而且规定家家都得买——四口人买一口锅，五口人买两口锅。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锅啊？！就被他逼着买锅。
这个吴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称他“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们看老百姓有多恨他：“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京东剧寇预装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循去”。就是说，京东后来出了盗贼，本来打算把吴居厚抓住、扔到炼铁炉子里烧死，但是这个吴居厚却是福将，后来就跑了。这个吴居厚，你说他能干不能干？吴居厚相当能干，而且他后来还创办了宋朝比较早的国营医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时候，徽宗建设“福利国家”时。其实，吴居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人，但他也是一个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样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但是长此以往，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矛盾的人。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三旨宰相王珪。这位是神宗用的时间最长的宰相。王安石其实加起来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干了十六年——从副宰相到宰相。这个人干什么？这个人从来不拿主意的。他号称“三旨宰相”，为什么呢？就是说，别人来请示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示完了，“领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请示的人说你“得圣旨”了。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就像一个很听话的高级秘书，甚至都不是那种很有创造力的高级秘书。这就是神宗用的一位宰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状态是，这个国家现在考虑的首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样灭亡的？
在钦宗朝，曾经有人总结北宋法度的三变。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变法之前的那个法度，说“祖宗法惠民”，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国家，政策倾向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提到“熙丰法”，也就是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神宗的这个法度，说这个政策措施“惠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好处的——它是一个倾向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法度。接下来还有一个“崇观法”，崇观是指徽宗的两个年号崇宁和大观，说“崇观法惠奸”。崇观法对谁有好处呢？徽宗时期的法度对奸臣有好处——当然奸臣是服务于皇帝的奢侈享乐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时代，王安石开创了一种鼓励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一种政治风气。同时建设了一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非常善于执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队伍。这支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干，但是没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虑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己，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朝廷、离开权力，让他们靠边站。
等到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时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国是定于一”、排斥异己的这样一种“国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远。我们在前面说，神宗朝的时候，异己仅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现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现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单。而且，王安石把皇权从笼子里放出来——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约束一一拿去。当然神宗没有太滥用这个权力，神宗用这个权力来干什么？用来开疆拓土，做的毕竟还算是像样的皇帝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纲”也出来了，“艮岳”也出来了，丰亨豫大，种种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满足宰相私欲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政治不断地走向腐败。
政治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当官僚集团走向了恶性分裂，这才是一个更大的腐败。恶性分裂，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政治黑名单，还有出现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团裂解成了小集团，小集团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关心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样一个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习惯了说谎的政府，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应对真正的打击的。当然，在徽宗朝，我们看到的还是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社会经济其实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你看开封，你会觉得灭亡之前的开封是花团锦簇的、好像是很繁荣的。可是，那个国家机器内里已经彻底地腐败掉了，它已经丧失了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因此，当东北的女真人崛起，这个更强大的新的力量对宋朝展开攻击的时候，北宋政府是没有能力调整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它里边先烂了，已经是一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一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灭亡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