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磊、许钧：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许钧教授访谈录
摘 要：本文记录了对许钧教授的专访。在访谈中，许钧教授基于自身的教学实践与经验，分享了他对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理念。许钧教授提出，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翻译教学的形态，翻译教学因而首先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于翻译的选择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动态发展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同时，教师还应加强译前准备与译后工作的教学与指导，将教学贯彻到整个翻译过程之中；在语言转换层面，许钧教授强调翻译教学应以“问题”为核心，提高学生发现与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翻译策略，探索翻译理论。最后，许钧教授指出，未来应着力于“多样化”的翻译人才培养方略，促进翻译教学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并利用好“新技术”为翻译教育所带来的新思维与新资源。
关键词：翻译教学；翻译过程；翻译教育；人才培养；翻译问题
1. 从教学翻译走向翻译教学：理论思考与个体实践
杜磊（以下简称“杜”）：许老师，您好！您在多个场合，曾经以“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总结您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其中，“教翻译”居中，可见在您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想特别借着这个机会向您请教一下“教翻译”的问题。首先，能不能请您大致先回顾一下，您最早是如何走上翻译教学之路的？
许钧（以下简称“许”）：我走上翻译教学之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喜欢翻译。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教翻译”上，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作为一个教师，“教翻译”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课堂上把翻译的概念与翻译技巧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译者，让他们把翻译事业传承下去。如果从永乐五年（1416）明代设立四夷馆系统培养专职翻译人才算起，我国的翻译教学史已有六百余年了。翻译，尤其是笔译，是人和文本打交道，“教翻译”则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从一个教师的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讲，“教翻译”很重要，这是因为教师在“教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传授翻译技巧，还肩负着培养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间使者的重任。如果文明之间要靠“翻译”的力量才能实现互相对话与交流，那么“教翻译”无疑是使翻译形成“力量”的那种“力量”，是文明存续与发展中作用相当特殊的一环。我们做翻译教师要有这个认识，更要有这个信念——现在课堂里坐着的，紧盯着你的，从你这里学习翻译的那些青年学子中，未来一定会出现独当一面的翻译家与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真正踏上翻译教学之路，都有可能历经从“教学翻译”向“翻译教学”的观念转变。在课堂上，翻译最早是外语教学的一个抓手，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作“教学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或者翻译练习是外语习得过程中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以提高外语能力为目的。我们都是学外语的，外语学习需要培养五大能力——听、说、读、写、译。译是殿后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困难的，是听、说、读、写基本功积累之上一种综合能力的延伸。一开始，我们接触翻译的主要方式就是“教学翻译”。到后来，我们进入到翻译专业的学习，专攻“听、说、读、写、译”中的“译”，开始接受“翻译教学”，这时候，翻译是作为一种专业被教授的。为什么要开展翻译教学？很明确的一点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目标的是“教学翻译”，以提高翻译能力为目标的是“翻译教学”，翻译教学在理论形态上得以从二语习得中独立出来，这是转变或演进的分水岭，也是必由之路。翻译为什么需要“教学”？这是因为，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它完全是一门具有自身特殊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科。一言以蔽之，学得好外语的人不一定能把翻译做好，这点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翻译教学的终极目的是培养翻译专业人才，我们展开翻译教学，其前提与基础也是这样一种观念与认识上的变化。从大的方面讲，这同时也是翻译教学理论得以建构起一座宏伟大厦的“起点”。很多做翻译教学研究的学者，都会不假思索、习惯性地提到“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这对基本概念。其实，两者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进一步打通，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后者的理论建构价值与意义。
杜：许老师，您对这对概念的强调确实很有必要。听了您的解释，我的感觉是，这对概念不仅仅是不能混作一谈那么简单。尤其是“翻译教学”，学界虽很早就已提出，但认识并不深刻。之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翻译教师，也对翻译的认识有所欠缺，起缘很可能就是头脑里不自觉地把“教学翻译”等同于“翻译教学”。两个词一掉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番天地。这反过来也说明“翻译教学”的观念其实还不够深入人心。
许：对，你说得有道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对此感悟也很深。1975年，我从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76年赴法国留学，回国以后，从事外语教育，自然涉及教翻译的问题。但是，我走上翻译教学讲台又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从1980年动笔翻译亨利·古龙日（Henri Coulonges, 1936-）的《永别了，疯妈妈》(L’adieu à la femme Sauvage)和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1940-）的《沙漠的女儿》(Désert)等作品的实践历练开始，我就发现，我的翻译实践能力，以及对翻译的理解虽然时有进步乃至飞跃，但实际上，我遇到了很多我难以克服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触发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障碍？这些障碍要怎样才能克服？假如要克服这些障碍，我所采取的手段或者路径是否合理有效？通过发现与处理这些障碍，渐渐地，我就不自觉地接近并触及到了翻译这个专业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翻译实践为我在理论上提出了非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的理论思考中，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束之高阁，恰恰相反，我又把它们带回到了我的实践中，特别是翻译教学的实践中去。我的一个很大的发现是，这些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教学这种独特的实践形式来找到答案的。当我把问题在翻译教学的场域中提炼出来的时候，一些原本难以解答的问题居然会找到很有价值的答案。在课堂上，学生是译文最严苛与挑剔的读者，他们的直觉最为自然、直切、敏锐。当你向这些“特殊读者”传递你对这条译文好坏得失的理解，或者拿出你自己的译文讲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最好的翻译批评；当你试图努力向学生阐述一个翻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时，你自身对翻译的认知过程乃至对翻译本质的理解，都会不断产生新的感想与体悟。因此，千万不要认为翻译教学只是一个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翻译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任务，也是教师水平提高的平台。只要我们认真设计教学，上好每一堂翻译课，作为教师，我们其实可以从教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教学相长的效应会很明显。
杜：许老师，您刚才的话中其实涉及到两个要点：一是实践，这一点恰好回答了您刚才提出的要进一步打通“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之间关系的问题。从“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的观念之变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实践出真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中间真正起到转变作用的，是个人对翻译的实践与思考。二是翻译教学的实践意义。翻译其实还有“翻译教学”这种特殊的实践形式，而且，翻译教学的实践能有助于解决一些翻译实践中解决不了的问题。
许：是的，毋庸置疑，从“学翻译”走向“教翻译”，虽个人境况不同，经验有别，但这一过程实际无一例外地包含了理论思考与个体实践这两条关键线索，并且这两条线索又关系到我们翻译教学整个领域专业意识的构建。
2. 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了翻译教学的形态
杜：听了许老师刚才的剖析很受教。其实我本人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了，那时候阅读了许老师主编的《法汉翻译教程》。这本书不厚，但无论是编排方式，还是章节内容，与一般我们看到的翻译教程已有很大区别。比如，您一开始先是给出精选的原文，然后单独从本章要解决的问题的角度分析原文精彩与独到的地方，给出译文之后，再对译文给予点评与分析。最后，您会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予以讲解、分析，然后做归纳与总结，最后则是欣赏与思考。您的讨论也很系统全面，大到“结构的调整与长句的处理”（第四章），小到“标点符号的处理”（第八章），甚至还包括“翻译中工具书的使用”（第十一章）。每章之前，您还对该章所涉及的翻译问题从理论高度予以提纲挈领的总提。我想我和很多阅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一样，虽没有真正地上过您的翻译课，但感受却完全像如走进您的课堂一般。今天，借这个机会，想向许老师特别讨教一下，课堂上的翻译教学到底该如何开展？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许：实际上，多年来，我做了很多具体的翻译教学工作，比如我一直承担着本科生的《汉法翻译》、硕士生的《翻译通论》、《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博士生的《翻译专题研究》四门课程。在本科阶段，翻译课以实践为基础；到了硕士，就慢慢地开始跟理论相结合；到了博士阶段，则强调对理论的自由探索。所以，我们的翻译课是一个从实践向理论渐进的课程体系。
在我上的这一系列课程中，《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采用的是“翻译工作坊”的形式，针对的是硕士研究生。这门课向下与实践接轨，向上又承托翻译理论。如果我说翻译教学应着力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所有的翻译教师肯定都会赞同我的提法，培养翻译能力是翻译教学应有之义。但关键问题是，翻译能力究竟应如何界定？近年来，我们对翻译概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对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的理解也应随之更新变化，但翻译教育界对这点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意识。
我想就翻译、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之间的关系提出我的几点看法，提这些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当然还是想和大家探讨如何完善我们的翻译教学。
第一，翻译教学应积极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一般来说，上翻译课，我们对学生的要求似乎不外乎掌握语言转换的基本规律，教授他们如何根据中外语言的差异恰到好处地处理译文，如从文本转换的角度将西方语言中的长句变为汉语的句子，遇到文化因素又怎么翻译得宜等等，不胜枚举。你刚才谈到的我的《法汉翻译教程》教程，也属于朝着这方面努力创新探索的成果。这些翻译技巧层面的讲授固然不可或缺，我们确实要培养学生娴熟应用这些技巧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一旦改变观念，把翻译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来加以认识，就不难发现，若这样去开展翻译教学，其教学主体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这一个层面而已——也就是从A语言到B语言的理解与表达，到此结束，如此而已。这是狭义的翻译过程，但是，从广义的翻译概念角度来看，翻译仅此而已吗？所以，我就不断地启发我的学生，请他们在上我的课之前预先认真地思考：现在是不是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样的练习，我们就做什么样的练习？是不是老师接受了出版社翻译一本图书的合同，分派我们翻译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
我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翻译界的那些前辈名家，如巴金（1904-2005），早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开办了《平民之声》这样的杂志，并在其中自主选择决定译什么样的东西了！再到19岁，他就出人意表地在成都《草堂》杂志（1923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译作——《旗号》（The Signal）。巴金选择翻译的是俄国文学家迦尔洵(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 1855-1888)的作品（为巴金从Rowland Smith的英译本转译），在当时是相当具有革命反抗精神的一部短篇小说，这样的一种翻译选择方式恰恰构成了巴金早期文学之路的思想起点。再比如傅雷，法语文学浩如烟海，但是他选择翻译的每一部作品，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到《美苏关系检讨》，再到巴尔扎克，都与国人精神与文化需求同声相应、同气而求。他们的生命与创作的历程中，就有这么一条在时代语境下以翻译选择为表征，以国家精神与文化需求为旨归的个人成长轨迹。我想说明的道理是，翻译不光是闷头做出来的，翻译过程的起源是翻译选择，选什么样的东西来翻译，本质上决定了一个“翻译人”的家国情怀，乃至他/她未来人生之路的宽度。轮到我们教师反思了，我们声称要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既然翻译选择的问题这么重大，我们有没有培养他们选择翻译的能力呢？
杜：许老师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感到非常触动！的确，我们翻译教学课堂的模式如果只围着语言转换来进行，是有缺憾的。正如您所说的，翻译的过程其实远不止语言转换，若只关注语言转换本身，那么我们很可能只能培养“译匠”而非“译才”。翻译的选择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比语言转换能力更需要培养，因为它体现的是“翻译人”在大千世界中把握时代脉搏的主动性。那么，许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在课堂上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的？
许：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了翻译教学的形态。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它有什么样的价值？为什么需要翻译这样的文本？这种需要又跟什么社会与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这些问题理应纳入到翻译教学之中。翻译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为学生创设这样的机会，培养他们的翻译选择能力。因此，我对课程的设计跟传统翻译课并不同。比如第一节课，我就要求学生介绍一本或者一篇他们认为值得翻译的作品。学生来上我的课，知道我来教他们，济济一堂，满心期待我教给他们特别的翻译技巧，因为大家都知道许老师会翻译。我说不，你们先回去好好准备，一个星期以后把你们认为值得翻译的作品介绍给我和同班同学。一个星期以后，在我看来，学生汇报的材料都特别值得翻译。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对于翻译的积极性和热情空前高涨。我曾教过一个男生，他和别人不一样，很早就以法国奢侈品牌销售为志业。了解情况后，我就向他“约课”，让他来讲讲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法国名牌以及相关材料的翻译。结果那堂课气氛特别好，大家都大开眼界，凝神屏息地听他讲，还纷纷发言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师生都学到了“时尚翻译”要如何去表述才能达到时尚的效果，收获很大。
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开了一个栏目，叫“域外书影”，发表的大都是我熟悉的同行和我指导的学生所采写的书评，为出版界开了一个“世界之窗”。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也曾开了一个栏目，叫《阅读西方》——学生通过写作与投稿，把他们认为好的当代外国作品写成简评，予以推广。这样，学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加深了对翻译价值的理解，同时又显化了读者乃至当下社会文化或长远或紧迫的需要。很多出版社看到这些文章后就纷纷主动来和我们谈合作，发出翻译出版的邀约。我认为，有了翻译选择的教学，翻译课的延展性才能得到真正体现。我们都知道，理论上，当代译学强调译者不是原作的奴仆，译者是有主体性的。实际上，翻译选择的教学就是在引导他们通过课堂，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这种主体性，树立动态发展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
杜：许老师刚才说的“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了翻译教学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教学思想，您提出的与之匹配的这些操作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围绕翻译选择，我们的课堂其实可以设计出很多教学活动，学生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就经由选择真正地融入到了翻译课堂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翻译选择能力也得到了切实的培养。
许：对，我刚才讲的翻译选择能力的培养，除了翻译选择能力以外，翻译过程实际还包括译前与译后工作。所以，我第二点要讲的是，学生译前准备与译后工作能力的培养。在选择之后，翻译就进入到了译前阶段。进入到译前，就意味着启动了对原文的理解过程。围绕着对原文的理解，还有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你刚才提到的我的那本翻译教程，就有一章单独辟开来教学生如何使用翻译工具书。那时是2008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现在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的飞速发展，翻译的实践环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有能力利用各类文本，包括与翻译主题一致或相关的平行文本，有关作家创作、读者阅读与评论的文本，甚至还包括图像、视频等超文本。
翻译除了上述的“不定向准备”以外，还有“定向准备”的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国际组织文件的翻译，相关重要概念的外语表述方式已约定成俗，不能另起炉灶，随意创造。这时老师的指导要清晰，就是要让学生必须通过检索已有的术语语料库来保持、维护术语表达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在前人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我认为译前准备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比重和地位只会越来越高。教师应牢牢把握，组织好这个教学环节，在学生动笔之前，充分引领他们进入翻译情景，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处理好无涯的“识”与有限的“译”两者之间的互动及辩证关系。
杜：听了许老师的话，我的感受是，信息化时代，译前准备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信息素养要求——以前说的译者应当是通晓百科知识的“杂家”，而现在，我们的翻译教学培养的应当是信息与主题文本获取的“专家”。
许：是的，下面讲译后工作。翻译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是把译文置之不顾了呢？现在很多翻译家的手稿逐渐公布于众，我们就看到，朱生豪这样的大家，会在初译莎士比亚作品之后反复推敲修改，之后再定稿；傅雷则认为，译文要“传神达意”，就务必反复修改，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既然好的翻译是数易其稿的结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修改纳入到翻译教学之中呢？我们拿到学生的译文，无论是一个段落、一篇文章抑或是一本书稿，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细节例证，具体反馈改进的措施和策略，以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翻译评估报告。具体可以小组之间互评，由教师最终审阅把关。方法上，既可以直接取阅读译文的读者视角，又可以通过比对原文与译文、从二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修改审阅。尝试几次后，你马上就会发现学生都有做译审的潜质，经过从翻译到翻译的“二次翻译”之后，学生对语言与翻译的敏感程度及把握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翻译的修改很重要。真实的翻译过程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学生在对译作的文本反溯与自我检视中能得到很大的滋养与提升，没有什么能比对自己的翻译进行反思更能让人提高的了。从翻译的错误与缺陷中去反思，去学习，印象会很深，参与教学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从中受益。在翻译教学原理层面，这是师生翻译水平的同步螺旋式上升。
杜：许老师说得很对。我们的外语有精读课，翻译也应有“精译课”。如果说精读的目的是通过细读字、词、句与篇章培养语言能力，那么精译课的主要内容就应当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对译文反复揣摩与修改。外语各学科中，翻译是双语输出，实践性最强，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求“一译了之”的输出，那再多的实践恐怕也无法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许：再往外一层，现在很多教翻译的老师都在抱怨，翻译理论多么难教，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如何无话可讲，总之，就是学生对理论普遍提不起兴趣。但是，如果我们把翻译课的作业修改和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结合起来，“见缝插针”，这不就找到了理论教学的绝佳时机了么？——看了学生的修改，我会迫不及待地追问，你修改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修改？有何依据？两种译文的差异是否有理论可以解释？当翻译问题不再是课本中的问题，而是切身的翻译问题的时候，我们启迪学生进行翻译理论思考的滞阻就会变得很小，相反，学生学习探索的动力会很强。作为老师，我们能不能就这一修改过程因循利导，通过启发学生，很自然地把他们带入一种理论视域的思考当中呢？
杜：许老师，我想，现在外语学界都在提思辨能力的培养问题，但对于怎么来培养思辨能力，我们的认识还很模糊。听了您的讲述，我突然明白，就我们翻译专业而言，译前准备与译后修改其实就是可以提升学生实践与理论思辨能力的途径。
许：对，翻译思辨性的培养的确可以如你所说，落实在这些层面。讲到这里，其实翻译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很多人认为，翻译定稿了以后，这下翻译过程可算是结束了！其实就翻译过程来看，还不尽然，因为翻译成品成形之后还有一个物质的流通与思想精神的接受问题，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的学生可以参与介入么？我们的作品翻译出版以后要不要以推荐的方式助推这个作品的传播与阅读，从而真正发挥文化引入的力量与作用？答案是肯定的。越多的人读到译作，译作就越能释放价值。所以我要求学生每翻译完一部作品以后，务必要写《译序》、《译后记》或《译评》，然后把这些文章拿到面向读者大众的报纸上去发表，比如说《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与《中华读书报》。我的不少学生，像宋学智、袁筱一、刘云虹、高方、曹丹红等，他们在读研究生时都有这样的好习惯，现在他们也都是这样去要求他们的学生的，他们的工作对于整个的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本身也都成长为优秀的翻译家与翻译学者。
杜：许老师，您提出的这最后一步翻译工作与前面的翻译选择是遥相呼应的。前面，您提到了翻译选择——作为一个译者，为什么要选择这部作品来译，涉及到的是他对于整部作品价值的研判。当一部作品翻译完了，对整部作品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译者对作品的思考会到达一个新的层面，这个时候，假如乘热打铁，把翻译的难处、挑战，以及对作品的文学性与思想性的认识再加以总结归纳，分享给读者，那翻译的目的才算达到，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同时，这也是译者实现自我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
许：是的，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是：翻译教学要基于翻译问题，坚守实践与理论互动。我刚才特意把翻译选择、译前准备与译后工作放到前面先讲，因为这些部分是翻译过程的首尾，直接关涉到翻译教学过程的完整性。翻译本体的教学，即大家比较关心的所谓“翻译技巧”的教学又该如何进行？对此，我是这样思考的：
第一，问题是翻译实践的灵魂，教学要紧紧围绕学生实践过程中实际发生的问题来讨论。我们的传统翻译教学往往都是规定性的：课堂上教师通过教材上的例子归纳制定出一个翻译操作的标准与框架，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再把作业交上来由教师评定操作是否符合标准。翻译教学界其实很早就意识了翻译的这种教学方式存在弊端，本身也暗含悖论。如果只从教材中抓一些别人都谈过的典型的例子作为范例见解，就会失去教学针对性，学生感受不会深刻，学习效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我做了一些尝试，增强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通过翻译选择自主实践，通过实践发现问题。这些问题是在翻译过程中确确实实发生的，不是老师为了教学之便而设置的问题。针对实际的问题，师生在课堂上一起讨论、分析，可以激发学生探索的积极性，对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从问题导向策略的思考，进而进行理论的探索。我认为，真正的翻译教学，应以问题为核心要素，学生发现问题是第一步。但发现问题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课堂上，我要求学生把他们认为最难翻译，或者认为自己翻译得最好、最精彩的3000字带到课堂上来展示、分享与讨论。首先，我让学生讲：你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书？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你去翻译？这是他们对书的翻译价值评估所做的思考。然后，我们再一起研讨他们对译文的处理。学生对译文的处理必然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我鼓励我的学生，一个人要提高翻译能力，就要发现自己的问题，发现了问题就是提升的第一步，一个人假使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他就没办法再提高了，这是很危险的。问题是各个层面的，有可能涉及整体语篇风格的再现，也可能涉及语句、隐喻、词义、句子的长短、谚语与俗语的处理，乃至标点符号与注释也都可能成其为问题。我们绝不能低估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可以发挥出来的个性与强大的创造力，经过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学生完全有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创造性地为问题提出解决的路径与方法，并上升为适切的中观翻译策略。这种中观的翻译策略，位于静态宏观的翻译原则之下，又对接原文本的特性，是翻译“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另外剩下的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师生集思广益，也有可能妥善解决。你再看看我们的课堂，十几个学生，带来各种各样的题材——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人物与历史传记、散文与诗歌等等，都有可能会在课堂上登台亮相。通过“问题—策略”这一问题导向性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学生可免于像教科书中编排的那样，消极被动地去接受各种文体的翻译训练，另一方面，也突破了翻译教材中以单句或短段落为主的经验式、片段式灌输机制，扩大了思考的长度与体量，学生能更加全方位、立体化地去看待翻译现象。除此以外，教学上还会产生“联动效应”：一个同学讲，其他同学就会“感同身受”，就会发现原来翻译问题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不是“悬空高远”的。你在翻译诗歌时出现的是这些问题，他在学术著作翻译中发现那些问题，两个学期的课，学习或讲解过的问题积累起来，会涉及到翻译文字的各个层面，不少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也会浮现出来了。我的很多学生在一部著作翻译完了以后，通过理论思考与总结，往往能写出很好的翻译探讨文章。
我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学生出版的译著非常多，比如系里有一个博士生，她在硕士期间就翻译出版了三部书，博士期间又接连翻译出版了四部书，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最后她的博士论文也做得非常好，实践与研究齐头并进。我的学生中有两位担任了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其中有一位成了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有两位担任江苏翻译协会主要负责人，其中一位任南京翻译家协会会长。可以说，我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或指导出了一批热爱翻译、热衷于研究翻译的学者与教师。我的经验，就在于我认识到翻译教学不能基于对翻译过程狭隘的理解，翻译能力的提升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词、句层面的双语转换，而应着力于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
杜：许老师跟我们谈的翻译教学经验既生动又开人眼目，谢谢许老师“手把手”地向我们年轻教师传授翻译教学的方法！
3. 翻译人才培养的未来视野：多样化、高水平与新技术
杜：许老师，您是非常善于培养翻译人才的老师，您培养了很多学生，现在也跟您一样成为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您在2019年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中说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翻译同国家的伟大复兴与人类的进步事业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翻译教育是中国人才培养的一项创举，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构建了一整套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的体系。”您还说，“现在各行各业都缺人才，但是对翻译的人才要求是最高的，因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就是翻译的事。”这些话掷地有声，发人深思。刚才我们聆听了许老师对翻译教学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想继续向您请教，您认为我国的翻译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
许：你的问题非常重要。国家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是翻译教育的动力之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外交流和国际交往的需求与日俱增，大学内外，翻译活动确实非常活跃，翻译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大格局之下，整个社会重视翻译人才培养的呼声不绝，翻译教育在我国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
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我认为，首先，我们翻译人才培养应秉持多样化的原则。我一直说，中国翻译有三大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形态多样，三是复杂而又丰富。应该说，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以满足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各种交流的需求。现在，国内高等学校翻译专业都把培养高级翻译人才作为首要目标。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由于翻译形态的多样化，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培养也有一个分门别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培养翻译的全才或通才。现实情况是，有些人擅长外交翻译，有的精通文学翻译，有的长于学术翻译，有的特长是法律翻译。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只有翻译人才人尽其能，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结构，才能更高效地满足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我们的院校培养还是停留在一般化翻译能力之上。师资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有的在翻译本科层次已经开始开设不同类型的翻译课，如文学、商务、新闻、影视、旅游、科技与法律等等。师资条件暂且不足的院校，也应该努力创造条件，通过整合校本资源，利用校外资源，积极地开拓出一条特色化的翻译人才培养路径。这样，到了硕士生或博士生层次，学生就有确立好实践与理论专攻的领域及方向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我个人认为，分类分层发展，将是我国翻译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第二，我们的翻译教育应着力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什么是“高水平”？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高水平的翻译能力是由多种能力综合构成的，涉及各种语内因素和超语言因素。比如口译，你翻译得很流利，但是你缺乏沟通的意识，可以吗？在翻译过程当中，你的译语没有体现出努力让听者理解的潜势，可以吗？高水平翻译与语外因素也息息相关，如光知道怎么译，不知道为什么译，不知道如何发挥译的价值，那也不能叫高水平。两者在语言内外，但都直接关涉语言，决定高水平翻译的，还有超语言因素。比如，译者应具备原语与译语视阈融合的双重文化背景知识。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力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在新时代，翻译人才还担负着面向世界，全面、准确、清晰地“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文化传承与交流的核心要务。
高水平翻译还和机器翻译相关。现在机器翻译大潮来袭，Google翻译、有道翻译与DeepL翻译器的翻译表现都让人眼前一亮，有了这些机器翻译引擎，似乎大家都可以放手翻译了。于是，翻译专业外部承受了技术的压力，而内部师生则显得有些彷焦虑。人们可能会说，机器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了，跟人工就差这么百分之几了，超越人工翻译指日可待，有些人据此提出疑问，我们还有必要把自己打造为高水平的翻译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想告诉大家，从基因的角度来说，黑猩猩跟人的基因组的DNA序列也就差2%，大家可以去想象，这种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足以形成动物与人之间的差距！今后无论机器翻译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翻译人都无需忌惮。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能放心交给机器翻译吗？国际会议，机器翻译能够和箱子里的口译员一样充当大任吗？从伦理和价值的角度讲，它永远只会是工具，不可能“反客为主”，取代高水平的翻译，那“2%”虽小，但却定义了“翻译作为人类世界最复杂的活动”这一现实基础。我们的学界不妨研究一下，从认知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等角度，就翻译而言，我们人脑和电脑之间那“2%”的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人脑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绝对胜过电脑的优势？这些地方如果研究清楚，“什么是高水平的翻译”这个问题就可以有新的答案。总之，机器翻译应该为人所用，服务于人，产出更高品质的翻译。
杜：许老师，您刚才讲到机器翻译与培养高水平翻译之间的深层关系，我们还想紧接着上面的话题向您请教，在当前机器翻译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翻译教育应如何把握当下这个人工智能（AI）时代？
许：你的这个问题就导向了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翻译技术。翻译问题有其“变”与“不变”。一些翻译的基本规律是不变的，它的功能与作用尽管在不同时代会有一定差异，但也是相对稳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人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与翻译发生交叉，并且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实践，助力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实践，使翻译有了强大的技术实现手段，召唤着我们变革翻译教学。我们说要用好机器翻译，而不是盲信与依赖机器翻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需要翻译技术？这是因为它有可能为我们翻译与语言服务过程中实际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事实上，我在论述翻译教学译前准备这一方面时就已经提到这些技术优势为翻译理解带来的便利。翻译工具从“字典时代”迈向“人工智能时代”是不争的事实，是翻译历史的车轮。这种升级跨越，当我们去适应、去拥抱它时，它就不再是你所说的“挑战”，而是转变为了可以利用的翻译技术工具。我注意到，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翻译专业部分已明确将“工具能力”列入翻译能力之一，并将涵盖搜索、术语、记忆库与机器翻译四个部分的《翻译技术》列为“专业核心课程”。
在翻译教育中，翻译技术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翻译未来的某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它是处理海量翻译数据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它又是学生迈入现代化翻译工作的必备技能。作为教师，我们上翻译技术课的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有效地提升翻译能力和翻译效率。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如建立实习基地，让学生近距离地向懂技术、人工智能与语料库的工作人员学习翻译数据的处理与管理，也可以让翻译公司的培训师与校内教师“双师合作”来上课等等。我们的教学目标应是弥合翻译与技术之间的鸿沟，为翻译带来技术，从技术的角度为解决翻译问题提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用技术来取代翻译。虽然我对翻译技术了解得并不多，但是我对新技术永远处于一种呼唤它、利用它与引导它的态度。我为翻译专业硕士（MTI）必修课“翻译概论”主编的教材《翻译概论》在2020年7月份出了修订版，增加了两章，其中之一就是“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与翻译研究”，我邀请了胡开宝教授来担任这一章的撰写工作。
我认为，“多样性”、“高水平”与“新技术”是翻译未来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多样性”是对翻译教育的结构要求，“高水平”是翻译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前进方向，两者互为表里，而“新技术”代表翻译教学多了一种新思维和新资源，三者“三位一体”。
杜：感谢许老师给予我们的这次宝贵的对话机会！
许：谢谢！关于翻译教学的问题，这是第一次谈，以前还没有人向我提出过，希望能给予大家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亨利·古龙日. 钱林森. 许钧译. 永别了,疯妈妈[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2]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M]. 北京: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3]勒克莱齐奥. 钱林森. 许钧译. 沙漠的女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4]许钧. 法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5]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许钧主持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翻译概论》学研结合教学模式探索”（项目编号TIJZWWT202001）的阶段性成果；浙江大学校级本科教学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翻译专业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为：zdjg21027）。
作者简介
杜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翻译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翻译教学。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