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吕世生教授讲座“中国‘走出去’翻译经验的独特性”顺利举行

       6月9日晚，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吕世生教授应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学社邀请作了题为“中国‘走出去’翻译经验的独特性”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翻译学研究所冯全功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100余位师生观看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吕教授简要介绍了“译出”翻译的现状，指出历史上中国“译出”的规模、数量与“译入”不能同日而语。但自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及社会多个层面共同努力，“译出”翻译活动规模随之空前增加，“译出”文本数量迅速上升。然而，迄今为止翻译研究的语言学与文化研究两大范式都未能有效地解释“译出”这种较新的社会实践，“译出”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范式或视角。

       吕世生教授接着着重介绍了翻译的目标取向，区分“译入”和“译出”翻译，从理论上探讨两者翻译策略的不同。他指出，当下中西方文化的关系处于“中心—边缘”的格局，西方文化处于中心地位，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关系决定了“译入”“译出”的不同目标取向。具体来说，从19世纪中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译入”翻译，其目的在于师法西方，而当今“译出”的目标主要是弘扬中国文化。这是因为，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与西方差距日趋缩小，弘扬中国文化、建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身份成为中国社会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完成这一使命的战略任务。因此，翻译研究不仅要考虑译入语文化与译文本的交互作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点任务），还应将译出文化与译入文化的相互关系纳入研究过程，这是“译出”实践活动最重要的外部联系。

       吕教授继而引入“文化生命体”概念，借助生物学遗传变异等概念比喻文化自身的稳定性与变异性，阐释译入语的文化接受机制。他指出，文化的遗传、变异、排斥和接受是文化生命属性的具体表现。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文化为了保持自身稳定性，往往排斥外来的文化异质以保护自身，但接受异质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条件，否则会陷入停滞、僵化状态。此外，“译入”和“译出”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需求，前者是主动需求，后者是被动需求，由“译出”方外加的。因此，译出文本所受到的排斥往往大于接受，源文本需要改造甚至消解自身的异质性成分，以降低被排斥的可能性。

       随后，吕教授回顾了我国“译出”翻译的历史现实，以辜鸿铭英译《中庸》等儒家经典以及林语堂改译《中国传奇》（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为例，证明与“译入”相比，中国“译出”翻译经验具有独特性。他指出，基本没有偏离的文本通常不会受到指责，但大多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而辜、林两位看似偏离的译文，不论受到多少指责，却收获了西方读者群体更为热烈的赞扬，这正是中国“译出”翻译耐人寻味之处。比如儒学中“天”这一概念的翻译，无论是拉丁文还是英文基本上都译为具有自然之天意味的Heaven，以区分儒学之“天”和西方之“天”。然而辜氏反其道而行之，直接译为“God”。而儒学另一核心概念“道”的翻译，辜译本一改广为接受的“the Way”，参考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改译为“moral law”。吕教授指出，辜氏译本更多为了挖掘和体现中西文化的共性，和当下跨文化交流的理论一脉相承。林语堂在英译《中国传奇》时改写了《虬髯客传》（Curley Beard）的女主角红拂的人物性格以及《碾玉观音》（Jade Goddess）的文本主题和故事情节。林氏表示这是为了符合现代西方小说诗学规范，提升其接受效果。

       吕教授总结道，翻译必须忠实原文只是人们的一种信念，目前尚不能对其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迄今为止大量不忠实的翻译文本的存在就是这一断言的现实依据。译者应基于现实的社会文化关系和翻译目标取向，采用适切的翻译策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次讲座从历时角度出发，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独有的翻译实践不仅是翻译研究的实践基础，也是其“译出”实践独特性的现实基础。冯全功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简要总结，同时指出我们思考翻译时，不仅要关注翻译的应然属性，还要关注翻译的实然属性，忠实是否需要进入翻译的定义也值得我们反思。在讲座的问答交流环节中，师生分别就“译入”“译出”的概念界定、异质性的保留限度、翻译文本类型、离散译者与离散翻译、外译文本的接受度、忠实以及解构忠实等问题进行提问，吕世生教授结合自身经验一一回答，与会师生纷纷表示深受启发。

图文：熊嘉欣

浙江大学子衿学社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