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个被虐待的孩子在呼救，我们要如何回应
儿童虐待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2020 年，联合国的数据表示，全球每年约有近 10 亿儿童遭受身体暴力、性暴力或社会心理暴力，导致受伤、残疾或死亡，这占到了全球儿童总数的一半。凶杀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儿童的前五名死亡原因。这种虐待和忽视的影响会一直延续到孩子的成年期，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孩子在大声地呼救。
而拯救孩子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听见他们的哭声？
被侵害的儿童语言能力往往仍不完备，大多数虐待又都发生在家庭内，虐待的隐蔽性让这一问题难上加难。
强制报告制度也许是一条解决的路径。
所谓强制报告，就是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遇性侵、家暴、欺凌等不法侵害时，医生、老师等常常接触到未成年人的责任主体必须报警。
接下来，我们会讲述一段在世界推进强制报告的故事。
一个百年前只能被动物保护协会救助的女孩，一段将儿童骨折视作「正常」的诊疗历史，以及一位凭一己之力让儿童保护被正视的医生。
这个故事关乎每一个人，关乎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守住人类社会的底线。
玛丽的悲剧
「我的妈妈几乎每天都有鞭打我的习惯。」
「额头左侧的伤口是因为剪刀，她用剪刀把我剪开了。」
「我从来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因为说话就会被打，或者说，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总是拿着鞭子抽我。」
你可能以为这些对话来自于某部恐怖片。事实上，这令人心碎的每一句都出自一位十岁小女孩的法庭证言。
这是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她的名字叫玛丽·艾伦·麦科马克 ( Mary Ellen McCormack ) 。
在 1874 年的美国，虐待儿童仍然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因为不存在对于儿童虐待的法律社会保障，伤痕累累的玛丽唯一能得到的帮助，居然只能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帮助玛丽起诉了自己的母亲。她的故事震惊美国社会，陪审团判定玛丽的母亲犯有殴打罪，判处一年监禁。
以玛丽的案件为原点，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成立，成为所有同类组织中的第一个。
虐童问题终于进入公众视野。
而这还远远无法称为曙光。
陕西渭南市 6 岁男童鹏鹏遭到继母虐待，手腕处留下的伤疤
图源：IC Photo
不再是「无法识别的创伤」
在一个长期对儿童暴力集体无意识的社会里，孩子无可避免地裸露在保护之外。
在诊室里，对遭受严重身体虐待的孩子临床状况的描述，大多来自父母或养父母。很多时候，医生们将其归类为「无法识别的创伤」——这是导致孩子残疾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但它经常不被承认。
然而，一名医生站出来，重新对那些创伤做了阐释。
1962 年，一篇名为《受虐儿童综合征》的文章发表在了著名医学杂志 JAMA 上。文章的第一作者是 Dr.Henry Kempe，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常常在诊室里遇到那些被归类为「无法解释」的受伤儿童，这些孩子往往无法讲述自己的外伤史，又克制不住地抽搐和哭闹。第二作者 Dr.Frederic Silverman 是一名放射科医生，他用 X 射线照射了那些「无法解释」的受伤儿童。
一个孩子因为太害怕无法讲述的故事，被 X 射线下的骨头讲述了。
事实毛骨悚然。他们发现，在这一年收治的「无法解释」儿童病例中，孩子身上的多处骨折大多明显因殴打所致。
在当时，这种发现是极具颠覆性的。由于虐童概念的极不普及，父母说「没有外伤」却多处骨折的情况往往被诊断为罕见的脆骨病、硬膜下血肿等自发性病例。哪怕医生心中有所怀疑，也会选择忽略和笼统的诊断。
他们将这种遭受严重身体虐待的幼儿临床状况称之为「受虐儿童综合征」。虽然用疾病命名，但意图是提醒更多人关注儿童是会因为被虐待而不断受伤的。
这种过往被医生描述为「无法识别的创伤」，终于有了自己的名称。
这时，距玛丽被虐待的悲剧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
常州 8 岁女童小慧遭亲哥虐打留下的伤痕
图源：IC Photo
为什么我们需要医护挺身而出？
「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发现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虐待儿童的看法，继而推动了包括强制报告在内的一系列儿童保护法案。
1963 年，美国首次起草了旨在引入虐待儿童报告法的法律示范法规。1977 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通过类似立法的州。除西澳大利亚州外，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现在都要求强制报告疑似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件。这一制度正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逐步推进[1]。
世卫组织指出，卫生专业人员是收集有关虐待儿童证据的最佳专业人员群体之一，医疗保健系统是可能受到虐待的儿童的重要联系点。
医护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能够更敏锐地识别出儿童是否正在遭遇侵害。
这一点也被加拿大等国家的实际操作经验证实。在加拿大的经验中，医护人员是儿童虐待相关调查中最常见的转介来源，尤其是对那些还不具有完备语言能力的年幼儿童来说，医护人员的识别尤为重要[2]。
随着法规的推进，老师、医护人员、警察等经常接触到未成年人的专业团体都被纳入了强制报告的人群范围，即一旦有合理理由相信儿童需要保护免受身体虐待或者性侵害，就一定要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在美国多个州的法案中，关于未成年人的强制报告内容由「严重的身体损伤」拓展成为任何可疑的、潜在的侵害行为；未能及时报告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图源：站酷海洛
「强制报告」是为保护儿童而设，那么，谁来保护那些挺身而出的医生？
世界各国的法案都在尽可能消除报告者的隐忧。
目前大多实行强制报告的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报告者身份的相关措施。
例如，在澳大利亚所有司法管辖区，立法都保护强制报告人的身份不被披露。此外，法律规定，只要举报是善意的，哪怕出现了误报，举报人都不用在任何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中承担责任。
关于什么时候有必要报告，各国大多遵循儿童第一的原则。例如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规定中，医护人员不必证明虐待是否发生，报告只需要基于一个合理的信念，也就是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基于理性做出的判断。只要信念形成了，就可以报告。
随着强制报告的案例越来越多，研究者也在为政策的完善建言献策，期待为挺身而出的医生提供更全面的保护，从个人、机构、社区和国家等多个层面对报告者提供心理支持和专业培训，增加社会工作者与医生间的交流机会，敦促国家司法进一步完善报告后的识别和处理等[3]。
越来越多的呼救被发现
过去几十年来，强制报告制度在各个国家逐渐落地生根，无数个问题在制度落地后被抛出：如何处理误报问题？强制报告是不是浪费了财政税收？强制报告后，要如何才能真正拯救孩子？
也许它们都亟待依据各地国情被逐一回应。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强制报告实行后，越来越多孩子的呼救被回应、被拯救了。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过去几十年来，儿童虐待报告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热线电话从 1963 年的 15 万增加到 2009 年的 330 万，增加了 2348 %。
虽然只有大约 22% 的情况得到证实，但该制度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从 1992 年至 2009 年，美国经证实的性虐待案件减少了 62%，身体虐待减少了 56%，精神忽视减少了 10%，只有大约 1% 的儿童是虐待行为的受害者[4]。
与没有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实行强制报告的国家发现的儿童虐待案件要多得多。该项制度不仅能够更好地定位受虐待的儿童，也能加强社会对于儿童保护的认识。
以上数据足以说明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及积极效果。
新乡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外，
张贴着强制报告宣传海报。
图源：陈怡含拍摄
2020 年 5 月 7 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中国建立，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凌、拐卖等 9 种不法侵害时，包括医生在内的责任主体必须报警。如今，这一制度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吸纳，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强制报告制度落地中国，正在全国各地铺开。
未成年人保护，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唯有众人携手，才能给孩子一片无忧无虑的天空。
参考文献
[1]Ainsworth, Frank."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Does it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7.1 (2002): 57-63.
[2]Fallon, Barbara, et al. "Trends in investigations of abuse or neglect referred by hospital personnel in Ontario." BMJ paediatrics open 3.1 (2019).
[3]McTavish, J. R., Kimber, M., Devries, K., Colombini, M., MacGregor, J., Wathen, C. N., Agarwal, A., & MacMillan, H. L. (2017). Mandated reporters' experiences with reporting child maltreatment: a meta-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studies. BMJ open, 7(10), e013942.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6-013942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datory_reporting_in_the_United_States
撰文：Kubrick
监制：苏惟楚
首图来源：站酷海洛
相关阅读
— Tips —
如果您有与医疗健康相关的线索
或与疾病、衰老、死亡有关经历
欢迎投稿给我们
邮箱：features@dx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