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说书003 王汎森的低音、张光直的疑问、李昕升的南瓜

再不更新。。。

今天正月初七，立春，祝各位师友鸡年大吉，康健如意！（一个不喜凑热闹的人，大概只有这个时节表达祝福了。）

春节期间，把《执拗的低音》（三联书店2014年1月）重读了一遍。这得感谢好几个月前华东师大历史系瞿骏兄的一条微信，他把王汎森先生的这个小册子与刘志伟孙歌两位先生的对谈录《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相提并论——王先生的著作我还算熟悉，但他在复旦演讲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当年读过，印象已经很模糊了。这番重读，果然收获大大的。所以得感谢瞿兄的“提醒”。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6月），也是重读。这是陈先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列入“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勒口作者简介：1964年出生于河南长葛县。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张光直作序，开篇指出：这本书是作者1991年在社科院写就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安志敏先生。——张先生在这篇序中就考古学史提出好些问题，敏锐而爽直，值得抄录于此：

中国文化外来说为什么引起中国学者强烈的反感？

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的动力的问题？

1949年以来对于中国上古史分期的看法是怎样来的？上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

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者所奠下的考古学方法论的基础，一般都说是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最坚实丰富。假定这是对的，为什么如此？中国考古学今天所用的术语，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史前时代陶器分类的传统是哪里来的？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应有什么样的重要特征？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

自《河殇》以来将中国文明的成分分成“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脉络的看法，有没有1949年以前的基础？

为什么夏鼐先生对于考古学理论没有兴趣？他一直到逝世为止坚持不准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有什么历史上的原因？有人说他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

安阳殷墟和房山周口店两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对1949年以后考古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下列人物对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安特生、德日进、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卫聚贤、鸟居龙藏、施盺更、水野清一、步日耶？

《中国南瓜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7年1月）是“南瓜哥”李昕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我纯粹出于好奇，厚颜相讨，承他不弃，惠赐一册。曾雄生先生在序中说：“《中国南瓜史》解决了我的许多疑惑。很小的时候，我的下饭菜中就有一道菜叫作北瓜。直到上学识字之后，方才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北瓜，原来书上写作南瓜。同一种作物，却有着两个绝然相反的名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特的现象吗？这让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可以从《中国南瓜史》中找到答案。”

李兄1986年生人，“以而立之年，便完成了一项农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可喜可贺。而我痴长几岁，想想自己蹉跎岁月，愧赧之余，唯有奋力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