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末民初之际，有鉴于佛教的衰微，虚云大师以一身修习禅宗五大支派，承前启后，融会了五宗禅修法门，为近代禅宗宗师。对于台湾光复后的佛教，他的贡献甚有启发之功。更须注意者，是台湾佛教转向人间。诚如上述，凡此趋向是从民国早期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开始。抗战以后，印顺法师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解释为把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也就是佛教的轮回果报观念，转变到中国式的现实人间。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引用《阿含经》的话，就是：“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印顺深信：以人类为本的佛法，要知道净土所来，实行发愿庄严净土，那就是作为众生一环的“人”，必须试着去和佛、菩萨共同在“人间”创造新的净土，而不是“往生”到他方的世界去逃避现实世界的浊恶。六十年来，台湾至少有四家重要的佛教团体。一家是在台中的中台禅寺，由刚故去的惟觉老和尚建立。他的想法是，所谓“教理以定知见，福德以为资粮，禅定以明心性”，以成就“内证无上解脱之道，外行弘法利生”之大业。他对僧众的训练，根据佛教律宗的要求形成中台四箴行——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待人以和、处事以真。中台禅寺对于僧众的管理，则严格地依照禅宗传统的“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所有的比丘或比丘尼，都有大概半天时间用于工作，或者在菜园、葡萄园照顾作物，或者在糕饼房烘培糕饼，或者在缝衣间缝制衣裳。这些产品除了供应本寺众用，也供应中台禅寺办理的中小学学生的日常饮食。中台禅寺的主要建筑是由台湾著名建筑师李祖原设计，宏伟壮观。其建筑可以称道者，是从最底层的大雄宝殿，一直到第五层最高的佛殿，每上一层装饰愈趋向简朴，最上一层只有一尊白玉如来佛像。这一方式，据说是象征返朴归真的佛法，从俗世一步一步提升，提升到最后只有纯洁的佛法。另一家则是台北金山的法鼓山农禅寺，由圣严法师创办。圣严不是印顺的直接徒弟，然而深受印顺的影响——他自己在日本念佛学的论文，就是将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翻译成日文。农禅寺的名称当然很清楚地表明，这一家寺庙是以禅宗为主体。圣严提出“心灵六伦”，即家庭、生活、校园、自然、职场、族群这六个伦理。他认为每个人在六伦所涵盖的圈子之内，对待多元系统中的角色，都要秉持守份、尽责、奉献的观念，也要尊重、关心他人，以创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从这些要求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六伦其实就是从儒家忠恕观念引申出来的一套做人原则。看上去，儒家入世的成分比佛教出世的成分还多一点。农禅寺虽然号称是禅宗的寺庙，其实他训练僧众的方式，却是净土和禅宗并重，由学习者自行选择偏重的方向。法鼓山也是一个学院，大概一半是内学院，训练僧众；另外一半则是一般的大学教育，不过目前，它的大学部分还没完全发展成形，课程不多，学生也有限；内学院方面却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法鼓山学院的校舍是由建筑师姚仁喜设计的，最引人注目者，是在一个相当朴素的木建筑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方池，四周都是田野。这一个方池的意义，象征着镜花水月，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现象其实都是虚幻的影子而已。农禅寺主建筑的四周，刻着金刚经的一些警句，例如“无所住，而用其心”，还有《心经》上的话如“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名句。这些经典名句，当然是净土宗的传统，又是佛法出世的部分了。印顺自己有个徒弟是比丘尼证严，她领导开创了“慈济”的活动。证严其实并没有真正从印顺学习佛法，可是印顺带她入门，先替她剃度，然后送到别的禅寺接受“具足戒”。证严发愿奉献于布施的工作，倒是真受印顺的吩咐。她的慈济组织有一个大学，只有一部分是训练比丘尼，大部分还是对社会开放的一般大学教育。这个组织内有七八家医院，分布在台湾各地。她也经常募款作为救济基金，在各处救难、济贫。这个组织相当企业化，中央部分分科办事，有各种管理部分和执行部分。总的方向，则由信众自己组织募款的活动，一级一级从小组到支部；有些信众加入组织后，定期贡献作为慈济的活动基金。据说全世界已经有八百万人参加这个组织，假如每个人无论大额、小额捐款，固定捐入慈济，规模就相当庞大。慈济的例子，反映印顺入世的人间佛教理想的布施部分。至于佛法的训练和传授，则有证严的所谓“静思语”，这些格言式的短语，审查其内容，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常见的规劝和鼓励的语句，并不特别属于佛教而已。还有一位星云法师，这位大和尚组织的佛光山佛教团体，是台湾最大的一个佛教组织。佛光山在台湾有高雄和宜兰两个基地，在台北市还有好几处道场，海外开拓的有美国、澳洲、马来等处。他还在大陆的无锡马山和中国佛教领袖赵朴初居士合作，树立了一尊大佛；大佛下面是规模宏大的佛殿，这是世界佛教组织的总部。星云主持的内学院，是在宜兰和南华大学一起开办，高雄的佛光山也有一个训练僧徒的学校。他各处道场都有年轻的比丘和比丘尼，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的宗旨是在教育和传布佛教。他的格言很简单：“做好人、存好心、说好话。”其人间化，可想而知。他对徒众的要求，只是一般的禅宗训练，教导他们念经、坐禅，但是要更多从实际生活中体会服务人间的精神。在他的道场中，普遍可以感受的气氛，则是活泼而和气，自由自在而不失规矩。佛光山的气氛和中台禅寺的气氛确实完全不同。这四家佛教团体之外，还有华梵、玄奘两家佛教大学，二者都兼顾僧众的训练和一般大学教育。二者规模都不算大，影响也比较小。要论他们的教派，也是禅净不分。这六个佛教团体拥有的徒众，假如不算慈济八百万的捐款人数字，他们的总数大概也有两三百万之众，占了台湾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他们的影响力处处可见，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方面，虽然不是著名的学术性大学，却也是大家知道的学府。这些人间佛教的团体，对台湾一般的生活气氛可以说有相当的影响。假如没有这些团体的活动，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趋向，将只限于上一章的民俗信仰，现实而具体的供奉祈福而已。经过他们的阐释，实际上将儒家的伦理和佛家的教会合成为民间的文化教育。台湾的道教，其发展的情况比较局限。一方面则因为有清一代对于道教颇为压制，道教没有机会出现像近代佛教的虚云、太虚那样的人物；另外一方面，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道教，是华南、闽粤一带的一支闾山灵宝派，在大陆上也不在主要宗派之内。而在台湾本地，古代南方“玄教”的传统神媒，台湾称为“童乩”，在台湾民俗信仰的庙宇中，已经担任重要的角色，正统的道教几乎没有可以插足之地。虽然情势对道教不利，道教在台湾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转变，例如，台北奉祀关公的行天宫已经在宫内革除焚香烧纸的仪式，而用信众的捐款开办医疗诊所和恩主公医院，也开办了一些免费教育的中学或职业学校。在台湾各处的道观，大致是以关公和吕祖作为主要的神明，道士在道观之中，也经由“扶乩”帮助信众解惑。经过这些工作，道士们也努力向信众推广道教的信念，呈现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台湾道教中，教内人士致力学术工作者不多。然而颇有研究道教教义的学者，因探索教义而受箓成为道士，例如李丰楙（“中研院”研究员）、施舟人（荷兰人，留台湾研究数十年）。这一现象，也无妨看作道教世俗化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认知，道教不同于佛教，其基本精神是积极的。《阴符经》的“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和《真气还元铭》的“天法象我，我法象天”，都抱持天人一致的观念。人既可能修到与天地同寿的长生不老，也就不必出世；既可以开辟洞天福地，也就不必等候劫难以后的另一世界。因此，道教神仙——例如八仙——可以在人间度化有缘人。神仙度人是救世，当然更可以教导世人，或以静坐、呼吸、导引，或以药饵、饮食，经由修身逐步提升，期盼培养出元神。为了救赎众人于一般的苦厄，又何妨医病、救困？我在抗战期间曾经见过一位青城山的道士，当地人士尊他为“药师”。他一年之内，有七八个月时间凭仗一柄方便铲夜宿深山，白天则四处采药，余下的日子巡游各处偏僻村落，行医施药救助众生。这种作为，就是修行。台湾道教宫观开设医院，推广医药养生之道，其入世精神固然是世俗化，但又何尝不是道教原有理念的具体落实？最后要讨论的一家民间信仰，则是在台湾颇为普遍的一贯道。这是诸教合一传统的现代支派，据他们的资料可知，其源头是前文提过的罗教。罗教传流各处，与别的民间教派颇有分合。在清末民初，一贯道已经有相当发展：四川、东北、河北等地均有一贯道的支派。1948年，天津的一支随同其“师母”传入台湾。在台初期，其颇受各方压制。然而，该教在台湾民间依旧逐渐开展，八十年代后期终于合法存在，成为人数众多的教派。现在，一贯道已有人数以百万计的“道亲”。这些道亲分属五六十“支”，彼此各自发展，似乎并没有统一的总部。各支发展各有自己的对象，于是道亲就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教义重点和阅读的经典，也就各有特色。这种弹性，也许正是他们发展迅速的原因。一贯道的信众，也会彼此扶掖照护。老、病、独居者，附近道亲会有人访问陪伴；孤独的长者也可以捐出财产，进入斋堂尽其余年；信徒死亡，当地道支有全班志工处理殡殓埋葬等一切事务……这是我亲戚家的经验，因此我有直接的认识。一贯道主张五教合一，儒是执中贯一，修心养性，仁德心；道是抱天守一，修心炼性，善良心；佛是万法归一，明心见性，慈悲心；回是清真返一，坚心定性，恻隐心；耶是默祷亲一，洗心移性，博爱心。《认理归真》简约为：“吾人之本性，儒教谓之良心，佛教谓之金刚，又称为菩提心。道教谓之生死之门，又曰谷神，总而言之，即是性理也。”一贯道虽然号为五教合一，实际上还是“三教”为主：“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但他们又没有“敲打念唱、画符念咒”的佛、道仪式，而是传统祭拜祖先的场合，端正衣冠，虔诚默念，鞠躬致敬。佛家有如下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食酒肉、不妄语。”一贯道的信徒也吃素，这种观念源自佛教，但也未尝不可能遥接宋代摩尼教徒食素的传统。台湾街上常见素食处，清晨上班以前和夜间人静以后，这些“道场”处所就有一贯道道亲集会，听经礼拜。一贯道是一个诸教混合的教派，教义也是由其他宗教的教义糅合而成。这一过程，颇有曲解其他宗教内涵之处，尤其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贯道的解释其实常常与这两个宗教的本质有相当的距离。世界别处也有类似多教合一的信仰，例如从中东发展的大同教（巴哈伊教，Bahai），也不免有同样误解的问题。一贯道的教义认为，在宇宙开始以前，真空的世界没有生命，“无生父母，真空家乡”，却有许多“原佛子”，后来就是生命的本质。宇宙的最高神被称为“明明上帝”，以日月为符号，不仅是治理宇宙的大神，而且对每个个人的行为有判决之权。人在世间受七情六欲的影响，逐渐丧失本性，于是上帝将世界从开始到末日称为“一元”，一元又分为十二会，一会是一万零八百年。又有青阳、红阳、白阳三期，各期均有劫数。人因其行为，必须历劫荡涤才能转劫，等待最后寂灭的安顿。不过，现在有些一贯道信众认为，现今白阳的第三期是儒家应运，应从儒家修己以安民的抱负来挽救人心，走向大同。也有些信众预言弥勒再来，应当修道、度人，等候弥勒应运再来。更有些信众将劫难解释为内在心灵的劫难，解除之道就在抱持“清口、清身、清心”的修持功夫，谨敬渡劫，这就更是从启示信仰提升开辟新境界了。由以上陈述看来，这一教派因其内在教义的弹性，教内并没有定于一尊。这一教派的各支，因其成员的成分各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经典，也有他们自己对教义的阐释。一贯道内并没有像天主教神父那样的神职人员，也就无人有权代表神明清除人的业障。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要负全部的责任，只有自己以修持功夫即以“心”驾驭自己，才可能渡过劫波，终于寂灭。由于支派各有自己的阐释方向，大学校园中的支派，其对于教义的理解，就和教育程度低一些的信众所理解的教义有很大差异。我以为，正因为一贯道还在如此发展的过程之中，颇有提升和改变的空间，其前途竟是不可预言。综合言之，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或其混合教派，在近百余年均呈现淑世的趋向，亦即杨庆堃指陈的“世俗化”：从理论的阐述转化为虔敬与实践，由寻求出世的解脱转向入世的救助与扶掖世人。凡此趋向，一方面可能接受儒家修己而后安民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世界例如基督教的发展方向相似，由接受神学理论走向注重虔信的教派运动。这一从“神圣”走向“凡俗”，也许是各处类似的历史趋向。以台湾目前的情况而论，几个宗教系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大都是走向人间，而且参与许多社会工作。整体而言，对于台湾的整齐风俗颇有裨益。他们的社会工作，也颇能辅助和加强政府或其他社团的工作。而且，从上面所述大概可以瞻见，这些宗教有一些人间化的趋向，大致上减少了许多过去宗教信仰的迷信成分。台湾的社会正在转变之中，城市化的过程使得过去社群、社区聚合个人的功能逐渐淡化，有了这些宗教，个人比较不至迷失于漠不关心的群众，社会不至于有离散的危机。点击原文：好家伙，原来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