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的人生抉择

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文 / 苏恺之

孔子说人三十而立，我体会了，那时我独立工作了、成家了、很美满；四十而不惑，是指能够判断是非曲直，我做到了，我选择了留在大陆、有了广阔活动的空间；五十而知天命，我也懂得了，自己要“夹着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创造性的认识；六十而耳顺，我觉得也做到了，有了听到不同意见的思想准备而不畏惧了；我现在还想体味七十岁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即心态和认识可以提高到新的境界，且基本符合客观规律，进入自由世界了。

我从事考古六十年，圆了梦，自己感到幸福。我有那么多的学生，他们有了出色贡献，所以我是富足而幸福的。你的妈妈曾多次要我写书，我不以为然，其实我的学生分布各地，这才是最大的文章，他们的成果汇集起来重新谱写中国的历史，那才是最厚最好的著作。

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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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

（1909年10月4日-1997年6月30日）

1934年8月大学毕业，父亲是这一届毕业同学会的交际股成员（另外有编辑股、事务股、出版股），张罗了同学聚会、典礼等活动。

他本想毕业后在北平或者老家做历史教师，说是为了“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没想到天赐良机，毕业前夕，教育家、师大校长李蒸先生知人善任，认为父亲机敏且稳重，专心且善思，更适宜做研究工作，因此就推荐他这个河北汉子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求职。赶巧该所的所长是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炳昶（旭生）先生。徐先生对他素有了解，当场就满口答应说：我将向院长禀报，几天后你就可以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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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国立师范大学本科期间的留影

1930-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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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史学部毕业照

现藏于北师大档案室

事情就是凑巧。那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与徐旭生一样都曾留学法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且在法国与徐先生相识。李石曾与李蒸又一向关系密切，1930年教育部任命李石曾到师大出任校长，他委托李蒸为代校长任职近一年。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经费资助也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中央政府拨款。我父亲和李石曾相识后才惊讶地得知，他也是高阳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过良好接触——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来自李石曾的倡导。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设在中南海的西四所（位于怀仁堂左侧）里，中南海新华门的大门口由身穿黄色呢子军服的高个头宪兵看守，挺威风的，凡研究所业务人员出入新华门时必行军礼致意。向父亲行军礼，这是我此生唯一见到的一次。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考古组刚起步，人员不多且不很稳定，由徐旭生负责，即聘请何士骥和我父亲等人共同工作。历史组则聘顾颉刚为主任，阵容强大，有吴世昌、吴丰培、刘厚滋、张江裁等为编辑，请刘师仪、许道龄、石兆原等为助理；又聘了陈垣、孟森、容庚等人为名誉研究员，冯家升、白寿彝、王日蔚、杨向奎、顾廷龙、王振铎、童书业等数十人为名誉编辑。其中，冯家升、王静如、白寿彝、王振铎等自此成了父亲的终生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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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与史学研究所人员合影

怀仁堂西四所院子内，1947-1948年

年少好新交。父亲说他工作后“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对于那时同事们的名字，到了晚年他都能一一说出。工作不久，就和在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傅斯年有了几次书信交往，傅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他极深的记忆，延续了一生。还认识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翁文江。在书柜里，一直珍存着王国维、向达、竺可桢、唐启宇、翁文灏等人当年的论文。

他和徐旭生在同一房间工作。几番长谈后，徐老伯见他进入角色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修国史”的任务开始着迷，就给予重压，同年10月底即让我父亲随他和何士骥等人一道至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随后就交由他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翻开了他此生的新篇章（何士骥在西安负责整理沟西区的资料）。依我的感觉他就是“死认这一门且用心一也”。在徐老伯的长期指引下，他的脑海里逐渐酝酿形成了他晚年时呼出的理想：为重建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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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题字

1948年深秋，解放军临近西山一带了，城里充斥着紧张气息。宿舍的大院子被国民党部队占用，堆满了炮弹火药等。

一个傍晚，宿舍大门口突然说有父亲的电报，是南京的一个同行老友发来的，内容是再次建议他考虑尽快行动，携全家来南京，然后再迁往台湾，到了南京后的手续他将从中斡旋，没有问题。父亲看完了这封电报随即就递给了母亲，示意母亲丢进她点燃煤球炉子用的纸篓里，并用带有些深沉的口气轻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里……”母亲端详了许久，才肯把它丢掉，烧了。

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只知道有个大事情与父亲擦肩而过。后来母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自1948年秋开始，北平的局势已定，南京那边加大力度“抢救”——从北平拉人去台湾。父亲这个时期和王振铎先生也有信件提及这方面的事情，王伯伯也说，咱们还是“故土难离”吧。

这是他的第四次抉择，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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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北平研究院办公大楼东侧的四合院

此后到了50年代中期，将要迁往合肥任科技大学校长的钱临照先生从位于西四的家里来我家道别时，对父亲说：到台湾那边做工作没有前途，你和徐老决意留在大陆是对的。

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少，但它令我深深记忆。我不知为何远方的南京，竟会有人惦记他，我想“总不是好事吧”。直到1984年左右，父亲才和家人说起，也使我进一步得知，父亲和南京同行们早有丝丝不断的情感联系。比如我家里的那二十多张安阳考古现场发掘老照片，以及关于洛阳铲的照片和顶头写有“南京博物院”的资料卡片等，都是父亲工作后不久，南京那儿的什么人给他寄来作参考的。还有在他刚刚参加了斗鸡台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边的要人李济、傅斯年就已经关注他了，虽未曾谋面却已有信件往来。李济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铎在30年代中期，即到了南京后曾极力主张把我父亲“挖”过去，但傅斯年觉得北平那边历史研究的力量强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苏于心不忍，也对不住好友徐旭生。那时，徐先生和南京几位要人有着很诚挚的学术情谊，尽管他们的专长与风格特色不同，即现代人写历史时称谓的“南派”和“北派”，但父亲曾说，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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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安阳琉璃阁固围村大墓坑口旁

1948年11月，解放军和傅作义部队的代表就和平解放北平进行了谈判。1949年1月22日，解放军主要部队开始从西直门、东直门和安定门进城了。我们全家到西直门大街上，和自发从家里走出来的群众，还有些大学生们，一起观看和欢呼口号。父亲用双手按着我的肩膀笑着。解放军大多坐在卡车上，或骑着战马，车后拉着大炮。偶尔，有文艺宣传队打着腰鼓，耍霸王鞭，或扭秧歌行进。2月3日，为了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更好地记录下来，解放军再次由永定门开进城区，队列在稍宽的马路排列得更雄壮，以前门牌楼和它南面的街道为重点，组织了附近的单位、学校的大批群众夹道热烈欢迎。父亲和邻居们说，解放军从安定门、永定门进入，意味深长啊——国家从此永远安定了。

我大伯父的一个儿子苏建之，比我大七八岁，50年代初从天津学习了酿造专业技术后，分配到北京酿造厂生产酱油和醋，常来我家里串门。一次，他和我父亲说起，山西人买醋和买酱油的比例，比北京人大很多，而且对于醋的品味要求明显高于北京人，所以他很注意山西人的制醋工艺和品尝技术。山西人告诉他，他们对醋的标准是：香且醇。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这三个字真好，很有深度。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他说：香，这多是指食物刚刚进入嘴里时的感觉，属第一印象。而吃到嗓子眼和咽下之后更长一点时间里，你回味的感觉是醇——深厚纯正持久，印象更深远更美味也更重要，也更难实现。对一个事物给出了两条标准即两个层次：基本的和再高级一些的，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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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书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

到了1958年秋，建之哥哥再来我家时，感慨地说，现在一味地追求一斤粮食能造出多少两醋，只要醋酸比例达到多少就算合格了，于是香这个指标都没达到，醇这个指标就更别提了，没有人理会了。父亲听了说，这显然是大倒退了啊。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社会总会再向前走的，以前的鉴赏标准和工艺技术总归会被人重新认识到的，终究不会被遗弃。国家级的宴会不还是在使用名牌的好酒和你们厂子高质量的酱油、醋吗。所以你要沉住气，不要随波逐流，紧紧跟着潮流跑不一定是好事情，这才是成熟的技术人员。

以后我和父亲聊天提到事物的指标要求时，他让我注意到，任何工作绝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只强调一个方面肯定容易出偏差。1958年光抓钢铁产量一个指标，那怎么成。在北大，学生们提出很多强烈的意见，年轻人精神可嘉有可取之处，但常常顾及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父亲说：“香且醇是两个层次性的指标，即最基本的和更好些的。你的工作要注意香这个首位要求，更是要求那个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可能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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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在宝鸡工作期间收集的

凤翔、岐山、扶风、宝鸡、郡县等地的

地理历史信息

1965年，三伯父从西安来，说起大雁塔和小雁塔，冷清清的。父亲说：“在这里的地下，埋藏了多少故事情节啊，我常想起在西安的日子，挺想再去走一圈的。”三伯父走后，父亲和我们讲，玄奘把真经从西天取回来，“功德圆满”，西安全城轰动，这是“香”。其实玄奘此时心里很明白，他只完成了宿愿的一半。以后他又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取经用的十六年），以更强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做完了翻译工作，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满，却是默默无闻的，这是“醇”。醇的意义和作用更大更重要，但不少人看不到这一点。你或许以后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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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与吴汝柞

河姆渡遗址，1977年

这期间，父亲和建之哥哥还有过几次聊天，说及酿酒和酿醋的工艺。父亲说他和徐旭生先生聊天，曾谈到有的工作做得不好，就取笑说“把酿酒的差事酿成了醋了”，这个比喻合适不？建之哥哥说，这个比喻不合适，带有贬低酿醋工艺的意思。两者都是用粮食制作，都要经过两道发酵工序，但工艺细节很不同（温度和它接触空气的状况），都得靠精湛工艺。确实，如果酿酒的工艺出现偏差，那么出来的酒不像酒，但也绝对不是好吃的醋，这废品不好利用呢。

“可是，酒的价钱和醋的价钱差了老大啊！”母亲插嘴说。建之哥哥说：“就是这样，酒厂利润很可观，我们厂子不赚钱，技术人员兢兢业业于每道工序，福利待遇却远不如酒厂。”又说，酿酱油，酿醋，做好了并不易，精湛工艺带来的效果也不很明显，而酿酒却可以有很大的上升幅度。老百姓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调味品卖不出好价钱，助兴取乐的酒却是高价品被人推崇数倍。父亲感叹地说：客观世界就是如此，古今中外，酒文化成就了多少名人的雅事和故事，但你既然进了酿醋的地窖，那就自得其乐、埋头酿一辈子醋吧，为百姓做些实在事，心里踏实。“世界就是这样，扯不清也就不想那么多吧。”

过了些日子，母亲从俞伯母家串门回来，对父亲说：你看人家（指俞德浚先生）又出了两本书呢，人家总在写，你怎么不写呢，你却总在空看（指《光明日报》和书籍）、空想（指北大学生的文字和他的讲课稿子），这不就像是建之在酿醋吗？别人不干的事就是你爱干，又能有什么大出息呢。我听了心中一惊：这是我听到的母亲说给父亲最厉害的话，也是唯一的一次。但父亲没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不是那么回事，别人的想法随它去，我不这么看。翁独健，没写书，不是干得很好吗。

母亲的那几句硬话，一直没有被我忘却。不仅如此，我还渐渐地发现，所有从昆明出来的人（父亲那时说他们个个都像下山的猛虎），不但如虎，而且个个都是添翼之虎——要么有了学术或行政职务而可以“发号施令”，要么有了委员或代表的光环和地位而令人仰慕。唯独父亲，啥也没有。我暗暗寻思：离开昆明后，“他越来越落伍了”，宿舍大院里他几乎是最后一名副研究员直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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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成员在黑龙潭的合影

第二排左六为苏秉琦

1944年

文物保护，现已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是父亲几乎从50年代初起一直思虑的心结，也是他和王振铎先生议论过多次的感慨颇多的话题。

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对我说：我们行业里受到的“考古就是挖宝”的思想影响很深，常常在一些事情上表露出来并带来不良影响。那些宝贝确实好，重视它并没有错，多数外国人也欣赏它们，甚至还想购买收藏，但是不可忽视的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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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所成员合影

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

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1957年5月

第一，在那些宝贝四周还有许多物件，“不值钱”却有研究价值，甚至很有意义也是宝贝。

第二，遗址的周围环境，对于研究很有用处，对于我们搞科学普及也很有用。就如同去半坡遗址所看到的，在博物馆墙外耸立起高楼，太憋闷了，怎么让参观者和研究者去设想当年先民们是如何用四周的壕沟来抵御野兽侵袭的？为了说明这件事情，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乾隆皇帝一次过中秋节，让太监们在太和殿前面的中轴路上摆放了桌椅和茶点，和皇后妃子们赏月，很是惬意。除了看到蓝天和星月，就没有别的了，自己与天相近。一阵微风吹来更是舒畅，说：真好啊，我今日与全体黎民一道共享中秋美景，共吸这清凉之气。底下一个太监连忙说道：皇上有所不知，您是吸着从天上吹下来的新鲜之气，是阳气。而下面老百姓吸着穿过了多少污浊之处的臭气，多人呼出的污浊之气，那已是阴气了。他又解释说：

“你想想，在故宫的中轴路上，有树吗？没有。能看到周围的住房吗？不能，这是故宫当年设计者的高明之处。讲这些话的意思，是环境。环境多重要。如果在故宫周围全部盖起高楼，那么故宫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现在我们呼吁遗址的保护，起因之一就是在其四周不留一点空隙，就像你在半坡遗址所看到的”。

“我们之所以强调保护环境，是因为环境的破坏正在直接地和间接地损伤着文物自身。王天木就很担心，随着工厂的密集，二氧化碳增加，空气中含有酸质，雨水是酸雨，直接加速着故宫等地围栏石雕的风化。”

第三，我们懂得了文物，现在需要懂得“大文物”，即那些大号的无法搬运（也不需要搬运）的文物。除了懂得文物和“大文物”，还要懂得遗址和“大遗址”。在北京，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保护古天象台，保护莲花池，保护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城墙遗迹，保护圆明园，保护平谷的黄帝活动遗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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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为吉林大学师生讲授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1975年

1964年3月18日至25日，文化部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召开“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父亲在3月22日作了发言，发言的头一段话就提出了“大文物”和“大遗址”的概念。他说：

“大文物，指不能移动的，和移动后削弱了其研究价值的文物。整个一个泰山就是个大文物。你如果把山上的石刻都搬移到博物馆，研究的价值和公众的欣赏价值都大打折扣。因此，大文物、大遗址保护工作与考古发掘有区别又有些关系。”

他的发言的第二段，专门谈“大遗址”的保护。为此，他首先界定了大遗址的范畴，主要有四类：旧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的，要选择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大的；秦汉时期的，硬土层；汉唐时期的，有了中轴线之后才盖房子的。文物局的工作绝不是把几件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他说提出“大遗址”概念，就是要把那些规模较大、保留价值较大，内容丰富的一些遗址群，列为大遗址来保护，哪怕在几个重要遗址之间有“空白地带”也需要含入。一个遗址是包含着它的野外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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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在琉璃河遗址

父亲写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他预订了不少单行本，分送给与其有关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小故事”能佐证这篇文章的分量。

故事一：可能是编辑部觉得他的这篇论文太长，就建议将最后一节“仰韶文化与历史传说的关系”删去了。而这节正是遵循了徐旭生先生的学术思路。在1991年，《辽海文物学刊》又把这一节单独发表了。父亲曾为此写了补充说明，开头写道：

……算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翻出旧稿重读一遍，这篇文章新意不多。但从它的写作时间，反思这半个多世纪学科发展的历程，颇有启发。似乎当时并未清醒地意识到，那正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篇短文似乎是有路标的意义的。看来无多少新意，竟然还有如此这般传奇故事。仔细想来，其中或许包含着某些确比这篇短文更为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写出来，就教于广大同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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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彩陶钵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故事二：父亲对仰韶文化的思考一直没有休止。我在他的一堆故纸里，发现了一份五页纸的对仰韶文化讨论的“余论”，郭大顺认为写于1986年，它的第一段是：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仰韶文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重要源头之一；它的主要发展脉络是从“酉瓶”诞生，发育成熟，再还原到原型，以“蛋形瓮”为触媒，诞生“原始斝”，经过“斝鬲”过渡到鬲，最后溶解消失到中国“通用型”的灶釜。这是仰韶文化研究六十五年来成果的图解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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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鬲的分类（左）与鬲的谱系（右）

载于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故事三：2012年，我看到了杨泓先生写的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才知道父亲那篇文章原稿是先交给了夏先生之后，夏先生直接送到编辑部的，足见夏先生很注重学术的百花齐放，这两个老同事也是相互尊重有加。曾有传言说，五六十年代考古界的“南北两派互相看不起对方”，但在他俩之间并不存在。杨先生顺带说到，这个文章发表得益于夏先生，但是当时夏先生忙于出差而没来得及签字，编辑们请编委中其他人补签却颇费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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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与夏鼐在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考察发掘工地

1962年10月

故事四：我在本书即将脱稿时又得知，1973年，父亲带着学生张忠培拿着1959年后用了14年时间写成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交到编辑部。一位负责编辑部工作的老同志说：“这个部分内容某文章已经有了，那个部分就不必再单独出现了”，“泉护村报告也不必发了，有了已经出版的《庙底沟与三里桥》就够了！”此后，这位老同志还写信给张忠培，建议再删除《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中的一些图版和线图，并将文字压缩后再分两期连载——连我这个外行人听了都会感到，这几把砍刀正把作者的思想灵魂抹杀殆尽。事情就这样被封压了。直到后来情况转变，该报告才终于在1983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忠培在新书的封三上写道：“一九五九年写成初稿，廿四年后才贡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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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俞伟超与杨建芳在北大西校门合影

有位考古人对我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是一篇有分量的标志性论文：作者的学术思想正趋成熟、即将进入一个新境界。这使我注意到，在1965年父亲还有一篇未发表、但已基本完稿的五千字论文：《黄河流域中下游原始考古动态》。我觉得这两篇论文可称为姊妹篇，值得一述。父亲很在意这篇文章。这里仅摘录几句：

中心问题是我国原始公社氏族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特别是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这一革命变化，其目的是宣传辩证法和唯物论。实际工作是围绕着仰韶、大汶口和龙山这三种文化进行的（本书注：此文核心部分除了重点讨论这三种文化，还介绍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共五种）。正确的探索途径应从类型分析、年代分期着手。问题的探索是沿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它们的年代分期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二、特征的性质，文化类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关系。

在介绍了大汶口文化之后，他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的东部地区，以洛阳为中心，它的后期明显地受到来自东方的文化影响。但如仔细把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这一沿海沿江弧形地带的同期文化遗存特征，加以对比，不难发现，仰韶后期所受到东南方向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来自大汶口。偃师洛城发现的大汶口类型墓地也帮助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时期—仰韶后期，以泰山之阳为中心的大汶口人在文化上超过了原来以华山之阴为中心的仰韶人，也超过了当时我国所有其他原始文化的人们。各地区间文化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我国原始社会历史上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一、它加速了我国原始公社氏族制从繁荣向解体的过渡，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二、文化中心从关中东移到中原（河南）；三、华族范围的不断扩大。

我由此联想到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在《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苏秉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前言里说的，他在翻阅了那些未发表的资料和笔记之后认识到：（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思想）“就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而言，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两个姊妹篇，或许是研究他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史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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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讲稿手稿

1961年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创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立中国考古学派，我原本以为是中国考古学无可置疑的总体奋斗目标。不想进入新世纪以后，直接或间接听到了一些议论。无论是当前不再提起它，还是我父亲当年的“学术情结”，以及对这情结的不理解或曲解，我想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在1984年召开的“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过后多年，我从一位客人那里听说，偏偏是我父亲在这会议上讲的下述附带性的、并非核心内容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国的考古工作正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有了可观的人才队伍，我们也有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外人都很羡慕。那么现在的重要大事，是在我国独有的丰富翔实的野外资料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和思想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理论，构成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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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

西安

此后的一些文章和讨论，似未切中该讲话的核心，而是把讲话曲解后再做否定。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父亲在和客人谈话的文字记录里，曾有较完整的叙述：一、有组织、有目的、大量的、协作式的田野工作成果为其沃土；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论，庖丁解牛式的方法论，综合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不同于“玩古董”的个别器物研究；三、区系类型为其基础理论；四、基本完整的古史框架；五、人民大众的科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六、认识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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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书影

我能在日常闲谈中一再体会到，他对“中国特色”始终念念不忘。他的这个愿望的由来，主要和两件大事有关。第一件大事，是1959年9月在大批判的浪潮下，尹达先生力排众议，不赞同把瓦罐排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进而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并召集了小型的座谈会，这对我父亲是难能可贵的雪中送炭。北大师生想要奋战四十天写出中国考古史时所遵从的口号，也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第二件大事，是1975年8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部长胡绳同志在政法干校大礼堂召开的学部大会上做的报告。“胡绳特别强调，要有志气在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学派，要有中国民族气派、风格，要重视方法（论）。”父亲说，“这一思想对考古学发展起到了指明方向目标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讲话适逢父亲学术思想的转折期，对他后二十多年的工作和思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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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辽宁朝阳博物馆

对此，我将他的一些日常谈话串接起来，或许能够看出一些他的思想脉络：

一个人要有个性，要发现和总结自己的长处、优缺点。好的特点就可称之为特色。如果事事都首先依靠别人来议论，你只是将别人对你的议论进行综合，没有或自行丢弃自己的话语权，这不算你谦虚有度量，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充其量是媚外。

在我们考古界，有人专长于田野考古，现场挖掘很规范，报告也写得很好，以此为荣，我无可非议，也一贯主张研究所对野外人员的提职不能和室内人员等同地要求多少文章。但是，从一个单位、从整体研究队伍来看，必须有相应于野外发掘的学科性的理性研究，得出理性结论，这才是最终目的。我们总不能一味地把野外资料交给人家完事，听凭外国人来书写我们的历史，还以为这样最没有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没有主观色彩，其实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殖民地”表现。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听听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外国要来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我们热烈欢迎，但最好先学习中国的考古研究成果。当然我们也同样要学习他们。

懂得自己的文明史，懂得它的特点特色，也就能逐步有了适合这些特色的研究方法手段，自己工作方法也就自然地形成特色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强调和明确，没有特色就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现在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总等着外国人表态，然后才说出自己的赞同性的意见。而对于自己的历史、长处和特色，没有足够认识或少有考虑（例如英国人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创造被人称道之后，我们的人，才继而“承认”了）。我们缺乏、也不懂得话语权，这种骨质疏松症很危险。问题之二是，我们自己人对于自己历史、中国文明的特点不上心，不很了解或是认识得很肤浅，总照着外国人的说法来写。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研究世界史中，又不注意中国史研究部分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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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与吴汝康、贾兰坡、安志敏

鉴定金牛山人类化石

关于我国古文明的特色，需要明确如下核心：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可信性、整体性及在空间地域上的广阔性。其中，地域广阔性，对于前面三者起了保障作用，并且使得中国历史在时间域上长期连续，也导致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民族国家。自然灾害、战争，都不可能将这个总体完全消灭。文化思想和文字为纽带，维系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那么，面对这些特点，你的研究方法还不该有相应的特色吗？

文明的产生，是和人类对石器做多次加工（而不是简单的一次敲击）相关联着的，由此开始了和野蛮的对立，开始建立秩序，也必然的有了私有制，有了剩余物资和出现了家庭。国外根据他们的（欧洲的）情况，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了文明的“三要素”。其实我总觉得不需要这么教条，说三因素是可以的，是对的，说“要素”却不见得，我们无须刻板地跟着套搬。这如同我们可以提出和重视玉文化，但无须非要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加入玉文化期不可，也不必把蚕丝、丝绸、造纸作为文明要素去苛求人家。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或许更好。

我常想，从文明的萌芽阶段开始，黄种人和白种人在环境条件、人种等差异的双向制约下，其体质、情感取向、生产劳动技能等方面就会显示出一些差异，有的小差异会随时间逐渐加大。植物学家侯学煜在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发现植物品种及其繁衍状态，不仅仅和气候因素，还和土壤的酸碱度密切相关。植物如此，动物的、人类的个性发展更会和环境的多种因素相关。我们手巧，用比较差的石器来做成了小石器，它需要配上把手才能发挥效益，所以比他们较快地进入复合工具阶段了。而白种人开始多为大石器，他们的斧子可以安上把手，也可以不安把手直接那么用，他们的复合工具出现得慢些。开始的差别或许造成了以后的种种差异。欧洲那里或许奴隶制度发展得充分，而中国的奴隶制度并不充分或表现为局部性，而且和封建制度多是掺和着的。有些国家的奴隶制度里，“初夜权”是个大事情，中国却很淡漠；他们曾有决斗的习俗犹如动物世界，而我们没有，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而是要注意到差异。中国有了酒首先用于祭奠、通天，其次才是生活用，而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饮用。再往后，他们是向外掠夺，出现“掠夺文明”，而我们是农耕文明，不掠夺。再有，他们出现青铜器后，较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而中国出现了青铜器后首要是用于礼仪活动。我们的鬲，是重要的生活用品，也是我们考古的重要的化石，他们偏偏没有鬲。我们的语言文字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隔断，举世无双，也是个奇迹。

我们从血缘、氏族，到家庭，到现在，家的概念根深蒂固，现在并无消灭的迹象和需要。我相信到了天下大同，也还得有家庭，有亲情。而西方世界，个人至上很深重，我们不必去反对，但也不必去效仿追求，反过来砍杀自己的家庭观。在我们传统的理念、品德风尚里，总归含有永恒性的东西，不要忽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还有黑格尔说的，中国人的历史感（归属感）较重，不忘自己的根、自己的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不能盲目跟着跑而忘却自我。现今，全盘西化的声音几乎没有了，但也保不齐何时又会冒出来。试想，你把语言文字和老祖宗都忘记了，世人还会喜欢你、尊重你吗？你的黄皮肤怎么改？身上流淌的血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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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于福州留影

另外，父亲1992年10月为《沈阳文物》创刊的题词中，也能看出他对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的重视和关注：

沈阳市有“两宝”。一是七千年前的新乐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二是三百年前清故宫及清陵所代表的早期清政权文化遗存。它们凝聚着这一方古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深入一层讲，一是它的鲜明个性，二是它的开拓精神。它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对这个刊物的启示都是极为可贵的。

父亲一生都在顽强地关切着学科的发展趋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成为了他爱国、爱民族的具体体现，也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在一个散页上写道：“一定要抓住特色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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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论集》书影

文物出版社

2013年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会议，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在《史前礼仪与宏伟性起源的比较研究》论文中，竟是以父亲的一段话来开题的：

“中国考古学家有三项主要任务：一、书写本国历史；二、将此扩展到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派。”

他还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若是中国考古学家大力参与的东亚考古不能得到充分认识，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考古学。同时我也坚信，要是没有对其世界性的充分理解，中国考古学家亦不可能完成苏秉琦所提出的三项任务。”

这里可以看出，当我们拿着出土的新资料向外国人展示、注意倾听外界的声音时，外国人也注意到我们中国人的考古发现、研究重点、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将这样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相接轨，找到自己的席位并成为世界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父亲晚年所殷殷期盼和极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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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北京琉璃河观摩陶鬲

1909年，梁启超决心为我们国家编写自己的古代史时，他不会想到，他的梦想的实践竟会经历几代人的接替奋斗。而在中国将近百年考古学历程的人群里，不但有他的儿子梁思永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贡献，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强音、情系“中国特色考古”的苏秉琦。说来巧合的是，父亲就是在1909年出生的。当他1934年最初踏入中国考古学门槛时，他也不曾想到，他的众多弟子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诞生的，如1932年出生的严文明和1934年出生的张忠培，正是他们二位，后来执笔写作了父亲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历史时有巧合，但这里的一代代学者们为了复原中国远古史的前赴后继的追梦历程，更像是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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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二卷书影

苏秉琦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

在1992年前后，当父亲情系中国特色考古并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时，他或许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或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条主线。所以他多次深情地说：“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我看到了。”我坚信，无论发展道路如何曲折反复，终会在正确方向上前行，他所期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但会在祖国大地上阔步前行，而且还会与世界接轨并在世界考古之林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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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8月于北京留影

本文节选自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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