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达：读此等好书，实为生平快事

序二

张广达

小甫君的专著即将付梓，征序于我。我年龄稍长，与小甫有师生之缘，为其治学有成不胜欣喜，故愿借此机会就本书的学术旨趣补缀数语如次。

此书本为小甫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6月在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主持下答辩通过。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小甫又对其论文进行了许多修改、补充，于是形成现在的规模。本书纵论唐、吐蕃、大食于7世纪初大致同时崛起的历史大势，力图阐明7至9世纪这三方及突厥诸部在西域的势力消长和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影响，这就为读者了解此后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明晰的历史背景。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实际上在国内外学术界长期缺乏综述。试检1988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和中古早期东突厥斯坦史纲》，1990年英国出版的《剑桥早期中亚史》，令人遗憾地看到其中仍然缺乏这方面的篇章，即可证实我们的这一看法不谬。近年来，日本的森安孝夫和美国的白桂思（Ch.I.Beckwith）各自出版了一部与本书课题相近的论著（即本书所引森安孝夫1984、白桂思1987），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是，两人各有所侧重，似乎还不能说已完全填补了这段空白。

进行这项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有关史料非常零碎、分散，而这些史料及其研究成果又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利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方面的难度，从下面引用的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白桂思的叙述可见一斑：“有可能，我忽略了这些阿拉伯文史书中的重要材料——特别是塔巴里（Ṭabarī）书和伊本·阿萨姆（IbnA‘tham）书——因为我发现，深究阿拉伯文原文的专有名词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读上几千页阿拉伯文原著以求发现几份有用的，但却是先前没有注意的资料。”阿拉伯文献如此，何况对西方学者来说更加困难的、汗牛充栋的汉文史料。

作为导师，我深知本书作者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研读史籍之同时，在语言准备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除了英语、俄语、日语这些能获取最新科研情报的工具外语之外，他还专门学习了诸如阿拉伯语、藏语这样一些处理课题所必需的专业语言。在对小甫的博士论文进行学术评议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纳忠写道：“作者充分利用了阿拉伯文史料，特别是公元9世纪塔巴里的著作。他引用的史料都是经过考证的，不是有文必录。”在另一份评议书中，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陈庆英先生写道：“作者专业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强，通数种外语，并能阅读和利用古藏文文献，又熟悉新疆、西藏古代历史，对完成此项研究课题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据我所知，小甫还学过维吾尔语，并随北京大学东语系塔吉克族进修班学过波斯语。虽然他学过的这些语言中有些有待深造，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掌握这些语言撰写本书，诚如陈庆英先生所说，条件很有利了。

我了解，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如塔巴里、白拉祖里（Balādhurī）等书以及《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中做了大量摘译。读者可以看到，引用资料丰富，立论、立言有据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按照学界常常见到的一种做法，他辑出的资料加以笺证，本可随同本书出版，就是说，以本书为“研究篇”，辑出的史料为“史料篇”。看来，史料篇的出版只得俟诸异日了。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还十分注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前缘状态和最新成果。本书反映出作者了解学术讯息。这样，他在进行实证研究中，就做到了既善于借鉴，又能发挥个人独立见解，并把一些见解提到一定的理论概括高度。这些见解即便得不到所有同行的同意，也是对推动学术发展的贡献，因为见解不同但又立言有据方能将课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小甫本人曾长期在新疆工作，到北大上学以后，又多次到天山山区、塔里木盆地缘边、青海高原及河西走廊进行学术考察。读者可以看到，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相印证使作者对西北地理了如指掌。在中国西北史地研究中，徐松撰述《西域水道记》、陶葆廉撰述《辛卯侍行记》留下来的好传统，小甫正在努力继承。

我认为，本书作者的才具、学识、训练使他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或对前人成说有所突破。例如，他论证了由“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连接而成的吐蕃早期通西域的“中道”，他对这条道路之启用的论述扩展了人们对古代青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的视野；他对吐蕃越葱岭进入西域之路的考证，展示了中国藏族在历史上分布的全新画面。他仔细研究了吐蕃人进入西域的主要路线，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这些考证有助于人们认识清代以来准噶尔与藏地的交通乃至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新藏交通路线。他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他通过对西域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关系的动态研究，否定了长期流行的突厥人支持中亚绿洲各小国反抗大食入侵的说法，证实草原上的突厥人只是力图恢复其对南部绿洲的传统控制，因而多次与吐蕃连兵袭扰西域，成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敌人。可以说，由于本书的实实在在的论证，人们应当修改从前那种以为唐代西域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土著力量一直就是突厥人的看法，代之以思考本书得出的结论：中亚绿洲的突厥化是以几大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为前提的。

本书体例亦颇完备，附录（重点考证）、附表及参考文献目录对理解全书内容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都很有用。一个新人，一部新作，能有这么多新成就，确属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开拓研究领域、填补学科空白的好书，读此等书实为生平快事。当然，如再附以索引，就更符合科学著述的要求。

最后，我希望小甫沿着已经开始的研究方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继续前进。比如，把本课题研究的断限下延到吐蕃帝国崩溃的9世纪中叶，将会使这项研究更加完善、更有意义。从9世纪起，唐朝不仅退出了西域，而且由于藩镇割据、党争宦祸而日益就衰，中国中古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也于9世纪40年代被与葛逻禄结盟的邻人黠戛斯击溃，回鹘人举族西迁；大食帝国的东部疆域也已相对独立。从9世纪中叶起，亚洲大陆逐渐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此外，本书现在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有此基础，进一步再做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方便多了。小甫君见告，他已经在着手计划撰写一部“全方位”的《吐蕃对外关系史》，我清楚他的功底，深知他的勤奋，至盼扬长避短，新作早日问世。

1992年5月9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