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边塞汉简、随葬文书中记录的一个个“小人物”，诸如“令史弘”“师君兄”，经过历史学家的整理和研究，逐渐“复活”。不同于传世文献中那些对历史走向、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小人物在史籍中湮没无闻，难有一席之地，但简帛文献记载的文书行政、日常交往等却向大家叙述着西汉承平之世河西边塞吏卒真实的屯戍生活、东陲郡府功曹普通的刀笔生涯，娓娓动听，让身处千年后的我们思索不已。
一九九六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是孙吴前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安成县等部门的行政文书，废弃后被集中填埋在一口废井中。这些行政文书中除了冰冷的数字之外，一些“小人物”的姓名反复出现，他们与传统史籍中三国时代熠熠生辉的主公、谋臣、名将不同，不为后人所熟知，仅仅昭示着平常个体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里默默地生活着。就让我们利用走马楼吴简来走近孙吴前期临湘侯国的一个普通县吏—孙仪，了解这些趋走小吏的职事和生存状态，也许会让我们对三国历史有更为真切的了解。
走马楼吴简中有两位“孙仪”：一位是中乡梨下里户主，嘉禾六年（公元二三七年）已经六十八岁，身份是平民;另一位是都乡富贵里户主，时年二十五岁，正值壮年，担任县吏。我们介绍的就是后一位—县吏孙仪。
汉代以来，县吏常由本地人充任，孙吴也是如此。孙仪的籍贯在都乡富贵里，是临湘侯国城邑闾里之人。东汉以来，县廷中的重要吏职通常由当地豪民出任，以佐助外来的长官更好地掌控地方和开展工作。然而，孙氏家族在孙吴临湘侯国并非大姓，都乡的孙姓民户很少，富贵里也仅有孙仪、孙元等三两户。孙仪在当地没有宗族势力可以凭借，只是一个普通细民。
孙仪的家庭规模不大。他的妻子名“姑”，嘉禾六年二十四岁，母亲名“汝”，时年七十四岁。孙仪是否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在遗存下来的户口簿籍中没有发现。从年龄看来，孙仪应当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比较重。
县吏是东汉三国时期国家行政系统的末梢，承担的事务繁杂沉重，也缺乏超迁机会，常为长官所驱使，还不时遭到斥责甚至鞭笞，身份日益卑微。因此，士大夫不乐为之，甚至以此为耻，视之为卑贱的职事，称之为“厮役”。
那么，孙仪为什么出任县吏呢？除了官方强制外，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是重要原因。吴简中关于孙仪的最早记录，是他在嘉禾元年八月归还了此前向官府借贷的4 斛米（约73.125 公斤）。孙仪一家的生计尚且需要通过贷食来维持，从中可见其家境至多是在温饱线上挣扎。
任吏以后，孙仪不但获取官府借贷的机会多了一些，而且他耕种的县吏田也享有优惠，四十亩以内的田地，每亩只收租米0.756 斛，仅为平民田税米的63%。这对于一个尚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孙吴租税制度改革，县吏田租被调高，涨幅高达58.3%。比如嘉禾四年，县吏耕种的田，如果没有旱败，每亩应缴纳1.2 斛米、2 尺布和70 钱。孙吴时期亩产约3 斛米，县吏田征收税米接近收成的一半。即使这样，嘉禾元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孙仪借贷的记录，他家的经济境况显然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应当与他常年担任县吏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就政治地位而言，“吏”代表官方行使权力，相比平民身份仍有一定的优越性，乡里登记户籍时“吏”也排在“民”之前。因此，縣吏对于没有家世背景、经济困难的孙仪是具有吸引力的职事。
三、初露头角
西汉后期以降，正式任吏的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上。然而，汉末三国时期，受疾疫和战争的影响，户口十不存一，临湘侯国户口减耗更为严重。为了满足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吏员需求，孙吴对任吏的年龄要求大幅降低，一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就已经出任郡吏。嘉禾元年，孙仪不足二十岁，就已经出任小吏，也是少年为吏者中的一员。
这一年，孙吴突然催征“品布”，还将“财用钱”税额提高到每户八百钱，大约相当于半斛米。品布是一项临时税，按户等高低征收布匹。财用钱则是一项用来购置官府办公用品的户税，关系到官府能否正常运转。此次临时征收的品布和加征的财用钱，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导致更多的民户承担不起，征收的难度可想而知。入职不久的孙仪以“吏”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征税，这对他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磨炼和考验。
为了尽可能地征收财用钱，临湘侯国部署主管士卒、牢狱的尉曹来具体负责，这显然带有一定的武力征收色彩。在尉曹的安排下，孙仪作为税吏前往乐乡等地催征财用钱。孙仪收税的情况并不理想。乐乡居然欠缴五万零五百钱，相当于六十三户没有缴纳，占到该乡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迫不得已，孙仪主动请求上级鞭、杖责罚自己各二十下。
事实上，嘉禾元年编户民欠缴财用钱是普遍现象，其他税吏的收税情况更差，处罚也更重。相比之下，孙仪所受的处分较轻，完成的工作也要好一些。因此，即使三分之一的财用钱未收上来，也不能说明孙仪缺乏吏能，也未影响到县廷对孙仪的任用。
嘉禾二年，孙仪转到兵曹任职。汉末动乱以来，军事优先，在县廷诸曹中兵曹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孙仪从尉曹调往关键的职能部门，即使仍然没有取得具体职位，也体现出县廷对孙仪的重用。这应当与他在嘉禾元年催征财用钱取得较好的成绩有关。
当年闰五月，临湘侯国兵曹派遣孙仪转运弩、弓、箭等武器到武昌。武昌一度是孙吴的首都，此时作为孙吴的陪都，仍然是荆州方面的政治中心。将如此重要的事务交给孙仪，体现了兵曹对孙仪的器重。孙仪不负众望，将这批武器顺利送达武昌。在此后两年里，走马楼吴简中没有见到孙仪的任何记录。或许，武昌有关部门看重孙仪的吏干，将他留用了一段时间。
嘉禾五年，我们在吴简中再次见到了孙仪。他虽然此时依旧在临湘侯国当差，但有了成功押运武器和在武昌历练的加持，孙仪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也见过世面，凭借出众的才干，终于获得了具体的吏职—市吏。
受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孙吴临湘侯国的商品经济衰退，都市仅仅是金曹的下辖部门，比较边缘，孙仪被县廷安排在都市任职似乎有些屈才。然而，汉代以来基层有编制有固定月薪的岗位很有限，大量事务是由没有编制的散吏，甚至是征调平民来完成。孙仪取得职位，成为有编制的职吏，毫无疑问，是他长期梦寐以求的事情。
孙仪虽然在边缘部门任职，但是长官并未忘记他的才干。在市吏任上，孙仪处理本职工作很少，吴简记录的也就是向民众收购祭祀之后留下的五张麂皮、四十个牛蹄甲一类的杂事。更多时候，他受县廷差遣，带“三州掾”“监藏掾”等使职，在三州仓参与租税米的收受，以及传送用牛等事务。嘉禾五年至六年有大量的入米简和吏民田家莂记录了“掾孙仪”处理这些事务。可见孙仪实际上成为三州仓接收租税米的主管之一。
孙仪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难免发生过失，有的还被特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孙仪与利赤等人合作输送二百零二头用牛，结果没有交付给责任吏，被管理机构虞曹禀告到长沙郡府。又有一次，孙仪對平民租税米的处置可能存在问题，被县丞发现。县丞虽然业已闲散化，但对于孙仪这类小吏仍具有相当的威权。孙仪在工作中时而面临同僚的告劾和长官的责罚，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
好在孙仪办事认真谨慎，在上述事件中不负主要责任，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上述状告和责罚都没有影响到孙仪的发展。有迹象表明，孙仪还被长沙郡中部督邮看中，承担长沙郡与中部诸县之间的文书邮递工作。该职事还兼带监察职能，相比市吏重要得多。嘉禾六年以后，孙仪可能走出县廷，在郡一级的工作平台上发挥才干。
孙仪在走马楼吴简中的记录截至嘉禾六年，此后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孙仪始终没能在传世文献上留下一笔。嘉禾六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三国局势整体上逐渐稳定。战争少了，基层小吏凭借军功获得超迁的机会也大幅减少。这一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孙坚、吕范那样，通过征战从少年县吏转变为权贵阶层的例子。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随着蜀汉灭亡和魏晋嬗代，孙吴受到北方和西南的压力猛增。孙吴国内的政局也不安稳。曾随父亲废太子孙和落难到长沙的孙晧，被誉为“长沙桓王之畴”，想必是在长沙积累了很好的名声。孙仪对此至少有所耳闻。为了重振孙吴，有孙策之风的孙晧被立为皇帝。即位后，孙晧立志要开创一番事业，往返于建业与武昌之间，颇有一番新气象。他坚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封禅国山，做着“青盖入洛阳”终有天下的春秋大梦。
此时，或许与孙晧有过接触的孙仪已届花甲之年，可能还在为长沙郡县的收税转运辛勤工作。无论是在孙吴还算安宁的时代，还是在局势波诡云谲时期，孙仪就像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按部就班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处理那些繁冗而单调的事务，一边接受责罚，一边按劳升迁。即使他在嘉禾年间凭借吏能和功劳不断升迁，对于漫漫的升迁旅途而言，他一直没能进入晋升的快车道，仍然是沉迹下僚，辗转于长沙郡县的衙署之间，被主官呼来唤去，还要防备同事放冷箭。这可能是他终其一生的工作常态，最后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孙吴的行政事务由千万个孙仪来直接完成。他们秉承长官的意志，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受史家所处的立场以及“录大略小”“常事不书”等编撰原则的影响，他们无法进入史籍，却因偶然的机会，随着走马楼吴简的出土而重见天日，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残篇断简留下的那些漫漶的名字，随着简牍集成和簿书复原，开始有了一些微弱的脉搏，汇聚在一起，形成历史的心声，跟着简文的释读而跳动不停。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孙吴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