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持中立已不再可行，也不再合适”

电影《1917》

1917年北洋政府站在协约国一方对德奥宣战，遣送大量劳工去欧洲，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回中国，北洋政府宣布从停战之日起全国放假三天。北京学生聚集在美国公使馆门前高喊 “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有些学生甚至已经记住了他的 “十四点原则” 宣言，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当得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将带着他的新世界秩序蓝图参加战后会议时，许多中国的领袖人物相信，威尔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希望，是“民主精神”的世界领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时非常相信威尔逊的诚实及其崇高的目标，称威尔逊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好人”。陈独秀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写道：“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巴黎和会，中日等亚洲国家都满怀憧憬期待。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未能如愿，对威尔逊深感失望。而取得山东权益的日本，因为种族平等提案的失败，指责美国总统威尔逊是 “嘴巴上的天使，行动上的魔鬼”。（参考徐国琦《亚洲与一战》）

为何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经历从“天使”到“魔鬼”的转变？他在美国的形象又如何？他的那些理念和蓝图是假的吗？......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17年。从不加入协约国同盟国任何一方，希图“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到4月6日宣布参战，美国和威尔逊的判断和选择，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影响日后世界的走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时期，亚当·图兹《滔天洪水》一书的价值恰好“在于说明了一战之后的数年如何定义了20世纪余下时间的世界格局”（BBC《历史》杂志）。

《滔天洪水》一书获《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年度好书，中文简体版列入理想国译丛M45号。之前放鸽子太久，这次是真的上架了。这本作品其中两个核心亮点：以全新视角审视一战及其历史遗产，再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秩序的崩坏与重建；追溯当今国际秩序的起源，美国如何凭借经济力量跃居世界霸权，深度介入各国事务。该书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2019年入选《外交政策》杂志 “十年来全球百大思想家”。同时上架的，还有亚当·图兹的另一本M47号《崩盘》（《经济学人》《纽约时报》2018年度好书）。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选自《滔天洪水》

01

在他想要创造的世界中，

美国的特殊地位要被刻在欧洲权力的墓碑上

1917年1月22日下午1点，伍德罗·威尔逊大步流星走向美国参议院讲台。这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各位参议员直到午饭时才听说总统打算发表一次讲话。自乔治·华盛顿时代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总统在这个庄严的地方直接发表讲话。即使是在其他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见。显然，威尔逊想要谈谈战争问题，并且他的做法显然不会只是发表评论而已。

人们通常把威尔逊开始成为全球领袖的时间确定在一年之后的1918年1月、他阐明所谓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之时。但实际上，美国总统第一次清楚表明对世界领导权的主张，是在1917年1月。威尔逊在参议院讲话的同时，他的演讲稿也被发送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与“十四点和平原则”的讲话类似，1月22日，威尔逊呼吁在国际联盟、限制军备和公海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然而，“十四点和平原则”是一份战时宣言，它完全符合世纪中叶人们对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叙述；相比之下，1月22日威尔逊的讲话则很难被纳入这套话语。

1917年1月，当通向美国世纪的大门被打开时，威尔逊泰然自若地站在画面之中。他不是要加入哪一方，而是要争取和平。20世纪美国领导权的第一次重要声明并不是要确保“正确”的一方获胜，而是要确保没有哪一方获胜。唯一能确保世界所有大国共同合作实现的和平，就是各方都接受的和平。大战各方都必须承认，冲突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这意味着战争只会有一个结果：“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这个表述包含了一种道德平衡的立场，自开战以来，威尔逊一直也正是以这种立场与欧洲保持距离的。

他也知道，对于他1917年1月的大多数听众来说，这一表态是难以接受的。“这么说会让人不高兴……我只想面对现实，不加任何掩饰地面对现实。”在当前的杀戮中，美国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因为如果美国帮助了英、法以及整个协约国，它们当然会确保获胜。但这样做，美国其实是在延续旧世界可怕的暴力循环。威尔逊在私人谈话中表示，那将不亚于“对文明的犯罪”。

伍德罗·威尔逊和十四点原则（部分）

威尔逊后来被指责对国际联盟抱有理想主义的想法，认为国际联盟本身就可以确保和平；而且，在权力问题面前，他像一个道学家一样退缩了。不敢面对国际执行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国际“理想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尔逊绝不是理想主义者。1917年1月，他所提倡的是“由人类有组织的主要力量确保的和平”。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世界被分裂成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那就需要大量军队来维持。

但威尔逊所追求的是限制军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美国自身的“普鲁士化”。因此，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就变得极其重要。“胜利就意味着，和平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它可能是在屈辱之中、在胁迫之下、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之后才被接受的。这样，它就会留下一些刺痛、一些怨恨、一些痛苦的记忆，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和平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一样，是无法长久的。”“就像棘手的领土问题、种族和国家忠诚问题的公平解决一样，健康的心理状态、国家之间健康的感情，对于一个持久的和平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原则的和平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它不取决于人们的爱憎。”

威尔逊正是为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达成一个不需要昂贵的国际安全体系就可以维持的和平，才在1917年1月呼吁结束战争的。各国的好战精神已经消耗殆尽，现实证明战争已失去作用，这些将使国际联盟得以自我维持。

然而，如果这就是威尔逊所说的对等的和平，那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威尔逊以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著称。然而，在他想要创造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世界文明领头羊的特殊地位是要被刻在欧洲权力的墓碑上的。威尔逊头脑中的对等的和平，是欧洲国家全都已经筋疲力尽的和平。这个壮丽的新世界的第一幅画面，便是欧洲各国谦卑地匍匐在美国脚下，而美国则作为中立的仲裁者、国际新秩序的创造者，光芒四射地冉冉升起。威尔逊想要的，既不是怯懦的理想主义，也不是要让美国服从于国际权威。事实上，他是基于美国历史命运独特的愿景，过高地要求美国能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02

威尔逊挑战的并不止是德国，

而是整个欧洲

与1918年“十四点原则”所引起的反应不同，1917年1月威尔逊提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之后，各方明显反应不一。在美国，支持总统的进步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为他欢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共和党人怒不可遏，他们认为这是行政部门一次前所未有的对一方的偏袒。

一名共和党人愤怒地表示，在1916年的竞选苦战之后，总统的这番讲话，是“从国王宝座上传来的政治演说”，把参议院当作一个偏袒一方的行政部门的平台，这是对参议院空前的侮辱。另外一位听众则留下了威尔逊“觉得自己是世界总统”的印象。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这位著名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威尔逊之所以会提出这一倡议，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冲突的一方已经濒临破产，所以急需结束战斗，就好像1905年罗斯福总统调停日俄战争时那样。而协约国所担心的，正是威尔逊想让它们破产。

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1917年

对于巴黎和伦敦方面来说，威尔逊讲话所引发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建制细节的问题，他的观点可能会破坏盟国大后方的团结。截至目前，这种团结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民自发的支持，而不需要进行残酷的国内镇压。更让人担心的是，威尔逊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总统先生在参议院宣称：“在世界各民族大权在握的人当中，或许我是唯一一个能自由说话，而不用隐瞒什么的。”他继续说，“我怎能不补充一句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其实是在为自由主义者，以及每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和每个自由计划的支持者发声。”威尔逊甚至又进了一步：“我很乐于相信，我是在为世界各地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声，这些人至今还没有场合、没有机会大声说出亲眼看到死亡和毁灭降临到他们最亲近的人和家庭时，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  

在这里，威尔逊讲话的真正含义才变得清晰起来。这位美国总统正在质疑所有参战国政府作为民众代表的合法性。在协约国这边，一些宣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喧嚷不休的组织对威尔逊的暗示做出了回应。就在威尔逊发表讲话的1月22日，英国工党在曼彻斯特举行集会——700位代表，包括劳合·乔治新政府中的一位大臣，代表着225万成员，党员人数比他们在1901年第一次集会时多了四倍。

集会的整体论调还是爱国主义的，但当威尔逊的名字被提到的时候，独立工党内部的反战派爆发出了整齐划一的掌声。《泰晤士报》对此进行了谴责，但《曼彻斯特卫报》却拍手称快。1月26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80位社会主义代表要求政府对威尔逊“高尚而理智的”感情表示赞同。

应该说，所有这些，确实给了德国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美国总统权衡了战争的利弊后，决定不加入协约国。海上封锁让人们看到了英国控制海上航道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威尔逊的回应是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海军计划。他似乎已下定决心，阻止更多动用美国经济。他在德国还占据上风的时候呼吁进行和平对话。虽然贝特曼·霍尔维格已经先迈出了一步，但这也没有阻止威尔逊。现在，他越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非常坦诚地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发表讲话，要求结束战争。华盛顿的德国使馆完全明白美国总统讲话的重要意义，拼命催促柏林方面做出积极的回应。

贝特曼·霍尔维格

早在1916年9月，在与豪斯上校进行了广泛交谈之后，伯恩斯托夫大使就曾向柏林发去电报，表示美国总统将在竞选结束后尽快想办法进行调停，并且，“威尔逊认为，参战双方都不应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是有利于美国的”。

12月时，大使试图让柏林方面明白威尔逊干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用这种方式扼住协约国的喉咙，将远比全面实施的潜艇战要安全得多。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托夫明白威尔逊的野心。如果他能结束战争，那么他就可以说，美国总统“光荣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头号政治人物”。如果德国人想要阻挠的话，他们得清楚这将激怒威尔逊。然而，这些呼吁没能阻止德国将战争升级的想法，自1916年夏天协约国取得一些突破之后，这一想法就已经开始了。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将军在1914年把德国从俄国人手里拯救出来，又在1915年征服了波兰。但他们认为，自己能被赋予最高指挥权，是因为1916年8月同盟国遭遇的危机。从这一刻开始，与灾难擦肩而过的经历就决定了德国的战争政治。1916年，德国想让法国人在凡尔登流干最后一滴血，但考虑到美国，他们并没有进行潜艇战，协约国由此得以死里逃生。

1916年夏天，奥地利遭受了致命攻击。考虑到此时协约国又动员了大批军队，再继续克制就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柏林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威尔逊也许真的能想办法停止战争。不管美国在政治上表现得如何不同，他们始终坚持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永远坚定地站在协约国一方。这样的结果就是自我应验。基于他们对美国政治确定无疑的看法，德国军事战略家让威尔逊的言论没了立足之地。

1917年1月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无视德国宰相略带迟疑的反对，强行决定继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不出两个星期，他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局势的判断错得多么离谱。就在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大步流星走向参议院讲台、呼吁结束战争的时候，德国潜艇正在冬季的海洋里发动攻击，对英法的海岸线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伯恩斯托夫大使以沉痛的语言告知美国国务院，已经来不及取消这一切了。1月31日下午5点，他向国务卿兰辛递交了官方声明，宣布德国将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以阻击协约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东部的物资供应线。2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与德国断交。

兴登堡&鲁登道夫

德国人的决定使“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淹没在了历史之中，它让美国卷入了一场威尔逊厌恶的战争，让威尔逊再也无法得到他发自内心想追求的那个角色：全球和平的仲裁者。1917年1月9日无限制潜艇战的恢复，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在侵略行为的链条上又加了一环，这个链条往前可以追溯到1914年8月，往后延伸到1938年至1942年希特勒的疯狂进攻，使德国作为一个难以驯服的暴力力量的形象被牢牢固定下来。

当时就已经有人对无限制潜艇战进行痛苦的自我反省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外交顾问库尔特·里茨勒在日记中写道：“主宰着万物的命运已经表明，威尔逊事实上可能打算向其他人施压，并且他也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本可以比潜艇战好上100倍。”对于国际自由主义者——比如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位今天最具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来说，贝特曼·霍尔维格放任军事上的技术性意见推翻自己更为正确的判断，是俾斯麦对德国政治文化造成长远伤害的罪证。

然而，如果我们只用德国政治史特殊的病态来解释“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为何偏离正轨，那就低估了1916年那个冬天华盛顿与协约国之间分歧的严重性。威尔逊挑战的并不止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实际上他的挑战主要是指向协约国的。从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开始，是协约国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冲突，主动回应威尔逊明确的和谈主张。协约国的行为最终导致德国把美国赶到了协约国阵营之中，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掉的另一个事实是，协约国也冒着巨大的风险。

使事情变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协约国基于某种认识冒风险，德国也基于自己的认识开始了它灾难性的侵略步伐，而这两种假定恰恰互为补充。如果伦敦和巴黎方面再多做一些努力，把美国拖到这场战争当中，那威尔逊就身不由己了。但事实上，只是德国对这个逻辑的预期才使它成了现实。事后来看，这一点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当时的人们可没有忘记它。1918年10月停战交涉期间，人们会再次想起这一点。然而，即使是在潜艇战开始之后，也很难说一切都已不可改变。

03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

美国保持中立已不再可行，也不再合适

1917年3月已经到来，美国还没有参战。让总统先生身边的大多数人倍感挫折的是，总统依然坚持，美国如果让自己陷入冲突，就是一种“犯罪”，因为这将“使我们今后无法拯救欧洲”。当着整个内阁的面，他否定了国务卿兰辛的看法。

罗伯特·兰辛

兰辛主张，“获得永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所有民族都应当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威尔逊希望世界安定，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能实现这一点，但一个国家的政治局面则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其内在生活的一种表达。认为外部力量可以一下子就“解放”一个国家，那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谬误之中。一个国家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同时得到国际新秩序的保护，来按自己的意愿发展。

威尔逊担心，在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外衣之下，旧世界的军国主义陋习会在美国找到肥沃的新土壤。“容克贵族……会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掩盖下悄悄混进来。”他坚持认为，“如果冲突以平局结束，我们或许就能得到一个更伟大的和平”。直到清楚地看到德国已不合时宜地展开了灾难性的全面侵略之后，威尔逊才最终被迫放弃了他道德平衡的立场。潜艇战并不是最后的那根稻草。

1917年2月底，英国情报部门从跨大西洋的电报网中截获了一封绝密电报。在这封电报里，德国外交部授权其驻墨西哥城的使馆与日本一起，游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将军领导下的墨西哥政府共同建立一个反美联盟。作为对德国军事援助的回报，墨西哥将立即向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发动进攻。2月26日，华盛顿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消息被公开了。

在同情德国的美国人当中，最初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正如德裔美国活动家乔治·西尔韦斯特·菲尔埃克在1917年2月底向报业大王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所抗议的那样：“那封所谓的信件……显然是伪造的。无法相信，德国外交部部长会在这样一份荒谬的文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威廉大街上的现实政治家决不会主动提出一个以墨西哥征服美国领土的荒唐计划为基础的联盟……”

在德国，人们同样也感到震惊。德国人把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州送给墨西哥“强盗”，同时谋求与日本结盟，著名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在写给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信中说，这种做法“太可悲了，我都没法嘲笑它”。然而，不管这些结盟看起来多么不现实，德国这个想要抓住西半球军事主动权的异乎寻常的计划，在逻辑上符合柏林方面的固有观念，即美国已经跟协约国集团捆绑在一起了，美国参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威尔逊明显不愿意参战，但在1917年3月3日星期天，德国外交部部长阿图尔·齐默尔曼公开承认了消息的真实性。

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

美国船只不断被德国潜艇击沉，现在柏林方面甚至拒绝否认这场无端的侵略，威尔逊已经别无选择。1917年4月2日，他走到参议院面前，宣布参战。对罗斯福和兰辛等人来说，参战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德国已经向所有人展现出了它真正的侵略本性。相比之下，对威尔逊来说，被迫放弃自己“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观点，使自己的国家支持协约国一方，这是一次痛苦万分的彻底转变。

在威尔逊最具洞见的一本传记中，作者极富特色地用神圣的词句描述说，参战是威尔逊的“客西马尼”。当然，在对国会讲话的结尾，威尔逊还是说了一些路德式的豪言壮语：“美国有幸用自己的鲜血和力量来捍卫那些原则，它们曾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并给这个国家带来它所珍视的幸福与和平。上帝保佑它，它别无选择。”但威尔逊自己打算做些什么呢？即使已经加入战争，但他依然犹豫不决。

美国加入战争是为了“反对自私和独裁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公正的原则；是为了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建立目标和行动的一致安排，确保今后人们遵守这些原则……”威尔逊接着说，“这种和平的一致安排必须是由民主国家共同完成的，这样才有可能持久。我们不相信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忠于它，或者遵守它的条款。”在这样一场斗争中，美国保持中立“已不再可行，也不再合适”。这看起来是在向兰辛和罗斯福让步，他们一直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在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立场。

但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威尔逊的声明有明显的选择性。在宣布参战或谴责独裁政治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德国的主要盟友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包括在内；同样地，他也没有直接承认协约国国家是民主政治的代表，或者自治的典范。他对自己目标的描述是抽象的、展望式的。

威尔逊想从外部结束战争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因此他决定要从内部塑造新世界的秩序。但要想这么做的话，他就得让自己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威尔逊并没有让美国正式与协约国结盟，他坚持美国应作为一个“伙伴”而保持超然地位。在关键时刻，这可以让他拥有他想要的自由，在对双方施加影响时，不是站在伦敦和巴黎身后，而是恢复美国作为全球力量仲裁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