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以“汉学”之功求“宋学”之理

惭愧，仍是一篇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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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先生《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中华书局2015年9月版）最大的一个特色是，重视对罕见文献或常人不注意的文献的发掘和利用。

比如本书中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主要考察的文献是作者1996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发现的明万历四年泾县查氏刻本《龙溪会语》。该书是龙溪文集的最早刊本，作者在文章中对《龙溪会语》的内容、流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与后来的全集本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尤其是辑出了《龙溪会语》中不见于全集本的七十二条佚文，为研究阳明后学王畿的思想提供了崭新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王龙溪《中鉴录》“这部鲜为人知的著作”，因缘际会，东瀛学者三泽三知夫告知日本内阁文库藏有这部海外孤本——善本明刻《中鉴录》。

这位王畿，字龙溪，系阳明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浙江山阴人。明代还有一位王畿，字翼邑，福建晋江人，他的《樗全集》也是一部“埋没已久的著作”。同样，《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泰州学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脉》的文献基础也是“大概素未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利用”的一部文集——现藏于泰州市图书馆的《明儒王东瑌东隅天真四先生残稿》。

因为有心于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作者还发现了黄宗羲早已失传的《理学录》，以及黄宗羲密友姜希辙的同名著作，这两部书与黄氏《明儒学案》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书最后一篇《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以彭定求《儒门法语》为研究对象，这也是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本书首篇探察的是北宋杨时的《三经义辨》，这部书在道学取代王安石新学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学者都没有特别重视，因为它在道学与新学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氛围下“藏于秘府，未能广布”，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彭氏全书共收入论文十三篇，以佚著和稀见文献为主题的文章，有九篇之多，足见著者对这些文献的重视和探求之深。作者在北大哲学系研习六年，师从陈来先生，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将本书的研究归“属于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领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冀望“‘宋学’的思想阐发建立在‘汉学’的历史研究之上”，可以说是言出必行，沉潜往复，兢兢业业，有此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此书，于我而言收获之一是了解到历史上存有这些珍稀文献，并通过作者的介绍知晓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还有一个收获是对阳明学的观感。一提到阳明学，尤其是晚明的心学，人们往往把它与“空虚”、“空洞浮泛”、“不切实际”、“夸诞虚妄”之类形容词联系在一起，总之不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作者在《阳明学者的“实学”辨正》一文中则力图突破这种看法，追问“身心性命之学”是否可以称为“实学”，显然作者不同意流俗之见，他论证指出：“阳明学者并非只有‘无事袖手谈心性’的一面，他们在‘经世致用’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甚至科技，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突出的建树。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阳明学者在抗倭、剿寇、地方行政等各个方面鞠躬尽瘁，明朝的统治只会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瓦解得更快。”

另外，作者措意的一个问题是晚明儒学的民间化、平民化，这在《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一文“余论”部分有较深入的讨论。作者指出：“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晚明儒学向士大夫以外的社会下层渗透，或者说所谓儒学的‘民间化’、‘平民化’问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而用来支持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泰州学派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尤其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泰州学派所体现的儒学‘平民化’，更成为晚明‘启蒙’说的历史支持。如果说儒学的‘平民化’意味着儒学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专利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大众传播，众多‘士’以外的人士包括农工商贾开始直接接受儒学话语的熏陶并自觉将儒学的价值观念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平民化’构成晚明儒学的一大特征。”（89-90页）王龙溪在一篇为商人所作的序中提出究竟什么是“儒”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儒’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职业和身份，而是某种内在精神价值的体现。是不是真正的儒者，不在于是否操儒业，而在于是否‘心’能够‘纯夫儒耳’。”（94页）这样就在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传统四民论在晚明发生重要变化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剥开晚明思想的笋芯。

“从思想发展的大势来看，从明到清，的确可以见到由‘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化为‘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这样一条线索。”而“将这样一条线索置入整个清明思想基调的转换来明确加以检讨的是余英时先生”。不过作者强调，“对于钱穆尤其余英时先生的精辟洞见，我们切不可作简单化与极端化的理解”，“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之间，又并非鱼与熊掌之间的取舍关系”。（177-178页）所以，在介绍王龙溪上呈于万历皇帝的《中鉴录》这部“较为完备详实的中国太监史”时，作者就再三指出，“作为明中后期儒家社会讲学活动的重要代表，王龙溪虽然以讲学活动为其主要关怀和成就所在，但他在从事讲学活动以‘移风易俗’的同时，并未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并且，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的阳明学中并非孤立的现象”。

上述都是我读此书的收获。不过，我最欣赏的一篇，大概要推《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最初源自著者1996年的阅读：“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周海门作为罗近溪的弟子而归入泰州学派，海内外研究者历来大都沿袭此说，并未深究。而我在阅读《东越证学录》时，已经感到海门的自我认同明显在龙溪。”作者依据各种相关原始文献，详细考证这个问题，指出无论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海门都应当作为王龙溪的弟子而归入浙中王门。那么，黄宗羲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作者判断，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面临思想界批判阳明学为禅学的巨大压力，而周海门作为浙东地区的士林领袖，是阳明学中接引和推动禅宗的关键人物，与佛教有诸多因缘，而为了维护阳明学的声誉，就得尽可能划清浙东阳明学与禅宗的界限，这样黄氏就将周海门作为罗近溪的弟子归入泰州学派。——这篇论文的好处在于，它不仅有详细的文献考辨，更在于它对黄宗羲写作缘由的追索。虽然有学者认为彭氏此举是“诛心之论”，但在缺乏更翔实确切的讨论之前，我倾向于接受彭先生的这个阐释。

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个感想一直在脑中打转。我们常常在考辨历史的文章中看到“文献不足征”的字样，而且这个“文献不足征”往往成为继续深入探求的理由（这当然是一种谨慎的学术态度）。不过，要是“文献足征”呢？真的有很多学生、学者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埋首于枯燥的文献吗？老实说，阅读时我就感觉自己兴味不是很够，所以对彭先生这样孜孜矻矻“钩沉”文献、排比引证、详为介绍，是由衷佩服的。而这些文献的介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线索和方便。余英时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得好：“据我所见，关于《龙溪会语》和两部《理学录》的考论都涉及了明、清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正如先师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有关陈确《大学辨》、潘平格《求仁录》及章学诚遗书抄本的发现与考订也为后来清代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文献，其贡献决不限于‘学术史的领域’。”

末了说一句，该书封面余英时先生题写的书名，“辨证”写作“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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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收获：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大），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上古），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北师大），读了序言就觉得赚翻了的三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