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纠葛：读葛兆光《余音》

    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对学术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这也难怪，他出身于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该专业的要求。去年读到他的《交错的东亚宗教》——在中研院史语所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一个小册子，可能是囿于篇幅和讲座这种形式，所论并不特别深入，但他的学术思路、方法和视角总是给人灵感和启迪。最近，他的《余音：学术史随笔选》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付梓，内中有些篇什早就读过，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最是文人不自由》和《黄河依旧绕青山》，如曾在朋友圈“刷屏”的关于杨联陞的两篇文章，但也有一半左右未曾寓目。不管已读未读，这回从头细阅一过，记下一点肤浅的感想，恭请方家指教。

这个集子所收文章写作时间跨度相当大，最早的一篇《吾侪所学关天意》写于1992年，最晚的一篇《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作于2015年（《交错的东亚宗教》有一篇《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可参阅）。所谈论的人物都是现当代学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学者，占据篇幅较大的有沈曾植（2篇）、王国维（3篇）、陈寅恪（4篇）、顾颉刚（1篇）、吴宓（2篇）、杨联陞（2篇）、黄仁宇（1篇）等。基本上是阅读日记、书信、诗集、回忆录、年谱等资料而后撰写的。

当代学人中，擅于利用日记、书信、年谱等传记性材料作学术文章的，余英时先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其次就是葛兆光先生了。葛先生在《重读杨联陞日记》结尾说：“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去年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他自己亲近和领会克罗齐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克氏自传，学术论著反而不太容易进入。英雄所见略同，此之谓也。

本书收入的随笔有二三十篇，为数不少，但作者“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如何评价晚清民国学术，二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何要叫“国学”，三是学者所面对的“时局刺激”与“自由环境”。这几个问题都很沉重，但葛先生如鲠在喉，在序言里一吐为快，可以说本书自序就是一篇提纲挈领的重要文章。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和社会上有各种评判，言人人殊，而作者的态度是今人“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毕竟晚清民国“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至于第二个问题，很明显也是针对现实而言，当下所谓“国学”，范围极为狭窄，作者于此忧心忡忡，感觉这种取向与“新学问由于新发现”的学术潮流背道而驰。第三个问题，集中每篇文章几乎都有所涉及，作者曾自问：“这个学界会好吗？”这是葛先生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读这本书，第一个收获当然是汲取新知，增广见闻。比如王国维写给内藤湖南的信（书中还专门附录了王国维的三通未刊书信），让我们对王氏与日本学人的交往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王国维传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末尾原来有一大段《余考》，因为收入《观堂集林》时被删去，一直被学者忽略，作者在京都访学时看到了手稿本，撰文加以介绍。也就是说，这篇看似纯粹的考据后面，还有王国维对义理的思索。又如，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陈寅恪资料集》，从中可知海外学界对陈氏的关注；再如，庞朴是很早就会操弄电脑的学人，朱维铮“外表犀利而严苛，内心却柔软而善感”，等等。这些都是我不曾知晓的。

第二个收获是对学术史的认知。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需要讨论几个问题：一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也就是传统学术如何转变为现代学术；二是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也就是促进学术更新的因素；三是讲述一个时代的学术特色，包括它的研究趋向、理论和方法等。作者坦承，书中所录大都是“别有怀抱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

尽管如此，有些篇章还是透露了作者对学术史的关怀。譬如，作者在谈论沈曾植的两篇文章里（《世间原未有斯人》，发表于1995年；《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发表于2008年）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史的遗忘”：

过去的学术史对于一个人，常常把他的思想和学术“打包”，以致政治立场总是“绑架”学术成就。如果思想史极力褒扬，学术史只好投鼠忌器，评价调门跟着水涨船高，如果思想史在极力贬斥，学术史也只好绕道而行，生怕染上了立场不稳的罪名。（39页）

如果思想史的判断过多地干涉学术史的描述，那么，学术史是很难公正地还原它的本来历程的，像胡适、像王国维、像陈寅恪、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预已经使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还好，他们名声太大，离我们太近，学术史既躲不了又绕不开。可是，像沈曾植这样离我们远一些的学者呢，难道学术史的遗忘，就可以是顺理成章的遗忘么？（24页）

有鉴于此，作者提倡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切割”。一方面，不能不说作者指出的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所以“学术史与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应当适当地分家的”，在“学术正确”的层面，这个观点无疑会引起不少学人的共鸣。另一方面，我有一些隐忧和疑虑，我们真的能对学术和思想做一分为二的切割吗？就拿沈曾植为例，他被人誉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得到王国维、陈寅恪、内藤湖南、伯希和等中外学术巨子的推重和尊崇，但他的的确确被学术史和思想史遗忘了。如果我们今天书写晚清民国的学术史，只是简单地把沈曾植这个人加进去，这样的学术史就“公正”了吗？恐怕很难说，至少我是深表怀疑的。沈曾植的被遗忘是一个学术史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史问题，如果不能在思想史层面有很好的观照和处理，我们也未必能比较圆满地解决“学术史的遗忘”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已有学人作出探索，徐坚教授在研撰《暗流》《名山》这两部学术史著作时采用的方法是，把学术史当作思想史来做，也就是他说的“作为思想史的学术史”。因此，与其“分家”，不如“相亲相爱”，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和诠释学术史问题，这样才能比较灵活地处理所谓“遗忘”问题。

作者认为政治史、思想史对学术史的“绑架”是造成“学术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自是卓见。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成语”也很容易干扰我们的学术史认识，对严耕望“二十世纪四大史家”（或“现代史学四大家”）的误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严先生在《治史三书》中确有四大家的说法（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但这个说法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这样一来，早已辞世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就被排除在外了。严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评骘史坛人物，回顾学林往事，让后生晚辈对史学史多了一分亲近和理解，自然广受欢迎。然而如果断章取义，被媒体、被学人肆意放大，当作一种“公论”，往往会造成另一种“遗忘”和“不公”。

第三个收获——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在这里，想对《最是文人不自由》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这是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阅读《陈寅恪诗集》后撰写的，发表于《读书》杂志，影响颇广。但这篇随笔给我的印象是，文人的感性大大压倒了学人的理性，这大概也是该文流传甚广的一个原因。此番重读，发觉作者把陈寅恪当作一个“卧龙式的人物”，满怀政治抱负，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时乖运蹇，到头来只能在诗中倾吐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结。问题在于，陈寅恪真的是这样一位迂夫子吗？其实作者也拿不准，所以他一边猜测“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一边自我否定，“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然而终究还是一片迷茫：“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81页）

窃以为，这很可能是作者陷入陈寅恪的“迷魂阵”了。如所周知，陈寅恪没有像胡适那样留下供后人检阅的日记，而是把他的感怀化作一首首旧体诗。借用当下的流行语，陈寅恪的这些诗无意间为研究者刨下了一个大坑，如果不放宽视野，如果不参照其他文本，一味沉醉其中，那么很可能陷入迷途。试想，假如陈寅恪写的不是旧体诗，而是报章时评，这种观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不会把陈氏想象成“栏杆拍遍，何人会，登临意”的卧龙式文人。我们知道，胡适也在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周旋，但好像没有哪位学者说他是“卧龙式人物”，即使有，就一般印象而言，胡适的光风霁月也完全不同于旧体诗中陈寅恪这种“最是文人不自由”的阴郁和压抑。其实，胡适“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与政界人物的交往，以及实际的政治纠葛，都要比陈寅恪深得多。由于世家出身，陈寅恪之于胡适有一点“优势”，也许就是他从父祖辈那里知晓更多晚清政坛内幕罢了。

尽管如此，《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仍有值得称道之处。作者认为，“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陈氏有两个幸运的地方：一是他选择了唯一可以实现自我的职业及学术生涯，“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90页）。尤其是第二点，粗看好像没什么，但稍一寻思，我们不能不表赞成——只要看文中所引陈氏夫妇的唱和，即可体会。

同样是谈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发表于2001年）是作者读陈氏书信集的随感，至少给我的感觉，该文比《最是文人不自由》（发表于1993年）通达不少。这可能是两种文体（或者说文类）造成的。具体来说，旧体诗这种文类本身在传情达意方面就造成了一些规范（或者说约束），“自古逢秋悲寂寥”就是典型，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估计十有八九都是“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碰到危急关头，便是“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同理，陈寅恪用“食蛤那知天下事”表达他对当局的某种看法，放在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恐怕并不等于他自己要参政、干政。当然，我并不否认陈氏身上存有那种传统士大夫习气，而是想着重指出，一种文类可能会给我们认识、理解学人与学术史造成某种幕障。这或许是值得研究者时刻留意的。（撰于2017年1月，刊于4月《经观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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