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冯道与汪兆铭

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恶人，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中国五代时期的宰相冯道就是其中的一种，被认为是“古来无节操”、不知羞耻之流的代表。但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

冯道生于唐末僖宗中和二年（882），也就是逆贼黄巢占领都城长安的时候。但冯道是现在北京附近的瀛洲人，远离内乱的中心，故得以免于战火，能够接受到初等教育。他二十六岁时，后梁取代了唐朝，此后局势更加混乱。后梁定都开封，号称正统，但是时天下已经四分五裂，冯道家乡附近的军阀刘守光就在北京自立为燕帝。冯道曾出仕燕帝，因意见不合而入狱。燕帝被今山西的大军阀晋王李存勖消灭后，冯道又出仕晋王。当时，晋王与后梁隔着黄河对峙，连年斗得你死我活。晋王的将领擅自掠夺和奴役人民，当时作为文官的冯道，也默默地收下了抢来的作为战利品的妇女，但冯道又派人保护将她们送还给她们的父母。最后，后梁向晋王臣服，晋王正式建立了五代第二个正统王朝后唐，统一了华北，冯道再次出仕中央，担任宰相。不久，后晋在契丹的帮助下代后唐自立，冯道仍是宰相。再后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入侵灭中原，灭亡后晋，占领首都开封，他曾出仕辽太宗，等契丹撤回、后汉建立后，冯道又当起了后汉的宰相。最终，后周代替了后汉，他又成了后周太祖的大臣，在下一代周世宗的初年去世（954），享年七十三岁。史称他仕四朝十君，担任宰相前后长达二十三年。如果加上契丹的话，就是历经五朝，再加上燕的话，就侍奉了六代十二君。

于是，进入了君主独裁制确立的大一统之世北宋以后，史家们都对冯道的官场经历嗤之以鼻，《新五代史》称他为不知廉耻之徒，《旧五代史》也不乏批判其不忠的语句。但站在君臣之别已然确定的时代立场上，回过头去用当代的笔法去评价五代那样的乱世，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倾听一下冯道为自身所作的辩解，因为冯道自己曾经说过自己是“忠于国”的。那么，这里的“忠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说起来，中国的君臣观念经历了漫长历史的考验，有着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进化和复杂化的过程。中国的天子，说得极端一点，必须是服务于人民的人。臣下虽是服务于天子的，但服务于天子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民。因此，如果当时的天子不能服务于人民，臣下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就必须超越天子直接服务于人民。冯道之所以不说“忠于君”，而是越过了君主直接“忠于国”，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其实，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中，如果真的要与君主个人同生共死的话，那么再多的生命都是不够用的。在那样的时代，比起君主一人来，无数的人民才是更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冯道为人民尽了力。如果君主是后唐明宗那样的明君，他就献上聂夷中的《咏田家》，来努力告知君主农民的辛苦，诗云：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

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后晋灭亡后，异民族契丹入侵中原，性质不同于内乱的民族战争周而复始，场面异常惨烈。面对契丹人的残暴，中国人民展开了游击战，而契丹则进行报复性的大肆虐杀。冯道无法袖手旁观，从河南内地来到都城谒见辽太宗，恳求道：此时就算佛陀再世，也无法解救天下百姓。能够救济百姓的人，陛下，只有您一个人了，请不要再屠杀百姓了！

据说契丹人没有把中国人杀光，这有赖于冯道的功劳。

但冯道最后却做了件蠢事。后周明君世宗即位不久，山西军阀刘崇大举来犯，正当世宗打算亲政的时候，冯道却罕见地力谏世宗放弃。但世宗没有听他的，漂亮地击败敌军后凯旋。其实到了周世宗的时候，旧式的军阀已经遭到淘汰，新式的军阀正在兴起。冯道过于喜爱这位有霸气的年轻天子，生怕他受伤才选择了谏止，但他不知道世宗是新时代新力量的代表。就在这一年，冯道作为一个过时了的人物离开了人世。

我在读《冯道传》的时候，有时会想起汪兆铭。由于他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建立起了国民政府，等于是把自己过去五十年的光辉革命历程付之了一炬。现在的*中*共*自不待言，台湾也把他当作汉奸来对待，同时他也被日本人忘却了。但是从他的境遇来看，又有什么人有权去唾弃他呢？

日本军队攻入中国，国民军一败涂地，带着中国人一起逃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当中国人民无可奈何地沦入日本人的统治时，又有谁能够多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权利呢？这时，能够像冯道那样去请求日本解救“佛陀再世都无法解救”的人民的人，必须是既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又在日本人面前吃得开的人。寻遍中国，这样的人除了汪兆铭别无他者。

尽管如此，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做法却不近人情。表面宣称对日本的罪恶既往不咎，其实却是穷追猛打，对曾经作为南京政府协作者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这就等于自己丢弃了作为战胜者的荣光。在*中*共*成功的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曾经参与过汪兆铭政权的人员的逃亡和覆灭，正加速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结果是，成功后的*中*共*政权，对国民党自由思想的抬头抱着强烈的警戒心，且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在与近卫公颇有渊源的这本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想必会引人注目。但我绝没有将近卫公与汪兆铭相提并论之意，这完全是两码事，我只是把一直以来所想的问题就此表达出来而已。每次读中国历史，都感到北宋的史学家很公平。《旧五代史》也好，《新五代史》也好，在批判冯道的同时，也不忘记录下他的长处，我们也正是因此才得以描绘出冯道这个人物的真实形象。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宋代的史学家比当今一边倒的史家们优秀得多。

(原载《东亚史论》第二卷第二号，196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