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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民族主义与生态环境

约翰·R.麦克尼尔 随读随写 2019-04-10

人们的想法会影响环境,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想法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当然,变动中的环境也部分影响了人们的想法。这里有两个相关的要点。首先,在1970 年之前,人们对环境、自然、生命及这类事物的看法相当微不足道。其次,无论古今,特别是在1970 年之前,其他支配人类行为的观念影响环境最大。


主流观念就是塑造了亿万人行为的观念,通常指经济与政治观念。像基因突变或科技这样的观念随时都会诞生,但多半都会因为缺乏追随者而消失。这些观念随时都得面临无情的筛选,但像突变与科技,规模收益递增的概念通常仍适用。当一个观念为人所接受,接受度便能轻易持续提升:它在社会与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散播。接着这个观念还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传播,只要它有利于追随者。科技历史学家将类似状况称为“科技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例如,19 世纪所采用的窄轨铁路成为标准规格后,即使它造成铁路系统无法提升,无法供速度更快的火车行驶,它还是无可取代,因为投入旧系统的资金已经很多。意识形态的锁定(指正统观念的残留势力)也是这样。所有的主流观念会变成深植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正统观念,即使代价高昂仍难以动摇。


广为接受的观念主要受通信科技与政治支配。有五大变革——语言、书写、印刷、公民识字率与电子传输——主宰了通信科技革命。这样的累积让广为接受的观念更受欢迎,降低了具有影响性观念的多样性,让少数赢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政治因素也影响了许多观念的成功。几个世纪前,基督教因为国家(如罗马帝国)致力于传教而受惠。在20 世纪,英裔美国人的经济思想,则在美国杰出成就人士的协助下广为散布。


在20 世纪初,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观念仍以伟大宗教为主。它们的教义包括了各种对大自然的限制令。古代希伯来人的上帝训示信徒“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 :28)。有人以上述文字与其他圣经篇章作为理由,认为基督教,或者说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Judeo-Christian)的传统,其实相当罕见地鼓励环境掠夺。根据以上说法,佛教、道教与印度教的教义较崇敬大自然,但全球各地环境破坏的纪录显示并非如此:其他宗教传统要不是同样鼓励掠夺行为,就是并未明确限制与自然界相关的行为。


后面这个命题比较有道理。信徒多半对宗教经典一知半解。就算是了解的人,也常因为身为凡人而将宗教经典抛诸脑后,让方便与利益主宰自己的行为。每部经典也都语焉不详、自我矛盾,且可根据不同状况而有不同诠释。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社会还保留了部分的神林(sacred groves),耆那教徒尽量不杀生。但这些连同其他限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不大。到了20 世纪这个严重偏离宗教的时代,原本就作用不大的宗教,对生态的影响更是缩小到几近消失。


有关上述犹太教与基督教,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或科学革命,是借由剥夺大自然神圣的特质而允许伤害环境。虽然伊拉斯谟、笛卡尔与培根的呕心沥血之作,或许无法影响20 世纪及在此之前的农民、渔民或多数地主的想法,但这个命题仍有讨论空间。通过助长科技变革,西方科学在各地都间接促进了环境的重塑。牛顿说如果他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 世纪科学家(像是哈伯与米奇利)的研究证实在生态方面影响深远,而他们就是站在科学界巨人的肩膀上。这些科学界巨人的观念是,科学是用来解开大自然的谜题,并运用科学知识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财富。这具有说服力且无所不在的观念,合理化了现代科学能力所及的所有形式的环境操控。


举例来说,应用科学造就了化学工业,并在19 世纪中期到末期趋于成熟。到了1990 年该产业已制造出8 万种常用的新型化合物,且不免流入了无法适应这些化合物的生态系统中。即使是浓度极低的形态,其中一小部分仍具有杀伤力,毒害了鸟类与鱼类,损害了基因,并造成诸多通常视为负面的效应。有些则以高浓度形态进入了生态系统,1930 年全球化学工业制造出约50 万吨有机化学药品,到1999 年总数已增加上千倍。虽然过程缓慢,但可以确定的是化学工业会影响生态,为生物进化引进了新的选择标准,亦即能否与环境中既有的化学物质兼容。这样的发展以及类似的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热烈追求科学研究的意外结果。这其实是过去的科学观念对20世纪环境史造成的影响,而非来自宗教观念。


现代的政治观念亦然。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到了20 世纪大获成功。它成功地跨越了文化与各大洲,程度更甚于其他来自欧洲的观念,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个分身。虽然方向不一,但它仍深深地影响了环境变革。


就某种程度而言,民族主义可能刺激景观的保存。1880 年后欧洲快速工业化,对德国、瑞士或英国乡间的怀旧情绪,特别带有爱国的意味。1926 年一位英国人曾写道:“我们所拥有最具历史意义的遗迹,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乡间、市镇、村落、灌木围篱、小

巷、矮树林、小溪与农庄。”瑞士人对本国的山间与农场特别有感情且怀抱爱国心,拒绝在勃朗峰附近兴建铁路,以及其他象征他们称之为“美国主义”的事物。德国人琢磨出的民族主义更为细腻,披上田园式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成立了无数的乡村保护社团。这样的观念也助长了纳粹主义。海因里希·希莱姆(Heinrich Himmler)的党卫军(SS,纳粹特种部队)梦想将波兰转变为带有德国种族起源色彩的地区,其中便有大片原始森林,以反映德国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只要有城市及工业化兴起的地方,就会出现类似以乡村正义、(我们的)土地尊严与自然保存为要求的国家认同。1917年之后的俄国(而非苏联)民族主义,加拿大西部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运动,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对大自然的崇拜,得过诺贝尔奖的挪威畅销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其基础有如知识大杂烩的地中海地区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有形式的回归田园、反现代化风潮,这一切都反映出政治与文化对于工业化转变的极度厌恶。在地中海地区,这甚至还引发了小规模的森林复育计划,其中有些还赢得墨索里尼的支持,因为他认为这会让意大利气候更冷,人民就会因此更加好战。


在俄罗斯,防止贝加尔湖污染的行动,在苏联统治下是相当勇敢的抗争,是民族主义与自然关联的具体化呈现。贝加尔湖堪称西伯利亚之珠,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也是历史最久远者之一。它具有独特的生物群,有许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物种。部分苏联工程师认为,那里清澈的湖水很适合用来供应国家的军事工业区。1957 年当局秘密规划在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工厂,来生产喷气机用的黏胶纤维(viscose fiber)。苏联的科学与文化界精英利用赫鲁晓夫解冻期(Khrushchev thaw)——苏联言论自由度最高的一段时期——公开表示异议。最后,各界高分贝的反对,并未阻止两座纤维工厂在1966—1967 年间开工,不过当时已出现新型塑料,因此以纤维制造喷气机轮胎已成为过时的技术。以苏联的标准来说,异议的出现并未特别引发对污染管控的注意。相关活动或许有助于阻止另一项出现于20 世纪50 年代的开发计划,也就是用核弹在贝加尔湖南方炸出一个缺口,以增加通过安加拉河发电厂的水量。


在印度,与墨索里尼、纳粹党卫军或苏联少有雷同之处的甘地,则把属于工匠与农民的印度怀旧民族主义愿景具体化,使其不受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所腐化:“上帝禁止印度以西方的方式走向工业化。如果整个人口达三亿的国家(此为1928 年数据)走向同样的经济剥削,就会像蝗虫般把整个世界吞噬殆尽。”甘地是个例外:大部分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如尼赫鲁,都希望印度工业化,必要时也可以像蝗虫般贪婪。


纳粹党卫军并未实现波兰计划,印度也未追随甘地的愿景,反而听从尼赫鲁的。总而言之,保护主义者这个民族主义中带有田园色彩的成分,输给了强调权力与财富,并因此不顾生态意涵而偏好工业化与边境屯垦的对立主张。举例来说,墨西哥革命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很快便放弃了农民运动,转而支持加速工业化。1930 年之后,阿根廷与巴西在没有发生革命的状况下,追求着同样的远景。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868—1945 年),日本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1945 年后亦然,但较为压抑,且军国主义色彩较淡。因此,工业化为土地使用与污染模式带来的大幅改变,有一部分是民族主义的结果。

尝试让“空旷”边境增加人口所带来的改变亦是如此。由国家推动在加属北极地区、苏联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内陆、巴西亚马孙雨林以及印度尼西亚外岛进行屯垦(并建立稳固主权)的做法,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屯垦与保护这些地区,牵涉到大规模环境变迁,有时是森林砍伐,其他还有石油基础建设,而且几乎所有案例都与道路修筑有关。


民族主义也潜藏在其他人口政策背后,尤其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主张(pronatalism)。20 世纪许多国家寻求数字上的安全感,尤其是在生育率不断下滑的欧洲。1871 年遭到落入普鲁士王国之手的羞辱,还有之后的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权特别希望提升生育率。最成功的案例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1989 年)统治下的罗马尼亚。1965 年他设定在2000 年前达到3000 万人口的成长目标,禁止包括堕胎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节育措施,并下令警方监控每位生育年龄妇女,确定她们确实尽到生育的责任。当时,罗马尼亚堕胎与生育率比为4∶1。1966 年后罗马尼亚产房大爆满,有时一张病床还得挤进两位待产妈妈。齐奥塞斯库暂时反转了人口转型,并让生育率倍增,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尼亚的荣耀。其他为此问题所苦的国家,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79 年革命之后的伊朗,以及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统治期间为1971—2000年),也都希望借由增加人口来保护国家安全。民族主义的形式多不胜数并引进各种政策,也因为对环境的影响力而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尤其当追随者对这样的关联完全不加思索时。

 

 

另一个从欧洲散播至世界各地的观念,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是最高形式的民族主义。它在苏联与中国、古巴与越南的政治上大获成功,除了仰赖脱离外国统治而独立的承诺之外,承诺实现社会政治这点也相当重要。在其他地方促成国家推动工业化的类

似野心——经济开发与国力——则驱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推动大型五年计划。


但共产主义还有其他成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可为劳工所驾驭。就像今天许多乐观人士一样,恩格斯认为“土地生产力可通过资金、劳工与科学的运用而无限扩张”。马克思认同法国社会主义分子的想法,呼吁应以“人类剥削自然”来代替“人类剥削人类”。1926 年语言大师查祖宾(V. Zazurbin)向苏联作家委员会发表演说时,便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的进步与环境转型联结在一起:

 

让西伯利亚脆弱的绿林穿上城市水泥的盔甲,以工厂烟囱的石制口罩作为武装,再配上铁路的钢铁腰带。烧毁并砍伐针叶林,践踏大草原。就这样做吧,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靠水泥与钢铁,所有人才能友爱团结,打造全人类如钢铁般的兄弟之情。

 

1931 年,苏联历史学家伯克洛夫斯基(M. N. Pokrovsky )预言,有一天“科学与技术将臻于完美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因此)大自然将成为(人类)囊中之物,任人类选择将之塑造成何种样貌。”在如此具有崇高目标的远景下,什么生态代价都可能会产生。


位于苏联乌拉尔地区(Urals)玛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炼焦炉,是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推动工业化的一部分。面对德国崛起的威胁,还有建立工业化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斯大林认为他必须让国家尽快工业化。他试着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时,完全没考虑到环境。事实上,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认为通过劳动能重新改造自然,使其完全用来造福人类 

 

社会主义偏好大型计划,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表面上这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但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策略,最后则是自我终结。这种有如巨人症的现象,最著名的影响反映在建筑与雕像上,但在工业、森林与农业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苏联常兴建巨型工业区,例如诺里尔斯克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但这也造成污染的集中。由于苏联第一次推行五年计划时(1929—1933 年)遭遇木材短缺,数百万名囚犯与集合农场工人被送到森林,以便尽快砍伐林木。结果森林砍伐与侵蚀造成伏尔加河沙洲堆积,这条苏联主要的水路交通因此受限。在集体化农业方面,他们不只设立了大型农场,还有一望无际的广阔农田,规模超过达到机械化效率所必须的水平。这造成了极度严重的风蚀与水蚀现象。这种巨大畸形现象,再加上马克思信徒对征服自然的狂热,导致咸海逐渐死亡、全球最大

人工湖与全球最大水坝的兴建,还有无数以“修正大自然错误”为目标的大型计划。


至少在巩固权力之初,共产主义也同样抗拒科技创新。由于五年计划具有固定的生产配额,苏联与东欧工厂领导人根本没有余力测试新科技。补贴能源价格让苏联与东欧的工业僵化,以至于1990 年大部分钢铁厂仍在使用平炉式(open-hearth)制作工艺,而这种19 世纪的发明,在日本、韩国与西方国家早已被取代。政治体系妨碍了去碳化与去物质化(指以低碳替代方案取代高碳产品及活动),最后让苏东国家成为一个消耗大量能源且污染密集的煤炭城经济,而这个现象也有助于终结苏联集团。


渴望成为20世纪普世信条的共产主义,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败下阵来,成功的却是另一种更具弹性且诱惑力的宗教。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事实上这几乎涵盖所有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膜拜的对象是相同的,因为经济增长掩饰了大量的罪恶。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印度尼西亚人与日本人就能忍受无止境的贪腐。苏联人与东欧人容忍粗暴的国家监控。美国人与巴西人接受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保留社会、道德与生态弊端,的确,赞成这种做法的信徒主张,只有提高增长率才能解决这些弊端。经济增长几乎在世界各地成为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这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类似宗教的全国性风潮,早在几个世纪前便已扎根,至少在古代中国与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是如此,但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过后才大获成功。在大萧条造成的紊乱之后,这股追求增长的狂热,就像外来入侵者闯入并破坏生态系统,在全球各地意识形态的田地上进行殖民:这就相当于心智上的穴兔。大萧条后,经济理性战胜了安全以外的所有顾虑。承诺带领大家找到圣杯的人都成了神。 

 

图为1955 年苏联南部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地区的列宁集体农场(Lenin Collective )。克拉斯诺达尔曾经是库班哥萨克人(Kuban Cossacks )的家乡,拥有肥沃的大草原土壤,是20 世纪一大谷物产区。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实施集体化农业后,机械化与意识形态的承诺结合起来,鼓励设立大型露天田地的农场,但这也因此相当容易受到风蚀影响。有坦克式履带的拖拉机在泥泞的田地上相当有用

 

这些人都是经济学家,其中多为英裔美籍学者。借由刺激并管理美国与英国的经济,他们帮助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美国在1945 年之后成为国际霸主,确保美国的观念,特别是在美国最为成功的经济观,将广为各国所接受。同时苏联则在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改变路线,提供一种由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所管理的增长热潮。


终结大萧条与管理战时经济的成就,各界都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在1935—1970 年间,他们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与权力,似乎只要稍微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操纵需求进而将失业率降至最低。他们进入了权力中心与学术界,在本国与海外建言献策,在世界各地训练出大批跟班,为知名杂志撰写专栏,抓住每个可以散播学说的机会。他们的神话地位导致各种教派出现,但在基本教义上看法相同。他们的观念相当适合许多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因而被视为正统。这一切关系重大,因为经济学家思考、写作与为问题提供解药的方式,完全无视于大自然的存在。


这一点相当特殊。早期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像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与杰文斯(W. S. Jevons,1835—1882 年),都极力将自然列入考虑范围。不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兴起,到了1935—1960 年间,经济理论成了没血没泪的抽象概念,其中自然不过是装满可利用资源的仓库,甚至比这还不如。自然不会进化,在受到扭曲时也不会抽搐或调整。一度黯淡的经济学成了令人振奋的科学。1984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兴高采烈地预言经济将增长70亿年,直到太阳灭绝才会停止。连诺贝尔奖得主也可以说出“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自然资源也过得下去”这种话,而完全不会损及自身声誉。有很多极端的言论被奉为圭臬。如果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将自然排除在宗教之外,(大约1880年之后的)英裔美国经济学家便是将大自然排除在经济学之外。


如果我们的世界还有很多空旷土地、不受打扰的鱼群与广阔的森林,臭氧层保护层也健全没问题,总的来说这股追求经济增长的狂热还是相当有用,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拥挤、压力更大的世界。尽管失去了生态缓冲,其实质代价越来越高,但意识形态锁定还是同时主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没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派能够解释自然资产的贬值。真正的异端,也就是那些挑战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并寻求生态系统价值认同的经济学家,直到20 世纪末仍被视为局外人。经济思潮并未随着它所造成的局势变化而调整,因而仍具有正当性,并间接造成了大规模且快速的生态变迁。将经济增长列为压倒性的优先,绝对是20 世纪最重要的观念。


大约自1880—1970年间,知识界联手否定大规模环境变迁正在发生。当经济学家忽视自然,生态学家则是假装人类并不存在。他们并未让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玷污他们的科学,而是挑出原始地区来监控其能量流(energy flow)与人口动态。结果当然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是生态上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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